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一直包藏祸心。美国人同样有他们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历史上对华基本友好，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本质上水火不容，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史认知方面会出现这样大的分歧？我想问题出在视野及研究方法上。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只不过我们通常对其他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视而不见而已。还有可能就是由于中国对档案的限制利用或保存不善，造成中外学术界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作为陪衬或被动的反应角色。另外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通常着眼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传统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缺乏对双方面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在从十九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经历中，事实上，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只是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已。

“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我想，要走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巨大误区，关键是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新视野或方法。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而又极不相同的社会和国家能够在新叙事下做一全新解读。我在这里冒昧提出一个新的视野或方法：“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那么作为方法论的“共有历史”究竟是什么？以我浅见，“共有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即着眼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共有的经历自然也包括共有的挫折和失望。其二，侧重文化范畴。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换句话说，“共有历史”方法同近年来在美国得到广泛注意和使用的国际史方法可谓相得益彰， 甚至可以说是由国际史方法进一步发展而来。国际史研究视野也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其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及不断完善和发展中，但它主要包括以下因素：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所以多国档案、多国多种不同资料的运用是国际史的一个重要特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着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显然，“共有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国际史方法的进一步提升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共有历史当然包括共同经历的种种挫折、失望，我们仍然不应贬低这些共有经历的价值——毕竟，这其中的悲剧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都是人类历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共有历史”视角，一些我们通常忽视的人和事件，才可能会变得清晰起来，并显现其重要历史贡献和意义。

现在让我们追随共有历史的镜头，来回顾一下那些长期被我们视而不见但实际上不仅有趣而且重要的片段。美国和中国固然是两个有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曾互相成为对方的榜样。美国的立国之父之— ——本杰明·富兰克林便被中国所吸引。他认为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最富于智慧的国度”，中国而不是欧洲更适合成为美国效法的榜样。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获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时很惊讶。在他的眼里，以中国人的伟大和聪明才智，理应是白种人。中国甚至在美国的独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七七三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中被倒入大海的茶叶主要来自中国。不仅如此，力图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也是美国追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寻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中国贸易。难怪美国一旦独立，美国人便梦想着中国的市场和财富。一七八四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驶进广州，仅仅这单独的一次航运便创造了25%到30%的利润。无疑，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就是“发达”与“财富”的代名词。当然，风水轮流转，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成为中国人追随的目标。一九一二年中国一举成为共和国，无疑是在步美国后尘。毕竟，美利坚同中国相比虽历史短暂，但其为世界上资格很老的共和国，且拥有世界上最久和历久弥新的成文宪法。

波士顿倾茶事件

共有历史镜头还会向我们展示中美两国历史奇怪重叠的画面。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例如都不是强国，都认为自己的文明特别，都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点，那就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美国都挣扎于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之中，都面临十分严重的内忧外患。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加诸中国的重重经济及外交压力，随着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开进紫禁城，将圆明园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而达到了顶点。这当然是严重的外患。然而，对清王朝的致命威胁来自内部。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内部起义和造反的煎熬，在中亚地区平定回民暴动几乎掏空了大清国库，而太平天国运动则是革命性的起义，是关乎清王朝天命的严重内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和《旧约圣经》中得到启示，要用基于基督教的所谓太平盛世取代儒家文明。曾经傲气凌人并势强力盛的满族统治者如今看上去却已疲惫不堪，腐败透顶，积数年之力才勉强将太平天国打败并暂时保住了儒家文明体系。而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南北各州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势同水火，直到一八六一年双方内战爆发，一决死战。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也许是美国人所打的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一八六四年，当“同治中兴”中满汉联合最终打败太平天国，并在洋人的压力之下开始对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改革的时候，林肯的北方军队也开始走向内战胜利。中国人把来自内部的麻烦和来自外部的威胁并称为“内忧外患”，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也面临他们自己的“内忧外患”，因为在美国人南北对峙互相厮杀的时候，美国昔日的宗主国大英帝国则在外交上甚至军事上支持着反叛政府的南方，大英帝国一心想借美国内战制造两个美国，让美国分裂。

蒲安臣1860年摄于美国纽约（来源：新浪历史）

两国同时经历和感同身受的“内忧外患”无疑更进一步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一八六一年对于中美两国的对外关系来说可谓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同治中兴”的起点，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同意洋人在北京设立领馆。中国在被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败，并且于一八六〇年遭到火烧圆明园之后，终于建立起一个处理外交的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美国人蒲安臣因此成为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因缘际会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双重使者。蒲安臣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中美两国相互之间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和中美两国自然的亲近感，蒲安臣在任驻华公使期间主要致力于中美友好及文化交流。例如，蒲安臣大力向马克·吐温介绍中国，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中也有蒲安臣的影响。朗费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剑桥。朗费罗的《人生颂》曾风行一时，在美国家喻户晓，充分展示了美国人乐观好胜的民族性。但该诗被译成中文并让诗人卷入其中，则与蒲安臣密切相关。英国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他为了练习中文而将《人生颂》用汉语翻译出来。随后他将自己的翻译拿给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看，请其指正。董恂一时技痒，对威妥玛的汉语翻译加以润色并改成七言律诗。董恂无疑喜欢蒲安臣，给他写了不少诗。当蒲安臣于一八六五年返回美国做短期停留的时候，董恂特意将《人生颂》的中文译诗写成扇面，请蒲安臣将其送给朗费罗，以示友好。董恂之所以知道朗费罗的重要性和具体信息，无疑同蒲安臣的大力推介有关，否则其不会贸然请蒲安臣带礼物给这位美国诗人。蒲安臣显然成功地履行了这一文化信使的职责，因为朗费罗深为这把写有其诗句的中文译文的扇子所打动，他请蒲安臣代他致谢，并转达对董恂的敬意。朗费罗无疑珍视此扇，其在哈佛大学不远处的故居现为美国政府名下的文物单位，此扇迄今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成为其故居珍藏。我每次造访此地时，其档案馆长都很热心地从库房中拿出此扇，让我一饱再饱眼福。蒲安臣好像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感动中国官员的机会，返回北京之后，当他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面前告诉他朗费罗收到那把扇子是如何喜悦和感激的时候，他一定在这些大臣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好感。董恂在听到蒲安臣的叙述之后甚感欣慰，当即为此情此景赋诗一首，感谢蒲安臣的功劳。根据钱锺书的研究，《人生颂》是第一首汉译美国诗，也可能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中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汉译作品。钱锺书甚至提出《人生颂》的翻译是中国最早的英汉诗歌翻译。

