王冬青：帝国的新衣

公元一五八〇年（明万历八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葡萄牙王位，成为两国共主。对于姻亲、教派和政治关系复杂的欧洲皇室而言，这次王位更迭稀松平常，但却对全球版图有着深远影响。按照教皇主持签订的条约，大航海发现的新世界一分为二，葡萄牙掌控绕好望角东行的东印度航线，西班牙掌管横穿麦哲伦海峡西行的西印度航线。如今，随着西葡两国合归一主，两条最为重要的世界贸易通路最终会师澳门：一路由澳门向东，穿马六甲海峡，远航里斯本，另一路西进马尼拉，横渡太平洋，直达墨西哥的阿尔普尔科港口。值此之际，新的海上势力也在跃跃欲试：就在同年，亦商亦盗的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完成了环球航行；三年后，荷兰人林希霍腾远航至亚洲，绘制了著名的中国海图。一场欧洲海国的角力图穷匕见，即将改变四百年来亚细亚的命运。

蓬塔德尔加达战役（来源：wikiwand.net）

虽则取材于如此雄奇壮阔的历史画卷，罗伯特·马克利的著作《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却未津津乐道于欧洲新老帝国的霸业，而是另辟蹊径，掀起“帝国的新衣”，显出其光鲜的历史叙事下藏掖着的“小”来。马克利反复强调的是，方今吾辈凭着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以十九世纪末英帝国的巅峰之势来逆测十七和十八世纪初期欧亚交往的情形，认为英帝国可以凭借其先进技术、强大的皇家海军和庞大的贸易网络，“控制、重构和统御”东方（萨义德语）。马克利指出，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拥护帝国“文明”事业的殖民主义者，还是批判帝国压迫的后殖民主义者，都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前提：欧洲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全面统治着远东。

《东方学》，（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来源：douban.com）

借助“加州学派”非欧洲中心的经济史叙事，马克利修正了萨义德提出的欧亚权力关系论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初的早期现代世界，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仍然占据着自然资源、财富、军事和技术优势，主导着全球贸易。因此，这一时期英国对远东的想象并不同于十九世纪极具侵略性的殖民话语，而是充满了对远东财富和权力的追慕和忧惧，甚至常常用“精神胜利法”的论调来粉饰和遮蔽其失败。与萨义德强调的欧洲主宰、压迫式东方主义不同，马克利展现的是羽翼未丰的英帝国如何在与亚洲强国的贸易、外交、传教和文化交流中遇挫，勾勒分析了一种“脆弱”的东方主义。由此出发，马克利志在书写一部“亚洲主宰时代的英国文学史”。全书涵盖两百余种文史材料，以英国经典作家关于远东的叙述为主线，爬梳同时代游记、书信、海图、地理志和贸易论，剖析英国社会对亚洲强国畏慕并存的微妙心态，力图改写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

一言以蔽之，本书勾勒了一部早期英帝国的“失败史”。十七至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尚未成为以“炮舰外交”横扫世界的“日不落”霸主，仍是远东竞逐中的边缘人，眼睁睁看着天主教的葡萄牙与没有“君父”的“暴发户”荷兰，先后主导香料贸易。彼时的英格兰仍是人口和资源有限的岛国，尚未大规模开疆拓土，皇家海军虽在十七世纪末开始称霸，但数量有限，不足以远征海外，配合欧洲以外的商业和殖民扩张。至十八世纪末，英国陆军的火枪、大炮和弹药的开支尚未逾总预算的百分之五。直到二十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租界的治安和武备仍主要依靠印度锡克族雇佣军。

一八一〇年，尚未击败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威灵顿公爵慨叹道，囿于自身岛国的资源瓶颈，英帝国犹如“种在花盆里的橡树”。

面对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诸国的远东，英国及欧陆诸国的身份（或曰“文化自信”）受到重创。在贸易上，英国信奉的“自由贸易”在东亚的朝贡体系中寸步难行，无法挤进香料贸易，在葡、荷和当地邦国的夹击中沦为海盗；在文化上，中国完备详尽的古代史传体系撼动了《旧约》编年史的至高权威，来华耶稣会士和定居开封的犹太人后代，在礼仪、习俗方面逐步被儒家文明同化；在外交上，欧洲使节被中国和日本视为藩属遣来的贡使，沦落到廷前献艺的地步。于是，面对远东的诱惑和威势，无论是位居帝国前哨的商人、使臣和外交官，还是凭游记、书信和地理志想象异域的文人，逐渐演绎出一套叙事策略，修正和掩饰英帝国的挫败，维系英帝国必胜的叙事和自我认同。马克利著作的主线，正是通过文本和历史的对勘，找到英国远东叙事中的“花招”，亮出其话语层面的“破绽”，展现了帝国复杂和脆弱的一面。

