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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其国
1934年元旦刚过不久，《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邀请部分“自由谈” 副刊作者聚餐；这通常也是编者与作家联络感情，以取得后者支持的正常之举。这天受邀请的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唐弢、周本斋、林语堂……林语堂入席后，目光正好迎向鲁迅，便笑道，周先生近来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鲁迅想自己并没有换新笔名发表文章，于是就反问，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到最近有个作者叫“徐懋庸”，应该就是你吧。鲁迅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指着座中一位年轻人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鲁迅一语甫毕，顿时引起大家一阵会意的笑声。笔者查阅 《鲁迅日记》，这天是1934年1月6日。
这个日期对于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徐懋庸来说，印象是深刻的，他不仅有幸与那些重量级作家同席，而且鲁迅还向大家“推介”这位“新锐”青年杂文家。当时写杂文颇有鲁迅行文风格的还有唐弢，曾不乏有读者一开始读到署名唐弢的杂文，也以为唐弢是鲁迅的笔名。更有甚者，因读唐弢杂文而对号入座，因此谩骂鲁迅。后来也是在一次聚宴间，鲁迅第一次见到唐弢，不由幽默地说，你写文章，我挨人骂。此已成为一则文坛佳话。
回过来再说徐懋庸。他自己如是说：“虽然我的杂文的风格，有点和鲁迅相似，其实唐弢刻意模仿鲁迅，比我还更形似，不过在泼辣一点上，唐弢不及我而已。”（《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页）
就在这年春天，徐懋庸加入了“左联”，这是他一直向往的。用他的话说，他因此“同鲁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左联的组织关系，因为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
《鲁迅日记》 记载，这年5月10日，鲁迅“由林语堂邀夜饭，晚往其寓……同席十人”。徐懋庸亦在其中。林语堂当时正在办 《论语》 半月刊，举行这次聚餐，与前次黎烈文宴请一样，也是招待作家、致谢作者，并与作家联络感情有关。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与鲁迅见面。而还在他见到鲁迅之前，已对鲁迅心仪已久。
徐懋庸于1910年12月出生在浙江上虞，家境不富裕，父亲是制作竹器的匠人。徐懋庸从小喜欢读书，后在叔父帮助下，得以完成最初的学业并任小学教员。
最初对徐懋庸的人生带来影响的，是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东方杂志》 的胡愈之。1925年春，上虞一批小学教师成立了一个“青年协进社”团体，主旨是改良教育、促进社会，并办了一个不定期铅印报纸 《上虞声》，徐懋庸也参与活动并发表文章，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负责这份报纸编辑和印刷的就是胡愈之。徐懋庸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已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 《语丝》。我不大喜欢创造社，而倾向于文学研究会， 这也是受鲁迅影响之故。”
尽管鲁迅给予徐懋庸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他也坦言，促使他“进取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则是一九二六年发展到上虞的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这样背景下，徐懋庸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系的对象，他也由此读到诸如 《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中共刊物 《向导》 《中国青年》 以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著作，然后参与秘密编辑地下报纸 《石榴》。后因事发，徐懋庸等受到通缉，被迫逃到上海。此时他几乎已读遍鲁迅出版的每一本著译。
1927年7月1日，甫到上海的徐懋庸，在小东门天官居坊裕生铜店找到了高小同学徐载赓，与其一起暂住。
两个月后，徐懋庸从报上看到一则“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且供膳宿”的“国立劳动大学”招生广告，他一考而中。只是学校规定的入学需要有“知名人士”或“殷实商号”担保让他犯了难。情急之下他想到了胡愈之。好在当他在“商务”找到胡愈之后，后者不仅答应为他担保，还给了他十块钱。
在国立劳动大学，徐懋庸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后者几次来此讲演。第一次即在是年下半年，由校长易培基陪同而来，讲演“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此时徐懋庸在政治思想上虽然倾向共产党，但与共产党人是无联系的。他自认当时思想上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鲁迅，“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与‘创造社等论争的文章，使我对于革命的大方向没有迷失，而且保持着信心。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也一知半解地领会一点。在鲁迅与‘创造社的论争中，我觉得鲁迅有说服力，所以完全站在他一边。”三年“劳大”学习结束，经一位同学介绍，徐懋庸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同时提高所学外语。但后来终因觉年得这里太缺少文化和政治活力，加上他此时与女子高小毕业的学生刘蕴文由恋爱而结婿，招人物议，促使他决定去上海发展。当时他已开译罗曼• 罗兰著 《托尔斯泰传》 一书，“以便作闯入上海文化界的敲门砖”。与五年前到上海不同，那次是被动的，这次是主动的，而且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进入革命的即‘左翼的文化界”。
