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伦敦泰晤士河上千船巡游。河畔早挤满了身披红白蓝三色米字旗的民众，不少人干脆搭帐篷住了一宿。万众瞩目的焦点出现在“查特维尔精神号”的甲板上——一身白色套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整整60年，英国人称之为“钻禧”。
当年，也有超过上百万人赶到伦敦，冒雨追随女王的金四轮马车前往举行加冕典礼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英国作家威廉·肖克罗斯在为BBC纪录片《女王与她的国家》撰写脚本时这样描述：“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和对女王的拥戴——仿佛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痛苦和牺牲在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王的加冕礼上得到了补偿。人们希望它象征着期待已久的国家重建和新生，因此，许多人将其称为‘新伊丽莎白时代’。”
( 1954年，旅行归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查尔斯王子（右）及安妮公主（中）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人群挥手 )
新伊丽莎白时代
“登基，这对女王而言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情绪的时刻，既悲伤于父亲的去世，也意识到她的人生不再属于自己，而已成为一个公共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现代英国史教授克里斯·瑞格利（Chris Wrigley）这样提醒我们。
1952年的英国，满目疮痍，整个民族都在致力于战后重建。“王室在那时不仅仅是被人们所接纳，而且是被一种势不可挡的爱戴所包围。王室成为爱戴和效忠的焦点，甚至被看成国家团结和外界联系的中心，甚至那些并不相信王室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人，也承认王冠是大不列颠生活和社会的象征。”肖克罗斯如此写道。
( 6月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成员在“查特维尔精神号”向观看庆典活动的民众致意 )
王室的声望得益于战争。“二战”期间，乔治六世夫妇坚守白金汉宫，并让身为王位继承人的伊丽莎白和妹妹玛格丽特留在温莎城堡，经历了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的伦敦大空袭，成为王室拒绝流亡的象征。德国轰炸机的炸弹七次命中白金汉宫，年幼的伊丽莎白与妹妹也常常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警报惊醒，有时候甚至来不及换掉睡衣，就得匆匆地跑进地下掩体。19岁生日之际，伊丽莎白报名参加“助国服务队”，学会了如何拆卸和维护重型汽车。连奥斯卡获奖影片《女王》也没有错过这个故事，安排了一段有趣的对话。女王：“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过河的时候把传动轴弄断了。”托马斯：“您确定吗，陛下？”女王：“当然，是前传动轴，不是后面的，我的车是四驱车，别忘了战争年代我还是机械工。”
但是，刚加冕的女王毕竟只有26岁，就如丘吉尔在听闻乔治六世的噩耗后叹息的那样：“她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幸运的是，“小姑娘”遇到的是“斗牛犬”。在英籍历史学家、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艾伦·奥尔波特（Alan Allport）看来，要理解伊丽莎白这一生，最应该提到的人，除了父亲乔治六世，和作为“过去多年里她重要的精神支柱”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紧接着就应是丘吉尔，因为“她的第一位首相，树立起了她期望之后所有首相都能够达到的标准，这是多么难以企及的高度！”瑞格利也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丰富经验中受益良多。”
( 1955年，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中）在伦敦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后送别伊丽莎白二世（右） )
1953年6月，78岁的丘吉尔第二次中风，被迫回乡休养。等两个月后他返回伦敦，关于他何时退休的话题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政客们都希望女王能够利用每周二例行会面的机会劝丘吉尔就此隐退。但是，伊丽莎白却出人意料地邀请处于低谷的丘吉尔偕妻子参加“圣·里基尔赛马会”；接着又邀请他们到王室行宫巴尔莫勒尔堡消夏。到冬天，丘吉尔重新掌控局势时，女王终于可以放心地动身去出访英联邦各国了。逐渐掌握领袖艺术的伊丽莎白以其“迷人、聪慧”征服了老首相。女王的照片被丘吉尔挂在卧室床头，直至去世。
