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的另一面：元朝如何影响了世界

14世纪拉施特主编的世界通史著作《史集》甚至在开篇中写道：“还有什么事比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更值得一提的呢？它被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虽然蒙古西征的步伐被阻挡，忽必烈两次发兵东瀛都大败而归，但是蒙古帝国的深远影响却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深深铭刻进了欧亚大地。在日本，通过元朝与日本百年来的海域交流，禅文化日渐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追捧，成为日后室町文艺复兴的源流之一。13世纪以后，波斯细密画中融入了中国画的技法，蒙古帝国的统治还带来了短暂的宗教宽容，使得伊斯兰教、佛教与基督教能够同时成为波斯细密画画师的描绘对象。

我们应如何认识和想象历史上的蒙古帝国及其时代？

左一邱轶皓，中间康昊，右一薛羽

以下是10月21日建投书局活动的文字整理版。

演讲人：邱轶皓、康昊

主持人：薛羽

整理：李佼佼

主持人：各位读者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上海万科和光启书局共同发起的万科光启读书季。

我们今天的活动有幸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新书《神风与铜钱》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的康昊老师，一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邱轶皓老师。

今天康昊老师将以海洋的视角为我们介绍蒙元时期东亚海域的密切交流。在康老师的讲述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自然现象台风是如何影响了具体的历史过程，如何成为书名中的神风，甚至是参与塑造了日本这个国家或者说国民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想象。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邱轶皓老师，主要从事蒙古征服之后的伊朗史，中亚史、金藏、韩国史的研究，他将为大家介绍这个蒙古帝国在西亚和欧洲多元文化交融的过程，以及与经济发展啊一窥民族历史文化的起落沉浮。让我们跟随这个两位老师的讲述，在世界史的视野下认识蒙元的另一面。

首先请康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谢谢。

康昊：各位读者朋友们好！今天活动的主题是“蒙元的另一面”，硝烟散尽后的东亚海域，其实跟我写的这本书《神风与铜钱》主题很类似。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应该知道，“神风“在第四章就刮完了，后面我写的是，在硝烟散尽之后，蒙古帝国与日本之间漫长的战后历史。

马背上的帝国，也是海洋强国

如PPT所示，可能大家立马想象到的左下角的《蒙古袭来绘词》，它直接以图像的形式生动的描述蒙元和高丽联军如何与日本武士在北九州发生激战。虽然整个战争的规模不大，第一次在博多就打了一天，第二次打了一个多月，但是却被日本人以这个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了。

“蒙古袭来“对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影响非常的大，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把如此强大的世界帝国给打败了。右图是一个碑，碑上刻的其实是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标题上面鲜明的两个大字“元寇”。 这首歌是近代的一首军歌，他们是通过煽动“蒙古袭来”——日本人击败蒙古的这样一个记忆，来塑造当时的日本的民族意识，所以这首歌被刻在了碑上。

中间图上这四个大字“敌国降伏”，是现存至今的一块牌匾，在日本的九州博多，也就是现在的福冈。可能中国游客看到会觉得很诧异，这个敌国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指的元朝，这块牌子从当时一直挂到现在，可见这个记忆一直残留很深。

那么左上角的这个图呢，是水下考古的发现，是那场战争里沉落海底的蒙古战船。就像书里写到的，战船里有一块木片，上面有“殿前司”三个大字，是指南宋的殿前司，可见南宋的船只就直接转用为元朝的军船了，那最后沉在了日本。

关于蒙古与东亚的关系，我在这里会给大家介绍一位学者的发言，日本的著名的蒙古史家专家杉山正明教授，他在《蒙古颠覆世界史》里写道： “常常被认为是世界史孤儿的日本列岛，亦受蒙古时代的浓烈气息的影响。”日本当时不在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战争元朝没有打赢，但是日本还是受到蒙古时代的影响，有了大幅的转向。

杉山教授举例说，日本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能剧、茶道、水墨画、小笠原流礼法、书院（日本的一种建筑风格），这些皆是从蒙古统治下的大陆引进的，可能对日本文化稍微有了解一些读者，可能看到这里会感觉到很诧异，这为什么啊？茶道、水墨画这些东西跟蒙古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好像如果我们想象蒙古草原这感觉，想象这个忽必烈成吉思汗他们的生活好像觉得有点遥远，那么杉山教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回到本书的这个舞台，虽然我是以日本史为主，但是还是尽量的想结合一下东亚的视角，所以《神风与铜钱》的舞台设定，是蒙元治下的东亚海域。东亚海域，如果比较狭义地来说，就是中国的东海、黄海、渤海，还有这边日本的日本海以及朝鲜海峡。此外，本书还涉及了周边的国家政权。

