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模样，来源于两千年前一场舍身之义

作者:王清茗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二十三岁的曹丕突然被曹操委以重任，对“狷介违道、苟立小节”的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省玉田县）人田畴是否有罪组织朝堂议政。

此前曹丕从未被要求参与过国家政事。唯一的记忆还是十余年前即建安二年，十岁的曹丕随曹操征战宛城张绣的往事。在那次对曹操刻骨铭心的战斗中，张绣先降后反，曹操长子曹昂、大将典韦死战阵亡，当时曹丕年龄较小，不引人注意而侥幸逃生。爱子心切，此后曹操在没有让曹丕进入战场，而是让他通读诗论，便揽百家之书。此番曹操不仅仅是要对曹丕进行历练，更有用用曹丕相比当年同龄时期的田畴。

父爱如山下曹操对曹丕的期望值很高，在御射、文学等方面父子之间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诗词创造领域相同见解和一致风格，以天资聪颖和后天良好教育，被朝中文武官员一致看好，早年间就有人建议曹丕早些出来谋政，但被曹操否决。曹操希望曹丕通过个人努力，再多一些修为。

当年田畴闻名天下是因为代表幽州牧刘虞觐见汉献帝。董卓带领三千人马入主洛阳后，随即挟持汉献帝迁都于长安，与其西凉、并州军事基地保持近距离联系。北地偏远的幽州牧刘虞为与新皇保持联系，便派年轻的田畴为使去往洛阳觐见。

由于洛阳之乱，各镇诸侯以反董卓名义展开了割据和兼并战争，去往洛阳的交通已经阻断。田畴不得已出居庸关，绕道大漠，沿阴山而下，取道方郡才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作为第一个进京拜贺的诸侯，汉献帝龙颜大悦，以骑都尉的高官厚赏田畴。不料田畴认为国家刚刚经历动荡，天子流亡惊魂未定之际，获得荣宠不符合人臣纲伦，坚决辞谢。一时间满朝皆惊。

但在田畴圆满结束出使任务回去复命时候，幽州城已经易主，公孙瓒斩杀刘虞妻子儿女与于蓟州城。在对待胡人政策上，穷兵黩武的公孙瓒与赞同怀柔政策的刘虞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公孙瓒的治军法则更接近与胡人，并没有严格军纪和条文，甚至纵容部下对百姓进行劫掠，多次被刘虞制止。

当时的幽州穷乡僻壤，政府官务开支尚需青州、冀州给予补贴。刘虞到任后采取生养生息和宽刑之策，引导失地农民和依附流民积极垦荒种地，并开放边境市场，与胡人进行盐铁贸易，不几年幽州就成北方首富，青州、徐州等地百万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纷至沓来，刘虞都悉数收纳。

作为皇亲贵胄，乱世中刘虞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节俭作风，不仅粗布葛衫常年不换新，就连口腹之乐一并随灾民免去。以德化之，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刘虞在幽州境内拥有着极高威望和人气。面对公孙瓒日益骄矜、不恤百姓、记过善忘、睚眦必报暴行，刘虞忍无可忍之下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调集十万大军发起了对公孙瓒的清缴。毕竟书生之辈，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中居然以妇人之仁对待虎狼之师，刘虞要求部队仅针对公孙瓒一人而已，不许骚扰百姓损害民居。开始由于公孙瓒部曲散居在外，难以一时召回处于被动局面，但很快公孙瓒就扭转战局，不到三天便彻底反败为胜，俘获了刘虞。

因董卓被部将吕布谋害，为获得更多宗亲支持，汉献帝先于田畴返回前派特使段训安抚刘虞，许刘虞掌管北方六州军政事务。就在此刻，公孙瓒向特使段训告发了刘虞图谋不轨的野心。刘虞为政宽仁，节俭爱民，多次受到朝廷嘉奖和百姓拥护，并被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等人推举为取代傀儡皇帝汉献帝的人选，尽管刘虞言辞拒绝，但被公孙瓒抓了把柄。

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段训默许了公孙瓒的行为，并假传圣旨，令公孙瓒节度幽、并、青、冀四州，将刘虞斩首。待田畴返回时，面对的已经是一座青冢。

按照公孙瓒的逻辑，自己已经取代刘虞位置，田畴应该向其复命。但不料田畴心念旧主，竟然跑到刘虞墓前拜谒，高声诵读皇帝表章，以告慰刘虞在天之灵。平日刘虞与百姓交好深得人心，田畴在坟前痛哭，使四方民众无不伤感。公孙瓒闻讯后大怒，立即抓捕了田畴，质问为何祭祀刘虞而不将朝廷表章呈送幽州。

