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庶吉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职？它为何会单单出现在清朝？

来源:谈古轮史

“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一个短期职位，始于明朝洪武年间。《明史.职官志》载：

“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洪武十八年，以两榜进士的身份在翰林院、承敕监等任职的随侍皇帝左右的官员皆称“庶吉士”。

《明史.职官志》载：

“翰林院……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庶吉士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只要有潜质的皆有机会被选拔为庶吉士，而当上庶吉士后，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天子近臣，负有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

永乐二年，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这一年朱棣下令解缙挑选29个天资过人，才思敏捷的今科进士去文渊阁学习，充任庶吉士，然后由当朝阁臣对其进行教导，学习期间为三年。三年后“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明史.职官志》），即考核合格者，二甲授正七品翰林院编修，三甲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考试不合格者授从七品六科给事中、正七品监察御史，或为七品州县官。

明英宗之后，明廷多从殿试中的二甲、三甲中选出才学俱佳的进士入翰林院充任庶吉士，而这称为“选馆”。同时自明英宗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渐成惯例，在当时内阁成员多从翰林院词臣中选拔而出，而翰林院的词臣又大多是从庶吉士选拔的，因此庶吉士当时就被人称为“储相”，意为后备的宰相，当时武宗朝内阁首辅杨廷和、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等皆为庶吉士出身。

清朝建立后，“庶吉士”制度被继续沿用，当然在初期，庶吉士不归翰林院管理，而是与翰林官同属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宏文院等内三院（《清史稿.职官志》载：“初，翰林之职隶内三院”），庶吉士归内翰林弘文院管辖（《清史稿.职官志》载：“庶吉士旧隶内弘文院，后设本院，始来属”）。1646年，顺治为在朝堂上鼓励新科进士，特赐傅以渐等3人为一甲进士及第，同时选用梁清宽等近50人为庶吉士。1657年，顺治将内三院改“内阁”，并再次单独设立翰林院，由此庶吉士再次专隶于翰林院。

而后，在康熙初期，康熙再次将内阁更名为三院，并撤销翰林院，庶吉士又再次归三院管辖。但是在1670年，康熙又决定沿袭1657年的旧制，庶吉士又重新归翰林院管辖。

之后到了雍正年间，对于庶吉士的选拔较之明朝到康熙年间，变得更为的严格。此时，庶吉士的产生要由皇帝主持的朝考来决定，所谓“朝考”即“殿试传胪后三日，于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在殿试传胪，新科进士（除一甲进士外）取得出身的三日后，会先由礼部以名册送翰林院掌院学士，奏请皇帝，再试于保和殿，并特派大臣阅卷，然后从中择其最优者为庶吉士，其余则授主事、中书、知县等职。

“朝考题目，雍正五年，定为诏，论、奏议各一篇。乾隆十六年，为论，奏议、诗、赋各一篇，汤对松于赋、论、议外，作试帖诗四首，取列第一。三十六年，定诗止作一首，不准多作。 嘉庆二十年后，均以论、赋、诗三项命题。 光绪二十七年，废试帖诗，论、疏如旧”（《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朝考”的考试内容多有变化，雍正年间为诏，论、奏议各一篇；乾隆年间为论，奏议、诗、赋各一篇；嘉庆年间均以论、赋、诗三项命题；光绪年间，废试帖诗，论、疏如旧。

此后，三年后，清廷会在下次会试前对庶吉士进行考核，称为“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等职，或前往各州县任地方官。

总得说，明朝与清朝在“庶吉士”的选拔及考核一事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选进士为庶吉士，也都是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后考核通过者授编修或检讨，不通过则为御史、六部主事，或是前往地方为官。

当然，清朝的“庶吉士”与明朝还是存在着区别的，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清朝有着一个特有的“庶吉士”，那就是“翻译庶吉士”，此“翻译”非彼“翻译”，它指的可不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意思，而是由清朝科举考试中特有的“翻译科”所产生的“庶吉士”。

“翻译科”是清朝科举中特有的考试科目之一，仅限满蒙汉军之八旗子弟参加，当时因满汉日渐相融，满人能通满语者越来越少，于是清廷为了让满人的语言不失，于是专设“翻译科”以为八旗士子进身之阶，说白了它就是清廷为八旗子弟所谋的福利，同时让满人的语言不至于消失。

“翻译科”于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推行，《清史稿.选举志》载：

“雍正元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 廷议三场并试，满、汉正、副考官各二，满同考官四”。