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后，开始进行军事征伐，发动了对东亚海域诸国的一些战争。攻打南宋、高丽、大理等国，对东亚或者说对欧亚大陆的东部的影响逐步加强了。 提到蒙古帝国，大家可能立马想到，它是一个马背上的帝国，是一个陆上帝国，通过陆地上的军事征服，逐渐地贯通起整个欧亚的一个政治范围。其实蒙古帝国也是海洋强国，对海域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学者已经越来越关注到，蒙古帝国作为海上帝国的性质，比如说忽必烈在位时期，对海上的商业经济非常重视，当然他主要在乎的是钱。他在位期间，将蒙古的军事实力，加上中国南方的经济实力，穆斯林商人与蒙古政治、军事实力结合，使蒙古帝国的军事发展网络与商业网络融为一体。

日本学者的印度洋史学者家岛彦一说过一句有点盖棺定论的话： 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贯通欧亚的政权，将内陆亚洲和印度洋世界的循环、交通、贸易路线整合起来。由此可见，蒙元帝国其实拥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海上帝国的特色。

那么在对外贸易管理的方面，那么它又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可以说在中央蒙古是建立了叫泉府司的一个机构，专门为皇家到各个地方到南海各个国家出海，沿着我们海上丝绸之路去采买宝物。此外还有从南宋以来就存在的市舶司，是常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日本与元朝的贸易基本上属于其中的第二种情况。

那么在整个元代期间，元代采取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比较宽松，虽然也有海禁，但不如明朝的海禁严厉，数次的海禁时间都不长，在整个大元统治期间，海上贸易其实是比较畅通的，对民间商人的自由往返的限制并不多。

在东亚海域上是维持着自南宋以来，比较自由、开放的贸易状况，再加上现在的贸易路线大为拓宽，海上的船只来往极其频繁。可以说，到13世纪末，中国、伊朗、阿拉伯整个印度洋还有西太平洋的海域已经纳入到整个蒙古帝国的影响之下，那么该交通网就与蒙元的欧亚的陆上交通网连接，形成了一个海陆循环的大交通网。

因此有学者将蒙元时代称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也有的学者甚至更进一步更夸张的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近代的起点。 因为这是第一次将海上陆上的整个欧亚的商业网络它联系到了一起，呈现出了一个全球化的特点。

“寺社造营料唐船”

那么有了如此繁荣的海上商业贸易网络，可以说堪称初步具有全球性的贸易的循环的这种背景之下，东亚海域到底是怎样的呢？

高丽和元朝的关系非常紧密，由于世世代代和蒙元宗王族联姻，成为元朝的驸马国。尽管如此，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在元朝整个的对外贸易体系当中，高丽所占的比重其实并不太重要。

那么，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海外的不臣之国，与元朝的贸易反而非常繁荣。元朝在浙江沿海地区和高丽设置了很多防御措施，元朝对与日本的贸易其实并不太积极，没有派遣过官方贸易的船只到日本去，但是允许日本商船在宁波停靠，对于船只进城有很多限制，日本与元朝的民间贸易其实是很繁荣的。有的学者认为，在蒙元治下，日本海商取代了原来的江南海商，成为了中日贸易的一个主导者，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贸易圈。

在整个宋朝，日本基本上对海上贸易的这个原有的贸易管理制度已经未能继续维持下去，就进入到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时期。元朝时期，日本的统治者，无论是京都朝廷（文官贵族），还是居于镰仓乡野的武士们，他们其实对和元朝的贸易都很有兴趣，积极参与对元朝的贸易。这种贸易形式也不是官派贸易，叫作“寺社造营料唐船”。元朝和日本打了这一仗之后，日本人认为依靠神风打赢了蒙古，因此日本人向神灵祈祷，神显灵了，于是在元日战争之后就开始大量的投资资助这些寺院和神社的修缮和修建。但是这个时期日本的财政状况不太好，没有钱，赚钱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去投资海外贸易，虽然有风险性，但是收益高，根据明代时期后来人得统计，收入能翻2.5~42.5倍以上。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不是直接出资，而是找到一个贸易的商人，为其提供一些便利，比如帮助对方出海，船只返回后再从中分成分红。

