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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德鹏
清代科举考试之残酷，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会试来说，一是科次少，常科三年一科，加上恩科、加科，平均两年多才考一次。二是每科录取人数少，多则400人左右，少则不足百人。因此，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一旦踏上科举之路，其艰难程度，几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科举的读书、写作练习与现在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学生的学习差不多，从小就要努力。科举时代，读书人身上所承载的，既有个人前途命运的考量，也有光大门楣的盘算，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山大”。
一是个人前途带来的压力。那时候，中科第是读书人唯一的“正途”，舍此就等于走上“绝路”，所以读书形同“玩命”。据说，邓廷桢考秀才屡考不中，就在自己书房中挂一副对联：“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二是长辈期望高、管教严。有个叫叶桂的秀才，父亲是低级武官，没读过多少书，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为叶桂乡试屡考不中，竟“郁郁而终”。叶桂因此而压力倍增，后来参加乡试，还梦见父亲斥责他：“屡试不第，总由尔不用心之故！”王荣世的父亲是牛贩子，不识字，每次检查王荣世的课业就是数圆圈的多少。那时候，老师批改学生文章、诗赋，写得好的地方就画圈。所以，王父看不懂儿子写的文诗，就数老师画的圈，圈多就高兴，否则就是一顿暴打。
三是长辈攀比。赵青藜的两个妾在同一年各生了一个儿子，到两兄弟读书时，赵氏亲自批阅二人的文诗，那两个妾就攀比起来。她们与王荣世的父亲一样，因为不识字，就数赵给儿子画了多少圈，一旦发现自己儿子文诗上的圈没有另一个多，就吵骂终日，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四是考生怕人嘲笑。考试的竞争性很强，考不好的人本来就够难受的，如果再遭到考友嘲笑，那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张謇年轻时有一次参加州试，成绩排名在一百之外，被一个姓范的考友嘲笑：“假使有一千人去考，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就是你！”搞得张謇异常难堪，在自己的窗户、蚊帐上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作为激励自己的警告。
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就成了无数读书人的真实写照，苦读励志的故事层出不穷。郭琇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读书，独自到“深山绝壑中，四无人迹”，做饭烧水之类的活全是自己干，不要人代劳，以免被打扰。陈瑸少时，家境贫寒，又觉得自己资质愚钝，所以学习格外刻苦，“冬不炉，夏不扇”。久而久之，书桌被他的双肘磨出了两个窝。姚莹早年读书，“朝以日曙，夜四鼓不休，倦惟伏案而已”。阎正衡为了读邻居家的《史记》，每日在自家山场砍柴送给邻居作为交换。张謇为了读书，用竹竿夹住辫子睡觉，只要头一动或一翻身，拽得头皮疼，仿效“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刻苦学习。
这样苦读是非常耗身体的，不少人因此而生病，甚至丢掉性命。张集馨说，他准备会试时，“每为一文，辄至夜分，矜炼刻挚，几于四壁皆殷，当其时自鸣得意，而不知年轻体弱，受病深矣”：身心消耗过度，夜晚“常不能寐，甫合眼，复惊汗而醒”。结果在道光六年（1826年）参加会试时生病，“心神恍惚支离，几至不能完卷”。张集馨还算幸运的。澎湖秀才郭则荣因“苦学致疾卒”，撇下妻子林桂娘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闻者无不心酸。所以，明智的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要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不能一味要求苦读。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后辈若体不壮实，即不敢催督加功。”毕竟，与科举相比，孩子的健康成长更重要。
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赶考赴试了。这虽不像学习那样长期煎熬，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赶考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路费，二是行程。对于许多穷书生来说，筹措路费非常困难。上海的乔光烈，家道艰难，当塾师挣的钱还不够养家，遇到乡试，常因无路费而无法参加。乾隆元年（1736年），仅凑了八串钱去应试，同伴都怕被他拖累，考完先回了。乔氏没钱，只好靠自己学的一点儿医学知识给人治病，才挣了些钱回家。侯官的杨庆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参加会试，走到苏州时没钱了，只好绕道乍浦，请同乡帮助，筹集了50元银元。返回苏州，又一时不忍，出28元救了一个因贫穷被卖的姑娘。同乡可怜他，凑集十余两银子，才得以入京。但向同乡求助并不是总能如愿。蔡启僔应会试路过淮安，去拜谒同乡、山阳县的邵知县。所谓拜谒，一来是想认识一下官场同乡，二来是想弄点川资。但邵知县却在蔡的名刺上写下“查明回报”四字交给仆人，怀疑蔡启僔是骗子。蔡启僔负气离开，至京，竟中状元，就在扇子上题一首绝句寄给邵知县，以报冷遇之恨：
