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最大的叛乱：淮南三叛

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之后，曹操为了防备周边的敌对势力，开始实行“四征将军”制度，即以四位将军分别统领四个军区。其中征西将军率军驻扎关中、陇山以防刘备；征东将军率军驻扎淮南；征南将军率军驻扎襄阳、沔水以防孙权；征北将军率军驻扎幽州、并州以防鲜卑。

高平陵之变后，魏国朝廷的大权落入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家族手中。后人总是习惯将司马懿与曹操相比，其实他们两人虽然都执掌大权，但面临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东汉王朝早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混战不休，汉献帝刘协流亡辗转，最终被曹操接到自己的地盘安置。而司马懿夺权时，魏国正处于繁荣昌盛之时，因此司马懿虽然通过政变基本清除了中央的敌对势力，但在魏国的地方势力中，仍有不少亲曹分子，尤以淮南地区最为突出。

高平陵之变发生时，担任征东将军一职的是王凌。王凌家世显赫，是东汉末年名臣王允的侄子。虽然出身名门，王凌早年的经历却非常坎坷。他的叔父王允设计诛杀董卓，结果不久后被董卓部将所杀。王凌为了避祸逃到乡间隐居，后被举为孝廉，成为发干长，可是不久后又获罪服刑。服刑期间，他受到曹操赏识，这才再次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骁骑主簿、中山太守、衮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职。除了担任地方官治理地方之外，王凌还多次参与对东吴的作战。由于政绩突出及战功卓著，到了239年，在权臣曹爽的主持下，魏国朝廷正式任命王凌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当时王凌的外甥令狐愚担任衮州刺史。一时间，淮南地区的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这舅甥二人之手。

两人之所以想要扶持曹彪上位，除了曹彪年长且有才华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曹彪的封地在衮州，就在令狐愚的管辖下。《三国志》等史书上关于曹彪的记载很少，因此已经难以依据史料判断曹彪与王凌、令狐愚的关系。但从王凌、令狐愚试图立曹彪为帝来看，曹彪与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

王凌、令狐愚议定之后，很快付诸行动。先由令狐愚派部将张式去联络曹彪。关于这次联络的具体情况，《三国志》中只是用“相问往来”四个字简单带过，而在《魏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大致如下：张式见了曹彪后，对曹彪说：“使君（令狐愚）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曹彪明白了张式话中隐含的意思，回答说：“谢使君，知厚意也。”等于是给了王凌、令狐愚肯定的答复。

从王广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不认同父亲的决定。不过王凌没有被儿子的话打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依旧决定将自己的计划执行下去。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249年十一月，令狐愚病逝，让王凌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

两军很快在项城东南的丘头相遇，王凌眼见司马懿兵多将广，明白自己必败无疑，决定向司马懿投降。他让手下将自己捆绑，并带上象征自己权力的印绶、节钺，乘坐小船去见司马懿。两人相见之后，王凌对司马懿说道：“我王凌如若有罪，你当折简召我，何苦亲自来呢？”司马懿好言抚慰道：“因为你并非是可以随意折简召唤之人的缘故啊！”（《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下令给王凌松绑，并将王凌的印绶、节钺交还给他，以示宽恕之意，又派600骑兵“护送”他到京城。

在前往京城的途中，王凌向负责押送的官员索要钉棺材的钉子，以此来试探司马懿的态度，结果司马懿闻报后派人将钉子交给王凌，等于是告诉他让他自尽。王凌自此明白司马懿不会放过自己，决定自行了断。

不久后，王凌一行人到达项城，见到了已故魏国名臣贾逵的祠堂。王凌高呼道：“贾梁道（贾逵字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接着又哀叹：“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饮毒酒自尽。

王凌死后，群臣为了向司马懿表忠心，纷纷建议将王凌、令狐愚剖棺暴尸。司马懿顺水推舟，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并将王凌、令狐愚以及其他参与此事的重要人员均“夷三族”。楚王曹彪亦被赐死，其他曹氏皇族成员则被安置到邺城软禁起来。