女王与首相的关系，是君主立宪政体的一种具象表现。伊丽莎白个性强烈的先辈们，都曾试图将自己的观点施加于首相，冒着引发宪政危机的风险来充分行使王权。但是到她叔叔爱德华八世登基时，已今非昔比。当首相鲍德温告诉国王，内阁拒绝他迎娶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为妻，后者只能选择黯然退位。伊丽莎白面前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范例，连她的父亲也会因为觉得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没给他关于政府政策足够的信息而“咬牙切齿”。但伊丽莎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她的私人秘书们总是随身携带着写有宪法条款的本子，以确保女王在做判断时尽可能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
( 196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塞拉利昂 )
伦敦国王学院当代英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帕特丽夏·森（Patricia M. Thane）告诉我们：“女王受到欢迎，她和蔼，不干涉政治，不是一个政治家。”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现代英国史研究员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博士也对我们说：“无论从表象看来如何，民众对伊丽莎白二世的热情都是非政治性的。除非是说，街上的人可能宁愿要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这是一种普遍的反职业政治家情绪的表达，而不是一种积极支持君主制前景的证据。”
“新伊丽莎白时代”这个术语的诞生，也没有丝毫王朝复兴的意味。丘吉尔在任时，确实更多地致力于保有帝国时期拥有的荣耀，而较少关注国内民生。但是，1955年，丘吉尔的谢幕使得英国的经济困境被全面暴露出来。“码头罢工、铁路罢工，种种危机迫使艾登请求女王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此，大不列颠开始了它长达30年的噩梦。这场噩梦的开始宣告有着罗曼蒂克色彩的‘新伊丽莎白时代’消失了。”肖克罗斯写道，“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和思潮：对王室的顺从和尊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漠不关心、怀疑主义和讽刺挖苦，至少在大城市是如此。”不过，伊丽莎白二世从容地接受了这种变化：“这很正常，年轻的一代总会对年长的一代失去信心，对上一辈人似乎没有给更多的秩序和安全失去信心。”
( 1997年9月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圣詹姆斯宫会见前来吊唁戴安娜王妃的人们 )
从帝国皇帝到英联邦首脑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英国经济开出了一剂力挽狂澜的猛药。但是两个英伦最强的女性之间却并不是那么“惺惺相惜”。瑞格利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女王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好恶。但很显然，她和撒切尔夫人之间有一些摩擦。”《泰晤士报》曾爆料：“当官员向女王汇报说撒切尔夫人工作中晕倒时，女王非但没有担心，反而一脸鄙夷地说：‘她总是那样，以便赢得别人的尊重。’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之僵。”
《二十世纪英国历史》编委会成员、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史蒂芬·布鲁克（Stephen J Brooke）甚至向我们提出：“女王获得的欢迎度，有一些无疑是对应着撒切尔的不得人心或者至少是围绕她产生的争议。女王给人的印象是愿意安抚人心和从中调解。”
“据说她和撒切尔相处得很糟糕，部分原因是撒切尔不明白英联邦的意义所在。”帕特丽夏说，“帝国的衰落，随之而来的她对英联邦——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的聚合体——的支持，一直都很重要，尤其是鼓励了英国的种族宽容氛围。”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曾拥有13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伊丽莎白二世还是王储的时候，几乎还可以在自己的国度内周游世界。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势不可挡。1947、1948年，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相继宣布独立；1950年，印度成立共和国，不再对英王宣誓效忠。伊丽莎白清醒地意识到：“英联邦政府所承受的东西与过去帝国时期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她还周密地考虑到了加冕礼服应包含的全部含义：白缎长袍式样简洁，却密密地绣着代表大不列颠各地的9种花卉图案，以及象征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植物纹样，如锡兰的莲花、澳大利亚的金合欢树、巴基斯坦的小麦和黄麻等等。
布鲁克认为：“从大英帝国改变为英联邦，女王功不可没。这一改变并不是发生在某个单独的时刻，而是在过去60年里一直持续进行着。她能够将自己的定位从一个剥削非西方人的帝国的首脑转变为宣扬跨种族、文化而团结的联邦元首，这对于非洲只允许由白人统治的规则的转变尤为重要。”后来成为赞比亚首任总统的卡翁达曾聚众抵制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认为她代表的仅仅是英国本土的利益，但27年后却改口说：“在女王统治的初期，联合王国成为英联邦无疑是十分英明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且，我要说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女王的个人魅力，没有这个，我们可能早已离开（1964年赞比亚宣布独立并留在英联邦内）。”