其参照科举考试，依次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由此科考中的生员、举人、进士皆加“翻译”二字。当然在实际的操作中，“翻译科”只有乡试、会试二级，因为自乾隆四年（1739年）八月，随着乾隆下诏：

“今年翻译会试……此科人数甚少，不必举行殿试，俱著赐进士出身”，之后清朝历代君主皆遵循此例，只要是会试考中复试及格，就皆赐进士出身，然后以六部主事用，蒙古则分理藩院，因此会试实际上就是“翻译科”最高的一级考试。

同时“翻译科”的举办时间也有很大的随意性，雍正时期“翻译科”定为每三年为一届，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改为五年一次，直到嘉庆时期“翻译科”举办的时间才逐渐被固定下来，“（嘉庆）八年，从侍郎赓音请，复旧制三年一举以为常”（《清宣宗实录》）。

“翻译科”分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两种。凡以满文译汉文，并以满文作论者为满洲翻译；以蒙古文译满文者为蒙古翻译。相对于由其他民族参加的科举考试，“翻译科”的考试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以道光八年（1828年）的考试内容为例：

“满洲试题，首场试四书满字文一篇，《孝经性理》满字论一篇；二场试汉字题翻译一篇；满字题钦命，翻译题主考出。蒙古题目钦命，用满字四书、性理等书内一道为首题，用满字奏事一道为次题，翻译蒙文二篇”，“翻译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精义》、《小学》等书中的内容，主要是考对《孝经》《性理》以及对五经四书的翻译，因此这等考试内容若让汉族读书人考，恐怕就是百分之百的录取率。

当然在此时 “翻译科”虽简单，录取率较之“进士科”要高的很多，如乾隆元年（1736年）“时应清文乡试者，率五六百人额中三十三名，应蒙文乡试者 ，率五六十人额中六名”，相当于是十个人中取一人。但靠“翻译科”入仕的，其仕途却并不广，翻译进士所能得到的官职基本上就是六部主事之职，相对于两榜进士，优者赐编修、检讨，次者赐庶吉士，再次者前往州县任地方官，翻译进士的选择真的很小，优者直接任用六部主事，差点的则在主事上学习行走，并无太多的选择。

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道光决定给予翻译进士更多的选择，他于五月初九下旨：

“因思翻译为满洲本业，均应随时学习精熟……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令其专心学习翻译”，此后在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会同吏部的商讨下，拟定了针对翻译进士的九条章程，其中第一条就说道“每科翻译中试进士引见，简用庶吉士……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授职检讨”，自此“翻译庶吉士”也就诞生了。之后在同年六月初十，道光就从新任的翻译进士选出了数位庶吉士（一般情况下仅为1到2名），“桂丰、广凤……庶吉士用。佛尔果春、昆玉……以六部主事用”。

而对于“翻译庶吉士”的培养及任用与其他“庶吉士”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今翻译进士以庶吉士录用者……到馆后由大教习出题督课，并添派通晓翻译满洲小教习一员，随时教习”，首先对于翻译庶吉士的教育，会由大教习负责出题督课，通晓翻译满洲的小教习负责教学工作。而在考核中，有别于其他庶吉士的“二甲留馆者授编修，三甲留馆者授检讨；次者出为部属、知县等官”，翻译庶吉士却是“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者授职检讨”，就是无论是一等，还是三等，皆入翰林院，或授翰林院编修，或授翰林检讨。

从这等录取的比例来看，显然道光允许“翻译庶吉士”的出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翰林院中加大八旗子弟的比例，从中扩大八旗在翰林院的影响力。

换句话说，“翻译庶吉士”制度是在汉人充斥翰林的客观条件下，道光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其目的就是为了迅速扭转翰林院以汉人为主的局面。

总得说正是因八旗在庶吉士、翰林官处于的绝对劣势，才最终促使了翻译庶吉士的出现。

而道光之所以那么重视翰林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清朝最顶级的文职几乎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将八旗子弟输送进翰林院，无疑是为八旗子弟开辟了进入顶级文职队伍的快速通道，从而让满人在朝中占据优势地位（道光之后，汉人在朝堂上的势力已经有了跃居满人之上的趋势）。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八旗子弟参与正统科举考试的兴趣显然远远要大于翻译科考试，比如光绪年间的最后二科，最终选出的翻译进士竟然只有不到五人，也就是说参加翻译科考试的八旗子弟不足百人。

如此可以看出八旗子弟对于翻译课的不重视，而因八旗子弟不愿参加翻译科，这也就导致翻译庶吉士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难去破坏翰林院以汉人为主的局面，如此，八旗子弟在翰林院的弱势地位，直至清朝灭亡都依然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