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亦一书生——从乾隆帝登基之初的一份上谕谈起

文 :卜键    来源: 《读书》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当朝天子猝然崩逝，皇四子弘历继位。刚过二十四岁生日的宝亲王，由每日在上书房用功的书生，一变而君临天下，各项新政随之颁布：驱逐宫内僧道，释放在监皇叔，求贤求言，厘正文体······由先前的严苛峻急变为宽缓，赢得朝野称颂。而他那份关于“书生”的长篇训谕，更使天下读书人闻之振奋。

乾隆皇帝（弘历）画像（来源：中国新闻网）

坚持“国语骑射“，同时崇尚华夏道统，习学儒家经典，是清廷定鼎北京后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其收服汉族文人阶层、维持两百六十年治统的重要制度保障。对于读书问学，清代皇帝“从我做起”，尊奉春秋经筵之制，求知若渴的康熙帝还增加了日讲；同时为每位皇子皇孙选配师傅，寅时即起床就学，至晚方归。然在谕旨中明确为“书生”“书气”抗辩张目的，则只有乾隆皇帝一人。他说自己就是书生，所信任倚重的大臣也多为书生，一番话痛快淋漓，可未过几年，口风便出现较大改变。

一

“书气二字,尤可宝贵”

书生，读书人之谓也。先秦多称儒生，实难以涵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后流行用“书生”。本文所指多为科举入仕者。清朝接续前明，以乡试、会试为考选官员之正故放眼望去，满朝朱紫多是书生。南书房、翰林院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庶常馆乃皇家最高学府，各省学政、各地考差皆皇上钦命拣发，非两榜进士一般难有此际遇。由十载寒窗、穷饿困乏的书生进入官场，难免有些人不能适应；各人才华禀赋不同，考试所要的文字功夫与行政管理有别，也会有人不适合；而清朝马上得天下，皇子王孙大多亲冒锋矢，功臣勋旧皆从死人堆里滚出来，常会嫌弃文人的柔弱酸腐，加以打压或出语讥讽。于是在一些督抚密折中，便有指责下属“书生之见”“书气未除” 的说法，要求将之改为教职，多数也还真就被改任或干脆降革。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乾隆帝连颁数道谕旨，其一专为疵议书生的官场积习而发，《清高宗实录》卷五 :

朕阅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夫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 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 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弘历旁征博引，以商代贤相傅说、周成王的语录,阐述读书明理对于处事行政的意义，申说官员不读书的害处，提倡州县官以“书生” 自励，希望地方官员能知书爱民，造福一方。针对那些讥讽书生迂腐、嘲笑书呆子气的观念，新帝还以己身为例，痛加驳斥 :

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

实为堂皇正大之论！古往今来，世上都不乏迂拘之人，不乏陈腐之书，却不能将之说成读书所致，更不宜视为读书人的通病。弘历严正指出，“迂谬疏庸”之官正在于不知读书，或不解书义，岂可归咎于前人经典！

说到书气，宋陈著有“便觉酒香随笑动，共将书气拓尘开”句，词义甚美。后多指书呆酸腐气，成为贬毁书生的常见俗词，戏曲小说更加以形象化，至今不绝。乾隆帝对此斥之尤力 ：

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劝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为病乎？

此处化用孟子学说。《孟子·公孙丑下》论浩然之气，有“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皆为胸中正气的修炼涵养之道。弘历复加以引申，指出浩然之气正可由书气滋润积聚、吸纳生发而成，大哉此论！

这是乾隆帝早期发布的一份重要谕旨，兴会淋漓，惜乎久被忽视。颁发此谕时弘历刚登基一个多月，还不太熟悉朝政运作和官场规则，胸中激荡的多属书生意气。他见督抚折奏中不断出现贬低读书人的说法，也意识到其背后那股保守愚昧力量，即痛加批驳。一番话气象正大，理直气壮。此谕必也出自乾隆帝之手，非一般御用文人所能撰作，亦非他们所敢论议。

