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和周扬

胡风是湖北蕲春人，原姓张，其祖上虽是当地大族，但到胡风的祖父这一代已经生计艰难，胡风的父亲做一些小生意才能维持家用。

胡风

周扬是湖南益阳人，周家是益阳大姓，几代都是富户。不过周扬的父亲在周扬两岁时就去世了，去世时，他家尚有田500亩，每年收租700石，家里还有5个佣人。

周扬和胡风都属于民初教育改革产生的第一代新学生，完全没有受到东亚传统教育和晚清西洋教育的熏陶。

周扬

胡风天生爱表现，还在读初二的时候就在当时全国著名的报纸《晨报副刊》发表议论本省教育改革的文章。后来，他考到了北大，又考进了清华。但是当北伐军占领他的家乡时，他又放弃了读大学，转而回乡参加革命。

在国民党地方干了两年之后，胡风跑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又追随鲁迅，长期在鲁迅身边。

胡风的文学才华是天生的的，文学让他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也让他有很大的成就感。在搞政治还是搞文学创作上，胡风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从文，时而干革命。

胡风一边创作，一边办刊物，后又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等职务，他身边聚拢了一大批文人。不过，此时的胡风不改自己的文人本性，喜欢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胡风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惜的是，鲁迅懂政治，胡风却并不很懂。胡风没有从鲁迅这儿努力地学到对现实生活清醒的悲剧意识，也没有很好地学到鲁迅认识现实生活的深刻、细致和明敏。

胡风始终喜欢坚持个人思考，爱发表不同意见，除了鲁迅，他买账的人不多，什么人的话他都喜欢争论一番，也不喜欢服从上级。

周扬在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教育，因家境优越，不为生活发愁，后来就去上海读了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后来也去日本留学，参加左翼文学家的活动。后来回到上海，就加入了“左联”。

周扬喜欢搞政治，但也走到了搞文艺的路子上。在上海期间，周扬也是文艺青年，“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通过几次文艺论战，周扬也崭露头角，再加上他是党员，不久就成为左联的负责人。

温儒敏说：“周扬具备一定的艺术和理论修养，并有希望成为一个很有才华的理论批评家的，但是，由于他以紧跟国际，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潮流，进行亦步亦趋的理论译介工作为己任，便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独立的艺术思考和理论追求。”

周扬的艺术才华不如胡风，但是，他能够调整自己，努力使文艺为政治服务，成功地将自己变成党在文艺领域的管理者。

周扬在左联唯我独尊，鲁迅则只是党的同路人，周扬不敢不尊重鲁迅，但也经常以各种方式利用鲁迅并以隐蔽的形式攻击鲁迅。以至鲁迅称周扬为“奴隶总管”。

拥护鲁迅的胡风也与周扬矛盾重重，两人结怨极深。

周扬和妻子苏灵扬

抗战爆发后，周扬到延安，他凭借一以贯之的“政治一艺术”一体化文学批评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跻身延安文艺界的中心地位。

周扬很快成为权威的文艺理论家，经常对作家、文艺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后来又大力宣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领袖文艺思想的宣传者、推动者、应用者。

周扬不是文学家，可惜他参加革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上，于是他就在文艺领域奋力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官运亨通，先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后是中宣部副部长，一直身居文艺界要职。

作为周扬的夙敌，胡风没有这么幸运，胡风及其身边的人创作文艺的出发点是作家的自由与主体精神，持守的是“五四”启蒙立场。

抗战初起，胡风跑到武汉创办了刊物《七月》，当时除了官方刊物外，私人办的刊物可能只有《七月》一家，一大批作家、诗人围绕在胡风周围，形成了“七月诗派”。

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他突出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而不是作家的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后悔了，感觉到自己没有紧跟党的步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但是，相比于周扬，他还是走慢了。他只能无奈地抱怨：“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胡风大力扶植的年轻作家中，有一个叫做舒芜的，后来也很有名。1945年，舒芜在胡风创办的期刊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文章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理论阐释。这篇文章的精神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相一致，很快受到党内文艺理论家的批判，这种批判延续到建国后。

建国后舒芜受不住长期的批判，也积极追求进步起来，于是在1952年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自己狠狠地批判了一番。舒芜在文章中还说：“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这一句话将胡风牵连进来，揭发胡风当时轻视《讲话》的态度，对胡风是重大打击。

更严重的是，该年舒芜在另一篇公开发布的文章中说：“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把自己和胡风定性在一个集团之内。

周扬批判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反党路线。为了打击胡风，周扬充分利用舒芜。1952年12月，他把舒芜从遥远的南宁请到北京，参加在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协举行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成为胡风派诗人中第一个“起义”者。

胡风与夫人梅志

1955年初，《人民日报》一位女编辑向舒芜约稿，舒芜就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交稿。文中涉及胡风信件，于是编辑想借胡风的原信一阅。舒芜哪里知道，他交出的胡风的信，早已落到周扬们的手里，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陷阱。

舒芜交出了一百多封胡风与自己私下交流的信函，在这些信函中，胡风说了大量不该说、不能说的话。这些信函的材料，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重要内容。这些私密信函的公开发表，对胡风是致命打击。

胡风从1954年3月开始，在身边一些人的帮助下，动笔起草《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反驳对自己的各种批判。报告列举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混乱而又萎缩”的不正常现象，并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周扬“自命代表党的棍子理论和棍子批评”。胡风指出，以周扬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周扬“已经发展成为反党性质的东西”。

这份《报告》长达27万字，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这份报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有效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批判。

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作协、文联会议结束时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列举了自40年代以来，胡风与他们的分歧，并指出:“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人民日报》于12月10日，全文发表了这篇发言，拉开了全面批判胡风的序幕。

1955年，胡风被逮捕，开始了他漫长的监禁。直到1978年出狱，后来逐步平反，1985年才去世。

公安机关又在胡风家里搜出了大量信函，牵涉到当时文坛许多人物。据后来官方统计，这场由领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斗争共触及了2100余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被判刑的有3人。至于被不同程度牵连而未列入统计中的人数，当远不止于此。

清除了胡风这个夙敌，周扬又继续发挥战斗精神，充当文艺领域斗争的干将，整了一大批过去自己的仇敌，以至于被人称为“文艺沙皇”。

不过，周扬也有玩不转的时候。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周扬没有下大力气，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姚文元直斥他为“反革命两面派”，被投入监狱。80年代，胡乔木又指出他有严重政治倾向错误，最后郁闷成疾，于1989年7月病逝。

80年代，胡风与周扬劫后重逢。那时二人都已老态龙钟，周扬先开口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以自己也受了苦，来偿还他给别人造成的苦难，看上去很堂皇且又似乎很公平，但是却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罪愆。这就是周扬。

但是，胡风也是好斗的文人，如果他当了权，会不会比周扬还狠，那谁又知道呢。

胡风与周扬，一为官而一为民，身份不同，精神实质也完全不同。尽管都是五四之后教育的新学生，也都走上了文艺的道路，但一个以文艺谋晋身之阶，一个还要做出风头的文人。共同的地方则在于他们有着文人习气，比普通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和嫉妒。历史让他们相遇，在他们和他们身边人的表演里，人心之幽深曲折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