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首叛：王凌谋立曹彪的始末猜想

魏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立楚王曹彪，事泄自杀，夷三族。

王凌在淮南地区掀起的这次叛乱，即淮南三叛之滥觞，相关记载见于《魏书》、《晋书》，事件始末比较清晰，但事前准备工作的相关记载，却颇多舛谬之处。

其中最反常者，便是王凌与曹彪串谋的地点。

王凌时任征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曹彪封地在楚，即汉之九江郡、魏之淮南郡。

（曹）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楚）国除，为淮南郡。–《魏书 曹彪传》

以常理而论，二人的接触地点应该就在淮南，因为距离很近。但《王凌传》却记载二人的接触地点是在兖州东郡的白马县，委实令人迷惑。

兖州暗含了另一处线索，即曹彪曾担任过白马王，而王凌及其同谋令狐愚，又曾先后担任过兖州刺史。如果《王凌传》的相关记载是陈寿留下的曲笔，那么王凌、令狐愚、曹彪三人的接触时间，有可能远远早于魏嘉平三年。

本文想就王凌谋立曹彪的问题，分析其时代背景与事件逻辑。

一、王凌、令狐愚、曹彪的驻地问题

按《王凌传》记载，传主在魏文、魏明、齐王三朝分别担任过兖州、青州、扬州、豫州四州刺史，长期活跃在曹魏东南一线。

正始初年（240），王凌开始专统淮南，“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谋立楚王的契机，也由此而始。

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魏书 王凌传》

曹魏的扬州刺史治所设在淮南郡寿春县。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发动淮南三叛时，均是从寿春起兵。

王凌起兵后“西至项县”，后来毌丘俭的进兵路线亦是如此。而王凌自杀后，司马懿“遂至寿春”。

（王）凌至项，饮药死。宣王遂至寿春。–《魏书 王凌传》

（毌丘）俭、（文）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魏书 毌丘俭传》

令狐愚是王凌的外甥兼同党，当时担任兖州刺史，死于谋反前夜。但令狐愚的驻地却并不在兖州，而在楚国平阿县（楚国即淮南），与王凌共相首尾。

是时，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魏书 王凌传》

按照清末学者卢弼的意见，令狐愚以兖州刺史身份驻兵扬州，大概是“协守淮南”，然而这实际引起了更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便是曹彪的屯驻地点。

谋反事发时，曹彪是楚王，楚国即扬州淮南。换言之，嘉平年间（249-254），曹彪与王凌、令狐愚三人同在淮南，按理应是在当地商议谋反之事。

（太和）六年，（曹彪）改封楚……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迎彪都许昌。–《魏书 曹彪传》

然而《王凌传》却记载，令狐愚在嘉平元年（249）九月，派遣使者“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

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魏书 王凌传》

此处记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严重冲突。因为白马县在兖州东郡，而王凌、令狐愚、曹彪当时都在扬州楚国。

曹彪确实曾做过一任白马王，但那是黄初七年（226）的事情。魏太和六年（232），曹彪便被改封于楚，直至死去（251）。

（黄初）七年，徙封白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魏书 曹彪传》

因此，王凌与令狐愚，绝无可能在嘉平元年（249）派人到兖州去联系曹彪，因为曹彪当时根本不在兖州，而在扬州。

按《王凌传》的描述，令狐愚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嘉平元年（249）年底、嘉平二年（250）年初。而令狐愚在同年九月、十一月派遣了一个叫张式的使者两次与曹彪通谋，从熟稔程度上看，很难想象这是他与曹彪首次遣使往来。

嘉平元年九月，（令狐）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曹）彪相问往来……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魏书 王凌传》

联系曹彪曾担任过白马王，而王凌、令狐愚曾先后担任过兖州刺史的记载看，王凌舅甥与曹彪真正的来往时间，很可能远远早于嘉平年间。

二、王凌舅甥与曹彪的往来时间推断

按《朱建平传》记载，“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与王凌通谋，赐死”。可知曹彪的生年当在东汉兴平二年（195）。

按《王凌传》引《魏略》记载，王凌自杀前曾说“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可知王凌卒年七十九，生年当在东汉建宁四年（172），比曹彪年长二十三岁。