二

烧锅事件

对书生与书气大加肯定，是因为青年弘历头脑简单吗？怕也未必。与此谕同日，乾隆帝发布的第一道谕旨是“命厘正文体，毋得避忌”，主要应是针对朝中文官，要求尽快改变浮靡趋奉与说假话套话的文风。谕旨说文运与政治相通，应“修辞立诚,言期有物”“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勿尚浮靡,勿取姿媚”，尤其要实话实说，扫除避忌之习。对于弥漫朝廷的行文和奏章通病，新天子早就看在眼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个争持数年的烧锅事件，也使之对官场书生有了更深的认知。

乾隆四年，孙嘉淦奏折（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烧锅，此处指酿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辅连年亢旱，粮食严重匮乏，京师却有人囤积官米，再运往通州造酒。朝廷闻知后亟命禁止，接着便有旨查禁烧锅。弘历起初也有些犹豫，怕影响百姓生计，得知垄断造酒的多为富民，“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并非贫民无力者之生业”，即下决心在北方五省永行严禁。

皇上自以为深思熟虑的利民之举，未想到刑部尚书孙嘉淦上疏提出异议。孙嘉淦素来忠直敢言（曾以一篇“三习一弊疏”耸动朝野,也赢得弘历的尊重），提出烧锅之禁对执业者生计有害，也无益于储存粮食，“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乾隆帝有些犹豫，命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表示禁酒本为节省民食起见，若是严禁烧锅不但不能有益民生，反而有害，则可以收回旨意。皇上采取宽舒谦退的姿态，可并未出现所期待的热烈讨论，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缄口不言。弘历极为失望，再联想到多数官员对旱灾的漠然，降谕切责。谕旨中引用韩愈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刺其瞻顾依违，怒其缺少忠君爱民之心。众臣多出身书生，却早已在宦场历练得圆融老到，虽经圣上责备，仍无人愿意伸头，此事不了了之。

乾隆三年十二月，北方的灾情仍未见好转，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方苞奏请禁止烟酒。这是他第二次提出此议，反驳孙嘉淦关于禁酒病民的说法，并由制酒扩大到种烟，认为都是造成粮荒的罪魁，应在全国严禁。内阁大学士奉旨集议，大多赞同方苞之议，通告南北各省，无论丰年歉年一体禁止烟酒生产。即便以苦高粱、大枣、柿子、葡萄等造酒亦不可，种烟之地必须改种稻谷，自明年元月起再有种烟者，照私开烧锅例治罪。

孙嘉淦已任直隶总督，对民情的了解更为深入，再次上疏反驳。他回顾直隶自禁酒令下达后，前任总督李卫一年拿获三百六十四起一千四百四十八人，自己抵任一个月即增加七十八起三百五十五人。这还只是申报到总督衙门的，不包括各州府自结之案，不包括吏役受贿私放者，也不包括那些受到牵连的人。他说 ：“一省如是，别省可知。酒禁如是，烟禁可知。烟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内，一年之间，其犯法之人、破产之家，不可数计矣。”孙嘉淦指出酿酒种烟皆百姓谋生之道，将他们作为罪人，并非“致吾君于尧舜”的长策。查禁也带来官吏贪腐与社会动荡，各级官衙都存有抄来之酒及变价之银，吏役兵丁热衷于查拿，百姓苦不堪言，被迫反抗，“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十百成群，肩挑负背。盐枭未靖，酒枭又起”。孙嘉淦坦言禁酒令并未让百姓喜悦感激，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曰 ：

夫天下事为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从前禁酒禁曲之议，不惟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则歉岁之难禁，似更甚于丰年。……今大学士及方苞等所议，皆系空言不适于事。

一身浩然之气的孙嘉淦是在为民请命，疏中的矛头却指向“书生”，首先指向自己。他以自我反省来批驳方苞与阁部之论，虽没明说那里是一帮书生，然一句“空言不适于事”，也就表达无余。