首先，英国并没有运用如今我们熟悉的东方主义式二元对立话语，划定文明西方和落后东方的分野，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三角关系”叙事—英国和香料群岛诸国联手对抗西、葡、荷等国的入侵和殖民。一六〇一年，在成立不久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资助下，英国冒险家兰开斯特携着伊丽莎白女王致香料产国亚齐的苏丹的信件。信中，女王敬称苏丹为“爱兄”，有意淡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异，凸显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以树立共同敌人来拉拢苏丹国。这里，自由贸易所排斥的“他者”不再是东方，而是欧洲内部的竞争对手。例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描写撒旦出逃，途经香料群岛的著名诗行：

如在海上遥望，见一缥缈船队，

群帆高挂云端，乘着赤道的季风

从孟加拉或特尔纳特和蒂多雷诸岛，

就是商人们运送香料之处：冒着季节性潮水

越过茫茫的埃塞俄比亚海，驶向好望角，

连夜向南极方向挺进。

仿佛如此，那魔王高飞远去。

诗中提及的“特尔纳特和蒂多雷”两岛，位于著名的东南亚“香料群岛”，是亚洲丁香的主要产地。这段将魔王撒旦与东南亚空间勾连在一起，通常被视为妖魔化亚洲的东方主义叙事。但据马克利的分析，这般阐释有断章取义之嫌。其实从整体看，撒旦出逃的路线恰恰对应着十六世纪以来自东南亚至欧洲的香料贸易路线。当时荷兰仍垄断着香料贸易，英国在东南亚通商受阻。一六二三年，英国商人在印尼地区的安波纳岛遭荷兰殖民当局严刑拷打后处死，自此英属东印度公司基本放弃了远东香料贸易。因此诗中的魔王并非指香料群岛居民，而极可能是在影射荷兰这位贸易对手。事实上，当地部分岛国曾请求英王詹姆士一世助其摆脱荷兰的殖民和垄断。弥尔顿一直希望英国抢占远东市场，他严词抨击荷兰垄断香料贸易，在任英格兰外交秘书期间两次提议就安波纳岛事件向荷兰索赔。通过丑化葡萄牙和荷兰，英帝国为自身远东贸易的挫败找到了替罪羊。

面对葡、荷的霸权，以及东南亚当地成熟的贸易和政治势力，英国无法取得像对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的压倒性胜利。安波纳事件成为英格兰“国耻”，被德莱顿改编为同名戏剧。面对英国人在荷兰当局酷刑下的屈辱挣扎，德莱顿无法像他其他剧作《印第安女王》和《格兰纳达征服记》中那样歌颂欧洲征服美洲的赫赫战功，而是要掩盖英国商业扩张的惨败。他的做法是升华为一出民族的殉难记，标举英国商人的“自由公平贸易”的道德理想来塑造“民族英雄”，现实的挫折变成精神的胜利，化“国耻”为“国威”。在马克利看来，民族主义呼唤是一出“空城计”，“商人英雄”形象意在掩藏英帝国的危机：英国打出“公平自由贸易”的大旗，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商业和军事上无力与荷兰抗衡，只能以海盗为生。十七世纪，英帝国还未形成海外扩张的“统一战略”，国家主导、炮舰护卫的贸易殖民主义尚未形成。公司董事会希望凭武力开拓贸易版图，但股东们只图闷声发财，反对耗资巨大的殖民计划；此外，东印度贸易的反对者们还极力谴责远东的奢侈品进口导致英国白银外流和道德腐化，因此，英国商人并不“代表”民族利益，而是陷入了重重分歧。一六六五至一六六七年的伦敦城，史上罕见的瘟疫和大火接踵而至，不久英国又与荷兰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英国海上贸易近乎瘫痪。然而，在德莱顿发表于一六六七年的长诗《奇迹年》中，却是另一幅景象：伦敦在尸身和废墟上浴火重生，英国海军截下荷兰商船，砸毁来自中国的瓷器，在“整垛的香料”上燃起熊熊烈火，船只与货物尽数化为“芬芳的碎片”。在历史与文本的对照下，“多难兴邦”的英格兰民族英雄主义叙事破绽百出。最为讽刺的是，复辟时期极力贬低荷兰暴发户的英国人，却在光荣革命后从荷兰迎回了他们的新主威廉三世。

