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瘟疫中诞生的宗教，遇妖杀妖，遇魔降魔，两千年长盛不衰

文: 王清茗   来源: 行走山西

从道家到道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前者是态度，是认知，而后者是生活，是信仰，是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换，也是学术研究向职业道路的挺近。

更可以说，道教对巫术的信仰和传承要远远超越了对道家世界观的坚守，是在其演化中寻找道教经典作为其理论支撑，并依附于道家的哲学体系的。宗教在推广过程中，必须要以对民众有全面庸俗化的解释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巫术连同其咒语就作为道教最基本的外在形式而保留下来。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首出自《礼记》中的祭辞，在祈求中夹杂着诅咒的成分，是中国文字记载中最古老的咒语，即包含着乐观主动改造家园的意志，也有对未知世界强烈的尊崇心理。

由于对生命延续的强烈渴求以及对自然万物无法在现有认知下的科学解释，几乎所有民族发展都伴随着巫术而来，只是因为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以及风俗习惯使巫术向着不同的方向拓展，但其越来越大众化和庸俗化的表现，为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始皇帝期间对长生不老药的渴望，在催生大批方士出现的同时，原本由统治阶层掌握的神仙道学开始向民间普及，并以专业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形成固定职业。

汉朝巫蛊之术的盛行以及汉武帝继续对长生不老愿望的努力，使脱胎于道家的部分理论变为实践的可能，更使巫术、丹学与人生命健康等息息相关实践多元化，有时甚至要依附科学而进行，这就为系统总结和梳理提供了可能，张道陵的出现成为必然。

张道陵，字辅汉，生于公元34年二月廿二日，卒于公元156年九月初九日，为汉朝开国大臣张良八世孙，典籍记载“张良生不疑、不疑生高、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纲、纲生大顺、大顺生道陵。”张道陵本是太学书生，自幼聪颖过人，七岁便能通读《道德经》，对天文地理、河洛谶纬之书有着浓厚兴趣，但是不喜欢儒家学说，认为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二十五岁时，张道陵已经成为江州令。因为性之所至，对朝廷无为而治执行较为坚决，治下成绩斐然，到汉和帝元永元年，54岁的他被皇帝赐为太傅，封为冀县侯。

这样的职位可以说显赫非常了。年龄的原因却使张道陵面对荣誉更为淡然，居然没有理会朝廷封赐，三次将使者婉拒，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百年之后一切繁华都将散尽，与其若此哀叹世间之苦，不如乐在青山中。

从此以后张道陵远离了尘世，向山清水秀、景色清幽的山中进发。他先是以淮河为邻，与弟子王长、赵升等人在桐柏太平山修道，后南下江西云锦山结庐。三年后练得仙丹，此刻龙虎出现，故此山又称龙虎山，被后世尊为作道教祖庭。张道陵在六十岁时又移居四川鹤鸣山，石鹤长鸣，叹人生隽永。

传说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正月十五日，太上老君降临蜀地，传授张道陵《太平洞极经》、《正一盟威二十四品法箓》、三五都功玉印、雌雄斩邪剑等经书、法器，拜为天师，嘱咐他广行正一盟威之道，扫除妖魔，救护生民。

张道陵于汉安二年七月，登青城山，会八部鬼帅，大战众鬼，制伏外道恶魔，诛绝邪伪。张道陵道法通玄，诸魔所不能敌，各各降服，愿意皈依正道，敕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在青城山黄帝坛下盟誓，人处阳间，鬼处幽冥，使六天鬼王囚禁于北阴酆都城，八部鬼帅流放于西域边地。

在东汉瘟疫横行的时期，以123岁高龄的存在，本身就是传奇。由于人口激增，战事商贾带来的人员往来，使瘟疫空前肆虐，几乎贯穿了东汉整个时期，并造成三国赤壁之战中曹操百万大军的不战而败。据后世统计，整个东汉年间，死于瘟疫的人竟然占到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五。

张道陵在龙虎山用三年时间炼成九天神丹后，已六十余矣，吃了神丹容貌益少，“返老还童”，像30岁左右的人。接着又在龙虎山东北边的西仙源壁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建立天师草堂，广传弟子，为人治病，到他经嵩山二入巴蜀时，已经90多岁了。由此可见，张道陵在龙虎山炼丹修道讲课时间长达30余年，在这并不短的时间内，是他炼丹学道的主要时期。因为治病，也是获取教众支持的根本原因。