去冬风雪上长安，举世谁怜范叔寒？
寄语山阳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
诗中的“范叔”是指战国时期的范雎，早年家境贫寒，到各国游说，没人待见，后来当了秦国的丞相。蔡启僔中了状元，以范雎自比，骄傲地通知那位邵知县：想知道蔡某是谁，请看金榜的榜头！
二是赶考路途的辛劳。那时候交通不便，书生又大多体质孱弱，旅途险阻，令人望而生畏。清初湖广（含湖南、湖北）乡试在武昌举行，湖南考生要乘船过洞庭湖，一遇狂风，波涛汹涌，经常翻船，致使很多秀才不敢赴考。到京参加会试，同样是对身体的考验。昆山的龚炜体弱多病，赴京赶考，开始乘船走运河还可支撑，到了山东济宁改走陆路，就不行了，只得由一同赴考的内弟宋桓陪着返回。这样来回折腾，不仅自己没考成，还耽误了内弟。龚炜十分愧疚，从此告别科场。武生身体虽较文生好，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得起旅途折磨。据说，梅州的颜鸣皋赴京参加武会试，在扬州就遇到一位番禺的朱姓考生病重，同乡考友都想弃之不管，又怕回去朱家找他们要人。颜鸣皋把他们大骂一顿，自己留下来照顾朱氏，求医问药，最终还是没救回朱姓考生的性命。
古代的科举考试
到了考试时，号兵搜身，进考棚或号屋，更残酷的考验到了。考试期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秋闱炎热蚊虫多，春闱寒冷手足僵，遇上坏天气，苦不堪言，再加上考试的紧张，心理脆弱的应试者，很难经受住这种“考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会试，陕西一名考生发疯，以头撞墙，皮破骨裂，跑到城外，用刀自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会试，53岁的甘肃士子阎作梁在贡院厕所上吊自杀；次年恩科会试，云贵考生陈濬明在号屋上吊自杀。尽管市井传言这是所谓的因果报应，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发疯、自杀，都是应试者长期饱受科举煎熬，精神崩溃，陷入绝望所致。
科举发榜之后的景况，已经不能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改为“几家欢乐万家愁”似乎更贴切。落第者固然愁苦，中式者也未必都能高兴得起来。
宋代有诗云：“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民间俗语则说：“新娘上轿哭是笑，举子落第笑是哭。”道尽了落第士子的酸楚。《续名医类案》说：“一儒者苦学，久困场屋，得痰，吐衄盈盆，尪羸骨立，夜卧交睫，即梦斗败争负，恐怖之状，不可形容。如是十载，每劳则发。”这种因科举失败而致病的例子，在清代相当多，只是状况轻重不同罢了。洪秀全参加童试没中，曾大病40余日，病梦中胡言乱语，差点病死。张謇乡试落第，在感叹“三场辛苦，徒结灯火之缘；千里往来，权了文章之债”的同时，身体也病得不轻：“夜则寒热大作，自是迁延床褥，寝不成寐，中宵辄呼号，一室为之不安。”仅仅生病还是轻的，有的连命都搭上了。淄川举人袁藩，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参加会试，闱中作诗云：“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谯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心爇，一径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埋鬓发，凭谁青眼托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月，偏照河桥柳万行。”诉说自己20年来科场失意的苦楚。不幸的是，这一科袁氏又落第。3年后的乙丑科，袁氏病卒。
落第者伤心，中式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广东98岁的老秀才谢启祚参加乡试。广东巡抚要按照老年考生惯例，向朝廷请旨赐给举人。谢启祚不愿，说：“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颓，安见此生不为耆儒一吐气？”是科果然中举，于是写了一首《老女出嫁》诗：
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
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最令人诧异的是，很多中了进士的人也高兴不起来。有“三元”及第不满的。陈继昌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三元”及第的人，乡试、会试和殿试都是第一，人称“陈三元”。陈氏却很反感，在自家门楣挂上“四元及第”的牌子。原来朝考陈氏也是第一，说三元及第，好像是在贬低他。有中探花不满的。因族兄张之万是状元及第，张之洞虽中了探花，却“犹以不获作第一人，终逊文达（张之万）一筹，至暮年恒引为憾事”。有中三甲不满的。曾国藩虽入翰林，但因殿试仅中三甲而“大恚”，任两江总督时，与幕僚闲聊说“如夫人”（古人对妾的称呼）三字无对，李元度随口来了一句“同进士”（中三甲者赐“同进士出身”），曾氏顿时“色变”。陈继昌、张之洞、曾国藩等人不满，主要是自己心气太高，算不上真正倒霉。相比之下，桐乡的张枋就是真惨了。张氏由举人任教习期满，议叙知县，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就可以补缺了。但这一年恩科，张氏会试中式，殿试却因将“脩”字误写为“修”被罚，停本科殿试。次年补试，仅中三甲，以知县归班铨选，按当时惯例，还要等12年左右才能补实缺。张氏郁闷至极，在诗中写道：“可怜一阕霓裳咏，证果翻（反）迟十二年。”道光四年（1824年），还没等到补缺的张枋郁郁而终。比张枋还惨的，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的状元吴锡龄、探花沈清藻，两人中式后不到一年就双双去世。
