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

作者:  廖久明

鲁迅逝世后不久，文坛便爆发了郭沫若、茅盾谁为“文坛领袖”的论争。尽管发表在《大晚报·火炬》上的论争文章曾收入孔另境编著的《秋窗集》（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以“文坛领袖”、“文坛重心”、“文坛重镇”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读秀学术搜索，却都未检索到相关文章，仿佛此次论争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一样。实际上，梳理一下此次论争经过，对了解鲁迅逝世后的文坛、“两个口号”论争的真实结局和意义是有帮助的；通过检讨此次论争，还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类似论争实际上没有必要发生，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发生。

鲁迅

一、论争过程及反映出来的左翼文坛内部矛盾

就中国文艺界而言，1936年秋天属于多事之秋：标志着“两个口号”论争“结束”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新认识》第1卷第2号（1936年9月20日）、《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1期（1936年10月10日）发表后不久，鲁迅又于同年10月19日去世。在这段时间里，孔另境先是协助茅盾整理《中国的一日》，然后又为鲁迅逝世事奔忙，“等到把心情完全静定的时候，人们的身上早已披上轻裘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从各方面所袭来的刺戟还是很多”，孔另境却因为忙，“只得积郁在胸中”。忙过鲁迅逝世事后，孔另境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发泄一下胸中的那些积淤”，“不意一动笔，竟惹下一场祸事来了”。

1、论争缘起：孔另境化名东方曦批评文坛现象的三篇文章

一天，孔另境偶然在11月5日出版的《中流》的《编后记》中看见这样的文字：“这次专号收到各方面稿件总数在千篇以上……”他觉得有些“刺眼”：“因为自己曾经整理过《中国的一日》的稿件，记得一共收到的稿件计有二千五百件左右（连木刻图画照相在内），为着统统看一个初遍，总共费去差不多二个月光景，那时整日埋头在文稿中，已经觉得疲累不堪，现在这位《中流》编者居然如此神速，能在仅仅五六天之内看完一千件来稿，而且又作了最后决定，我在佩服之余，不免暗暗地怀疑起来了。”（第2页）这期《中流》上还刊登了许广平的《片段的记述》，其中引用了鲁迅生前的话：“办刊物应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扩大，不可老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两相对照，孔另境“发生甚大的感慨”：“于是我即查它的目录，当真——老在这几个人身上^，于是从悲感中发生了愤慨，决定老实不客气地给这位编者一点指摘。”（第3页）当日，孔另境便在《秋窗漫感》的总标题下写作了《文坛禁地闲人莫入主义》投寄给《大晚报·火炬》，内云：“这种把文坛当做‘禁地’，禁止一切新进的有志的青年参加进来的闭关主义，不但这一种杂志，实是普遍的存在着的，但我们不看见有谁来说过句公道话，有谁来代这无数万千的投稿者呼喊一声，因此更使我们觉得鲁迅先生的这一句遗言的可贵，鲁迅先生一死的悲痛。”因为担心编辑崔万秋“也中了‘介绍主义’的毒”，孔另境附了一封短简寄去，内云：“这篇稿子确实写得太长了一点了，但也无法，有许多话是非说不可的。我猜想贵刊是会刊这篇文章的，所以寄上，分二三天登最好，不妥处请随便改。这署名你也许从未见过，但也请不喜深究吧。”

三四天后的11月16日，该文发表出来了。同时，孔另境接到了崔万秋的来信，内云：“您的署名我们虽然从未见过，但您的这篇作品我们是很佩服的。我们很荣幸得到您的这篇严正的论文，刊载《火炬》上。欢迎继续赐稿。”两人的来信以《作者写给编者》《编者写给作者》为题，与孔另境化名“东方曦”在《秋窗漫感》总标题下写作的《文坛“明星”主义》一起，刊登在1936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上。《文坛“明星”主义》以《今代文艺》第1卷第3号用大号字体发表郭沫若的戏联为例批评“文坛‘明星’主义”：“像不久以前的《××文艺》，为要号召读者，把某名作家的一副数十字的戏联登了进去，而且还大事铺张，在广告和目录上用大号字私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题目，这种迹近无耻的欺骗终于斲伤了自己杂志的信誉。然而从此也可见文坛的‘明星’主义确已发展得很极端的了。” 

12月7日，孔另境又化名东方曦在《大晚报•火炬》发表了《炉边偶论•（一）介绍主义》，结尾云：“资本主义愈发展，人类生存竞争愈尖锐，介绍主义是迫于此种需要而产生的，它的葬送一定要伴着社会组织的变更。虽然，我还是要奉劝编辑家一句：文章虽是商品，而商品究亦有好坏，若只顾交情而把蹩脚货色来欺朦主顾，究属要破坏本身的信用的，我们虽无阻止介绍主义的发达，但总希望编辑家放出一点良心来，不要专顾交情而使好货色永埋地下，我们虽然也是在谋生活，同时我们也负着促进人类文化的任务啊！”

孔另境

2、论争开始：《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18日第5版的三篇文章

孔另境正在因为“外边的回响一点也不见”而“觉得乏味的时候”（第4页），12月18日出版的《大晚报•火炬》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漫话明星》、若英的《例子并没有说完》、陈阜的《也是漫话》，由此拉开了“文坛领袖”论争的序幕。

郭沫若的《漫话明星》主要针对《文坛“明星”主义》写作，内云：“‘十足道地’的大明星，自然有‘极自然的现象’在。苏联的高尔基，中国的鲁迅，都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着我们唯一的一个‘文坛重心’——茅盾了。鲁迅是被称为‘中国高尔基’的，已经死了，茅盾自然是‘高尔基第二号’，更有何疑？这真‘十足道地’的‘东方的太阳’。我们是虔诚地仰望着我们的‘太阳’时常照临着我们，不要每每躲在夜幕和乌云里不肯露出面孔。‘太阳’据说也还是恒星之一，其‘明’也赫焉。假如我们这样的仰望，在‘东方曦’先生看来也就是‘恶劣倾向’的‘明星主义’，是应该‘纠正’的话。这儿自应该把‘东方曦’先生另一笔很严正的文字重录出来，还请我们的‘文坛重心’——茅盾先生留意。”

若英（阿英的化名）的《例子并没有说完》逐一针对孔另境已经发表的三篇文章写作，含沙射影地举例说明茅盾有更离谱的事例，然后在结尾写道：“例子有的尽是，我想也不必多举了。总而言之，对东方曦先生的意见，我是十二分拥护的。要加上注脚的，就是犯了以上的病，固然不可恕，自己掩起更甚于此的同样的行为，反而打官腔，作‘正义感’，尤其是不可恕。‘重镇’在文坛上自然应该有，但必是众望所归的，决不属于自吹自捧的‘海派’者流！”