这件奏疏同样给乾隆帝带来震动，认为“于国体甚有关系”，也使他对“书生”二字细加酌量。就在这之后，谕旨中不断出现“伊原系书生”“拘于书生之见”“此皆书生不识事机之语”“书生拘墟之见”“书生习气”“懦弱书生”“文怯汉人”的说法，在在证明弘历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改变。当初的赞誉之辞忽然间不见了。

三

圣意两徘徊

乾隆帝的上述指责皆缘事而发，贯穿在他治国理政的漫长过程中，各有具体缘由，似也能反证或补证其对书生的重视。如雍正末年苗疆动乱，刑部尚书张照主动请缨，授以抚定苗疆大臣，因调度失宜、文武不和、矛盾丛起，弘历继位后断然将之革职。后张照鼓动将领告状、倾陷大学士鄂尔泰（前云贵总督）的事又被揭出,论为斩刑。其间应有鄂尔泰的报复，乾隆帝心知肚明，降旨赦免张照，先命其在武英殿编书，很快又起为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有人议论处理得太宽，乾隆帝曰：“伊原系书生，不谙军务，今复用为学士,，亦只令司文墨，未尝加之重任。”（《清高宗实录》卷九十）对于张照的长处与短板，弘历都很清楚，仍深爱其才，有意加以保护。

雍正元年十一月至雍正四年九月，鄂尔泰奏折及雍正朱批（来源：盛世收藏）

张照临颜真卿书法（来源：卓克拍卖频道）

更典型的例子是刘统勋。刘统勋清正明练，办事结实，不畏权贵，卓然有古大臣之风，深得皇上爱重。第二次平准之役，阿睦尔撒纳煽动暴乱，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陷入重围，而定西将军永常不仅不火速救援，反而自撤台站，惊恐退缩。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也上疏请求退守哈密，文中还特意申论内外之界，大意是变乱地域皆属藩部，不值得大动干戈。乾隆帝览奏大怒，斥责“永常恇怯于前，刘统勋附和于后”，“一将军、一总督无端自相恐怖”；斥责他们置危难中的班第等人于不问；亦严词批驳所谓内外之界的说法，指出伊犁等已入大清版图，哪里还有内外之分。天子之怒如迅雷飙风，将刘统勋革职拿问、押解进京的谕旨尚在路上，京师已开始抄家抓人，长子刘墉被革职逮治，次子刘堪也被关进刑部大狱。

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刘统勋（王庆祥饰）

一个月后乾隆帝怒气稍解，念及刘统勋一向清廉奋勉，传谕免予治罪。他说刘的职责在于筹办粮饷马驼，军队的调动系由将军决定，如果是圆熟模棱之人，缄默自全，反不担任何干系。谕旨将永常与之比较，指出刘统勋敢于提出建议，已属难得：“况永常尚不识死绥之义，何怪于懦弱书生！刘统勋在汉大臣中平日尚奋往任事，朕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刘统勋着从宽免其治罪，发往军营……办理军需，效力赎罪。倘伊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欲来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处。”最后一句，推测是担心刘统勋上了倔脾气（即所谓“书生执拗”），特特点明以诫之。刘统勋实在并非懦弱，却读懂了皇上的意思，唯有磕头谢恩。数月后，弘历将刘统勋补授刑部尚书，并再次为之辩解，说他“本系书生”，甚至称之为“文怯汉人”，再说其心可嘉，说他比那些满蒙将军更为坦荡勇敢，文义显得繁复缭乱，却隐然有一道心理轨迹可循。

三十一年五月，乾隆帝见十五阿哥永琰所执扇头有题画诗，拿过观看，文理与书法都不错，出于十一阿哥永瑆之手，心中很高兴。弘历曾两次秘密立储，皆早夭，一直注意观察诸子，对六岁的永琰应有几分看重。至于十四岁的永瑆，自幼酷爱书法，也素来得父皇喜欢。然看到落款的“兄镜泉”三字，弘历不禁勃然变色。此时满人汉化渐深，面临着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问题，乾隆帝常有隐忧，皇子之间的题赠之习再次敲响警钟。本来的书窗风雅，被斥为鄙俗可憎，认为永瑆正少年读书、涵养德性之龄，不宜做此种浮伪之事。弘历将此归咎于“师傅辈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指出皇子读书，唯当讲求大义，而不在于寻章摘句，以虚名相尚。这篇谕旨很长，回忆了雍正帝钦赐斋号的往事，重点则在于后面的话：