有人十几岁中进士，有人至死还奔波在科举路上。在局外人看来，后者似乎是“一根筋儿”，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很多人在饱受科场失败的折磨后都想过放弃，无奈痴心难改，最终还是继续在科场上艰难跋涉。
对于科场屡败屡战者的心态，饱受科举打击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段精彩描述：
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于是，清代科场就发生了许多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有趣的故事。道光三年（1823年），朱士彦充会试主考官，贴出告示，要回避亲生父亲朱彬，市井传为笑谈。朱彬则因参加不成会试，非常懊恼。朝中大臣给朱士彦出主意，为乃父奏请一品封典，使其“光荣退休”，就避免了尴尬。朱士彦依议而行。谁知封典下来后，朱彬怒不可遏，“以为阻其上进之路，选大杖欲挞”士彦，亲戚朋友求情，才免了这顿打。唐景崧兄弟三人中进士、入翰林，其父参加会试却屡战屡败，“愤懑不已”。为了避免儿子们当考官自己要回避，参加不了会试，每当朝廷考试选拔考官时，唐父就搬凳坐在门口，不许儿子们参加选拔。
正是由于这种痴心，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乡试，已满百岁的贡生黄章还参加了。其进场时在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由曾孙在前面引导。嘉兴贡生马汾屡困乡闱，家道艰难。道光元年（1821年）恩科，马汾又要参加，妻子苦劝不住，典当耳环、簪子凑够路费。考完试，马汾感觉良好，以为必中，天天在家翘首以盼。放榜那天，报喜者冲到马家，邻居们也来祝贺。马汾大喜，忙让妻子给他穿靴，准备接客，同时不忘冲她得意一笑：“何如？”就在此时，只听外面报喜者大叫：“误矣！中举者乃沈家也。”大家一哄而散。妻子扔下靴子，冷笑道：“何如？”彭元瑞当浙江学政时，有一次主持童试，有个60多岁的老童生来求情，说自己考了一生，如今行将就木，希望能得个秀才，死了也算“哀荣”。彭氏应允，试后准其作为“额外生员”，在试卷上批道：
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
字在红格之外，进在额数之外。
士子之所以如此坚持，除前面说的诸如个人前途、家庭期望、科举考试本来就难外，还有一些因素促使他们坚持不懈走下去。
首先，一部分人有考中的实力，不继续考很可惜。有的人替别人写作，或文章被他人抄袭、套用。杭州的戴兆元参加会试，诗题是“天临海镜”。邻号考友生病，央戴代作。戴推脱不过，就代写了，开头两句是“善纳真如海，能容即是天”。榜发，那位考友中了，戴氏却落榜。潘庭筠参加会试时，邻号的同乡考友生病，准备交白卷。潘氏劝他勉力为之，并将自己写的文章偷偷传给他看。那位看了，直接抄下，继续考试。榜发，两人都中了。随后礼部复查试卷，发现二卷雷同，遂将两人除名。潘氏非常恼火，落下心病。咸丰十年（1860年），嘉定的徐致祥参加会试，八股文套用张之洞中解元时写的考试文章，中二甲进士。张之洞本人也参加了此科会试，却没考中。在这种情况下，没考中的人必然会继续坚持，否则太可惜了。结果，潘庭筠、张之洞考中进士，戴兆元至死还是个举人。
有的人是因细节问题落第，不甘心放弃。如前文提到的张枋，殿试失败仅仅是因为写了一个别字。此类现象很多。乾隆四十年（1775年）会试，赵敬襄的试卷拟第四，进呈皇帝之前复查，发现文中的“历”字有犯乾隆名讳“弘历”的嫌疑，结果，不仅赵卷被摈弃，其他所有试卷上有“历”字的考生全都不录。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孔广覃的试卷已入选，复查时发现其诗中有“圣化”二字，“化”有死的意思，卷子因此被剔除。道光十三年（1833年）会试，陆濬的试卷上有“骞崩”（出自《诗经》“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原意是王朝的统治像南山一样稳固，而“骞崩”的意思则相反）二字，被摈弃。这些都是细节问题，稍微注意点儿就可以避免。
其次，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一是等待赏识自己的人。如韩菼，其文风无人赏识，屡考屡败，后遇徐乾学，连中会元、状元；彭玉麟楷书写得不好，童试屡败，后遇高人鉴慧眼识才，被破格录取。二是等待科场能帮自己作弊的人。戴兆元、潘庭筠在考场帮考友作弊，并非个案。据说，有位年近五旬的刘某屡困乡闱，后来在考场遇到邻号的方苞，帮他修改文章，才得以中举。三是纯粹撞大运。张枋因写一个别字查出被罚，但光绪十六年（1890年）文廷式参加殿试，将“闾阎”误写为“闾面”被查出。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其辩护，说：“‘闾面’二字，确有来历。”无人敢较真，文廷式中榜眼。
再次，世态炎凉逼人，士子为了颜面或争口气，也得继续考。每次放榜后，考中者人们众星捧月，落第者常被人忽略乃至嘲笑。归安人杨知新乡试落榜后写诗感叹：“世事分明论成败，人情顷刻变炎凉。”青浦人王昶，少时家境极为穷困，身材瘦高，乡里人无论亲疏远近，都说他长了一副“寒乞相”，经常遭人白眼。等到王昶成进士、入翰林后回乡，乡里人又无不说他身材如仙鹤，生就一副富贵相，当然应该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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