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清书庶吉士

作者: 王敬雅

内容提要：分派庶吉士学习清书，是清代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起自顺治，迄于道光，发展过程本身反映了满语在清代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和朝廷内部的满汉关系。清书庶吉士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便利满汉之间的交流。初选时，对人员的年龄、体貌有一定的要求。其数量随着朝代更迭发生变化，由于汉语的普遍使用，每科人数由最初的数十员减少至四五员，皇帝对其考查也日益松懈。乾隆之后，清书庶吉士的实际效用日益减少。清书庶吉士与汉书庶吉士在馆选、教习、考试、散馆上均有不同，但出仕后升迁状况并无明显区别。学习满语的汉族庶吉士的满文水平不一，优者足可召对，亦能翻译书籍；劣者往往因此被黜，遂对此政策有所怨言。

新清史代表学者欧立德在其文章《满文档案与新清史》中认为，“新清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是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写成的资料”，而“满文档案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启示汉文材料中所隐藏的事情”。“满洲人同时也要是个‘满洲人’”，这种自我认同，是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①。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满语并非满洲统治者刻意筑起的一道与汉人之间的屏障。杜家骥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满文就已经推行和普及了②。而令汉人学习满文，则在皇太极入关前就得到了施行③。随着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满汉语言相通的要求更加迫切，在满洲官员学习汉语的同时，部分汉官也被令学习满文，形成了清书庶吉士制度。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的上奏，基本阐明了朝廷设立清书庶吉士的初衷：“窃思满汉一家，咸思报主，止因语言文字间隔难通，未免彼此有异同之见。前此两科馆选，虽有清书，但选员无多……臣请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察其品行端方、年力强壮者，俾肄习清书精熟，授以科道等官，内而召对，可省转译之烦。即出而巡方，亦便与满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可收同寅协恭之效。”④顺治帝也曾申明，选派庶吉士学习满文，是为了“以充侍从之选”、“以资奏对讲读”⑤。

清代庶吉士学习满文问题，很早就有学者留意，其中最为详尽的研究，当属李宗侗《清代对于年轻翰林习满文的办法》⑥一文。李先生以“清实录”为主要资料，考证了“实录”所载历科清书庶吉士的姓名、出身，然因其时资料未详，文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勘定史料，更为详细、具体地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书庶吉士制度概述

1.清书庶吉士制度的存续时间

李宗侗认为，“这种办法开始在顺治十年二月(公元一六五三年)丙辰那天”。其依据是，《清世祖实录》载，此日谕吏部：“国家设翰林院衙门，原为储养人才，以充侍从之选，故特选教习满书官员，令伊等兼习满语满文，以资奏对讲读。选授之时，惟择少年，以其易于学习也。”⑦但细加考察，发现清书庶吉士制度的实施是与满洲入主中原后的开科取士同时进行的。顺治三年(1646年)，入关后首次开科取士，四月“选授进士多象谦、梁清宽……张汧等四十六名为庶吉士，俱送翰林院读书”⑧；四年二月，“赐习满书庶吉士刘泽芳、张文明、韦成贤、王紫绶、夏敷九、沙澄、胡兆龙、陆嵩、李霨、艾元徵等貂帽、凉帽各一顶，皮镶朝衣、缎朝衣各一袭，靴各一双”⑨。这10位满书庶吉士皆为顺治三年进士，故知庶吉士学习满语是随着清代庶吉士制度一同开始的，顺治十年的谕旨只是对此制度的再次强调。

关于清书庶吉士制度的结束时间，说法比较统一。如《清宣宗实录》所记最后一批清书庶吉士散馆时间为道光十八年，故李宗侗认为，最后一科清书庶吉士为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亦云：清书庶吉士“自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以后，未经派习”⑩。即是说，末科清书庶吉士于道光十六年馆选，十八年散馆，此后不再派习。

2.清书庶吉士的馆选

清书庶吉士之选任有人数和年龄方面的限制，其规定是在施行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国初庶吉士分习清书，系与汉书各半”(11)。就“实录”记载来看，康熙九年(1670年)之前的历科庶吉士皆记有馆选名录，其人数十到二十余人不等，最多一次为康熙九年，选清书庶吉士27人。之后历科不再记录馆选人数，只记散馆时授为编修、检讨者，部用与外转者皆不记，故人数不便统计。单就散馆人数看，康熙年间清书庶吉士人数浮动较大，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散馆时有24人，四十八年(1709年)为28人，而四十二年(1703年)仅有4人。就每科的平均数而论，康熙时期远多于雍正、乾隆时期，此时满语文正处于广泛使用时期。但到雍正之后，清书庶吉士的数量大幅减少，“每科派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12)。如《天咫偶闻》记：