横渡邦国林立、群岛棋布的东南亚海域，经马六甲海峡北上，英国面对的是一片迥异的风景：富庶而统一的中国雄踞东亚大陆，欧洲使团、商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以求建交、通商和传教。在《英国的远东想象》中，英国的中国想象也是浓墨重彩之处。全书七章中有三章直叩中国主题，篇幅近半。

身为比欧洲各国更为富庶强大的“异教文明”，中国挑战了基督教历史叙事，也刺激着英国和欧洲作者们调整阐释策略，重构跨文化叙事。十七世纪正值全球普遍危机，英国这厢内战弑君，王位空缺十余载，继以复辟与光荣革命，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中国亦逢明清易代，华夷秩序一度颠覆，顾炎武等士人遂有“亡天下”之叹。在双重变局中，历史现场变得丰满起来：一边是耶稣会士和保皇党人借赞美中国巩固教权和王权；另一边，弥尔顿和笛福等倾向共和的作者则对中国大加奚落和抨击。一时间，中国问题演变为一场英国复辟和启蒙时期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路线斗争”。

耶稣会士、保皇党人和赴华使团为了推动在华传教和通商，往往对明末残酷血腥的饥荒、战乱和屠戮避而不谈，转而盛赞明清相继的“大一统”王朝。利玛窦摇身一变为“西儒”，辗转于宴席结交明朝士大夫；卫匡国剃发易服，归顺挥师南下的清朝新主；在耶稣会士的寻访下，一群世代居于河南开封的犹太人家族也浮出水面，他们饱读儒家诗书，进而中举为官，融入中国精英阶层。约翰·韦伯利用卫匡国译介的中国古代编年史，异想天开地论证诺亚（Jaus）即为中国始祖尧（Yaus），认为汉语继承了伊甸园中亚当的“原始语言”，并将其著作献给复辟的查理二世；荷兰赴华使团为了迎合中国的帝制，特意将荷兰亲王（Prince）转译为君主，将荷兰这个联省共和国塑造为君主制国家。

面对强大的明清王朝，这些叙述旨在“求同”，竭力淡化文化差异，构建跨文化共识，进而推动贸易和外交。但与此同时，弥尔顿和笛福却心态迥异，他们认为中国动摇了英国的“文化自信”，严厉抨击中国的异教和“专制”。在弥尔顿看来，中国庞大的市场颇具诱惑，但中国完整连续的古代史传体系会动摇《旧约》历史叙事的权威，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了他对远东的整体想象。笛福读过耶稣会士和俄国使团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但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却号称“一百万中国步兵也不能抵挡我方一队严阵以待的步兵……三万德国或英格兰步兵，一万法国骑兵，足以击败全体中国军队”。而事实上，在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在亚洲的驻军至多数百人，北京周边方圆两千英里范围内都不见英、法、德军队的身影。鲁滨孙讥讽中国长城是“庞然无物”，对照历史或许会发现，若以这一断语形容英帝国的远东事业亦不为过。这里的“求同”和“驳异”实乃一体两面，反映出英帝国在强大他者面前努力调整与重构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和应对策略。

相比传统的文学史论著，《英国的远东想象》一书读来别有一番气象，因其融贯了跨学科的视野。尽管全书均围绕这一时期的英国经典作家展开，但论述却远远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范畴。从经济学到神学，从海图到环境史，从拉康的象征秩序到拉图尔的科学批判，本书力求在一种整体性的时代性视野中审思我们对文化他者的想象。

马克利多年从事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现任美国“科学、文学与艺术”学会主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开始探讨牛顿等科学家著作中的神学观和语言观，于本书前一年出版的专著《濒死的星球》研究文学和科学中相互交织的火星叙事，近年又开始撰写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的文化史。由此，《英国的远东想象》将帝国意识形态征候的分析引向了超越人类中心的生态批评。他认为，早期全球资本主义与新教神学交织在一起，熔铸成英帝国对远东的生态想象：自然资源取之不竭，资本可以无限扩张。这样的时代精神，大哲洛克一言以蔽之：“全世界皆是美洲。”