人口流动是瘟疫传播的根本。比如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安敦宁·毕尤派遣使者通过安息国，沿着汉大使甘英留下的丝绸之路地图来到汉朝。但是庞大的使团在返回时将西亚的病毒带到欧洲，一场怪病席卷了罗马帝国，三百万人在这场瘟疫中死去。

在刘玄等人对新朝的关键战役昆阳大战中，绿林军战斗力的突然下降与瘟疫有着直接关系，此后东汉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瘟疫，一次是在刘秀在位期间，前后有七次较大瘟疫出现，另一次便是汉灵帝时期，瘟疫几乎是以3-4年一场的频率发生。而张道陵恰恰生活在这两场大瘟疫重要的缓冲时期，为道教创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至少在汉顺帝时期（公元126-144年），张道陵就在鹄鸣山中创建了正一道。正一道又名正一盟威道，或天师道。民间有五斗米教之称。五斗米教的由来是因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而得名。需要指出的是，正一道以符箓斋醮为传播方式，在祈福形式上较为简单，易于推广，对当时宫廷中神秘和仪式复杂的谶纬之学形成对立，迫使统治东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造成松动，因此当时并不受官府认可，而称“五斗米教”或者直接称作米贼。

仪式感是宗教必须具有的外在形式，但正一道对于瘟疫的祈禳较为简单。张道陵认为，是因为人本身的过错和对道的极端漠视才造成的瘟疫流行。因此集体性的思过才是避免瘟疫最为有效的办法。他让患者或者祈福者按照大众道德标准，将自己一生所犯错误写出，在深刻反思后放置在河中，向神灵发誓永不再犯以祈求平安。这种有别于传统方士、术士的治病理论，简化了巫术的运作程式，在民众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更具有道德绑架的成分，在人际传播中具有相当大的可模仿性和传播力度。

从汉安元年正月 公元142年正一道正式创建开始不到两年时间，教众就发展到三万人，同时还在全国设立了二十四处祭坛。当然这并非是因为形式上的简化，而是更着重于张道陵理论上的创新，并以理论的不断丰富而指导实践。张道陵穷一生经历著述《老子想尔注》，尊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道众必习经典 ，《老子想尔注》一书，即是从宗教的角度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向道民宣扬五斗米道的教义。

想尔是位神仙。《老子想尔注》便是借助这位神仙将老子《道德经》做实用性和人格化处理，以所见所闻的注解将“道”的虚无性现实化，达到个体成仙飞天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以五行学说为根本，强调现实中的人们要更多追求情境无为的思想，做到臣忠之孝。

区别于巫蛊之术，正一道为人们提供了离苦得乐的方式和途径，为人们摆脱战争和疾病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奋斗目标。张道陵的智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排斥术士、方式、巫祝等群体的行为，而是进一步加以理论性的说明，博取更多的情感认同。如对庄子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修仙之士中的有效渲染，成功的将老子认为仅仅是存在“道”中的鬼神等以阴阳理论有效剥离，对世间形成新的迷信。鬼神对立于神人为代表的正统，与学道之人相比处于明显弱势。

站在传统养生理念上，正一道更强调了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养生无法挣脱人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养生理论存在执行中的先天缺陷，即普通人无法完成当时养生理论所要求各种规范性动作，而导致养生失败的短板。

在推进正一道市井化过程中，正一道更注重与地域间盛行的巫教进行有限的合作和坚决的斗争，这是宗教与邪教的根本区别。张道陵常年居住在巴蜀地区，对当地原始的鬼道就进行了充分借鉴，吸收了他们降魔、除鬼的巫术，以便在符箓失效后，信徒有更高级的依靠。同时他又大力革除了当地巫教野蛮之风，规定教众尊重教友、不得隐晦神灵，同时要求教众尊重世间之法，不得偷道淫乱，禁忌酒肉等奢靡生活。

正一道的迅速传播一方面得益于张道陵丹药的灵验。一个在瘟疫中没有效果的说教是无效的，张道陵必须向世俗的功利低头才能保证基本地位的不动摇；另一方面张道陵选择巴蜀之地进行传道，远离中央政权的核心区间，并以修身养性、除去欲望、反对暴力等方式规避了中央集权的禁忌，成为他求得生存的政治基础。