威妥玛与董恂

蒲安臣还在将西方近代国际法引进中国人的视野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称《万国律例》）就是通过蒲安臣的推介而被翻译成中文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早在一八六三年，当中国政府在同列强打交道捉襟见肘、进退失据之时，它意识到需要对西方外交及国际法有所了解。为此，署理总理衙门事务的军机大臣文祥询问蒲安臣是否可以介绍一两部权威的国际法书籍供中国参考。蒲安臣立即推荐了惠顿的书，并安排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着手翻译事宜。该书最终由中国政府官方出资翻译出版。并由署理总理衙门事务的董恂为中文版写序及推荐。一八六五年此书出版后甚至被正式进献中国皇帝。为表示感谢，译者丁韪良还慎重地将此书题献给蒲安臣。该书成为中国了解西方国际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门书。后来这本书还被引入日本，对日本近代外交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蒲安臣也是把中国学者型官员徐继畬所撰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给美国的人。徐在此书中称华盛顿为一代伟人。为表彰徐在中国传播美国之功，通过蒲安臣的安排，美国国务院特赠华盛顿正式肖像给徐继畬。如果中国人访问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应该去读一下刻在此石碑之上的徐继畬所撰《华盛顿颂》。美国人愿意把一个十九世纪中国官员的文字刻在其国父纪念碑上，同华盛顿英名一样万古长存，应该说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享历史的一段佳话。

徐继畬与《瀛环志略》

由于蒲安臣深得清政府的信任，他甚至一手促成中国第一次主动卷入美国内政。前面提到英国积极卷入美国内战，一心促成美国分裂，制造“两个美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英国为美国南方建造舰艇“阿拉巴马号”。此舰给北方一度造成重创。一八六四年当蒲安臣获悉“阿拉巴马号”可能对美国北方在中国近海的商船实施攻击时，他要求总理衙门向中国沿海各省指示不准“阿拉巴马号”及其他美国南方的船只到中国近海停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对蒲安臣的好感，总理衙门居然言听计从，指示中国沿海各省全力阻止“阿拉巴马号”及美国南方其他舰只攻击美国北方的商船及财产，严禁美国南方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对总理衙门及时友好的援助，蒲安臣及美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作家的马克·吐温当时写道，中国是第一个对我们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国政府，它向到处劫掠的“阿拉巴马号”及其他舰船表示其不支持南方叛乱方，不向它们开放中国港湾。蒲安臣得到清政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政府就美国内战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卷入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行动，尽管迄今为止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段中美关系中的特殊经历。特别是在我们今天一再提醒美国人要维持“一个中国”的承诺时，这一段历史佳话是很有回味价值的。

以上是蒲安臣代表美国的内容。前面提到蒲安臣是中美两国的双重使者身份，是因为一八六八年在蒲安臣担任了七年的美国驻华公使打算回美时，大清政府正式任命他为中国首次出访西方各国的使臣。尽管蒲安臣对来自大清皇帝的御旨一字不识，但他就凭这张文书代表中国同美国政府签订了著名的《蒲安臣条约》。这可能是近代中国签订的中美之间第一个平等条约，影响极其深远。例如近代中国第一次有中央政府筹备的留学活动就是因此条约的内容所致。留美幼童的到美留学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甚巨。与美国人签订条约后，中国使臣蒲安臣来到欧洲，但欧洲各国显然不如美国对华友好。英国人羞辱他，法国人冷落他，只有普鲁士对他较客气。导致蒲安臣心力交瘁，一八七〇年初以四十九岁英年死于俄国。其去世时还是中国的使臣，还在为中国的外交做最后一搏，可谓为中国捐躯，死而后已了。在获悉其去世的消息后，为表彰其贡献，大清政府赐其正一品大臣。甚至连其遗体也由中国出资运回美国，安葬在与哈佛大学咫尺之遥的奥本山墓地。中国人喜欢称尼克松、基辛格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与他们相比，蒲安臣才真的是中国人的朋友，别忘了，他还是中国的使臣呢。我每次路过哈佛校园，看到来自中国的游客络绎不绝，常常忍不住想，他们中有几个记得蒲安臣，并到从哈佛校园步行不到半个小时即可抵达的蒲安臣墓地去凭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