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经济学—神学话语中，大自然呈现出矛盾形象：一方面，自然哲学家牛顿、波义耳等认为，作为神的造物，自然的美妙秩序和丰沃资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福祉；另一方面，根据新教神学，伊甸园之后的自然又陷入匮乏，人类背上了劳作的诅咒。对远东宝藏的幻想，恰恰可以克服这一矛盾。尚未探明的远东和南太平洋，仿佛是伊甸园式的平行宇宙，摆脱霍布斯式“人人相战”的“内卷”状态。笛福小说《新环球航行记》中，主人公远航大洋洲，用小玩意儿换得大量黄金，再运往南美洲准备进行贸易，结果却发现那里杳无人烟，遍地黄金，只等人去捡。笛福的冷笑话隐去了十八世纪跨太平洋航海的残酷境遇，远航异常艰苦，饱受风暴、疫病、海盗和水手哗变的困扰，死亡率惊人。笛福的叙事意在宣传南海殖民计划，幻想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和无尽利润。

马克利认为，无论是笛福在政论和小说中鼓吹的南海殖民计划，还是轰动一时的南海贸易公司股价泡沫危机，都基于这一“无限资源”的反生态想象。时人著述中频频出现的stock一词兼有“资源”和“股票”之意，一语双关，巧妙揭示了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源的同构性，二者都被赋予了无限增殖力，可以用来挽救英帝国的危机。

著名英国史家琳达·科利指出，《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是两则相反相成的帝国寓言。我们往往津津乐道于鲁滨孙荒岛称王的殖民霸业，但未尝留意的是，同在帝国海疆漫游的格列佛却一路碰壁，频频遇劫、被俘甚而受辱，丝毫未显帝国的荣光。本书以格列佛的日本之行作结，用意或亦在此。十七至十八世纪初，英国在日本陷入困局，一边是荷兰垄断对日贸易，一边是德川幕府实行闭关和禁教政策，英国驻平户贸易站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闭。格列佛先是在海上被倭寇所俘，后得日本天皇开恩返回欧洲，充分说明了英国在远东的弱势地位。格列佛的日本之行没有征服岛国的霸业，而是变成了英国与天皇联手对付荷兰人，仿佛可以一雪安波纳屠杀的百年国耻。小说中的日本仁义有礼，开明强盛，就连日本推行的“践踏十字架”的禁教措施也被描摹成荷兰人谋求通商的自取其辱之举。荷使入宫觐见幕府将军时，被迫在御前献艺，耍猴戏、唱情歌、学说日本话，这等闹剧全然颠覆了后殖民主义想象中的欧亚关系。

以此观之，鲁滨孙的故事也并非纯是一曲帝国的凯歌。马克利敏锐地注意到，如果说《鲁滨孙漂流记》设定的是凭借自我奋斗、清教式内省和现代科技便可征服世界的“白日梦”，那么《续记》则暴露出萦绕着这个脆弱帝国的“噩梦”：殖民地岛屿的内乱和衰落，荷兰对“自由贸易”的威胁，中国文明的巨大挑战。

从一六二三年的安波纳屠杀到二〇二一年的阿富汗撤军，“帝国坟场”的梦魇萦绕着一代代世界霸主。帝国话语的历史矛盾体现在外来文明对英国文化身份（Englishness）的挑战和重塑，而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二十一世纪以来，继博达伟（David Porter）和马克利之后，近十部研究早期中英关系的英语学术专著陆续问世，其中多位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悖论式形象。如今，中国这个昔日英国眼中富甲一方的“异教文明”再度崛起，以今日之中美关系重度昨日之中英关系，可谓似曾相识。中国既是充满诱惑的财富和文化之源，又是难以完全纳入西方游戏规则的另类“玩家”。欧美一面渴望中国的资本和市场，一面又忧心随之而来的经济竞争和价值观挑战，这莫不正是马克利笔下脆弱的东方主义？四百年前，在与中国及远东文化的对话和角力中，一种尚无明确中心的全球现代性在聚讼纷纭中徐徐浮出水面。这样的历史经验，对思考今天的全球秩序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