陈阜的《也是漫话（二则）》（应该由于篇幅原因，此次仅发表文章开头部分和第一则《盯梢》）笼统地针对东方曦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的“几篇漫话”写作，内云：“自从两个口号论战发生之后，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读了不少的文章。其中始终固守一定的立场的人虽然不少，但始而主张这样，继而主张那样，再后又主张不这样，不那样的人也不是没有吧？我希望读者们能把参加这论战的许多老作家们的文章各各自始至尾读一遍，这对于那些作家们的性格的认识是有不少的帮助的。”了解“两个口号”论争情况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引文中的“始而主张这样，继而主张那样”的人指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茅盾先写作了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需要一个中心点》（1936年5月1日《文学》第6卷5号，署名波）、《进一解》（1936年6月1日《文学》第6卷6号，署名惕），后又写作了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文章《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年7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2号，署名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号，署名茅盾）、《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1936年8月23日《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2期，署名茅盾）、《谈最近的文坛现象》（1936年10月10日上海《大公报》，署名茅盾）。在这篇文章中，陈阜还用茅盾自己的话来批评茅盾，用以说明茅盾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并说明茅盾“想用一种不大光明的手段或不很爽朗的态度去获得读者和作者的同情”：“矛盾[茅盾]先生在十二月号的《文学》上，写了一篇《研究和学习鲁迅》，他说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时时追踪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他称赞鲁迅先生的‘一口咬住就不放’的战斗精神。这是确论，我们的作家们，尤其是理论家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这种精神。现在文坛上也许有不少已成名并有了颇高的地位的作家，本来以他的作品已足以获得他应得的声名或地位，但反而想用一种不大光明的手段或不很爽朗的态度去获得读者和作者的同情的吧？那么请他们学习学习鲁迅先生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知道，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三位作者都毫不例外地认为东方曦是茅盾的化名并加以攻击。

郭沫若

3、论争继续：阿英与孔另境在《大晚报》的交锋及“坛外人语”

看见这三篇文章后，“为把‘罪孽’挑到自己的肩膀上起见”，孔另境写作了《“东方曦”示众》，声明“东方曦决非茅盾，乃是我——姓孔名另境的便是”（第5页）。这篇文章还未寄出，孔另境便看见阿英化名若英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21日第6版的《关于沫若的戏联》。该文主要叙述了郭沫若“戏联”的发表经过和原因，并在结尾如此写道：“在拜读了茅盾的《此时此地》（《生活星期刊》）以后，久想根据那原则写一篇《茅盾先生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此时此地》，以示汪精卫先生七一三前后的政论不能专美于前，苦于人事匆匆，竟未能写定。却想不到因沫若的一副戏联，反而先成了这样‘失敬’的告白，明知‘螳螂当车’，终将被‘权威’打下十八层地狱，然而在下地狱之前，究竟不得不声明如上。冒昧失当，知所难免，这只有请东方茅盾恕过了。”

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茅盾仅在1936年8月23日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2号发表了与论争有关的《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该文由《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学家联合救国抗日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又是怎么讲？》《为什么要讲创作自由？》三部分构成，主要对周扬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可知，三个多月前看见茅盾的《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时，阿英便打算写作《茅盾先生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此时此地》，“以示汪精卫先生七一三前后的政论不能专美于前”。应该是由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以及鲁迅的逝世，使阿英“未能写定”。现在因为郭沫若的一副戏联，“反而先成了这样‘失敬’的告白”。

阿英在《关于沫若的戏联》的“附记”中如此写道：“至于‘东方曦’究为谁个，暇当一‘考’，从思想观点，文章风格，生活体验，应用语汇等等方面一证之。”看见该“附记”后，孔另境“为不辜负若英先生的盛意”，“只好把《示众》一文留了下来，那意思的一半是想和若英先生开个玩笑，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法子当真考证出来”（第10页）。加上孔另境接到了崔万秋的来信：“有些人议论东方曦是那一个，于是便不免猜这个猜那个。我以为先生始终用东方曦的名字论评下去就好了，对于外界的揣测，似乎不必顾虑。因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主要的还是议论的内容。况且，先生一登场，便是用东方曦的符号了。”孔另境决定不发表《“东方曦”示众》，“但他们的猜测又不能不理”（第11页），于是写作了《炉边偶论》之四《论猜测》，化名东方曦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28日第5版。该文论述了猜测的“三种形态”，在论述第三种形态时，以郭沫若误解自己的《文坛“明星”主义》为例进行说明：“我想只要稍通文理的人是一看就明白的，在这里绝对没有攻击郭先生之处的，我特意用了‘戏联’两字（这次若英发表的郭先生信里也果然是戏联两字），是明明在替郭先生脱御[卸]责任的（我是根据了一个人偶尔是无妨开开玩笑的主张的），我又用了‘私撰’两字又明明告诉读者‘戏论鲁迅茅盾’并非是郭先生自己加上的题目（这次若英说‘私撰二字，事实上也是扑落了空，因为这一责任，同样是应该由我负的’。这种话再可笑也没了，难道是负转交责任的若英先生所加就可以说是‘自撰’了么？我的主意是在替郭先生卸脱责任，既不是作者自撰，当然是编者私撰了，那里想得到是另外的阿×阿×所加的呢！）而且我说的‘这种迹近无耻的欺骗，终于斲伤了自己杂志的信誉’，这里所谓‘这种——欺骗’明白是指《今代文艺》的编者的‘私撰’题目，大事铺张的办法，底下不是说‘斲伤了自己杂志的信誉’吗，这不是更明明白白在攻击这位编辑者么？何以郭先生一定要把它拉到自己头上来，说是骂了呢？郭先生在开头就说‘这位东方曦究竟是谁，早有人写信来告诉我了’，要是郭先生因为这原故因而大大光火，那么我不能不说，郭先生实在扑了空。”