但徐懋庸在上海落脚并不顺利。首先是找不到“左翼”的线索；其次译好的 《托尔斯泰传》 接连遭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退稿。后来总算为华通书局接受，得到部分预付版税，才解了燃眉之急。接着，又经胡愈之牵线，他译的日本山川均著的 《社会主义讲话》 一书和另一本讲唯物史观的书在生活书店出版。这笔稿费才让他得以在上海立足。
夏天来临的时候，徐懋庸收到妻子从黄岩写来的信，说她分娩在即。他连忙赶回妻子身边，想等妻子分娩后带妻儿回上海长住。在黄岩，有一天他翻阅 《申报》，在“自由谈”副刊上读到何家干写的文章，有所触动，就写了两篇杂文试投过去，结果竟在“自由谈”上发表了。编者黎烈文在寄稿费时附信给他，说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他再写。是年八月，他携妻儿回到上海。此后便经常给“自由谈”撰稿，成就了他“杂文家”的名声，不仅出席黎烈文的召宴，有幸结识鲁迅，还加入了“左联”。须知那时“左联”可“是个使人失去一切自由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团体”，（戴光中著 《胡风传》 第70页）所以徐懋庸说他“主要的活动是‘左联的秘密工作”。不过，他此时的日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徐懋庸自陈1933年至1937年期间，作为自由撰稿人，他“平均每月有一百五十元左右，除给父母每月寄三十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女，生活倒过得不拮据，还可以对个别‘左联的同志津贴一些”。
既已成为“左联”盟员，徐懋庸与鲁迅的交集自然多了起来，甚至开始了书信往来。先是1933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罗曼•罗兰著 《托尔斯泰传》 出版，他给鲁迅寄去一本，并请教其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汉字写法。鲁迅15日收到信，当夜即回复，这让徐懋庸非常感动。接着17日、19日，鲁迅又致信两封给他，更正15日信中回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徐译中的一句错误。徐懋庸说：“在此以前，我虽早已知道鲁迅对于青年非常热情，办事很认真， 但这回自己亲身感受到，就特别觉得亲切了。”不仅如此，12月，关于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徐懋庸与韩侍桁发生争论，他于18日致信鲁迅请益，并请教关于文艺理论有何日文书可读。鲁迅于20日复信为他解惑，信末写道：“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徐懋庸顿感如醍醐灌顶。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卷提到的徐懋庸与鲁迅的第一次相见。几个月后的5月10日，时在办 《论语》 半月刊的林语堂在寓所召宴，鲁迅、徐懋庸应邀与席。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面见鲁迅。此后他与鲁迅的关系更为亲近，他受了委屈，也愿意向鲁迅倾吐。如在他一方面有了些名气，再则曾编过 《新语林》，因此约稿不断，他觉得不堪其扰时，便向鲁迅诉苦。鲁迅则在1934年9月20日致徐懋庸信中写道：“至于投稿，则可以做得隐藏一点，或讲中国文学，或讲外国文学，均可。这是专为卖钱而作，算是别一回事，自由的真意，留待他日发表就是了。”鲁迅在上述同一信中说，“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趁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能以这样的肺腑之言给徐懋庸“指点迷津”，足见鲁迅对他的关爱。徐懋庸因此也对鲁迅充满感激之情。
这时徐懋庸已经是“左联”理论研究会组员。由于当时“自由谈”被当局下令停刊，使“左联”失去一块放言阵地，遂想自己办一个半月刊，名字也想好了，就叫 《自由谈半月刊》，由徐懋庸任编辑。由于愿意出版 《自由谈半月刊》 的是当时名声不佳的光华书局，再说又是新的工作，徐懋庸有点忐忑，于是写信请示鲁迅。不日，鲁迅即在回信中提出忠告和建议。
来示谨悉。我因为根据着前五年的经验，对于有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是决不投稿的，而光华即是其中之一。
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 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他们既请了先生为编辑，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则后来可想而知了。
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先生也许想：已经答应了，不可失信的。但他们是决不讲信用的，讲信用要两面讲，待到他们翻脸不识时，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劝先生坚决的辞掉，不要跳下这泥塘去
以上是完全出于诚心的话，请恕其直言。晤谈亦甚愿，但本月没有工夫了，下月初即可。又因失掉了先生的通信住址，乞见示为荷。
迅 启上 五月廿六日（《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第558页）
鲁迅在回信中向徐懋庸推心置腹，甚至面谈，他也可以安排时间。从中也可看出，鲁迅和当时“左联”一些决断的不合拍。
徐懋庸致信鲁迅，表示听取先生意见，决定不干。所以鲁迅在5月31日致杨霁云信中写道：“徐 （懋庸） 先生也已有信来，谓决计不干。这很好。否则，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他决非其敌，一定要上当的。”看得出，鲁迅在这里更多地还是在为徐懋庸考虑。
