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宋代，人们的反应经常是“积贫积弱”。“积弱”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大宋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这构成了大宋的一块心病，为了这块土地，与大辽进行的几次战争都失败了；其他方向的对外扩张也始终不成，乃至最终因为北方无险可守而亡国。
如果说这个“积弱”似乎还说得过去的话，“积贫”则全非如此。不仅不贫，大宋在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陈寅恪先生曾赞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大宋确实配得上这种赞誉。
大宋废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场自由度大为提高，民间贸易高度发达；宋代是古代中国唯一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经商为耻；帝国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环中国海庞大的货币共同体，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社会中工匠甚多，并逐渐形成了工匠行会制度，这意味着民间社会自生秩序的深度发展。
文化层面，宋代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儒家复兴，影响力向下贯穿至今。民间讲学的活动在宋代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伴随着的是乡约的发展，讲求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乡村带来基于宗族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自觉意识，成为后世乡村自治的基本规范，与书院所传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里。宋词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各种勾栏、瓦子的兴盛意味着发达的民间消费，消费型社会反过来使得文学、绘画、书法等等一系列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基础，所以宋代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发明当中有三个是在宋朝才出现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关于技术的一系列叙述，不过是当时技术发展高度活跃的一个反映而已。
大宋能够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前提当然是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自由度，换言之，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但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于是，一个吊诡的历史逻辑就浮现出来了，经常被视作是大宋“积弱”之象征的无法收复的幽云十六州，实际上正是大宋赖以获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会状态的前提；让宋朝人如鲠在喉的这片北境土地，实际上却是大宋之所以成其为大宋的生命线。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展开来看看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了。这背后有着通常的中原视角史观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理解宋辽关系的关键。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问一句，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对汉人的定义并不是基于血统，因为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楚、越等在西周的时候还被视作蛮夷的人，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被视作汉人的一部分，血统上更是无法追溯。所以，所谓的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只有转化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伦理实践时，我们才会称这个社会为某文化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时，其所依凭的载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区别。对于一神教来说，其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耶稣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岛上或沙漠里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无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来生活，他甚至必须加倍虔诚，才能鼓起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否则就精神崩溃了。但是儒教要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的话，其载体是一种表达着特定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都无法脱离开一种人际关系结构而展开。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还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在物理意义上比较稳定，倘若彼此经常不知对方所在，则其伦理也无从展开，这就要求人们过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须要农耕，此时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浮现出来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于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农耕来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长城。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必须得放弃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从文化上来看，这就不是汉人了。这是为什么纯正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越过长城的原因。它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则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只能游牧获得，但一旦游牧起来，也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但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于是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因此，长城南北两边的统治逻辑、治理逻辑、财政结构、军事结构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样的。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这里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正当性的作用，他不能无视官僚体系的常例化规则而肆行己意，相反应当“垂拱而治”，倘若君主总是绕过官僚体系行事，则后者将无所措手足，帝国的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君主的能力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继承的稳定性，以便确保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这就是中原的君主继承原则会落实在嫡长子继承制上的原因。王国维曾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嫡长子”是天然的、无法引起任何争议的身份。
帝国的官僚体系之运转，依靠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又浮现出一个前提，即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还是只有在定居地区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则完全做不到，因为游牧者居无定所，税收的成本必定会大于收益。于是，草原上无法建立起类似中原的中央财政，从而就养不起官僚体系，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草原上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因为其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此时邓巴数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会起作用，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概数）之后，熟人关系已经无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但按照规则统治就必须通过官僚来执行，可是草原上又养活不起官僚。所以一个部落一旦超过一百五十人之后，它就只能分裂为几个小部落各自游牧。
但历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游牧帝国，它们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强大的游牧帝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实际上它们是直到中原形成统一帝国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从未形成过值得一提的游牧帝国。这里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种财政—政治逻辑上去。
部落联盟的首领大可汗通过对战利品分配权的垄断，可以形成一种衍生性的或者说附属性的中央财政。只要他能够带领大家持续地从中原获取战利品，或者通过不断的战争压力迫使中原允许贸易，则大可汗便能持续此种衍生性中央财政，游牧帝国的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但这就带来一个要求，即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否则衍生性的财政便难持续，部落联盟必解体。能征善战的要求就意味着大可汗的继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为了确保统治者是个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但这会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待到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后，该由谁来继位做可汗呢？子侄辈里面会有不止一个出来希望继承汗位，并且由于其父曾为某任可汗，这种继位的主张并非无根据，但又不可能全都继位，于是部落联盟就会分裂，发生内战。这是“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立国可汗的兄弟一辈加在一起也活不过一百年，待他们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会发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国发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对手的中原帝国便会获得分而治之的机会。所以，历史上所谓中原帝国击败草原帝国，诸如大汉远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实际上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了草原帝国分裂的那一天。回看历史，会发现中原帝国的这种胜利多半发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证。草原帝国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这种危机在草原上是无解的，于是草原上一方面会对中原保持经常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会周期性地陷入失序状态。这种失序并不会让中原帝国更加好过，因为它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外部安全格局处于一种更加不确定的状态。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够入主中原的话，则前述的草原逻辑就会开始发生变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能够依照中原所需的统治逻辑来进行统治。但是，由前述讨论可知，纯粹的中原人实际上是无法理解草原逻辑的，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逻辑，因为两个地方对于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能够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须能够兼通两种逻辑，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来自农耕—游牧过渡带的长城沿线或者中国东北的原因，长城沿线是拉铁摩尔特别关注的所谓“边缘地区”（蒙古是个特例，但蒙古人最终真正统治中原是依靠了来自东北的契丹人的协助）；倘不能兼通两种逻辑，则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统治必会很快地坍缩为其中的一种，无法兼制长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国，所以能够稳定北方；但孝文帝南迁洛阳，实际上是放弃了草原逻辑，在他身后没有多久北魏便亡国了，此为一例。
大辽国祚得以延续两百余年，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是其关键。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面积虽然在大辽疆域内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要多，从而确保了大辽稳定的中央财政。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个次要原因，即大宋的岁币，这对大辽来说更进一步补充了其中央财政。大宋通过“澶渊之盟”向大辽购买了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杯酒释兵权”则相当于帝国对内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而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的大辽，也没有更大的兴趣南侵，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说辽道宗耶律洪基欲图南侵灭亡大宋，实际上是小说家的虚构。真实历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际，宋朝使者去到大辽通告，辽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直到后来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联金攻辽，中原才又遭兵祸。但是待到宋金和议成功后，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购买和平，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而大金却在帝国治理中没有多久便放弃了从大辽学习来二元帝国结构，导致它无法有效处理草原问题，最终亡于草原力量，大金也无法像大辽一样构成大宋的一个维持时间足够长的屏蔽力量了。反过来，对南宋来说，执意北伐的岳飞，其岳家军已近于私属军队，类于军阀，是必须被剪除的。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岳飞的意图，而是其实力；不能容许任何军阀坐大，这是宋以后帝国的一个基本生存逻辑，与从两晋到大唐的豪族主导的帝国有着很大区别。
对于幽云十六州与草原中国——中原中国之关系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窥见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国历史并不是由中原单线条地演化的历程，而是整个东亚大陆上的一部体系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为条件、互相构造，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才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钥匙。幽云十六州，在这里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通过它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