其实，王凌起兵虽然失败，但他对曹魏的忠诚是不应该被否定的。很多人忽视了一个细节，即起兵时王凌的年龄。王凌出生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正值汉灵帝时期，到起兵时他已经快80岁了。古人的生命线普遍不长，“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已经如此大岁数的老人，如果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起兵，那么即便他成功登上皇位，又能过几天皇帝瘾呢？而且作为一个与司马懿同朝为官数十年的老官僚，王凌对司马懿的才干与狠辣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挑战司马懿风险极高，一旦失败，不仅自己没命，还会殃及亲属。不过，对曹魏的忠心还是让他举起了反对司马懿的大旗，就古代的道德标准而言，是十分可敬的。而王凌后来又选择向司马懿投降，应该是出于对亲属、部下和百姓安危的考虑：既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顽抗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如就此罢手，避免刀兵之祸。

王凌的行为虽然是出于对曹魏的忠诚，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失误之处，以至于迅速失败。如果说王凌没有向吴国求援，是因为与吴国血战多年积怨很深，那么他谋立楚王曹彪，则是政治上的一大失算。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兄弟，属于当时魏国皇帝曹芳爷爷辈的人了。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而“以爷代孙”显然严重违背了宗法制度，所以王凌打出拥立曹彪的旗号，很难获得其他亲曹势力的认同，缺乏号召力。除了这一大失误之外，王凌与令狐愚行事不密、所托非人，结果两次出现泄密的情况，让司马懿有了防备。政治牌没打好，又丧失了先机，起事自然难以成功了。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继承权柄。魏国皇帝曹芳不甘心当傀儡，一直想夺回权力。254年二月，曹芳皇后张氏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与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推翻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结果事情败露，张缉、李丰、夏侯玄等人均被司马师诛杀三族，张皇后亦被废。同年秋，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统领大军对付蜀军，在平乐观举行阅兵式，曹芳亲自观兵。中领军许允劝曹芳趁司马昭辞行之际将其杀掉，接管大军讨伐司马师，但曹芳胆小不敢下令执行。不久后，许允被司马师扣上罪名流放，在流放途中死去（估计是遭了黑手）。

经此两事后，司马师觉得曹芳“不老实”，以郭太后的名义废掉曹芳的帝位，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师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不少魏国官员的不满，其中就有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毋丘俭是魏国晚期重臣，曾两征公孙渊、两征高句丽，并击退吴国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252年，毋丘俭就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在魏明帝曹叡时期曾担任羽林监，是曹叡的亲信，而且与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很不错。李丰、夏侯玄等人被诛杀后，他惶恐不安，生怕自己会步其后尘。而之后司马师废立皇帝的举动，更是深深刺痛了他忠于曹魏的内心。为了大魏江山，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毋丘俭开始在暗中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讨伐司马师。文钦是曹操部将文稷之子，历任牙门将、庐江太守、前将军、扬州刺史等职，是曹爽的同乡好友。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自然引起文钦不满。加之文钦有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的恶习，而司马师掌权后常不认可他虚报的战功，这更加深了文钦对司马师的恶感。对此，毋丘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厚待文钦，让文钦对自己感恩戴德，两人很快形成了反对司马氏的统一战线。

两人起兵后，胁迫淮南各地的将士、官吏和百姓进入寿春城，并在城西铸坛，歃血称兵为盟。紧接着，毋丘俭、文钦留下老弱残兵守城，亲自率领五六万军队渡淮河至项城。之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由毋丘俭率领在项城一带坚守，一路由文钦率领在外机动。除此之外，毋丘俭还派自己的儿子到吴国为人质，向吴国求援。

毋丘俭、文钦知道自己根基不稳，急欲速战速决，而司马师的做法无疑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不得的困境中——进难以速胜，退又恐寿春被袭。毋丘俭、文钦手下的将士们，家属大多在北方，时间一长，军心动摇，纷纷向司马师的大军投降，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继续在叛军中效力。司马师见时机成熟，又派衮州刺史邓艾率1万多兵马至乐嘉，故意示弱诱文钦来攻。

司马师眼角原本长有一个瘤子，让大夫切除，不久后，毋丘俭、文钦即起兵，司马师不顾术后伤口尚未痊愈，毅然带伤出征。此时文鸯率军冲阵，让司马师在大营中受惊，伤口恶化。为了稳定军心，司马师用被子盖住自己，痛得连被子都咬破了。

