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失败的命运，在诸葛亮作隆中对的时候就埋下了祸根

文:王清茗    来源:行走山西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这段话成为后来小说演义中“三顾茅庐”故事的源头，体现了刘备求贤若渴、诸葛亮静侯明主各自不同而复杂的心态，草庐是诸葛亮对自己出身的一种隐晦说辞，与文学的浪漫无关，更不是个人的志节风骨和兴致所然，而是一种无奈和自嘲。《出师表》中诸葛亮也婉转地表达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从无条件地孝忠君主变为对君主有条件地服从，士大夫由依存或者依附角色开始表现出政治的独立性和表现张力的意图。

当时的官宦人户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称“阀”，右边名“阅”，用来张贴攻状仪告，因此官宦人家的居所也通称为门阀。在礼制的束缚下，普通人家是不可以有门廊，因此也没有阀阅之说，草庐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诸葛亮当时的社会地位。

同战国时期的商鞅或者李斯等人以利益或者地位作为成功标志相比，在阶层固化较为的三国时期，士大夫等个体更看重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是否可以被君主所接受，作为依附和归属的前置条件。一方面是因为士大夫阶层普遍拥有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甚至与朝廷大员具有血缘或者较为友好的关系，能够提供丰厚的物质保障不再为生存而担忧；另一方面是士大夫在精神信仰的礼制整体崩塌后，显现出主动性作为，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的最佳平衡点，以完成对社会道德和精神世界的整体重塑。

因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作用，三国时期的士大夫们继续以儒家作为正统思想，存续着“君臣父子”般的社会秩序的有效传递。但是东汉皇权被外戚和宦臣乱政以及后来汉献帝时期诸侯对天子的系列愚弄，使“君权神授”的思想权威受到社会各阶层前所未有的质疑，支撑东汉政权的人伦基础也在多次尝试后以失败告终，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本质。

好在文化和思潮传导的延时效果，以曹操、刘备以及各镇诸侯之间对皇权失落的表现与态度有着先后顺序，与中央神经中枢的距离成反向作用，越是位高权重，越早对皇权的尊严失去必要的尊重与信心，相反社会底层的士大夫和民众，还保持着对朝廷的渴望与皇权的尊重。

关键转折点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曹操历尽千难万险回到青州后广发讨逆盟书，全国十八路诸侯响应号召，尊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对废帝专权的董卓进行了大规模讨伐的行动。曹操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该持续讨伐令其灭亡，而早已位列人臣的诸侯们却表现出较大的冷淡态度，特别是在攻陷洛阳后为争夺利益而展开相互间的厮杀，也让曹操等人齿冷寒心。

独自引兵前往长安征缴的曹操，发兵还未至荥阳，便与董卓账下徐荣的军队展开交锋。徐荣不过一个冲锋，就把曹操的军队打的落花流水，人马损失殆尽，他本人也身受重伤，若不是大将曹洪舍身相救，或许后世再无魏武帝了。此次讨逆联盟是儒家正统思想在维护皇权方面在东汉末年所做的规模最大一次行动，对曹操的打击当然是刻骨而深刻的，事后他终于明白所谓的皇权早已在贵族中消失，诸侯以匡正汉朝宗室为名进行讨逆，不过是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力量而已。

因此入主关中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为也不难理解了。曹操也并非世袭贵族出身，而是权势依托下的虚伪光环，曹操之父曹嵩本为夏侯家族过继给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而已。曹操以先汉相国曹参之后自诩，曹操以先汉相国曹参之后自诩，无非是为了掩饰自己宦官养子身份进行的自我标榜而已。

刘备同样出身卑微，更需要在社会行为中攀龙附凤。平日里刘备称自己为“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但可惜“刘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逐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至刘备时已经沦为社会底层，家贫如洗，一度以败履织席为生。因此刘备凭借平叛黄巾军起义入仕后对朝廷有着极强的崇拜和迷信，甚至利用一切机会接近汉献帝，求得对家族宗谱的续接，保持皇族血脉的正统。