1960年，伊丽莎白女王因怀孕而被迫推迟出访加纳的计划。加纳首相恩克鲁玛对女王特使怒言：“我将我的全部快乐、全部愿望都用来期待这次访问了，而现在你告诉我说女王不能来了，那你还不如跟我说我母亲刚去世了，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惊！”第二年，加纳国内局势不稳，基于安全考虑，下议院提议取消访问，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怒，因为有传言莫斯科正在游说恩克鲁玛将加纳带出英联邦，加纳是“二战”后第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1957年），示范意义深远。伊丽莎白女王在加纳首都果然遇上了爆炸事件，但访问很成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趁热打铁，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我已经将我的女王拿出来冒险了，你必须拿出你的钱来冒险。”为了匹配女王“勇敢的奉献”，肯尼迪最终决定对加纳的沃尔特河大坝进行大规模投资，确保加纳留在英联邦内。尽管政治家们可能将女王当成了“冷战”时期争夺非洲的一件政治武器，但对伊丽莎白女王而言，她在加冕时曾宣誓要为英联邦奉献一生，她并没有食言。
1977年，英国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登基25周年的“银禧”庆典。“20世纪70年代末，古老的大英帝国已基本解体，如果帝国的前殖民地对女王和她所代表的一切已经变得冷漠，那也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但是那一年世界各地庆祝‘银禧’的热情充分说明了，女王本人仍受到尊重甚至是爱戴，即使是对于那些早已对帝国不抱好感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奥尔波特如是评价。
不过，两年后，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风格给英联邦带来了一场危机，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的史密斯白人少数政权和黑人游击队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当年8月，英联邦政府元首会议预定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以解决该问题。史密斯政权曾于1965年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并把该问题作为当年保守党竞选纲领的核心议题。撒切尔内阁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如此描述：“当时，英联邦内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对撒切尔夫人持怀疑态度，大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大部分英联邦国家都对撒切尔夫人心持疑虑。卢萨卡峰会假如不说是场灾难的话，也将具备一场不愉快会议的所有特点。”
有传言说，撒切尔夫人建议女王不要出席这次会议，但后者没有同意。女王并没有干预会议议程，但通过与各国元首的私下会晤和举办晚宴，创造了解决争端的氛围。卢卡萨峰会最终推动了1980年罗德西亚大选的举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领袖穆加贝当选总统，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成为英联邦的第43个成员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愿促成罗德西亚的独立，但除她之外，英国还有这位以母亲的形象出现、代表英国及英联邦大多数公众民意的女王，她显示了英国形象中柔软的一面，更人性化的一面，伊丽莎白非常同情这些要求独立的渴望。”
戴安娜之死
60年中，伊丽莎白二世得到的并非全是溢美之辞。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遇难的消息传来后，正在巴尔莫勒尔宫消夏的女王迟迟没有返回伦敦主持全国的哀悼活动。伊丽莎白自问，作为一名祖母，安慰和保护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要胜过一切。但媒体却在步步逼问：为什么还不返回伦敦？为什么不表达对逝者的关心？为什么白金汉宫没有降半旗致哀？白金汉宫门口的献花堆积如山，还附着写有诸如“他们配不上你！”的卡片。
电视机前心碎的英国人希望与他们的女王分享悲伤。1966年南威尔士小城阿伯万发生煤渣山崩塌淹没学校的事件，1988年苏格兰洛克比空难事件中罹难的10岁女童乔安妮入葬，伊丽莎白女王都因为缺席现场而招致消极评论。有媒体形容，女王长着一张“扑克牌脸”。不过，在1969年的BBC纪录片《王室家族》中，女王无意中流露了心声：“有时候面无表情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1952年2月6日，正在访问肯尼亚的伊丽莎白得知父亲去世后，在旁人都感觉眼前发黑的情况下，仍有条不紊地起草了给丘吉尔首相的电文，并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取消剩下的访问，甚至没有忘记签署一份订单——一顶黑色帽子，在她到达伦敦时送到机场。