在《关于沫若的戏联》的同版，还发表了署名东方曦的《秋窗漫感·（一）文坛禁地闲人莫入主义》的部分手迹和孔另境致崔万秋信，全信为：“崔万秋先生，读到十八日《火炬》，知道我的《秋窗漫感》和《炉边偶论》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愤慨，而且其中好像还有猜测。《也是漫话》中说‘能像东方先生一样熟知文坛上一切怪现象的人并不多’，其实作为‘东方曦’的我，实在对于文坛的‘怪现象’并不熟悉，所以会冒昧地写了那两篇，把我的直觉老实地说出来。同时对于各位的‘猜测’，我也莫名其妙，不过我也曾间接听说那‘猜测’是由于笔迹而来的，所以我现在要请你把我原稿上的笔迹公开出来。东方曦”。关于手迹发表及写信情况，东方曦在《论“猜测”》中如此写道：“十二月十八日的《火炬》竟有郭沫若，若英，陈阜三先生一致论列起我的话来，我是惶恐的，但仔细一读以后，又不禁好笑起来了。说[谅]读者也一定会看得出，三位先生的文章里一直在攻击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当作用‘东方曦’我化名写《秋窗漫感》和《炉边偶论》的本人。/我于是赶紧写了一封信给编者崔万秋先生，要求他把我原稿的笔迹制版公开出来，那意思是想替这位吃夹账的某先生辩明一下，把‘罪孽’挑到自己的肩头上来——现在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紧接《论猜测》一文是林黛的《坛外人语》。该文首先交代了自己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在东方曦先生的小书斋中，偶然与他谈到文坛的现象，觉得有许多可痛心的地方，我们两个人的感慨完全是相同的，当时我就劝他写出来发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秋窗漫感》，其后又续写了《炉边偶论》。虽然文章是他写的，自有他来负责，但我完全同意他写作的动机，完全同意他所指摘的现象。不料这两篇文章刊出以后，竟引起了意外的反响，郭沫若先生和若英先生都来针对着这两篇文章发表意见，若英先生尤其慷慨激昂地发了一下牢骚。据说还有许多人要就此发表意见，我是当时参加‘漫感’和‘偶论’的一个人，自然不便缄默。”然后对郭沫若、阿英的文章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这里，不能不使我替‘他们的文坛’惋惜。不管东方先生的文章有没有错误，但他的动机是很纯洁的，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然而我们来看看郭沫若和若英两先生的文章（其他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却不能不使人失望。本来是严肃的论到文坛的一般现象，却被人拿来当作私人意气之争，将私人的牢骚来浪费笔墨，浪费篇幅，浪费读者时间，真太无谓。从郭先生的文章看，似乎他是不愿意别人被尊为‘重’镇而自己被列入‘明星’，这不是挖苦话，郭先生的《漫话明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若英先生显然是对于被尊为‘重镇’的人（说穿了，就是茅盾，其实据我所知，东方先生写作这篇文章，完全与矛盾[茅盾]先生无关）怀着敌意，因而来同情没有被列入‘重镇’而仅讥为‘明星’的郭先生。他的那两篇大文，除了拥郭攻茅以外，还有什么内容！因为这样，东方先生的严肃的指摘，却意外地形成了‘茅郭之争’。在这里，我没有别的感想，只觉得中国有些作家实在太不爱惜笔墨时间和精力，不努力著作去获得读者，只是从事于一些无谓的意气争执。”

阿英

4、论争扩大：《立报·言林》发表的论争文章

在《大晚报·火炬》发表“文坛领袖”论争文章后不久，《立报·言林》于1936年12月25-30日连续6天发表了8篇相关文章：《戏致东方曦》（何典）、《戏联》（何典）、《秋窗漫感》（纪塔）、《文坛领袖》（纪塔）、《东方明》（无心）、《赋得“赫赫的太阳”》（阿英）、《我的答复》（东方曦）、《领袖问题》（李华飞）；另外，1937年1月7日发表了《解决纠纷的最好方法》（李豪）、《自私心的利用》（屈轶），1月23日发表了《无益的争论》（林曦）。

何典即陈子展，从两篇文章的内容看，陈子展已经知道东方曦不是茅盾的化名。其中一篇文章为：

戏致东方曦

文坛寥落几明星，

至今文坛有重心。

漆黑一团长夜里，

东方曦也尚关门。

自从我在《言林》发表《戏赠蒲牢》一诗以后，《大晚报·火炬》也起了关于文坛的论争。因为有一位新作家东方曦先生发表他的评论文坛现象的处女作，攻击“文坛明星主义”，攻击“文坛关门主义”，连远在海外的郭沫若先生也恼了，写了一篇《漫话明星》。鄙意东方先生反对文坛也有明星，我不妨举起两手附议。可是他又提出某某两位为中国文坛重心，如今一位死了，另一位当为唯一重心。那末，不倾向这个重心的，就被摈在坛外或门外了。原来东方先生也还是文坛关门主义者吗？不免来个“戏问”。

文章写到的《戏赠蒲牢》原载《立报·言林》1936年12月10日第2版，署名何典，全文为：

算谁狗尾算谁貂？

立此存照大家瞧。

鲁迅空前不绝后，

替人何幸有蒲牢！

顷见《中流》第七期有蒲牢的《立此存照续貂》一条补白。按《中流》最初几期有署名晓角的《立此存照》，自大文豪鲁迅先生死后，已成绝响。今复得蒲牢先生续之，虽曰“续貂”，意存谦逊，然其为豪也亦大矣哉！诗以戏之。

1936年9月5日、10月5日、10月20日出版的《中流》第1卷第1、3、4期补白栏发表了鲁迅的6则《立此存照》（署名“晓角”），11月5日出版的第5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第一篇文章即以手稿影印的《立此存照》，署名为“鲁迅遗著”，1936年12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1卷第7期补白栏发表了茅盾的《“立此存照”续貂》（署名“蒲牢”）。结合《戏致东方曦》中的“自从我在《言林》发表《戏赠蒲牢》一诗以后，《大晚报·火炬》也起了关于文坛的论争”可以推断，自从茅盾在《中流》第7期以蒲牢为笔名发表《立此存照续貂》以后，一些人便认为茅盾有接替鲁迅成为文坛领袖的想法，陈子展于是“诗以戏之”。这应该是人们看见东方曦的《文坛“明星”主义》中的“文坛之有重心，本是一椿极自然的现象，如苏联之有高尔基，中国之有鲁迅茅盾等”便认为东方曦是茅盾化名的原因之一。

无心即金性尧，他与阿英一样仍然认为东方曦是茅盾的化名。他在文章开头写道：

数日前遇何典丈，承告“文坛佳话”故事，“烟士批里纯”忽油然而生，遂口占四句云：

昔日文坛双重镇，偏将副座屈茅盾。

鲁翁一死东方白，独霸秋窗作替人。

关于该文的写作情况，沈鹏年有如此说法：“金性尧当时并不了解东方曦是孔另境的笔名。听陈子展谈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大文艺社团有关‘为人生’、‘为艺术’争论的历史纠葛以后，联想目前的争论有感而发，便口占了四句打油诗。他认为东方曦的文章小标题用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等大帽子，颇不以为然，所以说‘独霸秋窗’。”结合诗句意思可以知道，“作替人”应为茅盾希望自己代替鲁迅之意。

纪塔在《秋窗漫感》中谩骂那些平时“总装作‘自由’的人”：“无党无派，拥护真理，反对倾向，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当然，不受谁的利用。但是他们最怕太阳光，他们装作正直的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有时，也到街上来，却没有强烈阳光的天气。”在《文坛领袖》中则对含沙射影地对阿英提出了严厉批评：

东方曦在《火炬》上写了几篇漫话，竟而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而且把东方曦当作茅盾先生围剿起来了。这真是文坛奇事。

鲁迅先生一去世，小报上就大登某某将回国作“领袖”，某某捧某某作“新君”的消息，最近又盛传某“理论家”出国迎“领袖”了，好像文坛没有了领袖，就没法过下去。我有点不懂这奇怪的道理。

本来，“理论家”时常拿“创作家”作支柱是真的，没有“领袖”“权威”就没法过日子，我不相信。偶像崇拜的观念还留在“理论家”的脑里或者可能说，但，青年作家是不需要那种硬捧出来的“领袖”的。