事实上，在当时的国家政权思想中，也亟需张道陵思想的充实。东汉年间，有班固辑笑的《白虎通义》对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进行过政治上的定性，即对谶纬神文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理论的合法性通过儒家等经典书籍给予肯定。但是由于过分强调理论的现实功用，不仅没有使思想得到解放，反倒进一步压抑了民间思想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特别是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有牵强附会之嫌。

天人合一缺乏有效的民众个体自由或者思想的自我救赎，而张道陵的思想恰恰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在当时社会，尚有西方佛教的渐入，但由于异域文化与本土正统文化的融合尚需时日，在外部战争压力减轻、经济快速增长的东汉中后期，有效填补了民众的信仰空白。

由信仰而宗教，正一道迈出了关键一步。不可否认的是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也有一些宗教形态的萌芽和发展，如方仙道、黄老道以及巫族等团体的出现。但后来或者消失、或者被道教等其他宗教社团所吸纳，或者被朝廷直接取缔，除了自身已极不适应社会发展和环境外，过分保守和封闭也是自我消失的重要原因。

宗教的发展离不开开放格局和自我改造的螺旋上升。于正一道而言，除了必要的个人崇拜外，其所供奉的神祗不仅有老子化身太上老君，还有玉皇大地以及民间信仰诸神等，完全契合民众信仰的多元需求，这也为道教多神崇拜提供了原始通道。同时正一道在张道陵之后的继承人利用政教合一，使民间信仰上升为国家意志。

张道陵去世后，将教主的位置传给了儿子张衡（注：此张衡非发明地震仪之张衡），张衡之后传于张鲁。在张衡负责教务时期，设立了神职人员。神职人员不同于政务和服务人员，是建立在忠诚信仰之上的具有进阶性质的高级教徒。因为他们的存在，更加牢固了正一道的传播和稳定。神职中有奸令、祭酒、鬼吏的区别。其中，鬼吏较为低级，只能进行神符治病等简单重复的工作，但也有管理刚入教教徒的职责，在身份上存在优越感。这期间，神符治病的形式又进一步增强，患者治病时需要将一生错误分写三份，祈祷于天、地、水三官，因此民间又称正一道为三官道。

为了更快的发展正一道，张鲁投靠了益州牧刘焉，并希望借助刘焉的力量继续向西进行扩展。但不料，刚刚在张鲁完成教众整合内部统一的时候，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刘焉病死，其子刘璋即位。由于刘璋生性软弱 ，张鲁决定脱离刘璋的辖制。刘璋恼羞成怒下降张鲁母亲和他的弟弟杀害，造成张鲁在汉中、巴蜀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和彻底独立，同时进一步对正一道进行改革。

《三国志·张鲁传》中记载：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即张鲁以师徒关系改良了张道陵在传播初期按照汉朝行政体制式的传播方式，使正一道的宗教管理体系正式形成。

入主西川、巴蜀后，张鲁在国家治理方式上也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使西川在东汉末年中原动荡的时候，巴鲁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景象，也使民众大量的前往投靠，形成了正一道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张鲁统治巴蜀时期，并没有设置官职，而是依靠正一道的管理体制，在“鬼卒”的带领下，因为怕受到良心的谴责，百姓以诚信为尊，并不敢行欺诈。张鲁在驿道中放置有粮食，供行路人食用。假如有人贪财侵占，张鲁告诉他们鬼神会司职惩罚的。百姓轻微犯法，三次之内可以免除刑罚，三次以后才用刑。张鲁的治下成为百姓乐土，三十年间风调雨顺百姓安康。

就在正一道在巴蜀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冀州的张角也依法创立了太平道。同样太平道布道的方式也主要是以给人治病来扩大影响。但是太平道拥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并最终促成了旨在推翻东汉政权黄巾军起义。

张角起义失败后，为了肃清太平道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亲自率军出散关至阳平关收降张鲁。张鲁本身也无意于战争，更为了避免殃及百姓，顺势便归纳了朝廷。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并封张鲁五子为列侯，并与张鲁结成儿女亲家，“太祖拨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正一道随之也开始在中原名正言顺地传播开来。

从此正一道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停滞。在不断吸收、借鉴佛教、儒学等仪式流程后，终于演变为后来的道教。为了继续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道观修建在了山顶，而寺院则隐匿在群山中，以学礼为主要目的的孔庙便建在了市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