暴力淫威之下，田畴面不改色，相反厉声斥责公孙瓒：汉室衰微，人怀异心，唯独刘虞忠心不二。朝廷敕令里都是对你指责的话，这些话你不听也算。现在你诛杀无罪故主，又与旧臣为敌，还能成就大事吗？燕赵豪杰，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蹈东海而死，也绝不肯助纣为虐。

田畴有必死决心，公孙瓒却投鼠忌器，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释放了田畴。然而田畴却扫地发誓：“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随即带领宗族、旧部以及归附者几百人，在幽深险峻且有开阔之地的徐无山中修建壁堡定居。

刚愎自用的公孙瓒在袁术和刘虞旧部以及鲜卑、乌丸等势力的合力围攻下，屡战屡败最后退守易京（今雄安新区），由其弟公孙续把守，而他则临易水建白尺望楼，四周深挖堑壕，楼内囤积粮谷三百万斛，只容他与百余姬妾在里面居住，男子不得进入，公孙瓒认为万无一失。汉献帝建安四年三月，公元199年，在袁绍等军队的铁壁合围下，缴获公孙瓒传递给公孙续的书信，袁绍将计就计挖地道至望楼下。公孙瓒走投无路，“尽杀其妻子”，引火自焚。

曹操此刻提起此事，就是希望曹丕能与同龄时的田畴为榜样，为国家和朝廷建功立业，并且在人臣之中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曹操也确实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对田畴拒绝对朝廷封赏的行为本身做出政治上的是非判断。

引发曹操对田畴的浓厚兴趣，并非是在对公孙瓒上的立场和后来的攻伐战争，而是田畴在徐无山中百姓以田畴之名命名的田氏坞堡的运行和管理模式。田畴到达徐无山后披荆斩棘凿井筑屋，修建坞堡，“躬耕以养父母”。远近百姓闻讯 ,相互传言 归之如流水。不几年时间，坞堡经过不停地扩建，已经达到五千户，两万余人。

后汉之际因为战乱和朝政腐败，原先国家乡村管理体制如“亭长”“三老”等制度已经丧失殆尽。早在二次党锢之祸时就有远见之士认为朝廷和家乡皆不可安身立命，继而选择远遁山林以隐逸躲避灾祸。同时百姓在兵荒马乱之中经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尽鸣”的社会现状，也选择背井离乡去南方或者中原边地谋生，最远地抵达东瀛和朝鲜半岛。

在隐逸地朝廷大员和难民流的双重作用下，坞堡开始大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奠定了我国历史近两千年以家族为单位的乡村建设格局。坞堡，或称堡坞、坞垒、坞壁，后世一般称为营、寨，地主借以自卫，农民亦归求苟存。

后汉书中记载，“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也就是说，坞堡不仅仅局限于居住目的，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多元组织构架，不仅是自治形态，还有军事组织的功效。在外敌入侵时，宽厚的堡墙会有效阻止敌人进攻，有利于堡内居民迅速组织，形成作战能力。

这种“战时为军、平时为民”管理体系有效地整合优化了驻地军事和农业人力资源，大为缩减必要军事费用，同时以较为单纯的军事防御目的，将复杂的军事化管理程序简单化，并实现村民自治。坞堡的建造者普遍拥有较为强大的财力，属于宗族中占有重要话语权的士绅豪强或者宗主，成为天然的堡主、坞主、寨主，并依靠门生、故吏以及家族中具有一定能力着负责管理堡内日常事务。

修建坞堡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劫掠。因此堡内常年设有专职军事人员负责壮丁招募、培训以及军事侦查和战时指挥。在壮丁的招募中，堡内有自己约定成俗的规定，在道德约束的基础上施行常规化管理，在壮丁待遇、抚恤福利等问题上，基本属于充分的堡内民主议定，费用或由堡主承担，或堡内居民均摊，并有相应激励机制存在，以保证因战争或者天灾等原因造成个体家庭在失去劳动力的人伦关爱。

为达到对堡内居民的日常行为的有效约束，保障大部分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田畴特别指定了堡内的简单化法律体系：“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馀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东晋末期著名辞赋家陶渊明在他的名著《桃花源记》中的描述，便是对坞堡内生活的现实描述。因为家族制的统治和简单的行政化，避免了官吏的层层盘剥，在一致对外抗击侵扰的前提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被限制在最小，并最大化激活双方的团体意识和劳动自觉，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坞堡经济的自给自足。