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是怎样出现的呢？那是由于他为群众利益作过艰巨的斗争，他有比平常人更勇敢的精神，他有替群众争取利益的才能，在文学界，还要加上他向反动者斗争的英勇，有比一般群众优越的作品——战斗武器，他还能清楚地分晰形势，决定战术与战略，因而，虽然他自己不以为自己就是，无形中他却成为领导者了，像巴比塞，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理论家”“描写辞典”的编辑们，不理解这一点，也不愿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鲁迅先生一去世，可以随其所欲，去“请”“迎”他们底“领袖”了。

我，像我一样的青年，郑重的警告这些人：你们“捧”“迎”出来的所谓“领袖”也者，我们是不需要的，如果他是不曾为我们战斗过的人，就让你把他拥到我们跟前，我们像他在天边一样，不会拥护他的。

不要作迷梦吧，好好地编你底“描写辞典”吧，好好地在家抄吉尔波丁高尔基的文句吧，我们的领导者是在不断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用不到你们“捧”“迎”“请”或者“拉”出来的无用的家伙！

阿英曾以戴叔清为笔名于1931、1932年在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以下十本《青年作家ABC丛书》：《写给青年创作家》《文学原理简论》《文学方法总论（上）》《文学方法总论（下）》《语体文学读本（一）》《语体文学读本（二）》《语体文学读本（三）》《文学描写手册》《文学术语辞典》《文学家人名辞典》，由此可知，纪塔写作该文主要针对阿英。

阿英《赋得“赫赫的太阳”》全文为：

昔也未明今也曦，

圆圭方璧泄灵机。

世间万事皆矛盾，

鬼作冰人又一奇！

【跋】捧人也要拉鬼作陪，人间事可谓愈演愈奇，只苦了已登鬼录的鲁迅先生也。看了日前《言林》载何典《戏致东方曦》一诗，不觉技痒，爰赋打油一章，并以郭沫若《漫话明星》一文中语为题。自然是“郎损”（译音）之事，但决非有意在弄“玄”虚，幸阅者谅之。（文责自负）

关于该首诗，沈鹏年有如此说法：“东方未明、圆圭、方壁、矛盾都是茅盾曾用过的笔名。阿英起先误会‘东方曦’也是茅盾的笔名，所以作诗讽刺。前三句都是针对茅盾的。第四句‘鬼作冰人’是指孔另境答辩文章《炉边偶论之四：论‘猜测’》，文中一再借鲁迅生前被诬的例子为自己辩解：孔说‘因替某一方面说话，就断言他是某一派人，说的话一定有某种作用，这就不免胡闹了！这就等于从前反对鲁迅的人诬蔑魯迅一样，因为鲁迅同情苏联，同情革命，就说他一定是受了俄国卢布的缘故。这种可笑而愚妄的“猜测”，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上竟可以随时出现的。’这是指责阿英。——阿英说‘冰人’者媒冰也。阿英认为鲁迅已死，东方曦借例为自己辩解是牵强附会，所以说‘鬼作冰人又一奇’。” 实际上，“郎损”、“玄”都是茅盾曾经使用过的笔名。

看见纪塔的《文坛领袖》后，孔另境作《我的答复》，其中有关文坛重心的文字有：

其实，文坛的重心的的确又是一椿极自然的现象，它是由作品给予读者的影响而形成的，我相信即使我并不形之于笔墨，也会普遍地蕴藏在读者的心中的，“硬捧”是决不会成功的，而徒见其可耻而已。鲁迅先生丧仪中的万千群众就是铁一般的例证，要想做领袖的与其“吹”和“捧”，还不是多努力在作品上的好，读者才是最公平的审判者，我不是有言在前吗：“……这个重心的存在，一定要伴着一种领导作用，仅仅借一个名字是无用的，在自觉为重心的人也不断要自我批评，切实地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才成的！”任意诬蔑我为“捧领袖”是连你们的孩子也会耻笑你们的。

剩下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李华飞的《领袖问题》将郭沫若三个月前在文海社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加上说明文字发表出来，郭沫若在讲话中发表了“新时代的领袖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观点；李豪的《解决纠纷的最好方法》认为阿英在《欲罢不能的再说几句话》中的“要求东方曦先生发表真姓名”是“解决纠纷的最好方法”，至于那些题外的问题：“像什么捧领袖等等，实在是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屈轶的《自私心的利用》引用朋友对自己的说话，意在告诉人们不要在乎别人咋样，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有的人因为相互间有些嫌隙，于是找机会相互挑剔。有时，找错了门路，却还张冠李戴，给彼方一顿拳棒。然而，我却耐忍着个人的嫌隙，不再公众之前，空费别人耳目。绝交之外，别无更大的报复”；林曦的《无益的争论》则认为此次论争是“无益的争论”，“希望我们的作家：把视野放大点吧，这已不是该作家浪费论争的时候了”。

陈子展

5、论争结束：孔另境、阿英的论争及陈阜对此论争的评价

看见纪塔的《文坛领袖》后，阿英写作了一篇文章进行“答辩”，谢六逸来信告知，将在12月31日的《立报·言林》发表（该文未见发表）。接着，阿英看见了《坛外人语》，认为“重心已被拉开”，由于“有些事是非说清楚不可的，因此再添上几句”，于1937年1月1日写作了《欲罢不能的再说几句话——要求东方曦先生发表真姓名》，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3日第5版。该文主体由《被恶毒的歪曲了主题》《关于<论猜测>与<我的答复>》《问题是比什么都简单》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交代自己写作《例子并没有说完》《关于沫若的戏联》的原因；第二部分批评东方曦在《论猜测》《我的答复》中不肯承认东方曦是茅盾的化名；第三部分针对孔另境发表的手迹，阿英如此写道：“看诚然是看到了，可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是否东方曦先生的手迹。即以东方曦先生所深然了解的鲁迅先生说，他寄出来发表的稿子，就不一定是亲笔，有时是由人录副寄出的。有十余年编辑经验的东方曦先生，对于这不可靠谅所深知，以此来替‘吃夹账’的先生解脱，未免有点开他的玩笑了”，所以希望孔另境“马上把自己的真姓名发表出来”。

看见该文后，孔另境于1937年1月6日写作《战术的公开——答若英先生们》，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10日第5版。其中分析了阿英认为东方曦是茅盾化名的原因：

我所觉得奇怪的，若英先生们为什么一猜就猜到东方曦是茅盾先生呢？现在我不妨来说一说事件的经过。据说当我发表《文坛禁地闲人莫入主义》的时候，《火炬》编辑部以外的二三人，甚觉高兴，到处去宣传茅盾在用化名攻击《中流》了，《中流》编者黎烈文先生就是最早被告诉的一人，证据是笔迹，这些宣传家之一就写信去告诉郭沫若，继之，我的《文坛明星主义》又发表了，于是郭先生光火了，写《漫话明星》了，十二月十八日《火炬》的专号是这样成功的。但不久他们已觉悟东方曦并非茅盾（据说某“理论家”最初是热烈证明东方曦是茅盾，也是鉴定笔迹之一，最近也对人说确非茅盾了）。照理是可以掩旗息鼓了，但阿英（即若英）在《言林》（十二月二十九日）上的打油诗中还硬派是茅盾（诗曰《赋得赫赫的太阳》，其中把茅盾曾用过的笔名一概写了进去）。究竟是何居心，真是奇怪得很呢！