我国家世敦淳朴之风，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前型，崇尚本务，以冀垂贻悠久。至于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鲜，不可不知儆惕。……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

前人有投笔从戎，此时则有“脱剑学书”。刚即位时愿官员皆为书生，此际则将书生等同于“无用”。虽属极而言之，却也发自肺腑，而不幸为大清之谶！后此仅数十年，本为战斗民族的满人，多数已“习为文弱而不能振作”，面对外敌入侵，想找一个统兵将帅都不易得了。然将此全然归罪于“书生习气”“书愚陋习”，不亦偏乎？

四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与弘历对书生的复杂心态大致相合，乾隆朝的文化与学术，也呈现着错落缠结的状态：一方面是禁言禁书，苛细吹求，不断制造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一方面是学术兴盛，彬彬济济，官修《明史》与《四库全书》等先后行世。正因为皇上对古代典籍浸润较深，能读懂那些弦外之音，使书生辈无论在朝在野都变得小心谨畏。大家不约而同地先降低嗓门，再集体缄默。当缄默也可能被指为腹诽或包藏祸心，大量精美的颂圣之章便应运而生，嗡嗡营营，竞为高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影，1919年扫叶山房刊印（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

于是，“书生”的光晕渐渐消退，不再需要那些目不识丁的满蒙大臣（乾隆年间其实越来越少了）挑剔指责，颇多汉臣已自惭形秽。翻看那些大致雷同的谢恩折，触目皆是“臣材同樗植、质陋蓬心”等自贬之词，应不是出于真心，却写得极为真诚，演为一个基本话语模式。

恃才狂傲、唇天齿地本是文人常态，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也，此际虽较为少见，却也不会绝迹。如博通载籍、慨然有用世之志的黄景仁，“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洪亮吉语），“乾隆六十年间, 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语），却是久困场屋，蹉跎早逝。这位文坛奇才与曹雪芹同时稍晚，也是贫病交迫，未曾得到几缕盛世的阳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是黄景仁的纪事诗，一色白描，“语语沉痛,字字辛酸”。更为辛酸的是他在《杂感》中的名句 :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大概是“读书无用论”的一种极端表述。百无一用之说，有点儿调侃，有点儿自省与自嘲，不宜当真，又绝非作假，应于言外求之。两句连读，能见出黄景仁的刺世锋芒，打压与弃掷读书人，还算是盛朝景象吗？

拣读清朝档案史料，斯时也堪称重视人才，正科恩科，大挑拔贡，加上皇帝出巡途中的召试等等，书生的出路和机遇不可谓不多，可仍有饱学之士被隔在体制之外。其间有淡泊遗世、专心著述者，有性情偏执、愤世嫉俗者，更多的则在求仕长途上左冲右突，终不得其门而入。景仁即属此类，不得已捐纳一个小小县丞,还迟迟得不到实缺，短促一生身如飘蓬，最后病逝于求食途中。

洪亮吉

即使有幸考中进士，选入庶常馆，留在翰林院，也多有沉抑下僚者，景仁的同乡好友洪亮吉即其一。亮吉曾以才学得乾隆帝关注，庶吉士未毕业即钦派考差，接下来出任贵州学政，“两年前尚一书生，持节今看万里行”（《邯郸题吕祖祠》），是怎样的意气风发！任满回京，入为上书房师傅，仍见上眷不移。然其孤傲为权臣和珅所不喜，上升之路便被堵住，淹蹇数年，仍是一介编修。太上皇驾崩，和珅被赐死，朱珪（嘉庆帝做皇子时的师傅,也是洪亮吉的座师）进入权力核心，召在家乡的他回京，然翰林院乃至整个官场的风气并无改变。洪亮吉期待大用，给的差使却是编纂《高宗实录》，青灯黄卷，薪俸菲薄。心高气傲的书生常会缺少耐心，着急后更会冒傻气，他又要以请假表达不满，也再次立即获得批准。洪亮吉临行前有所不甘，奏上一本，主题是议论朝政，顺便也对身边的一众翰林予以揭露 :