也因为这个思想，导致他与曹操短暂的合作破裂。利用汉献帝成功上位后，身份背后的的阶级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刘备由社会底层变成了皇权的代言人，与曹操代表的社会底层有着天然的矛盾，同时刘备还得兼顾同盟同族间的血缘情感，即门阀制度所涵盖地较为广泛的官僚阶层，来寻找政治依靠。

这便是一无所有的刘备能够最终投奔汉室宗亲刘表的理由，也是能够与关羽、张飞义结金兰生死与共并能三关茅庐的关键所在，因为他必须向下层社会寻找广泛的政治同盟，因为这些人群中还保持着对皇权的绝对信仰。因此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在“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之时，刘备宁愿带着数万百姓扶民过江也不肯舍弃百姓独自逃生的原因所在。

诸葛家族也是没落贵族后裔，尽管先祖曾为司隶校尉和泰山郡臣，但三岁丧母、八岁丧父的诸葛亮只能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来到江南豫章，后来叔父受到排挤只能依附刘表，但也失去了官职。没有官僚体制作为支撑，诸葛家族也失去了为官的政治资本，脱离了门阀制度的有效支撑。

门阀制度并不是传统的贵族世袭制度。祖上某人一旦为官，则其后代会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以及获得更优质教育机会，家族的社会影响力就会迅速膨胀，能够更多掌握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为官成本被降低而机会则大为增加，形成世代为官的士族阶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没有门阀制度作为政治支撑的庶族阶层，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庶族中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生产劳动，以丰厚的知识专门从事社会思考，并从社会底层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成为与中国官场并行但又有独立性格的谋士群体。

这些谋士群体又不同于士大夫阶层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而是依附在相对应的贵族团体或者有限的社会阶层中。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能否保持其独立的思想体系、行为实践成为谋士和士大夫两个不同群体政治身份的判断标准。

士大夫阶层的鲜明政治目标并未是谋士的献媚所能比拟。赫赫有名的荀彧在投奔曹操后官至侍中、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完成了他平生的政治抱负。由于荀彧的存在，使曹操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得以正确进行，包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政治战略大多是在荀彧的谋划下完成，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

这种看似与曹操牢不可破的政治结合所隐藏的危机荀彧晚年爆发。由于曹操固执的晋位“魏公”，两人产生了道德约束、礼制教条和法律框架下的根本矛盾，最终导致其调离中枢抑郁而亡。

读书人在士大夫和谋士生涯选择上的微妙变化，表现在《三国演义》中便是被作者大书特书的“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这一章回，以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为代表的主战派，事实上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在三国特殊时期表现出政治态度，与张昭、虞翻、程德枢等人为代表的谋士阶层公然的决裂，也可以看成庶族与士族阶层有限制和条件的战略联合。

这种条件和限制，便是“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比如荀彧早年间被袁绍待为上宾，当时其弟荀湛、同乡辛评、郭图等人均在袁绍麾下谋生，但荀彧却认为袁绍刚愎自用难以成大事，终弃袁绍而投被了曹操。郭嘉也有同样经历，在接触袁绍后曾公开宣称袁绍：“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任何媒体及自媒体转载）

三国中东吴也也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周瑜的叔父在袁术属地任丹阳太守，周瑜前往省亲，袁术欲以周瑜为将，周瑜观察袁术终无所成，于是借故东归，回到孙策麾下；袁术任用鲁肃为官，鲁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便率家人及部曲南下投奔了孙权。

同样曹操为了拉拢庶族作为政治同盟，也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00年发布了《求贤令》，并且利用朝廷的名义聚拢了大批寒门庶族：“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唯才是举是曹操的《求贤令》的主题，曹魏政权在其统治初期就获得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其平定北方，拥立汉帝提供了保障。

曹操执政期间，一共下发了三份《求贤令》，其中最后一份求贤令名为《举贤勿拘品行令》。令中称：“昔伊挚、傅说出于戏人，管仲，担公戏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求贤令》中曹操所举的伊挚、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等人，皆是在为官之前被看作品行不好的人。但这些人都有治国用兵之才，用之则兴。结论是：“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