文鸯在率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下令击鼓让父亲率军来接应。然而文钦不知是因为兵少还是恐惧，文鸯连发三通战鼓，文钦都没有带兵去接应儿子。老爸不给力，文鸯的攻势难以持久。到了第二天天明，苦战不支的文鸯眼见敌军还很强盛，只得率军撤退。

司马师闻报后说：“文钦要逃了。”随即下令出击。诸将纷纷说道：“文钦是老将，文鸯年少而勇猛，现在作战并没有大的失利，是不会逃的。”司马师回答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文鸯三次击鼓，文钦都不响应，其势已屈，不逃还能干什么？”（《晋书·帝纪第二》）

司马师身边有一个叫尹大目的侍从，以前是曹家的家奴，一直心怀旧主。此时见司马师眼球突出，知道司马师命不久矣，于是对司马师说道：“文钦原本是您的心腹，又是天子的同乡，现在造反是为人所误。我尹大目昔日为文钦所信赖，愿意前去劝降，让文钦与您重归于好。”司马师于是让尹大目去招降文钦。尹大目骑马追上文钦后说：“你何苦不再忍耐数日呢？”其实尹大目心里还是向着曹氏的，只是碍于身份不方便明说而已，他的言下之意是司马师已经快死了，希望文钦能率军多等几日，战局很可能会有转机。但文钦对司马师的情况并不了解，自然没明白尹大目话中隐含的意思，反而厉声大骂道：“你是先帝的家里人，不念报恩，反而与司马师一起作逆。你这样不顾上天之意，上天不会保佑你。”接着，文钦不容尹大目再开口，就张弓引箭欲射尹大目。尹大目流着泪说道：“世事已经败了，我们各自努力吧。”（《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离去。

司马师眼见尹大目招降失败，于是派左长史司马班率精锐骑兵8000余人追击，又让将军乐林率步兵跟进。接下来的战况，不同的史书记载有所出入。《三国志》记载：“大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比至沙阳，频陷钦阵，弩矢雨下，钦蒙盾而驰。大破其军。众皆投戈而降，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从这两段史料来看，文钦在司马师派兵追击之下遭遇了惨败。《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却有所不同：“师使左长史司马班率骁将八千翼而追之，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按照这段史料的记载，文鸯的战斗力真是堪比项羽，单枪匹马闯入敌军数千骑兵中，杀伤百余人，还反复冲杀六七次，让追击的敌军不敢再追，笔者觉得是不太可信的。

当然不管文鸯是否有这么生猛，总体战局已经难以挽回。文钦带着儿子及残兵一路逃遁，不久后在吴军的接应下逃入吴国。

毋丘俭听闻文钦惨败的消息后，心中恐惧，在夜里逃走，手下将士四散而去。由于此时寿春已被诸葛诞率军攻占，老窝被端的毋丘俭只得往慎县逃去。当他逃到慎县时，左右亲兵也都离他而去，只得与弟弟毋丘秀、部将孙重藏在水边的草丛中。结果不久后被安风津都尉辖下一个叫张属的平民发现，毋丘俭被张属射杀，毋丘秀、孙重逃入吴国。

吴国接到毋丘俭求援的消息后，由丞相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出兵赶往寿春。然而还在途中时就传来了毋丘俭、文钦失败，寿春已被诸葛诞攻占的消息。孙峻于是在接应了败逃的文钦后下令撤退，避免与魏军交锋。留赞此时已是73岁的老将，在进军寿春途中发病，故孙峻让留赞率少量兵马先行返回养病。结果留赞在归途中被魏将蒋班率步骑4000追击，兵败身死。

“淮南二叛”就此平定，司马氏又一次削平了反对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魏国的权势。由于这场叛乱在一月之内即被平定，时间太短，吴国出师除了接应文钦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反而损兵折将，可是说是徒劳无功。不过，命运还是垂青吴国的，很快又给了它一个更大的机会。

司马师平定“淮南二叛”后随即死去。魏国的军政大权落入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手中。诸葛诞由于在平定“淮南二叛”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坐镇淮南。然而仅仅两年之后，诸葛诞就起兵反对司马昭，掀起了淮南地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叛乱。