然而，不知是出于徐懋庸的组织观念，还是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最后“左联”还是在“光华”出版了这本半月刊，徐懋庸也仍然做刊物编辑，“不过经过力争，名称改为 《新语林》”。（徐懋庸语）因为还是想得到鲁迅指点， 又担心写信会说不清楚，徐懋庸要求和鲁迅面谈。于是鲁迅把晤谈地点约在北四川路底一家希腊人开的咖啡馆。6月9日下午，徐懋庸和魏猛克一起去见鲁迅。见面后，鲁迅并没有数落什么，而且仍支持徐懋庸。后者“由此认识到鲁迅先生很顾大局，决不固执己见的”。他们边谈边喝咖啡边吃点心，而且还是鲁迅埋单。同样让徐懋庸难忘的是，不一日，他和鲁迅又在这里谈话后出来，当鲁迅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后，便带他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 让他带回家给孩子尝尝。接着又在附近药房买了一瓶篦麻子油，说，你消化不好，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徐懋庸听着，心里暖乎乎的，对鲁迅充满了感激。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被鲁迅不幸言中，《新语林》 的出版、编辑甚至稿费支付等所有事情结果都弄得一团糟，徐懋庸最终也卸下 《新语林》 编辑之职。之后24岁的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党委会，任宣传部长。次年接任书记。徐懋庸回忆，当时因“胡风同周扬闹对立”，“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党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所以“他们才让我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以便代表党委会同鲁迅联系”。徐懋庸自忖并不看重那些头衔，“主要是服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于由此可以多与鲁迅先生接触，觉得高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不会想到自己就此会“陷入了一个没顶的泥塘”。
平心而论，徐懋庸最初与鲁迅关系确实不错，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鲁迅还曾经给他的 《打杂集》 作序，给予其杂文很高的评价。用徐懋庸的话说，“总而言之，直到‘左联解散的问题发生为止，我同鲁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
后来围绕“左联”的解散，尤其是因“两个口号”的论争，徐懋庸最不敢相信、也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他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甚至恶化。
1935年12月12日，鲁迅在致徐懋庸的信中提到“萧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辗转看到”“萧君”是指当时在苏联的萧三，“交”指信交给茅盾转周扬。果如鲁迅所料，周扬给徐懋庸看了这信。萧三在信中表达道，根据目前形势，文艺战线需要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因此他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和中共中央 《八一宣言》 精神，建议解散“左联”。周扬对此表示赞成，因没见鲁迅有明确表态，他想让徐懋庸去听取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赞成组织统一战线，但不同意解散“左联”。鲁迅觉得“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但在接下来召开的“左联”党委会上，解散“左联”结果还是形成了共识。代表“文总”出席“指导”的胡乔木在会上听到徐懋庸传达鲁迅意见后，除了在会上作长篇大论，大意为统一战线和“左联”都是群众团体，同时存在易造成宗派主义及“第二党”之嫌；还在会后先“打通”徐懋庸思想，再让他去“打通鲁迅”思想。
次日，徐懋庸为此事去二见鲁迅汇报。鲁迅听后，说了一番话：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上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鲁迅确实是一个有大局意识的人，思考周密而严谨。不料鲁迅这意见又被周扬以“文总”的名义否决，表示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即可。徐懋庸只得为此事三见鲁迅转达此意。鲁迅知后，这下只回答了三个字：“那也好。”
但结果周扬又以不久将成立“文化界救国会”，为避免“国民党把救国会看作‘文总的替身”，所以“总的宣言”也不发了。于是就有了徐懋庸为此事四见鲁迅。这回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无语，彰显的却是内心深深的憋闷。徐懋庸则窘迫而辞，这也是他和鲁迅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他们通过信，只是这些信却让徐懋庸与鲁迅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远。先是鲁迅于1936年4月7日，对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说起，自己本来也是“左联”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在同月24日复何家槐信中写道，“我曾经加入过集团 （按：即‘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