当初因为谣传东方曦是茅盾完全由于笔迹而来，所以我赶紧请崔万秋先生发表原稿，我的猜测是极其单纯的。不意看了十二月二十七日《言林》上纪塔先生一文，才恍然其中还有捧领袖的关系在里边，他们之所以一起头就派定是茅盾而加以围剿的缘故，实在到不是因为我的笔迹像茅盾，而是因为我的文章内有可被利用之处，借来倒茅拥郭而已。若英之所以在明知东方曦另有其人的时候，而还故意把茅盾东方曦牵在一起而加以攻击，其根本的原因也还是这个道理。因此林黛先生的文章，到实在是深知文坛怪现象的产品，若英之说他故意把重心移开，完全是瞎说。

若英（即阿英）之加我“自吹自捧”的罪名，还是同一技俩，因为我的文章里说中国文坛重心是鲁迅茅盾，他认作者东方曦就是茅盾，于是就成了茅盾捧茅盾了。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见解呀，我们不问茅盾究竟还需要不需要有人来捧他（这是根据一个比阿英稍高一筹的见解，即东方曦并非茅盾，然而是一位捧茅盾的人），即使需要，也无自写文章捧自己的愚蠢办法，从这里可见阿英实在是并不很聪明的。不错，自吹自捧的事情也并非决没有的事，据我所知，阿英的好朋友中就有过这种事，在北平也有过，后来还给人揭发，弄得狼狈不堪，阿英大概就据此类推起来了，可怜亦复可笑！

看见该文后，阿英于1937年1月12日写作《请看东方曦的最后法宝》，化名若英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13日第6版。其中心论点为：写作《战术的公开》的东方曦“开始实行最可耻的造谣中伤”，然后从“不公开真姓名的茅盾律”“东方曦究竟是什人”“最后法宝的出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东方曦看见该文后“笑了”，“不再作无聊的答辩了”（第19-20页），于是论争基本结束。

发表若英的《请看东方曦的最后法宝》的第二天，即1937年1月14日，陈阜在《大晚报•火炬》发表了《也是漫话·（二）意外之气》，全文为：

当一场论争或类似论争，论争被引起了之后，我总要听到一些似乎是主持公道的人的喟叹，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意气之争，是在真理与正义的假托之下，干着自私的行为的。

现在我又在某报上看这样的一篇文章，题为《自私的利用》，在开头的时候这么说：

“人总不能无自私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私有社会里，在所自用耳”。因此“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身价，往往拣一个文坛有地位的作家，予以打击。若能打胜，我固一世的英雄；即使打败，也得附骥尾而不失‘重镇’之类的对手。创造社排击鲁迅，闻系为在东京时的决议，即系一例。”

在作者的“人总不能无自私心”的正命题之下，一切都给丑化了。创造社之“排击”鲁迅是否原于创造社诸人为着抬高自己的身价，也都为着要作为一世的英雄或作为鲁迅这重镇的对手，而“排击”鲁迅，我不是创造社中人，不能有所辩明，但从中国新兴文学的发展史看来，我以为这位先生所说的未免意气一些。即使创造社诸人当时的行为纯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就是不晓得“奥伏赫变”的鲁迅，后来终于多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而缓缓健定起来，这与当时创造社的“排击”正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当时也有许多青年受了“创造”与“太阳”等的启蒙，开始对于新的世界，新的文学有了憧憬，不管他们当时的理论有了若干的错误，在文学史上这功绩总是不能否认的。我们难道能够以意气和自私等来抹去这次论争的意义？

自然，我也明白那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他对于这次《火炬》上由东方曦的漫谈引起的一场争论，也颇有讥讽之意。但我以为这是不必的。这次的争论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完结，经过也迷离得很。在事态没有完全显明之前，我们似乎不必过分性急，而遽以为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一种报复的行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评论者的口吻和态度。正如过去有许多人责备某些刊物的编者，那些责备也有出于至诚的，我们用不着肯定他们都是些投稿不遂的人，都是那些不“反省自己，想藉此以改进自己的工作的”人。这是一种扭曲事实的讲法。

过去曾有过二个口号的论争，这次论争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宗派的，意气的。就是“小说家”的座谈会里，好像也要把这论争归结为周扬与胡风两人间的争论一样。我以为这是一种最病态的见解。照这样的说法，那么这次的论争完全是浪费的，而参加这些论争的人都有形地无形地为他们两人所利用。这是公允的见解么？我希望我们在论事的时候，能够透过事实的里层，不要挣住一些皮面的事义而妄加测度。

世上不免有意气之争，但一切之争却不尽是意气的。把一切的论争肯定为个人的意气之争，我们将毫无所得，而这世界也未免太黑暗了吧！毕竟世上的人并不都是“卑细的动物”，所以我们才相信真理与正义尚存在于人间。以为世上一切都是出自个人的私心的，也许说这话的人正戴着自私的眼镜吧！

该文发表后，《大晚报•火炬》再未发表相关文章。

二、对刊载论争文章载体的检讨

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知道，《大晚报·火炬》在此次论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孔另境在《我的答复》中如此写道：“我在《大晚报·火炬》上写了几则关于文坛现象的漫谈以后，不料竟引起文坛上一致的注目，《火炬》连出专号，《言林》上也接连出现关于我的文字，大部份的文章都取着讥讽和攻击的态度。”对此，阿英在《请看东方曦的最后法宝》回复到：“他‘创造’了十八日《火炬》专号形成的原因，又派定我作打油诗有什么居心，更捏造出我把两个人拉出在一起的原因，不是为的‘自捧’。”那么，孔另境的说法是否属实呢？

《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1936年12月16日第5版右边中间用黑体字刊登了以下《预告》：“星期五日《火炬·每周文坛》刊布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特此预告。”12月18日，郭沫若的《漫话“明星”》刊登在该日出版的《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上。由此可知，《大晚报·火炬》的编辑崔万秋收到郭沫若稿件后，如果叫阿英写作《例子并没有说完》，时间是来得及的。事实上应该确实如此：东方曦的《文坛“明星”主义》发表在1936年11月20日第5版《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如果阿英自己要写作这篇文章，他早就写作并发表了，用不着等到差不多一个月后才来写作。

根据郭沫若1933年4月3日致叶灵凤信可以知道，日本市川与中国上海之间的书信投递时间为7天左右：“今天是四月三号，此信到你手里当在十号以前，我将特别提醒你，请你于四月十号务必将二百元寄出。”^[①]《漫话“明星”》的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结合《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1936年12月16日第5版的预告，可以断定崔万秋收到该文的时间是12月15日。由此可知，崔万秋在收到郭沫若的稿件后，立即刊登预告，由此可见他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在刊登预告的同时，他应该将《漫话“明星”》拿给郭沫若的挚友、经常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的阿英看，阿英看见后，决定写作《例子并没有说完》，针对孔另境的三篇文章逐一举例说明“例子并没有说完”。