诸葛诞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吴国太傅诸葛恪是同族，诸葛家族作为一个大型士族门阀，其家族成员在魏蜀吴三国均担任要职，十分罕见。诸葛诞早年在魏国历任荥阳令、吏部郎等职。在担任御史中丞尚书时，他与邓飏、夏侯玄成了好朋友。而邓飏、夏侯玄都是曹爽的亲信，夏侯玄更是曹爽的表弟，这就等于拉近了诸葛诞与曹爽的关系。魏明帝曹叡时期，诸葛诞由于被皇帝厌恶而遭革职。曹爽掌权后，诸葛诞被再次任命为御史中丞尚书，并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可谓时来运转、官运亨通。而诸葛诞之所以能被重新起用，很可能是借助了邓飏、夏侯玄的关系。高平陵之变后，魏国政局突变，曹爽、邓飏很快被司马懿诛杀。之后，夏侯玄也因为卷入了反对司马师的图谋而被处死。面对这一切，诸葛诞的内心不可能没有不满，只是由于司马家族的势力太过强大，他不敢反抗罢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把手之后，诸葛诞的权势进一步增强，而王凌、毋丘俭这两位前任的遭遇让他如坐针毡，使他有了反叛的想法。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财富操练军队、蓄养死士，为起兵做准备。

256年正月，朝廷加司马昭大都督，允许其“奏事不名”，但司马昭“固辞不受”。六月，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八月，加假黄钺，增封三县。司马昭虽然对殊荣“固辞不受”，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虚伪的政治把戏而已。到了司马昭执政时期，司马氏取代曹氏已基本成为定局。窥视皇位的司马昭已经开始指示手下官员制造“禅让”的舆论，为篡夺皇位提供舆论依据。

贾充见了诸葛诞后，两人聊起时政。贾充试探着问道：“洛中的诸位贤臣都希望实施禅让，您认为如何？”诸葛诞厉声回答道：“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你家世代受到曹魏的恩惠，岂可想着将江山社稷输送给他人？如果洛中发生危难，我愿为国家而死。”（《三国志·魏书二十八》）贾充沉默不语。

贾充是前文提到过的魏国名臣贾逵之子，而贾逵曾经担任豫州刺史，故有“贾豫州”之称。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这点诸葛诞应该是知道的，而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反对“禅让”，等于是向司马昭发出了挑战，警告他不要试图篡位。

贾充回到京城后，告诉司马昭：“诸葛诞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现在如果征召他，他必然不会来，但是祸小事浅；如果不征招他，则会事迟祸大。”（《三国志·魏书二十八》）司马昭听从了贾充的建议，准备找机会将诸葛诞召入京城削其兵权。

诸葛诞起兵后，向魏国朝廷上表说：“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讨綝，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三国志·魏书二十八》）

从这份奏表的内容来看，诸葛诞与王凌、毋丘俭不同，他起兵虽然也有出于对曹魏忠心的因素，但已经不那么纯诚，不仅夹杂着官场斗争与个人野心，甚至在起兵之初就有了投靠吴国的打算。而这次淮南反叛，吴国也确实积极行动，有着较深的介入。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吴国的情况。

因此在诸葛诞起兵时，吴国正值孙綝执政时期。面对诸葛诞的求援，孙綝很是积极。他派唐咨、全端、全怿、王祚、文钦等人率3万军队支援诸葛诞，并以吴国朝廷的名义授予诸葛诞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吴军临近寿春时，魏国镇南将军王基已经奉司马昭之命率军开始包围寿春。吴军趁魏军的包围圈还未完全形成，从寿春城东北突入寿春。

257年六月，司马昭亲率26万大军南下镇压叛乱。他本人坐镇丘头，命令镇南将军王基与安东将军陈骞等人构筑沟堑壁垒，建立严密的封锁线，将寿春团团围住，又派监军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人率领精兵在外围防备吴国援军。文钦多次率军出击，试图打破魏军包围，但均被严阵以待的魏军击退。

