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决定派遣五位大臣出国去日本以及欧美等国进行考察。这一场发生在晚清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令今天很多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考察所涉及到的国家以及具体的一些考察事项实在是非常广泛。
如五大臣不光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还见到了德国皇帝、英国、比利时、瑞典、丹麦等国国王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元首。而且五大臣还到过美国的国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德国的军工企业克虏伯公司，甚至他们连瑞士的巧克力公司、意大利的斗兽场和庞贝古城等地都去过。
那么，为什么清朝要派遣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他们又都考察到了什么呢？
上图_ 约1905年，端方等五大臣出洋时期致柏劳霍大幅旧照
一、 出洋考察的原因
清朝决定派遣重臣出国主要是考察政治，即发给五大臣的谕旨中所谓的：“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究其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部分。
就内因而言主要有三点：
一是清廷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沦为了“洋人的朝廷”，其统治合法性和政府形象受到了国民们的质疑，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
二是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包括部分官员和权贵在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势力仍然较大，并且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政治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
三则是不管是掌握实权的地方督抚们还是朝廷中的宗室权贵们也大都也受到君主立宪影响，地方督抚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以强国，宗室权贵则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可以巩固此时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如五大臣中的镇国公载泽给慈禧太后的奏章中就说：“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可清，一曰内乱可弭”。
上图_ 日俄战争
就外部原因而言主要有两点：
一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即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两国开战，而清朝却选择中立，任由两国列强蹂躏本国国土和国民，加重了国内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战争结果是明治维新后逐步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了俄国，这又让清朝国内的立宪人士活跃起来，如当时立宪派就说：“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
二是革命党势力不断发展起来，主张彻底推翻清政府。革命党人一方面加大社会舆论宣传，批判清廷专制腐朽，使社会对清廷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如单是光绪三十年（1904）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小武装起义达五十多次，严重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
上图_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钦显皇后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意识到不管是不是真的实行君主立宪，但革新的姿态还是要快速摆出来，否则清廷会人心尽失，若是连立宪人士都不支持朝廷，那清廷的覆灭就是板上钉钉的了。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就说：“今日欲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革命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即通过五大臣出洋考察给全国营造出清朝即将革新的姿态，让人们不要再想着革命，而相信君主立宪指日可待，以求暂时稳定清廷统治。
因此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决定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派遣使团考察欧美的先例也派遣五位大臣赴欧美进行考察。
上图_ 五大臣中的端方（中左）和戴鸿慈（中右）
二、五大臣去了哪？看了什么？
清廷最终选定的五位出洋考察的大臣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从五人的身份可以看出清廷选他们是有一定考虑的，也难怪革命党的《民报》说五大臣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极老成之卿相”。
出洋的五个大臣分为两路，先出发的一路是端方和戴鸿慈二人，主要是去美、德、奥地利、俄和意大利诸国，到了欧洲后他们又顺路去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五国转了一下；
稍晚二十多天出洋的一路是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三人，他们主要访问的是日本、英国和法国。
如前文所述，五大臣及其随行考察团所考察的事项颇为广泛，但总的来看主要有政治制度、教育、军事以及公共事业四个大方面。
上图_ 1905年12月19日，湖南巡抚端方、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等人，奉光绪帝和西太后之命，乘坐“西伯利亚号”邮轮前往夏威夷
三、政治和教育的考察
在政治制度的考察中，端方、戴鸿慈在美国国会大厦旁听了参议院开会，又了解了德国议会的组织制度，他们在参观意大利的上下议院后，还感慨意大利议会的布局“条理秩序，可以为法”。由于清朝比较青睐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所以载泽等三人的考察团在日本呆的时间比较长，而日本方面对他们的接待礼仪也较高。按照外国皇族的标准进行的，在载泽等人到来前，日本还专门制定了《清国镇国公载泽殿下来航接待次第》。
载泽等人在日本主要是通过演讲和同政府大臣进行讨论的形式来了解日本的君主立宪，如伊藤博文就告诉载泽：“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臣民”。这正中载泽等人的下怀，于是考察团成员都认为清朝君主立宪应当学习日本，纷纷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
上图_ 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 1906，芝加哥
在教育的考察中，端方、戴鸿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一众名校，在德国又参观了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国外的学校教育让考察团有所反思的地方比较多，比如针对贫民的教育，针对女性的教育。端方及戴鸿慈在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女学院和威尔仕利女学校等多所女子学校后，给慈禧和光绪报告说：“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善，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使得国内也开始关注女性教育。
而载泽一行人不光去了牛津和剑桥大学，载泽还获了个剑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其余二人也获了个文学博士学位。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对载泽影响比较大，因为考察团发现日本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做得工作比较好，所以载泽等人认为日本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以至于在给慈禧和光绪的报告中仍然强调这一点，即“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术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
上图_ 1906年 五大臣考察德国老照片
四、军事和公共事业的考察
清朝此时国内正进行军事改革，所以除了政治制度外，军事也是两路考察团关注的重点。
端方和戴鸿慈在德国参观了著名军工企业克虏伯炮厂，见识到了该厂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技术，观看了新型火炮的施放，并当场买了一门新式快炮及炮弹六百发运回国内。在两人拜会德国皇帝的时候，德国皇帝还对他们说“中国变法必以练兵为先，今日之要，莫如练兵，如此则国势自强”。挪威负责国防的官员也告诫考察团：“兵必先练将，有将即有兵，又必先能自造械而后可”。
载泽在日本时伊藤博文也对他说只有对军人进行军事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抵御外诲，否则“尽乌合之众，平时徒饰观瞻，临敌争先溃散，安危所系，不可不慎！”
上图_ 载泽出使英国伯明翰
上图_ 1906年载泽考察团访问剑桥大学，图中右为载泽，中为剑桥大学副校长巴特勒
虽说五大臣出洋考察重点是军事和政治，但国外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如在参观动物标本馆的时候，考察团对馆内陈列的大到鲸鱼、大象，小至虫鸟之类的标本赞叹不已，认为这对于启迪民智有莫大好处。考察团在纽约还分别乘坐了轻轨和地铁两种新型交通工具，意识到了快捷交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丹麦的医院进行考察时，考察团还特意记录了皮肤病的治疗方法，甚至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的医疗，他们连精神病院和传染病院也都去过，而这些医院“管理精细，清洁整齐”，给了考察团深刻的印象。
尤为一提的是，也许是受到中国自古便有的重文教传统的影响，五大臣对外国的图书馆颇下了一番考察功夫。他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进行考察，不光赞叹国外图书馆的雄伟壮观，还详细的记录了取书借书的方法。回国后端方更是专门给清廷上《创建图书馆折》，他在奏折中说：“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并积极协商在国内兴办图书馆的事宜，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了。
上图_ 1905年12月，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五大臣出洋考察所涉及到具体事项还有很多，难以一一罗列。但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过及考察事项的大略可以看出他们在出洋后对立宪改革的优势是有了切身体会的，所以回国后他们不断给清廷上书立宪的好处，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给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企图推动改革。
但是几千年的皇权传统之下，让清廷短时间内一口气接受西方宪政的原则难度是极大的，并且清廷宣布革新的诚意也有待怀疑。所以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之下，清廷立宪的失败是必然的。
根本的政治体制无法变革，五大臣在考察过程认为本国也应学习的其它多方面事项的建议也自然是无源之水，开展起来的少，效果也极其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