日本出口中国的日本刀

当时的中日贸易，有一个固定的窗口，就日本的船只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它就会从一个地方进来，这个地方是哪呢？

其实是离我们这里（上海）非常近，就是宁波（古称明州、庆元），在当地发掘出这个宋元时期的码头的遗址，当时的船只可以在这里卸货，然后在来远亭这里查验手续之后入城。

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日本和元朝的贸易基本路线和基本模式，与宋代相比，变化并不算太大。现在我们得知元朝与日本的繁荣贸易，多亏了一艘沉船，幸亏这艘船沉了，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史料。这艘船就是从中国出发去日本的贸易船，结果遇上了风浪，最后沉在了韩国西南面的海里边去。

新安沉船：回不去的贸易船

这只沉船出水发现了很多东西，由此我们就能够大致窥探出元代中日贸易的样貌。

新安沉船也属于寺社造营料唐船。前面提到， 为了修建日本的寺院神社，以募集资金的形式派遣到元朝的贸易者，背后往往带有一些官方的背景。那么船只回国之后，官方拿走一部分收益，比如说5000贯铜钱，用作寺院的这个修缮资金，或者解决幕府和朝廷的财政问题。

1975年发现的这艘沉船，长34米、宽11米，是一艘中国式尖底沉船，发掘20000多件陶瓷器（约占出水品的90%），2000多件金属制品，1000多根紫檀木，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铜钱。这个铜钱是干什么的呢？那么欢迎大家看我的书，我的书里面有详细介绍。

有学者通过史料的复原发现，这个船上其实有很多幸存者，后来飘到高丽之后，大家又找了别的船又回去了，人员伤亡虽然不多，但是这些里面的宝贝就带不回去了。这艘船是为了营造哪一座寺院呢？其实就是现在京都看红叶的名胜——东福寺。东福寺在1321年被火烧掉了，所以这艘船1323年出发去元朝贸易。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就是这个新安沉船现在的一个复原，当然是韩国人做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新安沉船的船体，刚才说这个船体复原长达有34米长，还是一个蛮大的一艘贸易船。

那么船上有些什么东西呢？船上装的货物，主要是青瓷和重达28吨的铜钱，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木简，上面写着“东福寺”三个字。

很多学者就因此推断出这个船的主要的幕后货主是东福寺。那么除了东福寺，很多其他的寺院神社也出现了在木简上，比如日本九州福冈挂着“敌国降伏”牌匾的神社，当时也投入到这个贸易贸易里面去，可以看到，甭管他敌国降伏不降伏，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最下边还有几个就是写着什么“王将”“步兵”，这是日本的将旗，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象棋吧，现在学者推测是船上的日本人，在船上闲着无聊下下棋什么的，此外，船上还有一些中国人用的典型的东西，或者高丽人用的典型的东西，所以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这个船上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和民族，当时东亚海域上的贸易船基本都是这样。

走向瓦解的东亚海域秩序

我们既然说东亚海域的贸易，虽说和当时整个元代主流的南海贸易不太一样，但是还是比较繁荣的，不过在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它有很多的不稳定的地方。原因之一是因为，两国之间仍然还是一个剑拔弩张的关系，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人们已经没有那种切身实际的感受，但是元朝一直不准倭商入城，因此元朝官员和日本来的商人（注意是日本来的商人，不一定代表是日本人）之间发生过很多次的摩擦和冲突。其中比较代表性暴力冲突有三次，一次是至大倭寇事件（1309），第二是泰定倭寇事件（1328），三是元统倭寇事件（1335）。这几次倭寇事件造成的破坏很大，因为日本当时的贸易船只里，不仅有日本刀，还有“日本特产”硫黄。尤其是在1335年的元统倭寇事件之后，中日贸易就中断了7年时间，这7年之间我们是找不任何日本和中国之间船只往来的记录的，直到1342年一艘由室町幕府派出船只，叫作天龙寺船，它抵达宁波后，次年贸易才重启。这次贸易成功之后，室町幕府才有钱把天龙寺给建了起来。现在京都的天龙寺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去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它其实是一开始是用咱们这个元朝的钱建起来的。

东亚海域的不稳定性终于在1350年左右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混乱的最顶峰的时候。这个时期在江南沿海方国珍、张士诚起事，其实就是元末的农民战争，红巾军战争一路北伐，甚至打到了朝鲜半岛，打到了高丽去。