在笔者看来，甚至可以认为陈阜是崔万秋的化名或者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人。《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发表陈阜的文章时标题为《也是漫话（二则）》，实际只发表了一则《钉梢》，第二则《意气之外》发表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7年1月14日第5版，全文见第一部分的引文。根据引文可以断定，《意气之外》是对此次论争的总结：《大晚报•火炬》发表该文后再未发表相关文章。意味着因为版面原因没有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刊登的《也是漫话》的第二则最终没有刊登，没有刊登的原因应该是“陈阜”很快就知道东方曦是孔另境的化名而不是茅盾的化名。

再来看看以下两段引文：

本刊前月发表了东方曦先生两篇论文，一为《秋窗漫感》，一为《炉边偶论》，所论具系触及现阶段的文坛现象，所以引起读者的异常注意。就是文坛人本身，也对这两篇文章，抱着很大的兴味，论辨的文章纷至沓来（如今日本刊所载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及若英先生的《例子还没有说完》均是），文坛顿呈活跃之相。

关于这些问题，编者是一张白纸，决不表示任何意见，只要言之成理，任何方面文章，均乐于刊载。希望作家诸君源源赐稿，各抒高见，惟望莫超出论争范围，并望避免用笔名，表示文责自负。

还要附记一句：下星期一的本刊将有东方曦先生的《炉边偶论》之三《集体创作问题》发表。还有若英先生的《关于沫若戏联发表的经过》。

我在《火炬》上先后读了东方曦先生的几篇漫话，每次读后，总觉得在现在的文坛上，像东方先生一样，想以公正的态度，来暴露并斥责现在文坛上某些不良的现象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能像东方先生一样熟知文坛上一切怪现象的人并不多，非亲与其事决不能知其底细；第二，现在说话的人很多顾忌，敢于直率地说出真话，而又不怕或因种种关系而不至于受人攻击的人是很少的；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此地可不必多说。我们希望能多读东方先生的漫话一类的文章，至少，它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现阶段的中国文坛的情况的。

第一段引文出自发表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的《编辑后记》，署名万秋；第二段引文出自紧接《编辑后记》的《也是漫话》，署名陈阜。两段引文有以下相同点：一、都给人客观、公正的感觉，二、都希望多发表类似文章。由此可以断定，陈阜确实可能是崔万秋的化名或者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人。第一段引文中的“如今日本刊所载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及若英先生的《例子还没有说完》均是”告诉我们，《也是漫话》不是外稿，意味着应该来自编辑部内部，崔万秋的可能性则最大。由此可知，孔另境在《我的答复》中说“《火炬》连出专号”符合事实：除《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发表了郭沫若、阿英、陈阜三人的文章外，1936年12月28日第5版还发表了孔另境的《炉边偶论•（四）论“猜测”》、林黛的《坛外人语》。需要说明的是，该“专号”是崔万秋出的，阿英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而已。

为了使文坛呈现出“活跃之相”，崔万秋不但登预告、“连出专号”、可能化名陈阜参与论争，还刊登作者来信以拉近编读之间的距离以便吸引更多人参与论争。除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1月20日第5版刊登东方曦来信和自己复信、《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21日第6版刊登东方曦来信外，并且将林黛的以下来信内容作为正文开头：“万秋先生：寄上一篇，可用则用，不可用则焚去可也。但如可用，则有一条件，即请弗修改一字（但可除去打×），因卖文十余年，从未肯破此例也。但如不用，不必退回，烧掉拉倒。”^[②]由此可见他的用心之深。

现在对可能是化名陈阜写作的两则《也是漫话》进行检讨。第一则《钉梢》前面的文字给人十分客观、公正的感觉，“钉梢”部分却是在钉茅盾的梢，由此可知前面客观、公正的文字不过是后面“钉梢”的烟幕而已。在该文中，陈阜如此写道：“也许有人会说：前后写了论点迥异的文章，是有着某种苦心的，或是另有别的种种原因。我想苦心总是有的，不然也不会狼狈到那个程度，但由此倒又可以看出那些作家的修养，对现实的认识，和对问题所取的态度了。（我们还须注意这论争经过的时间还不上一年！）”^[③]对此，茅盾晚年如此回忆道：“到了一九三六年春，这个矛盾，由于解散‘左联’等等争执，就更见复杂了。当时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心地不使它被破坏，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使我还能起到一个调节作用。我认为同一营垒内的战友，在这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口，更应该消除隔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④]看看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写作的相关文章可以知道，茅盾的回忆符合事实。既然陈阜知道茅盾当时“前后写了论点迥异的文章，是有着某种苦心的，或是另有别的种种原因”，又何必去钉茅盾的梢呢？如果知道“两个口号”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央和陕北中央对抗日问题上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关系的不同看法在左翼文艺界的反映便会知道，茅盾“狼狈”到如此程度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则《意气之外》不赞同屈轶在《自私心的利用》中的观点，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明眼人却会发现，这是在故意拔高此次论争的意义，将此次论争与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攻击鲁迅事相提并论更显得不伦不类，具体内容请见前面引文。

“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因鲁迅逝世而喧腾的文坛渐渐冷清下来以后，《大晚报·火炬》刊登的这些文章尽管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文坛顿呈活跃之相”的目的，它们的发表应该也扩大了《大晚报·火炬》的影响并增加了它的销路。但是，这样的论争却使凭借外来因素而平息的文坛论争再次爆发，使其成为“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这样的“文坛顿呈活跃之相”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立报•言林》的加入也应该这样看待。

三、对此次论争及“两个口号”论争意义的检讨

尽管陈阜在《意气之外》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笔者却认为此次论争本身只有负面意义，其原因便是孔另境在《论“猜测”》中写作的以下文字：

我以为“猜测”之风是决不可长的，不管他的“猜测”对与不对。我们为什么用得到“猜测”呢？我们不是在论文章么，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在文章本身所告诉他以外者节外生枝呢？我东方曦就是东方曦，你们只要在我文章内来批评就是了，何必神出鬼没地东猜西探，难道“阿×”写的文章可以堂而皇之地攻击私人，我东方曦写的文章一定要探出属于那一阶级才能批评一般文坛现象么？

陈阜将此次论争与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攻击鲁迅事相提并论，在笔者看来不伦不类，因为此次论争并未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创造社诸人当时的行为纯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就是不晓得‘奥伏赫变’的鲁迅，后来终于多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而缓缓健定起来，这与当时创造社的‘排击’正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当时也有许多青年受了‘创造’与‘太阳’等的启蒙，开始对于新的世界，新的文学有了憧憬，不管他们当时的理论有了若干的错误，在文学史上的这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我们难道能够以意气和自私等来抹去这次论争的意义？”^[⑤]

