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
2025-03-23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县境内的“自治”，不是“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例子，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主权。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端口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从权力构成上来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地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与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就明白“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与“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与耆英那样敷衍了事。
英法联军的士兵中，本来许多是华人。……据《庚申夷氛纪略》说：英法联军“在粤招募潮勇，传言不下二万人。潮勇者，潮州之无赖游民也。又募发配在粤之遣犯，多系川、楚、登、莱之人，得数千，皆亡命之徒。又有一种名青皮者，即失业粮船水手，性素犷悍，亦相聚万余人。每战则令遣犯、青皮当先，潮勇次之，而白黑夷殿后”。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下令关闭所有北京城门。说来奇怪，他们害怕的并不是英法联军，而是清朝自己的“败兵”。“兵败如山倒”，“伤兵老爷”最霸道。初七日，北京城门关闭，“闭门者，恐败兵一拥入城，又恐蒙古兵入。城内立即纷纷，东城尤甚，南北小街一带，买米、买面、叫煤者，盘旋如蚁，人声鼎沸。是日，出城听戏、送殡者，均关于城外”。如此害怕“自己的”军队，可见清朝的“内乱”有多严重。“趁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一个市民中间阶级，个人没有独立的财产、事业和追求，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也不懂得尊重别的任何东西，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
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的内情里，原则并非重要，它只是相互攻击的借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
“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的残酷结局而告终； 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 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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