当时日本也在发生极其深重的内乱，当时日本的室町幕府才建立十几年，差点就完蛋了。这场内乱期间，当时在日本九州的势力因为缺乏军粮，干脆就说好吧，我们上高丽抢劫去。于是日本14世纪漫长的这个倭寇活动就开始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局势之下，东亚海域又遭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那么这个变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的书最后的部分有写，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蒙元东亚海域秩序到这儿就走向瓦解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这个时期，有日本的僧人想要回到日本去回国，本来他们照理说应该从宁波走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期，因为宁波已经处在这个江南方国珍的影响之下，走不通了，最后他只能绕道选了一个地方——太仓。

因为时间有限，关于东亚海域贸易的部分，我就简单讲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邱老师。

邱轶皓：谢谢康老师的邀请，《神风与铜钱》出版之前，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过部分内容，当时就引起很大兴趣。我们都知道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涉及到多元人群，但实际上蒙古相关的史料多见于突厥语当和波斯文，关于日本与元朝的不多，康老师的书至少在中国学界比较早地对此做了介绍。

我接下来分享的主题是，当蒙古人兴起时，在整个的世界，尤其和东方相比，它在西方造成了何种影响？如果把自己想象成当时的蒙古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蒙古帝国的征服

康昊老师的书里讲到，第一次蒙古通过高丽与日本进行接触，当时日本人坦白地回复“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就是说，你是哪里来的，我根本不知道是你是谁。实际上这种感受在当时是普遍的，从日本到黑海再到伊斯坦布尔，这是一种普遍的困惑。

确实如拉施特（伊利汗国宰相、历史学家）所讲，蒙古帝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它可能只是蒙古草原东部众多部落中，实力有限、影响不大的一个。

但自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快速地崛起，并成长为一个跨越东、西亚的大帝国。 在此之后，对它统治下的民众而言，一切气象全部都是新的。

元朝的汉人、南人对此有着同样的感受，史料中有记载。有个南宋的移民，叫谢枋得，他是非常反感蒙古人的，拒绝蒙古人招聘，并因此绝食死掉了。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说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新的，这也是东西方人的一种普遍感受。

蒙古的兴起从1204年开始，铁木真征服了几个一直敌对的部落，开始整合蒙古高原的东部和西部。1206年，铁木真被奉上成吉思汗的名号，这个名称第一次在历史当中出现。1219年他攻打花剌子模，开始了第一次的西征。这次西征极度成功，三年之内把一度看起来强大的不可一世的，甚至曾发动远征巴格达的花剌子模苏丹国，给完全歼灭，杀得片甲不留。

那这一次远征之后，蒙古人的世界观和信心，有了彻底的转变。在此之前，蒙古人甚至没有说他要成为天下的征服者，但在迅速扫荡了这一片地区之后，他们就开始相信自己是获得天命的，而 他的天命也从最初的要成为“所有住在毡帐里的民众”（也就是游牧民）的统治者，逐渐变成要统治马蹄所能踏到的一切地国土的人群，因此在外交方方针上也有了一个彻底的变化。

如果说，蒙古兴起之初尚且还遵循一种中亚世界、内亚世界的一种和平外交的方式——如派遣使节然后赠送礼物，互相确定对方的名号和相互的关系，但是在此之后蒙古人的外交非常地简单明了。我们现在说那个美国搞政治霸权，但是当时的蒙古人实际上更霸权。它的外交属性只有两句话，要么臣服，要么被臣服。要么派你的王子来做人质，派你的军队来跟我一起出征，派你的商人过来交税，要么就让你灭亡。

窝阔台开始了第二次西征，成功地拿下了高加索地区，从高加索一直到土耳其东部所有地区，那么留下来的只有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地区，以及伊朗中部的卢尔沙漠和伊朗南部，所以第二次西征也是非常成功。

蒙哥发动了第三次西征，这次西征目标非常明确，要把之前留下来的伊朗的中部和南部完全征服，甚至他要征服哈里发，拿下圣地耶路撒冷，打下欧洲。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西征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