如果非要找出此次论争的正面意义，不过证明了茅盾晚年的以下说法与事实不符：

八月十五日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发表之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进入结束阶段。除了国民党小报的造谣挑拨和徐懋庸写了两篇文章外，没有人写文章反对鲁迅。虽然不少文章继续讨论“国防文学”，但也有不少文章逐渐认识了这场论争的意义，同意了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到九月中旬，冯雪峰已在为发表一篇《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奔忙。宣言由我和郑振铎起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二十一人，包括了论战的双方，从而表示两个口号的论争已经结束，文艺界终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⑥]

看看冯雪峰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茅盾的说法确实与事实不符：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因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的震动而自然地停止下来的。当时虽然周扬暂时“垮下去”，同时又表示不愿管事，但以他为首的当时所谓“国防文学”派的势力仍然存在，人也没有散去，当时仍然都在文艺界活动，其中的骨干也都各自保持着地位；同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仍如过去密切。^[⑦]

应该正是因为同情“暂时‘垮下去’”的周扬，在鲁迅已经去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的冯雪峰已经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情况下，阿英等人才会借“文坛领袖”论争这个机会，将矛头对准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改变立场的茅盾。

现在顺便谈谈“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新认识》第1卷第2号（1936年9月20日）发表后不久，刘少奇化名莫文华于9月25日写作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高度评价“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

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罢。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的发展的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了。许多人的错误被批判了，许多人自己纠正了，我们得到的益处实在已很大。所以那些将这次理论上的论争，看成为“内战”，看成为“破坏统一战线”，我想是不正确的观点。自然，我们应当指出，一意坚持着自己的错误的意见，当然不是好的态度；但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那种在暗地里的离开了理论的造谣生事，利用小报等捣些没出息的乱子的行为，以及自己不了解论争的中心问题的所在，却来说些“分裂”呀，“攻击私人”呀等等的话，装着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实际上却是正在攻击私人，实行“分裂”政策的，是尤其坏了。但是，跟着论争的发展，尤其跟着文学界以外的抗×运动的开展，论争的基本点也更加明白起来，更加原则化了，这总是可喜的。^[⑧]

对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李何林曾给予极高评价：“《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不应当看做是少奇同志个人对于‘两个口号之争’所陈述的见解，而是他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文艺界当时的实际所发表的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对‘两个口号之争’所作的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于现在，乃至今后文艺界的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在外在因素干预之下，尽管“两个口号”论争暂时停止了，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却未被克服。为了证明笔者的观点，除本文论述的“文坛领袖”论争之外，不妨再谈谈几乎同时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的事情。看见郭沫若的《戏论鲁迅茅盾联》后，鲁迅于1936年9月19-20日写作《女吊》，在文章末尾骂郭沫若为“人面东西”。郭沫若在将悼念鲁迅的《不灭的光辉》寄出后，“有朋友拿《中流》第三期给我看，特别要我看鲁迅先生的那篇《女吊》”，“我便连忙写信给《光明》，叫把《不灭的光辉》寄还我，同时还把《资本论的王茂荫》那篇文字拿去兑换。但不幸这回也没赶及”。^[⑩]看见《不灭的光辉》后，萧军作《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含沙射影地攻击郭沫若：“嚎天喊地，仅是向棺材板上抹几把眼泪鼻涕就算完事，这类‘哭丧婆子’式的鲁迅先生的哀悼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逝者生前，而有一类人们诅咒着他死，甚至帮同他的敌人们来压迫他死……于今也大写其哀悼文章来了，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们要利用哀悼死者的眼泪（？）来洗涤自己外在的被人民所唾弃的痰污，企图另换一副形容，好继续着他们罪恶卑鄙的生涯。”^[11]郭沫若看见后写作《答田军先生》进行回应，该文在《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25日第5版发表后，次日发表了冯酒浆的《不朽与瓦全——关于田军<致郭沫若君>的一点意见》，对萧军的观点进行驳斥，并为郭沫若辩护：“我觉得田君对郭沫若先生的态度是不好的。因为郭沫若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更不是‘敌人以友人的面孔出现’的敌人。”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说通过论争克服了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吗？

结合以上事实，笔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出。首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合时宜：“这两个时期（按：即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和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主张合作抗日时期）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实质上是‘第三时期’理论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口号是‘人民阵线’的口号，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场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12]其次，就口号本身而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无疑比“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具有更严重的关门色彩，前者不但没有后者通俗易懂，“大众文学”也比“国防文学”的范围更狭窄：正因为当时的大众文学很少，人们才尽力提倡，现在却希望以大众文学作为口号来团结作家或者呼唤作品，实在是南辕北辙。其三，“国防文学”口号在当时及后来都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据我了解，在当时上海文艺界中当初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人是居多数，在文艺界的党员中更是赞成的居多数。/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发表几篇有关的文章之后，文艺界中人是有改变原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看法和态度的，但原来支持周扬和坚持‘国防文学’口号的那些文艺界党员，大部分是到最后也还是坚持‘国防文学’口号的”^[13]。其四，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后很快就“仓促策动”^[14]提出了该口号：“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关于我同胡风的关系，我过去作过检讨，这里从略。）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对此，冯雪峰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他用他的名义提出”。^[15]其五，该口号提出来后，并未按照茅盾的意见由鲁迅写文章发表出来：“我看到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因为胡风这种做法，将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我跑去找鲁迅，他正生病靠在床上。我问他看到了胡风的文章没有。他说昨天刚看到。我说怎么会让胡风来写这篇文章，而且没有按照我们商量的意思来写呢？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 ^[16]其六，论争爆发后，在冯雪峰代写^[17]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提出了“两个口号”并存的观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18]既然如此，意味着“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可以存在，如果仅仅“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19]，为何不“用对它的正确解释来加以补救”^[20]，却提出一个新口号引起论争，尤其在知道提出新口号有可能引起论争的情况下？既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21]，那么怎能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因为只有适用于尽可能多的人的口号才能称为总口号。实际上，由于口号的高度概括性，任何口号都不可能将所有内容包括进去，所以，只要某口号有存在的价值，对待它的正确办法是进行正确解释，除非经过充分酝酿、协商，能够提出一个公认的好口号。其七，看看后来延安中央对“两个口号”的态度也可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确实没有必要提出：“尽管论争期间张闻天、周恩来在回信中认为雪峰对周扬的方法‘是对的’，但1937年5月延安在‘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却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这一变化很明显与当时中国的形势有关：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政策已由‘抗日反蒋’变成了‘逼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便显得不合时宜”“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又由‘逼蒋抗日’变成了‘联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只得给潘汉年留下一信，跑回义乌老家写他的小说去了。”^[22]关于该口号是否应该提出，笔者认为茅盾晚年的以下看法基本正确：“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胡风提出这个新口号，鲁迅是不会有兴趣去另提一个口号的，那么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不会发生，文艺界的分裂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即使这样，我相信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讨论——即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口号——仍将会进行下去，而讨论的结果，我相信也仍旧会是进一步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直接妨碍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23]在论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通过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出来引起的“轩然大波”时，《冯雪峰评传》作者如此写道：“左翼文艺界随即便产生了‘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原有的宗派主义更为激化和表面化了。”^[24]换句话说，如果该口号没有发表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发展、工作的开展等，严重影响当时文坛的宗派主义至少不会激化和表面化。

