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彝是正儿八经近代史第一人

作者:贾晓周

同样一个丁韪良,在与中国农民交流的时候,却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时,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场源自先进科技的革命。顽固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明电线电报,却仍然是泱泱大国。
在直接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张德彝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张德彝

“自卑”的出身

张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为该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之一,四年后,他便随同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派使团斌椿使团出访。随后40年,他虽然没有担任过驻外最高使节,但他始终从事外交和外事活动。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他任随员。此间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事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国驻英使馆译官,光绪十三年任秘书。后曾一度回国,任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罗丰禄的参赞;光绪二十七年,以记铭道二品卿衔出英、意、比大臣,光绪三十五年任满回国。他一生中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张德彝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过去一直认为已遗佚,但最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献中被发现。
张德彝从海外归来后,被派去和同文馆的另一校友沈铎一起做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中国的皇帝也许是惟一要求两位教授同时上一门课的人。为了对自己的老师表示尊重,光绪帝允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见时仍然坐在自己身边。可见张德彝回国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张德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文馆出身还是充满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八旗子弟学习英文。其奖励条款是: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但即使这样既给钱又给官,在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学生。
同文馆的学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京师的好事者作各种侮蔑、攻击的言辞打击这些入学的学生:所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作为15岁的汉军镶黄旗子弟的张德彝,固然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但是,毕竟没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还是有遗憾的。
他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牍,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当为对他的客观正确的评价。而张德彝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

张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墓志铭曰:“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张德彝的自卑感来自晚清畸形的社会。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固然出于美德,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畸形环境。如此压抑,的确可悲。

作为“第一”的发现

张德彝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大臣们相比,可能因为没有赋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对西方的观察视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来自他的记述,他的许多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细致观察所得。

相关著作第一个记录西餐:西餐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已进入中国。而西餐在中国北方出现则晚得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租界出现了一家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的“利顺德”,其创始人为英国牧师殷森。五年后(1866年),张德彝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大约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有识之士震惊吧。
第一个记载西方标点符号: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张德彝随同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在《再述奇》(或者《欧美环游记》)中,他介绍了西洋标点:“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又过了将近40年,中国的现代汉语才正式采用西式标点符号。张德彝的文化观察不可谓不敏锐。
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张德彝写作《随使法国记》110年之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而出版。国人乃知有中国人经历并记载了巴黎公社。张德彝曾于同治九年腊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正赶上巴黎公社暴动。24岁的张德彝在日记中,虽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并命名之为“红头民政”,但对巴黎公社的勇士们,他仍然是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年轻的张德彝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运动的世界性意义以及它在人类阶级斗争历史中的重大价值,但是,这种不同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叛乱”,想必一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

第一个记载若干著名西洋工具、乐器和房屋名称:自行车的名称,即来自张德彝的记载。他在《欧美游记》中描述过伦敦的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他也是第一个描述火车的中国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当时英法的火车:“头等车厢分三间,每间左右各二门,门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地铺花毡,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灯于车顶,两床抽出可并为一坑。”他也是第一个描述钢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张德彝途经上海,去拜访印刷家姜辟理,曾听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张德彝描写“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差参错落,颇举可听”。无疑姜氏弹的是一架钢琴。他还首次记载了缝纫机(后来他在法国与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见过面):《航海述奇》载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英军将领戈登家中作客,“见有铁针架一座,俗名铁裁缝”。张德彝描写铁裁缝说:“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他还首次把美国白宫翻译成“白房”。在《欧美环游记》中他说:“朱温逊(即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即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嘲语也,盖国中呼厕为白房。”这还是头次听说,“白宫”一词在当地民俗中居然有嘲弄的含义。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的中国人:金字塔与长城之间的最早的对话或者说直接联系,来自张德彝。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钻进金字塔的中国人。拿破仑进入金字塔后,曾经因震惊而一言不发。埃及金字塔建筑非凡，奥秘无穷。中国人知道它的直观情况，是在清朝同治年间。探秘人张德彝（1847—1918），是一位铁岭人。 1866年，张德彝在北京同文馆毕业时，年方19岁，此间他曾随观光团出国进行了一次旅游，一路上历尽艰辛来到北非，见到了金字塔。 张德彝首先考查了金字塔(即王陵)的外貌，记录该王陵，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均呈“三尖形”。大型王陵“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叠起……正面一洞，高约八丈，上有埃及文一篇，字如鸟篆，风雨侵蚀，模糊不复辨识。”在墓前有“一大人头，高约四丈，宽三丈许，耳目晰。” 接着张德彝进一步考查了金字塔内部的情况。在土人的引导下，他好奇地钻进了那座最大的金字塔。他是从破损的缝裂中进去的，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时虞颠扑”又“石震有声”，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弯弯曲曲，“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走了好一阵方豁然开朗，原来进了墓室。其实里边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东西，只有“一石棺无盖，形如马槽，击之铿然，放于壁角”。张德彝等在墓中盘桓，往返达三小时之久。因过度疲劳， “出则一身冷汗矣”! 张德彝回国后，将他亲游金字塔的见闻写了一本(航海述奇)的书。这篇游记竟成了我国第一次关于金字塔的记载。 据考，张德彝字在初氏，满族，曾任清政府重要官员，出使国外。其祖籍为铁岭县蔡牛乡张家庄人。