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隶，并乐与僮隶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倩代，藏卷而出，制就而入者矣······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

这是清中叶的一道名疏，嘉庆帝怒其有谤讪之语，将洪亮吉下狱审讯，遣发新疆，却将此疏置于御案上，反复阅读。颙琰公开称道洪亮吉的忠贞与犀利，命主审亲王传旨“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又指斥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纵、放荡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进而谴责一众翰詹：“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清仁宗实录》卷五〇）

此在乾隆帝逝世未久，颙琰亲政，仍是父皇的腔调。

五

“毕竟是书生”

这句话是周一良先生回忆录的书名，自责、自谑与自辩皆在其中，写照一代学人的命运沉浮，值得回思品味。作为一个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庞杂群体，对书生的准确定义甚难，更难的是做出整体评价。韩愈曾从三个方面论书生，即习学诗书礼乐，修行仁义，遵守法度。“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是书生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斥的也是书生；高山流水，范张鸡黍，是读书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典范，而文人相轻相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不管书生中出过多少庸人和败类，都不能说是读书之误，而恰恰在于不能领悟与践行书中精义。这是乾隆帝登基之初的观点，应是一种不刊之论。

那时的弘历颇以书生自诩，后来似乎未见说过这样的话。但其一生都酷爱读书，每日晨起先要读书，还写了许多读史和题咏“某某书屋”的诗 ；他为圆明园的上书房题写“斯文在兹”，寄寓着对皇子成为书生的期望。清廷重视宗室觉罗与满人教育，天潢贵胄中可称书生者甚多。曾静案件，雍正帝怒极恨极而偏不杀，亲撰诏谕, 论证“华夷一家”“大德者必受命”，并对所指“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罪过逐条反驳。于是，一宗惊天大案演为书生与书生的论战，书生皇帝胤禛自然是胜利者，命乡野书生曾静到全国巡回宣讲，现身说法，与明成祖的残暴手段迥异。毕竟曾是书生，即便是大兴文字狱，仍可见缥缈着几缕书气。

纪晓岚纪念馆中的纪昀像（来源：搜狐）

弘历晚年身边信用的大臣仍以书生居多，如王杰、董诰，如刘墉、纪昀、彭元瑞。当然更受宠溺的是和珅，王杰等视其为异类丑类，不屑与之为伍，而和珅能诗文，擅书法，通晓四种文字，发身与飞升都与在咸安宫官学做过书生有关。和珅当然不能算是真书生，却也真的读了不少书，据说连《红楼梦》都是他推荐给乾隆帝的。

书生群体从来都是混淆驳杂的，才深才浅，得意失意，高洁卑污，正邪两赋……对于那些真正的读书人，“书生”二字应是极尊贵极洁净的，寄托甚多：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光染写登科后的喜悦，还传递出兼济天下的抱负；苏轼“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则体现了困境中的道德底线与文化自信； 洪亮吉劫后余生，仍写下“毕竟词臣解韬略，平蛮万里仗书生”的诗句。

龚自珍注意到乾隆帝“朕亦一书生”之说，赞美其“炳六籍，训万祀”，进而将书生与俗吏对举，批驳官员惧怕担“书生”之名的怪现象 :

天下事舍书生无所属，真书生又寡有，一于是，而惧人之訾己而讳之耶？且如君者……啮指而自誓不为书生，以喙自卫，哓哓然力辩其非书生，其终能肖俗吏之所为也哉？(《定盫全集》文集卷上,《送夏进士序》)

可证当龚自珍之世，“书生”已是一种官场差评，蒙其讥者，往往要力加辩驳。而龚自珍所呼唤的真书生，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慕警勉，切切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