其次，提出后的论争主要表现为宗派主义论争：“随后，胡风先生因鲁迅先生之托，写了一篇文章，却因解释得不清楚，风波就来了。可是我还记得，当‘风波’既作而鲁迅先生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尚未发表时，我曾经把这两个口号的关系与解释（如上文所述者）告诉好几位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朋友，并劝他们不要学《现实文学》‘特辑’的态度。然而当时有人则尚称‘新口号’理论上有讨论之余地，有人则竟谓‘我们喊了国防文学好久，现在忽又跳出一个总口号来戴在上面，那与我们发言的信用有关’。其实鲁迅先生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口号，只说‘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并不是‘命令’，正期待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不料《文学界》第三期也来个‘国防文学特辑’，却完全不是讨论的态度。”^[25]

其三，论争爆发后，冯雪峰只好借助党的力量和“人事关系”^[26]来解决问题。从张闻天、周恩来7月6日给冯雪峰信可以知道，雪峰到上海后两个多月时间给延安去了三封信。张闻天、周恩来在回信中认为冯雪峰对周扬的方法“是对的”，还对“关门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还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和信任：“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27]除冯雪峰自己给延安中央写信外，“在论争的双方之间充当过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角色”的茅盾至少给郭沫若去信三封，其中一封转寄了潘汉年致郭沫若信。潘汉年在信中如此写道：“能够利用各方面向你讨稿子的机会，发挥一下你的写作是有很大的意义。可是那些年青朋友闹意气，包办、自负的纠纷，能够适当的给他们一个纠正，在目前特别有意义……”关于茅盾、潘汉年给郭沫若写信的情况，蔡震有如此论述：“茅盾不是以一般文坛朋友的身份致信郭沫若，潘汉年也不是以私交给郭沫若写信，这是一个经过‘我们’（潘汉年信中语）商量的举动，而且鲁迅也应该是知道此事的。联系的起因，就是商议此事的‘我们’，希望以鲁、郭、茅三人在文坛的声望和影响力，‘清洁’文坛上论战、‘纠纷’的局面。”^[28]在《漫话“明星”》中，郭沫若引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后茅盾写给自己的信后如此写道：“这些话中所表见的茅盾先生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说甲边的话，而多说乙边的话。金君大约是看说[脱]了后节，故而他说茅盾劝我‘不要发表意见’。茅盾先生大约是忘记了前节，故而他曾说是劝过我多多发表意见。不过金君大约是把我认定为了甲党，而茅盾先生乙党，乙党劝甲党没说甲党话而说乙党话，也就如人叫青蛙没哇哇而说人话，那似乎就是等于叫青蛙没哇哇，故而金君才生出了那样的解释吧？好在这些都是枝叶的事件，暂且不提，还是言归正传。”^[29]看来，茅盾的信不但没有达到希望达到的目的，结果适得其反。这种依靠外在因素解决论争问题的方法，怎可能克服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

胡风梅志

其四，如果睁眼看看“两个口号”论争深远而恶劣的影响便会知道，该论争没有发生该多好啊！抗战期间，茅盾很少与郭沫若共事，甚至多数时间不在同一个城市，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之前的论争造成的：茅盾对郭沫若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笔者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为：1941年在为郭沫若庆祝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时，茅盾仅在1941年11月16日出版的《华商报》上发表了《为祖国珍重——祝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从标题即可看出，该文突出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不涉及两人的私交；郭沫若逝世后，那么多人写作文章回忆郭沫若，与郭沫若直接、间接交往了五十多年的茅盾除写作了一篇应景文章《化悲痛为力量》外，竟然没有写作回忆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的《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下）——回忆录（五）》收入《我走过的道路》上册时改题为《一九二二年的文学论战》，主要谈1922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战”。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知道，笔者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雪峰遭遇“灭顶之灾”、文革前后“四条汉子”相继被批判、文革结束后围绕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的论争^[30]等等都与此次论争有关。面对这一桩桩与“两个口号”论争有关的惨痛历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高度评价其意义？

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尽管将1928年左右的“革命文学”论争与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左联’诞生的前奏”，后者是“‘左联’宣告结束的尾声”，在具体论及“两个口号”论争的影响时却如此说道：“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31]很明显，周扬采取的办法是先扬后抑，重点在“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事实上，“两个口号”论争怎可能与“革命文学”论争相提并论？后者在论争过程中尽管存在片面、粗暴的地方，其目的和结果却是好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2]在笔者看来，刘少奇当时高度评价“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主要是为了安抚参与论争的双方，让他们认为自己参与的论争有意义，从而消除“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以便团结起来。后人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则分属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不高度评价，一些人（以当事人及其亲友为主）则意味着自己或者亲友参与了一场没有多少正面意义的论争，所以必须高度评价。第二种情况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为了平息论争，鲁迅采取背黑锅的方式[33]如此写道：“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34]既然如此，怎能说此次论争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呢？第三种情况是，一些人（以研究者为主）则为人云亦云。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的正面意义在于其研究价值：通过考察此次论争，可以让人们了解鲁迅逝世以后的文坛现状，从而知道之前对《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后文坛现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论争表面上在外在因素干预下基本结束了，但人们的怨气还在，随时会因为一点细小问题发作出来，并在内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茅盾晚年在写作回忆录时，将因孔另境的《文坛“明星”主义》而引起的论争称作“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在论及为何要回忆当年曾使自己“啼笑皆非的一痕”的“余波”时，茅盾如此写道：“这就是所谓的‘余波’。我在这里不惜笔墨来回忆，倒不是为了翻旧账，三十年代的这些私人间的纠纷、成见和排击，早就被抗日战争的烽火烧得一干二净了。我所以要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一笔，一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比较特别；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宗派主义的祸害。在三十年代，文艺界吃宗派主义的苦头是够多的。”^[35]这实际上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的很多论争都属于这种情况，包括“两个口号”论争。由于“两个口号”论争“除个人因素外，同时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在文艺界的一种反映”^[36]：“‘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先后提出，以及之间发生的论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同思想认识，以及确认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认识过程。周扬领导的上海地下文委，在失去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到上海以后，经与鲁迅、茅盾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两个口号之间有分歧，自然就有争论，但后者一经提出，即引发了激烈乃至对立的论争，实在是因为其中纠缠了许多口号之外的因素：文坛上原就有的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的矛盾、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矛盾、冯雪峰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欠考虑等等。”^[37]比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复杂很多很多，现有的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尽可能全面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以对得起这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论争。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论争：在笔者看来，病灶对病人本身只有负面价值，只对医生有解剖价值，当医生对某病灶有了彻底认识以后，相同的病灶连解剖价值都已失去。所以，还是少一点病灶，多一点健康的身体吧！

周扬

常言道：“真理越争越明。”^[38]不过，越争越明的是真理，而不是个人恩怨。要想使“真理越争越明”，还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争辩的目的是使“真理越争越明”，而不是各自的短长；二、争辩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胡搅蛮缠或者插科打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