令狐愚生年无载，卒于魏嘉平元年或二年（249-250）。以行辈推断，他既然是王凌的外甥，应该与曹彪年龄相似。

按《王凌传》记载，传主在“文帝践阼”（220）之后担任兖州刺史，黄初三年（222）转任青州刺史，太和二年（228）又转扬州、豫州刺史，曹叡死后（239），王凌迁征东将军，都督扬州军务，其任官地点基本集中在东南一线。

文帝践阼，拜（王凌）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转在青州……仍徙为扬、豫州刺史，咸得军民之欢心。–《魏书 王凌传》

曹彪在黄初二年（221）封汝阳公，三年（222）封弋阳王，两地都在豫州汝南郡，五年（224）改封扬州淮南寿春，七年（226）又封兖州东郡白马，太和二年（232）封楚王，再入扬州。

三年，封弋阳王。其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魏书 曹彪传》

从封地来看，曹彪在文、明两朝基本也在兖州、豫州、扬州一带迁徙，与王凌的任官轨迹多有重合之处。

照此推断，王凌与曹彪的往来，很有可能在文帝、明帝时期便已经开始，只不过当时未必涉及到劝进、谋反等细节问题。

至于令狐愚，出任兖州刺史的时间较晚，已经在正始年间（240-249）。按令狐愚屯驻平阿县来看，他似乎并未赴兖州赴任，而是始终呆在扬州淮南。

正始中，（令狐愚）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兖州刺史。–王沈《魏书》

至于曹彪，早在太和六年（232）便封为楚王，自此未再有迁徙记载，一直在楚国呆到了嘉平三年（251），直至谋反事发。

从潜在的关系上看，在与曹彪的串谋事件中，王凌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至于令狐愚则是王凌的附庸。

《魏略》记载，令狐愚与曹彪交往时，曾引用兖州地方的谚语，含蓄地向曹彪劝进。谚语称“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曹彪小字朱虎，而白马县又曾是曹彪的封地。

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淩阴谋立楚王。–《魏略》

按曹彪早在太和六年（232）便离开兖州，而令狐愚担任兖州刺史已在正始年间（240-249），那么这番谚语有可能来自王凌授意，通过令狐愚之口，传入曹彪耳中。毕竟王凌在黄初年间曾担任过兖州刺史，对地方民俗颇有了解。

《魏略》记载“令狐愚闻楚王彪有智勇”，从历史背景推断，令狐愚听闻到的这番言论，很有可能便是源自王凌之口。

愚闻楚王彪有智勇。–《魏略》

三、曹彪参与谋反的动机

曹彪与王凌等人交往的时间上限虽然难以定论，但他正式参与谋反时（251）已经整整五十七岁，在汉魏之世无疑属于高寿老者，因此他的谋反动机也便值得略析一二。

曹彪在不惑之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可能与他和魏文、魏明的不睦关系有关。

魏黄初四年（223），曹丕召宗室子弟赴洛阳朝见，任城王曹彰抵达馆舍之后无故暴死，震动当时。

四年，（曹彰）朝京都，疾薨于邸。–《魏书 任城威王传》

按《魏氏春秋》与《世说新语》记载，曹彰是被曹丕隐诛，这一说法与《魏略》、《贾逵传》的相关记载吻合，可信度较高。

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魏氏春秋》

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魏书 贾逵传》

当时一并入京的曹氏宗亲，听闻曹彰死讯，惶恐不安。与曹丕关系不睦的曹植便上表乞罪，这篇表文收录于《陈思王传》中，至今犹存。

四年，徙（曹植）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罔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魏书 陈思王传》

曹植乞罪之后，得到了曹丕的宽大赦免，允许他返回封国，而曹植临行前又上表，希望能和白马王曹彪同路东行，遭到曹丕的断然回绝。

任城王（曹彰）暴薨。诸王既怀友于之痛。（曹）植及白马王（曹）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魏氏春秋》

曹植“意毒恨之，愤而成篇”，撰写了一篇《赠白马王彪》，其中包含了许多诸如“骨肉”、“忧思”、“离别”之类的词汇，还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述志之语，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

曹植既然点名要与曹彪同行，说明二人的私交应该是不错的。至于曹丕拒绝曹植的请求，一方面说明他不放心曹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放心曹彪。