徐懋庸见此，觉得于事实不符，遂于5月2日致信鲁迅，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鲁迅阅后，当即复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信末写道：“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鲁迅确实已身心俱疲，加上沉疴缠身，他已无心也无精力再为此烦忧。徐懋庸自谓，鲁迅先生对他已失去信任，认为他是周扬的人，“从此同我绝交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沉痛”。但他对鲁迅并无“怨怼之心”。因为他清楚这是自己觉得“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
正因有此潜意识，所以当徐懋庸于8月1日不知轻重鲁莽地写下被鲁迅视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5页）的信后，难怪鲁迅会视此信已不是一己私信，并因此写下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文。文中指出，徐懋庸写“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
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左联”解散后，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本来对解散“左联”就有看法，现觉得“国防文学”口号名词里有“左”的不正确意见，经与冯雪峰等人商议，遂由胡风撰写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料却为前者不容，因为前者想以一个口号统一文艺界，由此引发争论。最后是以两个口号并存偃旗息鼓。
继续把叙事回到徐懋庸身上。徐懋庸是在朋友寄给他的 《作家》 杂志上读到鲁迅那篇用徐懋庸自己的话说，足以让他“遗臭万年”的文章的。徐懋庸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表白道，当时读罢鲁迅此文，“我觉得自己固然有错误，但又很觉委曲，于是写了一封公开信，叫做 《还答鲁迅先生》。”该文发表于1936年 《今代文艺》 第一卷第三期，其中说道，他当初写给鲁迅的信是私人通信，“鲁迅先生把它公开，不合适”。又说“鲁迅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绝大部分与我无干，而且为我所不知道的，把这些事情同我拉在一起，没有道理”。再则“问鲁迅先生说我们是‘敌人所派遣的话有何根据”。这样的表白当然不错，再说如此口吻，看似内心不平，倒也并不显得激烈。只是事实远非如此。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徐懋庸的回忆录写于后“文革”时期，其时鲁迅已被“神化”，徐懋庸一定忌惮还原当年年轻气盛的他，读罢鲁迅此文后的真切直感：“觉得这一回鲁迅先生实在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倘不辩明几句，倒显得我是‘唾面自干了。所以终于决定要还答几句。”结果他这“还答几句”，一落笔就是洋洋万言，颇有豁出去的意味：
“我对于先生，虽然向来十分敬爱，却并没有一味要博取他的好感的意思，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不愿意与先生苟同，要进言的时候，我就直率地进言，因为进言逆耳而碰壁，那我就摸摸头皮，忍一忍痛，不介意的。”（《徐懋庸选集》 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8页）接着又写道：“使我惊异的， 是鲁迅先生的这回的‘胡涂得可观。‘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极通常的情理。是我写的私信，无论‘恶劣到怎样，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鲁迅先生却要株连诬及我以外的‘他们。这‘他们是哪些人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信该叫什么人来共同负责。”（引同上） 继而，责询的口气明显加重：“鲁迅先生说我是什么‘奴隶总管，‘倚势，‘骄横，‘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抓到一面旗子，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我的那封私信的寥寥千余言，难道竟包含这许多罪状么？”
徐懋庸此文，与其说是“还答鲁迅先生”，不如改为“责询鲁迅先生”似乎更为确切，说严重点，甚至不乏兴师问罪的况味。且读他在文章结尾处所写如下文字：
鲁迅先生这回企图通过我的身上打击大批的青年，在他的特别出奇的“拳经”之下，我的受伤当然是很重了。我要长久地躺倒来内省一下，自己的罪孽是否实在那样深重？并且也要仔细看看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批“徐懋庸式的青年们”（我虽然不知他到底指定是谁们，但想来总不外是文艺家协会中的分子），是否跟我一样的“卑劣”……
徐懋庸后来在鲁迅于这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中读到这样的话：“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徐懋庸这下真的要崩溃了，他说：“这实在是我最痛心的事。”
徐懋庸确实要痛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时生命留给鲁迅的时间，已经不到两个月。那时徐懋庸觉得鲁迅对他尚有误会，只是他一时再不想解释什么，心想他总还会再见到鲁迅先生，“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
徐懋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溘然病逝。这一噩耗于徐懋庸不啻晴天霹雳，他的悲痛异于他人，且无从表达。为此他拟了一幅挽联：
让徐懋庸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岁月递嬗，世事更迭，他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并体会到，他当年在年轻气盛下意气用事写给鲁迅的信，闯下了多大的祸，且让他吃足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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