但伊丽莎白女王没有意识到，戴安娜已成为“人民的王妃”。她更没有预料到，这场悲剧会成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公众对王室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
1992年伊丽莎白女王登基40周年，气氛却十分黯然。从年初开始，女王儿媳约克公爵夫人的不雅照片陆续遭到媒体曝光，6月起，《星期日泰晤士报》连载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一书爆料了查尔斯王储与卡米拉的婚外情，引发了媒体追逐王室绯闻的新狂潮。11月20日，温莎城堡的大火将这一年的灾难气氛推向了高潮。宫廷大臣艾尔利勋爵这样描述：“看着喷吐的火舌卷向天空是令人惊恐骇怕的。我对她深感同情。对女王来说，看着自己的祖屋被一点点烧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她内心极为痛苦烦乱，但她又十分坚韧。不知为什么，女王并不想显示出她内心有多么痛苦。”
温莎城堡的大火也许是一个隐喻，化为灰烬的不仅仅是历史悠久的砖瓦，还有一些古老的传统。在保守党政府宣布出资修复城堡后，出现了由《每日邮报》领头的抗议风暴，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王室买单。而《每日邮报》历来被视为有明显保守及亲王室倾向的报纸。由王室自行支付城堡修复费用的决定进一步牵扯出了媒体对女王个人财产规模的质疑。火灾发生后的第六天，首相梅杰宣布，女王和王储已同意对其个人收入纳税。布鲁克感慨：“对于伊丽莎白女王而言，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刻。对于她致力于国家团结和建立更现代化的君主制的目标而言，同意为个人财富缴纳所得税的姿态来得不能再迟了。”
与此同时，王室婚姻的悲剧还在不断发酵中：分居，离婚，直至戴安娜香消玉殒。当戴妃之死被舆论抬升到英国人是否还支持君主制的高度时，3个月前新当选的工党首相、自称“现代人”的布莱尔与女王达成了一致：英国还需要王室，但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王室。布鲁克说：“戴安娜王妃的意义，较少地体现在她作为一个真实人物的存在，而是更多地在于，她象征了20世纪末新类型的王室名人所面临的挑战。”“自从戴安娜死后，王室的公关机构一直在努力地呈现王室家族亲民、平易近人的形象。”帕特丽夏说。瑞格利认为：“在一个更容易受到批评的时代，女王和她的顾问正竭力使她成为所有人的女王。”
1997年9月5日，戴安娜葬礼的前一天，伊丽莎白女王在白金汉宫发表了电视讲话：“……我们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要表达这种痛失亲人的情绪并不容易，最初的震惊过后，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其他种种情绪：怀疑，迷茫，愤怒以及对生者的关切。我们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尝遍了这些情绪，所以我现在，以你们的女王和一个祖母的身份，说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首先，我要对戴安娜表示我的敬意。她是一个特别的、有天赋的人，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失去过微笑的能力，或者用温暖和善良激励他人的能力。我赞赏和尊敬她——为了她对人们的热情和承诺，尤其为了她对两个儿子的付出。本周在巴尔莫勒尔堡，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帮助威廉和哈里接受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损失。认识戴安娜的人都不会忘记她。其他数百万未曾与她谋面却感觉与她相知的人，也将记住她。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相信从她的一生和她的逝世所引发的非同寻常、感人至深的反应中，可以汲取不少教训……”奥尔波特说：“她用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回应了媒体的批评，利用电视实况转播向全世界呈现了一张更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面孔。公众的不满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她很快又变得和以往一样受欢迎。”也许是更受欢迎。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在圣保罗大教堂为殉难者举行的追思祈祷仪式上，人们惊诧地发现，女王居然在毫不掩饰地擦拭眼泪。
2006年4月21日，伊丽莎白女王80岁生日，BBC播放的系列纪录片《女王与她的国家》展现了女王如何勤恳工作以肩负起代表国家的责任。因为生来就从事着“一份受到补贴的、奢侈浪费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的工作”（《经济学人》），国王们一不留心就会被贴上懒惰、无用、贪婪、虚荣或者愚蠢的标签。然而，伊丽莎白二世却是一个例外。《经济学人》感慨道：“19世纪70年代，威尔士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遭遇婚姻问题时，英国成立了84个规模颇大的反君主制俱乐部，但现在这样的俱乐部只剩下了一个，拥有1000名成员的‘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