第一个记载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张德彝所写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域外有一种叫“肾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国的见闻时写道:“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他记载再游法国时的见闻:“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他认识到避孕套的两大功能:预防性病和计划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对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进行了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张德彝对西方的观察,最后仍然是中国的角度和立场。张德彝的遗憾,当然来自于他的教育背景。我们无法要求张德彝在将近150年前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他在本质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旧金山,张德彝的笔记就记录了他同一个美国化了的华人发生摩擦的情况。这个华人已经来到美国七年,学习基督教。张德彝曾经就对他训斥道:“你已经剪了你的辫子,你又怎样有脸回到中国去呢?你已经改穿美国服装了,我们不再把你看成一个中国人。你学基督教吗?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在你死后,你还有脸去见你的祖宗吗?”

引入新标点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与唐人街

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 1872年。那一年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有：“金山为各国贸易总汇之区，中国广东人来此贸易者，不下数万。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国人呼之为‘唐人街’。建立会馆六处。”1887年，王咏霓在《归国日记》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为太平洋贸易总汇之区，华人来此者六七万人，租屋设肆，洋人呼为唐人街。六会馆之名曰三邑，曰阳和。”王咏霓的这句话与志刚的差不多。在这之前，王可能看过《初使泰西记》，因此，他在这里沿用了志刚的“唐人街”。“唐人街”是粤人华侨自创的名称。
1875年，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就称唐人街为“唐人城”。张通英语，英语称唐人街为Chinatown。其实，在这以前，张德彝更为直接，他将 Chinatown 直译为“中国城”，如《航海述奇》（1866年）：“抵安南国，即越南交趾国……再西北距四十余里，有‘中国城’，因有数千华人在彼贸易，故名。”
与同文馆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张德彝时值十五岁，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洋务派官员倡导下的“洋务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总理衙门”为了培养能够办理洋务的人才，决定创办“京师同文馆”，延请外国人来教中国人说外语，写外文。创办同文馆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翻译人员。
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中国史上第一个赴欧旅游观光团出发前在北京合影，右起第3人为张德彝