曹操也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乡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建安元年开始在北方实行了屯田制度，大量失地农民和被脱籍的奴隶即部曲成为首批屯民。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耕种者都肩负着战争和耕种两种责任。后来由于屯田范围的加大，屯明由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有效缓解了三国时期粮食危机，并且使流民有了固定职业和居所，客观上刺激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

中国经历了多次坞堡建设的高峰，其中以后汉三国时期为起源，其次为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间以及元明之际。坞堡形状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如对堡墙的处理，基本与修建长城的工艺进步同步，由单纯夯土墙变为砖土混合或者砖石结构。在明清之后，更是充分依据地形，将堡墙与住宅外围墙体合二为一，功能性和实用性进一步增强，基本上奠定了现在乡村规划格局和以“宗族”关系为关键亲情纽带的地缘政治。

坞堡对流民的吸纳和堡内居民完全依靠自发和自觉形成的强悍战斗力，在三国初期被各方力量所重视。东汉及三国时代，一个常规的行政县人口也很难达到万计，但田畴坞堡内至少容纳了两万以上的人口。“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对于各地星罗棋布的坞堡来说，成为各方割据势力必须高度重视的军事力量。尽管坞堡不属于极端重要的军事要塞，但由于拥有一定基础，一旦联合或者被敌方势力所用，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都是巨大威胁。

因此各诸侯显示出对坞堡的浓厚兴趣，甚至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希望保持目前双方相安无事的和平状态。对于田畴，袁绍也多次派人前来斡旋，并许以大将军一职，但都被田畴拒绝，后来袁绍之子也多次恳求田畴出山在政府任职，田畴一如既往的拒绝。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为了平定北方胡人部落对中原的袭扰，曹操开始了对乌桓的征伐，同时着令田畴随军效力。这一次田畴没有拒绝，相反命令门客等人收拾行装准备出征。因为田畴等坞堡居民的帮助，曹操大军避开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就随着大水而季节性中断的道路，以徐无山旁卢龙小路直插进平岗，闪电式攻击让乌桓措手不及。

鉴于田畴在北征中巨大功劳，曹操上表朝廷为其封侯请功，但被田畴言辞拒绝。田畴表示，出于避祸目的，才率众建立坞堡，并立下志愿，从此“志义不立”。如今阴差阳错得到官禄，完全不是本意。本有侠义之心的曹操也就更为钦佩田畴品格，也就不再勉强。

但是曹操的态度转折出现在赤壁之战后。曹操在罗列失败原因时居然将田畴计算在内，理由是“恨前听畴之让”，尽管是个人志向，但显示出对国家和更大范围内的民众利益于不顾，有“亏王法大制也”，是极端自私行为。于是曹操旧事重提，再次给田畴封爵。

为防止田畴谦让，曹操直接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了诏令，强调“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不料田畴更喜欢坞堡之中的田园生活，“至于数四，终不受”，一场被世人无尚仰慕荣耀加身，就在两人的固执下向着人头落地的悲剧演变。

此时不仅仅曹操态度的转变，朝中大臣也对田畴的反复拒绝失去了耐心，有司弹劾田畴偏狭固执，有违正道，只知固守小节，应该施加刑罚。钟繇甚至举出楚国令尹子文辞让俸禄、申包胥逃避封赏的反例来警告田畴应该以大局为重。

双方之争的焦点表面上看是接受旨意回朝为官问题，事实上存在着坞堡存废之争。坞堡的管理方式结束了秦朝以来“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的亭长制，并使居所进一步固定，有利于农业发展。在此前，只要不出亭长管辖范围，对于没有太多资产的居民来说搬迁较为随意，聚集大多情况下没有目的性。作为新兴事物，坞堡本身已经脱离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但坞堡有保存了大量民间精锐，在“不为我用，更不能为他人所用”的前提条件下，曹操尝试通过给予堡主官职的方式实现对基层权力真空的补充。田畴若屈从于朝廷，等于将坞堡的治理权交付了官府。

双方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愿意将底牌摊开。偌大的难题交给了年轻的曹丕。在此事上，曹丕展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才华和统筹能力，认为以政策的安抚，照样可以获得坞堡对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为了做最后努力，曹丕还派出了田畴好友夏侯惇进行游说，不料从始至终田畴都以不予做官保留堡主进行据理力争，甚至说出“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於前”的狠话。

尽管这个结局令曹操很不满意，但还是遵从了曹丕建议，此事不了了之。自此后坞堡便以官府承认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形态连同宗族文化保留下来。在后世的演变中，形成了中国南北方各具形态的坞堡营寨，成为现在中国农村格局的雏形。

八百年后欧洲，因为躲避抗维京人的入侵，才出现了只供贵族避祸的最初城堡，与公孙瓒的望楼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