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陷阱”及相关问题

作者: 单正平

唐代遭贬海南的著名官员有四十八位，宰相则多达十五位，其中李德裕地位最高，名声最大。他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被贬崖州，不到一年即病逝于崖州司户任上。海口五公祠祭祀的五公，即以他为首。

千百年来，海南本地士人和来琼为官者，对谪琼贬官一直抱有相当高的尊崇敬意。大陆未能亲履此地的官员士大夫，则鲜有人对他们在海南的境遇及其后代的存亡续绝表示过关切。当然，苏轼在海南的三年，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苏轼之外的历代贬官在海南的遭际行迹，基本上被大陆人遗忘了。

张之洞（1837—1909）

但近代有个例外。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听说李德裕后裔在崖州多冈村，且“已变为黎俗”，即于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十八日致电崖州守唐镜沅，要他“务速访求两三人……善为劝导，资送来省，当优给衣粮，令谋出路。其家如有李相故物，婉为购置一两种，重价不惜。”二十七日唐回电，称“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余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三个月后，唐镜沅又报告说，李德裕的后裔李亚法“率子弟十余人来，选年二十以外者，粗俗难化，且惧赴省，幼者皆在十二三岁以上，尚有韶秀者数人，其父母怯于远离，容再开导。”一年多后，张之洞调任湖北总督，他对李德裕后裔“性质愚蒙，不敢远来”仍“于心耿耿”，希望海南官员“务须劝导晓谕，携两人同来，许以终身衣食不缺，吾将带往鄂省，将来携之北归中原，为古今忠臣劝。”但是地方官员报告说，费尽周折选出的两个孩子，十八岁的亚六和十六岁的亚洪，“均不愿意远出”。张之洞的一片苦心和良好愿望，最终也落空了。（《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三）

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很想知道，李德裕后代今天怎样了？是保持黎族身份，还是重新汉化如张之洞期望的那样？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德裕并无后裔留在海南。但自称李氏后裔的李亚法一族，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学界研究，大体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德裕直系后裔虽无人留滞海南，但不排除其远亲旁支乃至家人仆役，落籍海南且以李氏后人自居。二是，某些精明的人，拉大旗作虎皮，以李德裕后裔之名自高身价，以求自保或谋利。于是才有上述传说，使得张之洞和海南地方官员信以为真。但长期研究海南历史的周伟民教授，经过详细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认为根据迄今为止的所有证据，都不能确定，李德裕是否有后裔留在海南并且黎化（详见周泉根《隋唐五代海南人物志》）。冷静的历史研究，常使神奇的杜撰祛魅。既然研究仍不能定案，则张文襄公的这个寻人故事，就仍有其特殊的意味与价值，值得略加申说。

在张之洞看来，身处“荒服”以远的李德裕后裔，显然已经“夷狄”化了，按老说法，即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他希望已经夷狄化的李德裕后裔再“入华夏而华夏之”。因为他们真正的故乡是北方，最终应该脱离蛮荒，叶落归根回中原。

但问题是，“李德裕后裔”不愿远离崖州。虽然历史文献没有记载李亚法及其族人的片言只语，但他们的拒绝足以表明，那个一千年前的北方“故乡”，那个文明先进之地，是令人畏惧的陌生“蛮荒”之所。张之洞本人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在做有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事（为古今忠臣劝）。他大概不会考虑李亚法及其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身居高位的两广总督，大学者，对蛮荒之地的草民百姓，难有真正“同情的了解”。

张之洞式的良好愿望，,后来颇有继承而发扬光大者。上世纪中叶以后，海南地方政府为了改善黎族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曾经在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两次把深山老林的黎族移民到到靠近海边的平原地区。但没多久，这些人不能习惯滨海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自发回到了山里老家。

海口五公祠

类似情形，全国乃至全球，所在多有。如今流行各种陷阱说，从张之洞“拯救”李德裕后裔的举动开始，各种精英先进，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喜欢采取移民的方式来达成现代化。但效果常常不如人意，尤其不为被移民者所接受。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不妨称之为“张之洞陷阱”。其要害在于，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蛮荒”之地民众的渔猎，采集，牧耕是落后的，不幸的，亟需改变。“原始人”或落后愚昧族群就应该尽可能快地“被现代化”，进城上楼，享受现代文明的幸福生活。然而，被移民者的后续生活和工作，不如意者甚多。从文明的美好愿望出发而导致粗暴乃至野蛮的悲剧结果，此之谓“张之洞陷阱”也。

进言之，即便我们认定李德裕无后裔在海南，李亚法们纯属冒名“傍大款”，此事也仍然值得议论几句。

李亚法攀附李德裕的名门高第，除了现实利害的考量，还有一个极为深厚普遍的文化心理——重视郡望，重视家族的历史源流。众所周知，一千多年前，中原汉族开始经由闽粤，移民海南，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文化。但如今走遍全岛，观看宗祠的匾额，过年的门联，浏览形形色色的族谱，绝大多数汉族人家，都会强烈表示，他们的根在大陆，在北方，在中原，甚至就在河南某府某县。但仅此而已。那个古老、遥远、陌生的原乡，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无论语言、饮食、服饰乃至某些生活习俗，两地的差异都不可以道里计。

