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许宏：所谓溯源中国，就是追溯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

从200万年前的古猿人遗址，到世界最早栽培的稻作和粟作遗存，再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河南仰韶、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然而，在探秘过程中，网友们的心里都像揣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比如文明的起点在哪里？中国文明的起源又在哪里？著名的二里头文化究竟姓夏还是姓商？三星堆遗址就是三星堆文化吗？……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新书《溯源中国》，以宏观的角度思考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读者据此可以把握许宏二十年来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了解考古学界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本源问题这一领域的纷争与研究成果。

自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无数考古人筚路蓝缕，不遗余力地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其中，夏文化探索一直是考古和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因为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寻找夏，一直是人们心中拂不去的梦。

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开启了探索夏文化的肇始。经过60多年不间断发掘，距今约3800年到3500年，“最早的中国”神秘面纱，逐步被揭开。值得一提的是，从1999年到2019年，是许宏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20年，也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取得最丰硕成果的时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发现了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与礼制相关的宫室建筑群。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许宏称之为——“最早的中国”。《溯源中国》一书写到：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许宏在偃师商城考古工地上

为了对“早期中国”从微观到宏观有一个总体认识，在创作《溯源中国》中，许宏坚持考古学本位与实证主义，客观严谨地阐释了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早期中国形成、发展，以及在世界文明中不断演变的过程。许宏曾说过，自己的研究不可能超出“早期中国”的范畴了。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宏已有作品《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四册，合为“解读早期中国”丛书。许宏说：“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归纳为‘三早’，即关于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已结集为《踏墟寻城》。又因另有关于二里头考古的自选集也将面世，故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文章，本书只收录了的两篇。”

在许宏看来，所谓溯源中国，也就是追溯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溯源中国》分为“寻踪”、“论理”和“观潮”三大板块。顾名思义，“寻踪”，是对早期中国踪迹的考古学探寻；“论理”，是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相关现象及其研究范式的思辨；“观潮”，则聚焦于学术史的观察、梳理与思考。同时，全书配有彩图、线图、说明表多幅，既专业又具有可读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说到“中国文明”，就绕不开“何为文明”这个话题。对此，许宏认为，关于“文明”的解说虽然五花八门，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而说到“中国”，还要捋捋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溯源中国》中记载：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

如前所述，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溯源中国》中写到：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郭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大都无城”，是前中国时代终结、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许宏也强调：“二里头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是你要让我说它肯定是夏，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作为考古人，我希望喧嚣过后，经历此事的朋友都能增强对逝去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从而怀有区分正邪的严肃史观，如果不避矫情的话，当然也希望给我们所从事的求真逐理的考古工作以基本的尊重。”

▲许宏与环境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

除了中原文明，许宏对其他区域的文明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比如三星堆。继1986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填满宝藏的器物坑后，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两个坑之间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另外六个器物坑，一时在学界和公众中引发轰动。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对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这二者产生了混淆。许宏在《溯源中国》中解释道：三星堆遗址，指的是坐落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这处遗址最为兴盛时段的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三星堆遗址上还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遗存，和晚于它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十二桥文化”遗存。再举二里头遗址的例子。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遗存约当仰韶时代晚期，后面还有龙山时代的遗存，然后才是作为遗存主体的、延续约二百年的二里头文化，后面还有相当于商代和汉代的遗存。

在这里，许宏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三大阶段。许宏表示，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文明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那么，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就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则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之间。那是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考古学家一般称其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分布于成都平原，作为三星堆文化前身的宝墩文化，也是这些星斗中的一份子。第二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700年至前500年之间，也即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夏商周王朝时期（下限至春秋时期）。考古学家一般将这个时代称为“王国时代”。总体上看，“满天星斗”的大局面依然存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第三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铁器时代的成熟期，先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然后以秦王朝的统一为先导，东亚大陆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时代”。

“考古需要想象的翅膀，更要严谨的推理。”许宏常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