曹操的这些言论，正是针对东汉选举的弊病而发的。他深刻认识到当今天下尚未稳定，是亟待求贤之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大批的人才， 但并非是有才华便可胜任，其基本前提条件是政治上的可靠和保证，而非是否具有良善的德行。因为一旦条件达不到满足，有些不坚定者会呈现政治上的背离，继而对整个国家安定造成不确定甚至是根本影响。在曹操的理念中，这些人需要根本性的去除，因此也有了演义和话本中曹操爱惜武将而杀文官的剧情。

在各方均进行人才储备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刘备三顾茅庐自然而成，同时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能随之实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而非生活态度。从《三国志》“隆中对”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诸葛亮以“隐”为进所做的大量前期准备和工作，甚至已绘制完成山川地理图形，足以说明其志向高远，因此也有理由说明，诸葛亮在刘备三顾期间，已对刘备的基本资料掌握地一清二楚了。

选择刘备作为服务对象，诸葛亮主要看重刘备作为新兴势力在政治态度上的极不稳定性和政治势力极为单薄的特点。因为出身，刘备本身并没有可靠的政治帮手和同盟力量，可以有效约束和规范刘备思想和行为，有利于其军事和政治主张的快速实现。

“桃园三结义”之后，关羽和张飞成为刘备“股肱”。但是关羽和张飞的出身较刘备相仿，同样属于社会底层，晋位意愿更为积极和主动。因此也可以说，三国间曹刘两家的军事对抗本质上是在庶族中的优秀分子所倡导下，利用皇权失落、特别是门阀政治经历何进之乱后对国家权力产生真空状态后，道德体制约束失效情况下为各自团体的一次利益争夺。

短暂的联盟和集合同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尽管三顾茅庐后刘备以“如鱼得水”示人，但诸葛亮也仅仅是拥有军师位置而没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刘备入川是以庞统为主，取汉中随军是法正，而后来白帝城托孤时，与诸葛亮同时拥有权力的还有文臣李严和武将赵云。

一文一武，几乎死死扼住诸葛亮咽喉，使他不能有丝毫作为。当然刘备之后诸葛亮也展开绝地反击，不断用法制的借口使李严离开了政治中心，用时间的老去让赵云作古。摆脱了束缚，就可以有效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诸葛亮主政后的西蜀，关闭人才引进的通道，直接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致使六出祁山、多次北伐失效，严重地造成蜀国财政空虚和士气低落。

这种结局与诸葛亮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或者庶人阶级先天的政治短视有关。刘备作为汉室宗亲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但在取得巴蜀、汉中之后，诸葛亮等人迫不及待地拥立刘备称帝，而许昌城内汉献帝依然在世，造成了“天有二日”的混乱局面，也使蜀汉政权失去了根本性的支持。

诸葛亮在向刘备劝进登基时，借用东汉光武帝的典故表明了自己真实想法。当时群臣多次劝说刘秀登基，但刘秀多次谦让，是后来进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纯一番劝说使刘秀改变了主意：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

话很直接！耿纯的意思是，大家能够出生入死力保你做皇帝，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如果你不答应，大家都将鸟兽散。诸葛亮举出这样的例子，已经和刘备直接挑明，士大夫们投奔刘备麾下，表面上是响应刘备匡扶汉室的号召，出于对天下正统的向往，其实在价值取向上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

这些话也是刘备真实思想的表达。因此在汉献帝还建在的情况下，刘备就直接登基做了大汉的皇帝。刘备登基，也将自己最后的谎言揭穿，遭到了同代表庶族团体的曹魏集团的疯狂反扑。

就在蜀汉与曹魏进行你死我会内讧时候，江东的孙氏政权却在此刻代表后汉时期一蹶不振的门阀士族利益称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没有人料到，就在三方力量抗衡的时候，曹魏政权中与江东门阀贵族遥相呼应，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在短暂沉寂后悄然崛起，并且按照东汉时期统治阶级的惯性思维和操作模式，顺理成章地把持了朝政。因为所代表的阶级不同，这也是司马家族先灭西蜀，后灭东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