尤其是族谱所呈现的家族迁徙和开枝散叶的历程，让我对所谓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古老说法产生了怀疑。也许可以这么说，安土重迁是个美好愿望，几千年来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躲避战乱、逃荒、谋生……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徙到了很远的地方，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华文明的蔓延扩散，主要是家族迁徙和开枝散叶的结果。官方移民，小如官员罪犯的流放，大如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清朝的“湖广填四川”，并不是中华文明扩散的常规现象。《诗经》里公刘由豳迁岐的记载，显示的是整个部落国家的迁徙，这种壮举，在南北朝以后就极少发生了。几千年历史上，更为常见的是家族乃至小家庭的自发、自由的迁徙。

但是这种普遍的迁徙，在官方的正史中很少记载，其中的人物传记或有对迁徙的简单叙述，其着眼点在人物而非迁徙本身。近世以来，社会史研究日渐兴盛。宗族文化研究也颇有可观，尤其是伴随民间编修族谱而产生的宗族历史叙事，充斥于各种宗亲会的网站，已然蔚为大观。但这种叙事，甚少进入正史撰写者的视野。至少在现今通行的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宗族文化特别是移民迁徙还缺乏具体的记载叙述。尤其近世以来，华人散布到地球每一个角落，这一惊人现象，对中国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尚未见有深入的研究与评价。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鼓吹民族主义，在日本撰写了著名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歌颂历史上移民南洋而且成就显著的人物。他使用了“殖民”这个很时髦的词，但从中国历史本身看，东南沿海华人向海外移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近代中国南方人的移民海外，不过是魏晋以还中国移民历史的新阶段而已。在移民心目中，他们从厦门到广州，到新加坡，再到更远的地方，只有距离的远近，并无无边界、海关限制形成的差异。中国人到新加坡需要护照和签证，大概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事。中国人的移民南洋，其性质和欧洲人征服美洲似有不同。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居功至伟。但从国家体制层面，华人并没有成为占据支配乃至统治地位的族群。这也是梁启超当年深以为憾的事情。他把这个憾事归咎于宋元明清历代朝廷未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王室那样对“殖民”英雄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但显然这也是所谓后见之明。在古老中国的天下观里，南洋是四夷之外更为遥远蛮荒的地方，根本不值得重视；占领、经营、统治就更谈不上了。前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不深，耗费有限，加之偏僻辽远地区运输不便，许多广袤地区的丰富资源，其价值并不为当时人所知，故领土争端远非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那么激烈，寸土必争，动辄开战。以海南为例。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建制珠崖、儋耳郡。但仅仅六十二年后，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就罢弃珠崖郡。原因很简单，管理成本太大，而收益甚小，不值得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直到东汉末年，孙权用兵海南，才又开始对海南行使统治管理。明清时代的中央政府对于南洋，大概有同样的理由和态度。

让我们再回到张之洞。张文襄公希望李德裕后裔回归故里，这一良好愿望，是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依恋故土民族心理的确证。但如前所说，那些上千年不曾迁徙的内地封闭地区的汉族人群，其宗族文化反倒并不发达，许多地方也没有浙闽粤地区那样重视宗族祠堂建设和族谱的存续修订。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从迁徙本身来考察也许可以别有解释。

不断的迁徙，意味着要不断面对陌生的环境，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人精神心理上的紧张、惶恐、孤独可以想见。应对这种种不安的办法，除了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崇拜，大概就是对故乡祖宗的怀想。如今流行的所谓一出国便爱国，其心理根源与此相同。由此产生了通常所说的中国人以祖先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宗教”信仰。或许可以从此导出一个假说：

祖先崇拜不是产生于安土重迁的生产、生活习惯，而是形成于永无止息的迁徙历程。

支持这一假说的有力证据是：宗族文化最为发达、祖先崇拜最为兴盛的地区，也正是迁徙意识和能力最强的浙闽粤琼诸省人群。闽南粤东地区最为辉煌的宗族祠堂，大多是移民海外的人士回乡建设。与之相反，最为保守、甚少迁徙的中原某些地区，宗族文化与祖先崇拜的力度，都远逊于东南沿海地区。另一相关现象是，走遍世界的浙闽粤沿海地区民众，信仰基督教者也相对较多。对此现象的通常解释是：西洋传教士最先进入东南沿海地区，这里人们得风气之先，所以信教者众。但我以为，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走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浙闽粤人士，所面对的风险和困难更大更多，因而需要更为强大多样的精神支撑力量，传统的祖先崇拜不足以满足他们心灵的“欲壑”时，基督教作为补充力量自然会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