蒙古整个征服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王朝。奥斯曼用了将近700年征服了欧亚非三国，但那是几代人在数百年间不断地经营，不断地征服，不断地失败，才达到这样的成果，而蒙古人只用不到半个世纪就完成了征服。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蒙古的征服止于1250年，打下巴格达的时候，但实际上，整个西征是在1280年左右结束的。蒙古帝国在东欧（现在的乌克兰地区）和现在的巴尔干地区，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征服活动，是由金帐汗国的军队去进行西征的。之前我们对此关注较少，但是根据现有的史料，蒙古人不但打下了摩尔多瓦，打下了乌克兰，而且打到了那个匈牙利的中部、保加利亚地区。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与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大公之间有联姻关系。所以最后他政治失败后，他的军队很长一段时间就驻扎在摩尔多瓦、顿涅斯克左岸的一片地区，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人口构成。但是根据现在的考古，整个匈牙利的东部都受到很大程度的蹂躏，甚至有大量的种贵族在逃亡的时候，把很多金银钱财珠宝，都藏在教堂或者埋于地下，最后因为那些人可能死掉了，这些财物就没有再被挖取。

从武力征服的蛮族到固有王朝

起初蒙古是个非常微弱的非常弱小的一个部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征服，被征服的人们几乎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所以人们对他们有很多猜测，一开始蒙古和穆斯林政权冲突的时候，欧洲人竟然非常高兴，以为蒙古人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约翰王，从东方来的拯救基督教世界的约翰大帝，他们认为蒙古人会征服萨拉逊人和阿拉伯人。但后来发现其实蒙古人也跟基督徒发生过冲突。现在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对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的一种致命打击。

从1230年到1250年，对阿拉伯人来说，蒙古的征服对他们来说非常恐怖。按照埃及人编年史的写法，会列出尼罗河的水位，埃及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所接触到的外国君主名单。从1230年之后，你会看到每一年列出的统治者名单都在减少，到最后一个都没有了，全部变成蒙古人的土地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一种心灵上极大的一种震撼和恐怖。但是蒙古人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新兴的游牧部落能够达到它的成果了。

那么为何蒙古人能做到呢？主要是三点。

一是蒙古人始终有自己的一种主体性，始终没有放弃蒙古民族认同的观念和信仰。二是蒙古人以国家之力推动了一套统一的制度，并尽力使其标准化。例如，蒙古人的军队和军事组织，以10进制作为一个单位来组建，他们把这个作为一种标准，推行到所有被征服的地区。此外还有税收，主要有两种——食物税和商税。这套税收制度，也被推行到所有被征服之地。因此蒙古人非常主动地把一片非常广大的区域完全网格化，然后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它不再产生动摇。

三是蒙古人建成的驿站。现代汉语当中那个站，车站的站，那实际上就是来自蒙古语。在忽必烈时代，他有一个非常作为宏大的构想，命令察合台和中亚的蒙古诸王建立从吐鲁番到高加索山的一条官用驿路，把整片地区串联起来，以有效地联系西方各汗国。

此外，蒙古人比较善于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当地的人进行管理，采取差异式的管理方式。他们会把东方的人群派到西方去，作为他的代理人去管理当地的居民。这些代理人作为中间人，没有本地的根基，也没有自己的武力，在当地是一个陌生人，彼此语言不通且被包围在那个本地居民当中，那么这些代理人不得不依靠他唯一的生存来源和权力来源，也就是蒙古统治者。比如元朝的耶律楚才，就调派汉人军士去西征争伊朗，调派西域军官来打南宋。在蒙古西征的过程中，军队当中也有大批的汉人，比如在《元史·郭侃传》里面，他追随着旭烈兀打到巴格达，其中对于巴格达城市的描写，与波斯文材料和当时的阿拉伯材料是完全一致的。

大部分这样的人在西征之后就撤回元朝本土，但是有很多技术人才，留在了当地。比如一个叫万家奴的维吾尔人呢，会汉语，去了伊朗之后就被派到了现在的设拉子负责税收，所以他在当地还发行了一种钱币，按照伊斯兰世界的钱币习惯，用金银打制的，而不像中国的铜钱，不过钱币中心当中打制有一个汉字“宝”。根据出土的实物，可以确定就是万家奴在当地进行税收时下令去打制的。 这也是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之间第一次交会接触，也能说明说蒙古人非常善于利用当地的人才。

蒙古人也会有意识豁免当地的知识分子，从而更好地了解这一被征服的地区。蒙古人在征服地区实行一种比较宽容的多元文化，也可能跟蒙古人本身的文化基础比较低有关，他们没有各种固有的成见。蒙古人处理宗教冲突，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只要为我所用，反正不管你姓什么我都拿来用。在蒙古人之前，东西方有非常强烈的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是为了争夺资源，而且根深蒂固。但是蒙古人不管，来了之后，你只要为我服务，为我收税，为皇家祈福告天，那我都给你豁免，给你各种特权。如果没有尽宗教义务，你纳税啊，你有宗教义务的，那我给你免税。