翰林学士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只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盖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13)。

据“实录”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前后，每次散馆内升清书庶吉士七八人，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骤减至三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奏准：“本科庶吉士习清书五员，合旧科未经散馆之清书庶吉士共有八员，为数较多，今将现派五员内酌减二员。”此次决定将清书庶吉士每科的人数减至三员。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每科庶吉士内派习清书者三人，未免过少”，故上谕：“除本科业经派定毋庸增改外，嗣后每科清书庶吉士著遵奉乾隆十六年谕旨，仍酌派在十人内外，毋致过少。”(14)但之后散馆内升者，仍旧在二到四人之间。

总体来看，清书庶吉士人数，顺治、康熙时期最多，每科可达二三十人；雍正、乾隆时期勉强维持在十人左右，至嘉庆时期则减少到了每科三人。后虽经下旨增派，但未见明显增加，于道光十八年散馆后则被取消。这一变化趋势，与清代行政过程中的满语使用情况是一致的。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即便是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时期，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15)。

此外，因清书庶吉士需“兼习满语满文”，为“易于学习”(16)，多以年轻者为之，“向以庶吉士四十五岁以下者派充。至雍正年间，止以年少资敏者十余人令其学习”。乾隆十六年后，“令选年三十岁以下者”。但有些庶吉士，馆选之时年龄合例，散馆时“或因告假丁忧年齿已长者，例准改习汉书”。如“康熙时改习者，庶吉士孙致弥、孙时宜、李应绶；雍正时改习者，编修程元章，庶吉士康忱、李士、唐绍祖、郑为龙、孙诏；嘉庆五年庶吉士王鼎、毛式郇，九年庶吉士潘恭辰”(17)。

乾隆十六年，曾对清书庶吉士的省份进行了规定。因“边省之人选馆本少，声律亦素所未娴，既习国书，自必专意殚精，惟清文是务。非天分优而学业勤者不能兼顾……散馆时或以清书优等授职，而留馆后遇通行考试，往往绌于诗赋，列入下等，改令别用”，致使“翰苑中江浙人员较多，而远省或致竟无一人”。为了“均教育而广储才”，故决定“嗣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令习清书。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亦视其人数，若在三四员以下，酌派年力少壮者一二人。其江浙等省，人数在五六员以上者，酌派二三人，率以三十以下者充之，每科通计在十人内外”(18)。

除了年龄和省份限制外，清书庶吉士的选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如“品行端方、年力强壮”(19)，“年青貌秀、声音明爽”(20)等，由于没有硬性标准，其施行情况亦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清书庶吉士在选任之初并不局限于汉人，如康熙时清书庶吉士的姓名中有德赫勒、牛纽、博济(21)等人，从姓名可知他们非汉族庶吉士。但至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则下旨停止了满洲庶吉士习清文之例：“满洲进士选授庶常，向例俱学习汉书……朕思满语系满洲自幼所习，只须汉文通顺，人人皆能翻译。且授职之后，自可令办翻译之事，清文亦不致荒废。何必于选馆之时专令学习乎？嗣后满洲庶吉士习清书之例著停止。”(22)此后派习清书之庶吉士均为汉人。

3.清书庶吉士的教习

顺治四年(1647年)首次馆选清书庶吉士之后，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新庶吉士周启寯等二十员，应同前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命学士查布海、蒋赫德等一并教习。”(23)此建议得到顺治帝的首肯。自此在历次庶吉士馆选之后，均有“教习满书”、“分别满汉书教习”的说法，可见清书庶吉士选出后，并不与汉书庶吉士一同教习。康熙五年(1666年)后规定，“凡教习庶吉士，本衙门以满汉掌院学士职名移送内阁具题钦点”(24)即庶吉士之教习皆由钦定。在现今保存的内阁文书中，亦可查得乾隆、嘉庆时期翰林院上奏清书庶吉士教习人选的部分题本。如乾隆朝的题本，有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的“今科习清书庶吉士，臣等选得少詹事德尔泰堪膺习清书之任”、三十四年(1769年)六月的“今科习清书庶吉士，选得侍读学士巴彦学通晓清文，堪膺指授清文之任”、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的“学习清书庶吉士，今选得詹事府詹事伯麟一员，堪膺小教习之任”等(25)