曹彪的封地在黄初年间（220-226）被连续迁徙五次，在六个不同的州郡中就国（见前文注引），充分证明了在曹丕眼中，曹彪是个不大安分的宗室。

虽然迁徙诸侯王的封地是曹丕、曹叡时代奉行的国策，但曹彪的食邑数量，也远远少于赵王曹干、范阳王曹敏、陈留王曹峻等庶子，侧面说明曹彪并不受曹丕的喜爱。

注：景初至正元年间，曹彪食邑三千户、曹干五千户、曹矩三千四百户、曹峻四千七百户，见《武文世王公传》。

另外，在曹操的庶出诸子之中，曹彪的生母孙氏仅仅是“姬”一级，比杜夫人（何晏母）、尹夫人（秦朗母）这种二婚孀妇的级别还要低，因此曹彪虽然在同辈当中年龄较长，列传顺序却排在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赵王曹干之后。

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裴松之便曾敏锐指出，“如传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故楚王（曹）彪年虽大，传在（曹）干后。”

按《魏书 后妃传》的描述，曹操的后宫制度分为五级：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曹彪的生母孙姬不在五级之内，或许地位更低。

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魏书 后妃传》

类似曹彪这种出身卑贱、却具备年资、具备野心的人物，在欲望的驱使下误入歧途本不足怪，何况从他交好曹植来看，他应该是对帝位存在觊觎之心的，对曹丕父子应该也不大服气。

在曹叡死后（239），曹芳这个来路不明的养子，法统远不及父祖。因此在正始十年（249）曹爽倒台后，曹彪滋生出更大的觊觎之心也并不奇怪。

明帝无子，养（齐）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魏书 齐王纪》

当然，有鉴于王凌拥立曹彪（251）是在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249），因此后世学者往往将王凌与司马懿视作同类，均属于拥立傀儡、营建家门的权臣，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四、小结

王凌、令狐愚选择与曹彪这个出身较低、年龄较长、野心较高的宗室合作，确实存在一定的逻辑。

可惜王凌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司马懿会抱病亲征，因此未及交兵便束手就缚。

不过从结果上看，王凌的叛乱加速了司马懿的死亡，毌丘俭、文钦的叛乱加速了司马师的死亡，诸葛诞的叛乱延缓了司马昭称帝的步伐，大概也是这些兵变事件的一点积极意义。

在淮南首叛的准备工作中，存在一处明显的疏漏记载，即王凌、令狐愚与曹彪的串谋地点问题。

实际从历史背景与任官治所看，王凌、曹彪、令狐愚三人的联络地点显然是在扬州淮南，而非兖州。至于令狐愚引用的兖州民谣，其作用仅仅是用来串联曹彪的小字“朱虎”与兖州东郡白马县之间的潜在关联，并不能说明曹彪在嘉平元年时仍在兖州。

不过从曹彪的迁徙路径与王凌的任官州郡而论，二人在魏文、魏明两朝确实存在交往的可能，只不过当时应该还没有涉及到称帝僭号之类的敏感之事。

然而王凌拥立曹彪（251），毕竟稍欠考虑。因为曹彪是曹操的庶子，与曹丕平辈，而当时在位的曹芳，属于曹丕的孙辈。因此拥立当朝天子的叔祖为新君，很明显会令郭太后不满。

郭氏十分贪恋权势，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太后之尊。司马师废黜曹芳时（254），最初提议拥立彭城王曹据。曹据与曹彪平辈，均属明帝叔父、齐王叔祖。郭氏闻讯大怒，认为曹据辈分高过自己，会影响其太后身份。

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郭）太后曰：“彭城王（曹据），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曹叡）当绝嗣乎？”……景王（司马师）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曹髦）。–《魏略》

在此背景下，司马师不得不改立曹丕之孙、曹霖之子曹髦为帝，这样才能让郭太后在名义上和法理上继续担任皇帝的嫡母。

换言之，王凌拥立曹彪的行为，很明显无法兼顾到诸多派系的利益诉求，不仅得罪了司马懿为首的一众逆臣，连当朝太后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失败也便不足为怪了。

另外，彼时曹芳尚在，而王凌便改立新君，不臣之迹昭然。南宋学者叶适便批评王凌“其去叛逆几何”；明代学者王夫之亦表示“王凌可以为魏之忠臣乎？盖欲为司马懿而不得也”，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