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初设英文馆，于1863年至1897年间先后增设法文、俄文、算学、化学、德文、天文、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日文等馆。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兼学算学、天文、化学、格物、医学、机器制造、外国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
同文馆创办之初，教员拟从广东、上海商人中专习英、法、米三国文字语言者挑选。于是清廷命广东、上海各派二名识解外国（英、法、米）文字语言者，携带各国书籍到京作教习。朝廷发布诏令后，可惜粤、沪未能找出适当人选担任教习。一八六二年，奕欣在英人威妥玛的帮助下，请英籍教士包尔腾充任教习。学生来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为主，额定英、法、俄三馆共三十名，结果也是事与愿违，挑选不到合适的学生，只得先办一个英文馆，招生也扩大到了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八旗满、蒙、汉闲散内，酌量录取”。
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交通频繁，西风东渐日盛一日，但是保守的中国封建士大夫仍然严防“夷夏之别”。总是把外国骂做“蛮夷之邦”，把外语骂做“南蛮（央鸟）舌之音”，反对中国人学讲外语。当时同文馆成立之初，便遭到不少顽固守旧的官僚的攻讦。声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又云“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甚是耸人听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那些“正道人士”，希望自己子孙从科举正途出生，是绝对不会把自家“佳子弟”送入同文馆“拜异类为师”，做出这种“有辱斯文”的大逆不道之事。只有像张德彝这样，出生寒门，又天资聪颖，好学不辍的人，才愿意进入同文馆学习。张德彝就是这样被录取了，成为了同文馆第一届十位学生之一。
为了奖励入学，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四十五两，八品官者四十两，九品官者三十二两五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三两至十五两不等。季考、岁考成绩优异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张德彝就依靠同文馆所发给的银两养家度日，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在馆内完成学业。

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一八八九年，主管该馆事务的曾纪泽对学生的水平作过一次统计：该届一百多名学生中，学习优秀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不堪造就、应予淘汰者十余人，约占百分之十。在这一时期，京师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卓有成绩的外语人才和二十八名高级外交官。张德彝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第一”的纪录：
中国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第一届学生。
中国历史上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才。
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

更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海外述奇，为封闭时期的中国国民开启了一扇对外的启蒙之窗，令人称奇。一九一八年，张德彝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一岁。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与集邮

集邮活动在中国已开展100多年了，当初源自西方的“集邮”活动何时传入封闭的大清帝国？谁又是中国第一个邮票收集的爱好者？由于历史久远，恐已难以考证了。但中国第一位用中文记述“集邮”活动的人是有据可查的，他就是中国外交官张德彝。 张德彝（1847-1919），本名张德明，字在初，清汉军镶黄旗人。1862年，作为第一批学主之一进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仓协的同文馆学习，经三年于1865年毕业；1866年随赫德等游历欧洲法、英、比、俄等10国；同年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任翻译；同治九年至十一年（1870-1872年）随崇厚出使法国；光绪二年（1876年）随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使郭篙焘到沦敦使馆任翻译，其间1878年至1879年，曾随崇厚赴俄；1887年随洪钧至柏林使馆任随员；1891年曾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1896年随罗丰禄出使英、意、比为使馆参赞；1901年随那桐到东京使馆任参赞事；1902至1906年任出使英国大臣，其间专使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等国。 时大清皇帝，要求驻外使节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定时向朝廷秉报。张德彝遵皇命，从1867年起，就陆续将海外见闻写成《航海述奇》、《再述奇》、《八述奇》等约二百余万字的八种述奇。 其中《再述奇争》（又名“欧美环游记”）之“英吉利游记”一章“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六日己卯”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英国的集邮情况：“闻英国二三年前，有种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张贴壁上，以多为贵，相习成风。女子有因无许多信票者而不得嫁者。据艾教习云，有贫妪英姓者，应得欠款银一百二十两，有百万旧信票者不能得，以故众人集得万余张送去。” 时距英国1840年发行“黑便士”邮票已有28年，可见英人集邮活动已较广泛开展，喜爱邮票程度也到如痴如醉。在相对开放和先进的张德彝眼中，对集邮爱好如此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而称之为“陋俗”；同时从侧面反映国人对“集邮”的生疏；中国人对“邮票”也不识，称之为“信票”。孰知时光流逝，物转星移，历史前进的潮流仅十年光景，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中国也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更为张德彝始料不及的是，当今中国集邮活动更是蓬勃发展，当初的“陋俗”已成为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 尽管张德彝对“集邮”见解有偏异，也许由于他的“述奇”，为“集邮”活动传入中国起到了介绍和传播的作用，也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集邮译论家”，开创了中国集邮史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