教习清书庶吉士的教材，顺治时期未见明载，仅知皇帝曾“赐满书翰林官王熙等八人《满文资政要览》《人臣儆心录》各一部”，为其学习满文之用(26)。而后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曾“奏准每员颁给辽金元史、《洪武宝训》《大学衍义》等书各一部。十八年准奏，除《洪武宝训》《大学衍义》仍照先颁给外，其辽金元史，庶吉士学习无益，应停其颁给”(27)。至于后期有无更换教材，虽无记载可寻，但从相关信息可以推知，康熙年间《五体清文鉴》修编完成后应有较大改易。据晚清文人方浚师《蕉轩随录》记载，他在京为官时，“与满洲友人精习翻译者时加讨论”，所用之书为“《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增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一卷、《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等(28)，这些应为当时汉官学习满文的一些常用书籍。

4.清书庶吉士的考试

馆选之后，清书庶吉士即于翰林院学习供职，学习年限由三年到七八年不等。学习期间，皇帝亦时加考试，并根据成绩予以赏罚。这种考试制度并非始于清书庶吉士选任之初，而是自顺治十一年(1654年)开始实行的。当时清书庶吉士“学习已经三载有余，甚至六七载者”，皇帝认为，学习清书“此即职业所属，傥能专勤勉力，满书满语何患无成”，恐其“不肯用心，以致旷废”，故发上谕：“朕还宫即行亲试，其年久无成者决不轻贷。”(29)在可查之史料中，这是清朝皇帝第一次对清书庶吉士的考试。

考试频率并无定规，刚开始实行时进行得比较频繁，奖惩也颇为分明。如顺治十三年二月对十二年选入翰林院之清书庶吉士进行考试，并据考试结果进行了赏罚。“此次考试陈敱永、胡简敬、田逢吉、党以让、邓钟麟、冯源济、史大成、田种玉、綦汝楫、王泽宏等十名，俱加赏赉。后四名程邑、吴贞度、范廷魁、韩雄允等各罚俸三个月”(30)。该年闰五月，顺治帝又对久学清书之庶吉士进行了考试。其中“王熙、张士甄、诸豫、王清、余恂、沙澄学问皆优，足征勤励，不负朕作养。至白乃贞、范廷元、李仪古、许缵、曾向之所学今反遗忘，著住俸，于翰林院再行教习三年。倘能省改勤勉，仍准留用；如怠惰不学，从重议处。郭棻、李昌垣学习已久，全不通晓，旷业宜惩，著降三级，调外用。仍于补官之日罚俸一年”(31)。对于学业不精之人，作出罚俸、重新教习甚至是降级、调外用的处罚，惩处可谓相当严厉。顺治十五、十六年，顺治帝分别对当时新晋庶吉士与在翰林院学习之清书庶吉士进行了亲试，对学业不精者的处置更为严厉，除罚俸、降级外(32)，更于顺治十六年考试后下旨：“陈敬、殷观光习学清书日久，文义荒疏，足见平日全不用心，殊不称职。俱著革退，永不叙用。”(33)

顺治时期对于清书庶吉士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满洲人进行国家治理的需要。其时“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者皆不省识。每省内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34)。即当时的情况是，汉族官员看不懂满文，要靠北京派往各省由满族人充当的笔帖式代笔。而满族官员又不会讲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35)。

然在笔者所见的各种史料中，至康熙年间，已经没有皇帝对于清书庶吉士日常亲试的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因“翰林学士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故须专心熟习，辨析精微，积学功深，与年俱进，始为不负所选……而翰林甫经散馆，遂谓无从考验，束置高阁，以致教习三年，转为虚设”。遂遵循上谕，清书庶吉士在散馆后，仍要进行考试，翰林大考成为定制(36)。“翰林大考无定期，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次”(37)，其间已升为编、检之庶吉士仍要进行考察。

到了乾隆时期，满语在公文中的使用日渐减少，满文危机也日益严重：“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满章京事繁，近来多改汉文，满章京遂成闲曹矣。”(38)然乾隆帝认为，“清语乃我朝之根本”(39)，故而采取多种政策对满语进行改革，包括规范满语用语、编纂满语工具书、创制满文篆体字等。在此背景下，乾隆帝对于清书庶吉士的满文学习也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每科学习清书之庶吉士，于散馆授职后，遂不留心清文，以致日久荒弃，历来习气如此。昔我皇考曾经训饬，今当散馆之期，再行申谕：所有清书留馆各员，既用三年之功，仍应随时温习，不使遗忘弃置。数年之后，朕当考试，以分勤惰，毋谓朕不戒视成也(40)。