吴国朝廷为了救援寿春，授予大将朱异假节、大都督，命其出击。朱异率军从虎林出发奔袭夏口，逐走了与孙綝有矛盾的吴国宗室将领孙壹，在夏口休整后率军3万到达安丰，随即遭遇州泰率领的魏军外围部队，两军展开大战。一番激战后，朱异落败，损失2000多人。到了七月，孙綝亲自率领大军救援寿春，抵达镬里，任命朱异为前都督，与老将丁奉等人一起率军5万解寿春之围，将粮草辎重囤放在都陆。

就在朱异率军与魏军交战期间，吴国出现了内乱：会稽南部有百姓造反，杀掉了吴国在当地的都尉，鄱阳、新都也都出现了百姓作乱的情况。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孙綝在处死朱异后已经无心再与魏军交战，只是象征性地派弟弟孙恩继续救援寿春，自己则率军回吴国首都建业去了。

寿春城内的军民听说吴军已退，人心惶惶，不断有人出城投降。面对危局，诸葛诞手下的谋士蒋班、焦彝认为吴军援兵不会再来，向诸葛诞建议出城拼死一战，猛攻魏军包围圈的一面。然而文钦对吴国还抱有幻想，认为吴军还会来支援，劝诸葛诞继续坚守。诸葛诞听从了文钦的建议，决定继续坚守下去。蒋班、焦彝眼见诸葛诞不听劝，觉得再跟着诸葛诞混没前途，于是溜出城向魏军投降。

司马昭为了麻痹诸葛诞，故意派一些老弱残兵到淮北地区就地取食，只发给每个士兵3升大豆，并将瘦弱的士兵派到寿春城外让城内的士兵看见，还派出不少间谍谎称吴国援兵很快会到。诸葛诞、文钦果然中计，误以为魏军缺粮而吴军很快会来解救自己，于是放宽了城内的粮食供应标准，结果不久后城内粮食开始短缺。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昭认为诸葛诞实力雄厚，自己如果强攻必然损兵折将，更担心吴国援兵还会到来，于是对寿春实施围而不打的策略。这样既可以伺机歼灭外部援兵，又能用长期围困的方式将寿春城内的敌军困死。因此司马昭除了用计加速城内的粮食消耗外，还利用吴国的内部矛盾招降寿春城内的吴军将领，以此来削弱敌人的实力。在被派去协助诸葛诞的吴军将领中，有全瑞、全怿、全静等全氏家族的5人。其中全怿的母亲是孙权的女儿，在吴国获罪，同年（257年）十一月，全端的侄子全祎、全仪为了避祸，护送全怿的母亲投奔魏国。司马昭用钟会的计谋，以全祎、全仪的名义写信劝全静等人投降。最终，全瑞、全怿、全静等5人都率领部下向魏军投降，让城中军民大为恐慌。

到了258年正月，寿春城内已经严重缺粮。诸葛诞、文钦、唐咨组织军民制造了大量进攻用的器械，指挥军队猛攻魏军南面的壁垒，一连攻了五六个昼夜，试图打开突破口。围城魏军依托壁垒，居高临下用投石车和火箭迎击叛军，箭石如雨而下，叛军大量器械被毁，死伤者遍地，鲜血流满沟堑。诸葛诞眼见难以突围，只得又率军退回城中。

由于城内粮食快要耗尽，很快又有数万人出城投降。文钦认为应该将城内的北方人放走，留吴军守城，以此来节省粮食。诸葛诞不同意，与文钦产生矛盾。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两人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最终诸葛诞发怒，将文钦杀掉。

此时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正在附近小城中领兵。听闻父亲被杀的消息后，他们原本带兵杀向诸葛诞，但由于手下不听使唤而战败，于是转而逃走向魏军投降。司马昭手下诸将纷纷建议杀了他们，但司马昭很有政治头脑，对大家说道：“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固然也应当被处死，然而文鸯、文虎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来归顺我，现在寿春城还未攻下，如果杀了他们，那无异于坚定城中军民死守的决心。”司马昭下令赦免文鸯、文虎，并让他们率领百余名骑兵绕着寿春城向城内喊话：“文钦的儿子投降后都没有被杀，其他人还怕什么呢？”（《三国志·魏书二十八》）司马昭为了进一步收揽人心，还向魏国朝廷上表，任命文鸯、文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中的军民听说之后，人心瓦解，又有不少人出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