有一种刻板的印象是，蒙古人真打下了巴格达，然后造成了伊斯兰文化的衰落和摧毁，图书馆被征服后，蒙古人将之付之一炬。 以色列蒙古史学者彭小燕（M. Biran）研究表明，蒙古人在征服之后很有效地保护了当地，很快发布命令，保护当地的哈里发的图书馆，禁止有人进去骚扰和破坏，根本不像亚历山大就把它一把火烧了。当时很混乱，有些人把那个穆斯林的烫金抄本上的金子刮下来卖钱，有些人把它偷走，然后放在巴扎转手卖，但是后来蒙古人统治平和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命人去把这些抄本买回来，然后再放入到巴格达的图书馆当中，并且旭烈兀本人还两次亲临巴格达，去接见那些使臣。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是非常实用的，他们还是比较注重保护当地知识分子的特权。

所以蒙古的征服，一开始完成了最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武力的征服，但是大概到1300年的40年间，蒙古就被当地人所接受，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固有的王朝。这样的变化超越了文化，超越了人群这种历史观念。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普希金曾经不乏蔑视的称蒙古人为“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蒙古人绝不是无知的破坏者，实际上他们做了选择，通过扶植当地的某一种力量，去打压另外一些，实际上改变了这个本地文化的这样一种走向。

蒙古风尚：从巴格达到维也纳

带有黄金成分的织物，是蒙古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康昊老师在《神风与铜钱》中提到的金襕袈裟，在当时被日本人看成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东西。这与此前中国传统王朝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宋朝讲究清淡素雅，宋太宗整天标榜自己非常节俭，衣服破了，就拆一拆，重新再做一件。

但蒙古人不同，他们是在草原和沙漠成长起来的。我在伊朗旅游时，当地人告诉我，在沙漠行走，一个人会非常孤单，极目望去，除了草地、沙漠和天空，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地方的人就特别的追求华丽，这些能带来一些新的热情和活力。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非常注重穿着那种豪华织金的服饰，对于亮片非常有追求。蒙古人在征服中亚之后，带去了大批的织金匠。有史料提到，蒙古人征服现在的阿富汗最西部赫拉特时，带走了当地500名做衣服的匠人，先是把他们安置在别墅里，也就是吐鲁番的那个别失八里地区（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拖雷私人领有的这些家庭。而当蒙古和察合台、中亚人之间不停发生战争时，那里成为前线，变得非常不安定，因此这批人又到了元大都（北京），专门为皇家服务。

目前出土的元朝文物，比如在河北出土的，有大量的在腰线上缠绕的线，是当时流行的装饰风格。在西亚，官方比较隆重的葬礼，要用金的锦缎覆盖在棺椁上面，作为一种隆重的纪念。在对大城市赏赐物中，也是把织金的礼服作为一种最荣耀的表示。

我们在埃及的史料中发现，从1300年开始，埃及的苏丹宫廷里面，所有的那些贵族大臣们，也把穿织金袍服看成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们穿着这种衣服，然后在大街上面招摇过市，戴着波斯人的帽子，穿着达拉人的衣服在那里招摇过市，所以当地的阿拉伯人非常生气。

当时有人说，巴格达、开罗和阿勒颇的大街上面，到处都是蒙古人，这些人那个衣着打扮、气象仪态全部都去模仿蒙古人，而且家里养了很多的蒙古人作为奴隶或者是小妾，而且开始喝那个吃马肉，喝马奶，喝马奶酒，这个也是阿拉伯世界所本来所没有的。这种传统还通过意大利的商人传到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并带到了西欧，所以我们现在意大利的某教堂的那个湿壁画上，还能看到当时的蒙古风尚。

如果大家去维也纳也可以看到，在维也纳的市中心，圣斯蒂芬大教堂旁边有一个纪念博物馆，其中最有名的一件衣服就属于1334年最后一任蒙古人在伊朗的君主，带有他签名的一件非常两米长的一件锦。这件锦袍实际上是原来是伊朗君主的，可能后来因为战乱或者是赏赐，就到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可能是一件送给萨尔茨堡的主教的赠礼。

因此，无论是在日本，西亚还是欧洲，即使有幸能逃避被蒙古征服的铁蹄和风暴，最终也会被它所带来一种非常耀眼华丽的时代的风尚所吸引，没有人成为例外。所以现在再回顾一下拉斯特讲的这句话，蒙古帝国确实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