5.清书庶吉士的散馆

同汉书庶吉士一样，清书庶吉士在学习期满后，经皇帝考试，按其成绩散馆，或授予编、检，或以部用，或延长在馆学习时间，或外放，或革职。据朱珪《皇朝词林典故》记载：“凡散馆定例，教习庶吉士大臣及分教庶吉士翰林官，引一甲三人及庶吉士，序立体仁阁下，行三跪九叩礼，鱼贯趋入，授题给笔札。清书试以翻译，汉书试以诗赋，上钦定一二三等，越日引见，分别授职。”(41)

清书庶吉士的首次散馆考试在顺治十年。其时，“计三科之内，有经六七年者，有经三四年者”，顺治帝认为，“若不加分别，伊等何由激劝”，故而“亲临内院面试”。绩优者“三人不拘资俸以应升之缺用”；“其次可造者十二人”，“各仍照原衔，责令勉力习学，俟再试分别”；“其全未通晓、不能成文者五人”，“理应调外，念伊等曾入词林数内，姑著调六部用”(42)。此次庶吉士散馆后所授官职，作为先例为后来所沿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谕大学士等曰：朕阅庶吉士散馆试卷，其习清书者，仅学习一年，虽无甚优，亦不甚劣。即至三等之卷，犹能对汉文翻译，伊等俱著留翰林院”(43)可见对于清书庶吉士之判断，是以可对汉文翻译为主。一般而言，其“满文粗通者”，“俱照例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学满书未久”者，“俱著再教习三年”；“满文甚劣”者，“俱照原甲第以知县用”；而“满文全未学习竟不通晓”者，“著革职”(44)

清书庶吉士馆选后的职事，据王士禛记载，顺治时与汉书庶吉士有所区别：“清书者，升内阁学士；汉书者，升京堂官或往升侍郎。”(45)但根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明清档案人名权威资料查询”数据库所录，可查的190位清书庶吉士出身的官员(约占笔者所辑清代清书庶吉士人数的一半)，其仕进途径与汉书庶吉士并无明显区别。

二、清书庶吉士的满语学习

1.清书庶吉士的满语水平

顺治时设立清书庶吉士，旨在加强满汉文化融合，便捷翰林院文书交流。为了易于学习，“国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习国书”(46)。然而科举入仕者皆自幼研习经典，庶常选拔中亦无满文之内容，可以说在分习清书之时，庶吉士几乎不晓满语，因此在馆学习三年甚至六七年后，散馆时授编、检之人，皇帝对其满语水平的评价也仅为“粗通”而已。那么，研习满语的汉人庶吉士其精进者的满文水平如何呢？

在各种笔记记载中，不乏满文精熟的清书庶吉士。如顺治四年进士王熙，馆选时仅20岁，“少年登第，章皇帝喜曰：公辅器也”。“上亲为之教习清文，兼习释典。与孙学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47)。“世祖召见宏文院，命以满语奏对，大加褒赏”(48)。不仅可翻译文书，亦可自如奏对，其满语水平自非一般。再如，康熙九年(1670年)四月入翰林院之庶吉士张鹏翮，因其通晓满语而受皇帝垂青(49)。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任刑部尚书时，四月十八日，皇帝御门听政，与傅腊塔谈及布喀借银予民买种一事，“又顾张鹏翮曰：‘汝晓满语否？倾傅腊塔所奏，尔意同乎？’张鹏翮奏曰：‘臣略晓满语，意亦相同’”(50)。皇帝与傅腊塔所言之事内中案情复杂，张鹏翮于倾听之间知其大体，且明白傅腊塔奏对之语，并于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见其满语水平已非“略晓”。

乾隆时期，仍有部分清书庶吉士精熟满语。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校阅《金史》时，发现其中讹舛甚多，故“命大学士讷亲、张廷玉、尚书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并注清文，以便考证”(51)。其中，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选授清书庶吉士，四十二年散馆，后为三朝重臣。至乾隆十二年，仍可担负《金史》满文校音及注释之任，表明其清文水平相当不错。再如乾隆十七年进士翁方纲，被选为清书庶吉士。“翁学士方纲散馆时，上以翻绎陶潜《桃花源记》命题。是日午刻，学士已脱稿，适闻驾出；上步自西阶，至其跪所，取卷阅之，问姓名至再。谕曰：牙拉赛音，汉语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可用满文译出《桃花源记》，且让乾隆皇帝称道，其清书水平可见一斑。“嗣是纂修秘籍，掌握文衡，靡役不与，遂裒然为北学领袖矣。其受知遇实始此”(52)。

乾隆之后，清书庶吉士的数量明显减少，每科不过十员，散馆授职且后有书可稽者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林则徐、杨希铨、李品芳等名臣都曾入选清书庶吉士，但史籍对其满语学习之记载亦无多可寻。唯嘉庆二十二年散馆之清书庶吉士吴振棫，后作《养吉斋丛录》一书，其中对清书庶吉士之制有所涉及，但亦少就满文发论，故亦不知其所习满文水平如何(53)。

2.清书庶吉士的学习心态

前已有述，清朝习满文之汉人庶吉士中有不少水平精进者，但他们对于清书学习之心态如何，亦值得我们探究。在清朝统治的大环境中，对学习满文的政策持直接否定态度的一般很难述诸笔端，况且进士及第者，本身已经成为统治精英，更有可能成为朝廷重臣，其言论中愈发不会出现对于满文学习政策的反对意见。但是从一些笔记记载中，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汉人庶吉士对于满文学习的态度。如康熙时期，凌绍雯因“少习清书”，“殿试对策，遂用清书、汉书两体写之。读卷官奏请上裁，置二甲之末”(54)。后人讥之为“侧艺偏长，诡遇可耻”，认为“如绍雯者，设拘守常格，随众汉体，岂并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55)。可见时人认为，满文书卷仅为炫技之为，不可称之为真才实学。

而这种对于满文学习的轻视，在乾隆朝的文人中就更为多见了。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曾谕：“昨因钱维城散馆，翻译清书考列三等，复试以汉书，虽诗句有疵，赋尚通顺，著仍留修撰之职。”(56)清书考试失利而复试汉文者，在清朝之记载中并不多见。而其失利原因，则被记述为：“公性聪敏，以国书为易学，遂不复用心。”(57)虽然传言未必可信，但汉文可称修撰，而满文仅列末端，可见钱维城对于满文学习并不甚留意。

相比于那些因散馆考试满文欠佳而被外放的官员，钱维城是幸运的。如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袁枚，散馆时因“未娴清书”，外放知县，对其一生影响颇大(58)。从其初入翰林时“弱水蓬山路几重，今朝身到蕊珠宫”(59)的欣喜到外放出京时“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60)的失落，我们不难读出他对于清书学习的怨怼。

三、结语

汉人对于满语的学习，因不似满人有明令必行，基本出于两个目的：一则为公文、案牍之实用，二则为博学多闻之工具，或是二者兼有，而以实用为主。如顺治二年(1645年)，皇帝“允前监臣李若琳请，汉官子孙愿读清书者俱入国子监”，时“京官、外官、文臣、武臣、现任、原任等”皆有请求(61)。这一方面是其归附新朝的姿态，另一方面也确为汉人求于满人朝廷跻身之需求。而到了清末，虽然嘉庆、道光二朝明令禁止汉人书吏代写满书(62)，但汉人书吏代写满文之事亦不可绝。可见满文之学习，并非统治者政令可及，其有需要者必自为之，无须者亦强迫不得，清书庶吉士之设立亦是如此。

顺治初设清书庶吉士时，大量汉人庶吉士被选派学习清书，其中很多都成为朝廷重臣。这也说明，语言并非满汉之间的一道屏障，满洲人最初亦没有因此将自己与汉人隔绝。满语是朝廷中的通用语言，顺治、康熙时期，每科均有数十名进士要专职学习，这些进士后任机要者亦没有因为满语的运用与满人之间产生隔阂。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书庶吉士选任人数大幅减少，其中也有庶吉士产生了不乐于学习满文的心理。与此同时，满文在日常办公中的使用频率也降低了，乾隆时期虽然三令五申，仍难挽满语颓势，甚至宗室不习满语都成为普遍现象，如信郡王德昭诸子中，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亦不能拉弓者(63)。嘉庆年间，重新增加清书庶吉士人数，成为振兴满文的一项措施。但是到了道光末年，满语已经全面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族人同广大的汉族人杂居共处，接受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日深，汉语文逐渐取代满语文成为满汉人之间乃至满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64)。当皇帝、满员与汉员之间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时，派庶吉士学习满语的制度便自然而然地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