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哪个朝代赋税最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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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哪个朝代赋税最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网庙十哲之首——隋炀帝杨广时期。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唯二的二世而亡。夹在中国历史上两大盛世巅峰之间,之前是开皇盛世,之后是贞观之治,却没有天灾而天下皆反。千年以后的互联网时代,在诸多新发现翻案键盘历史学家力捧下不断拔高,奉为“网庙十哲之首”,那就是隋炀帝杨广时期。

从官方角度来看,隋朝课税水平实际上非常低,以“均田制”和“租调制”为主,官方给田地,百姓缴税服劳役。男子十八岁成丁,授露田八十亩,永业田四十亩,女子出嫁后授露田四十亩,至六十岁为老,不用缴税,露田死后国家收回,永业田允许继承。课税方面,以一丁一妇为基本单位“床”,每床“租”部分需缴租粟三石;桑蚕区缴纳绫、绢共2丈、绵3两,产麻区缴纳布2.5丈、麻3斤作为“调”。而隋文帝时将男子成丁年龄上调到21岁,又多了三年免税期,隋炀帝杨广时再提高到22岁,还免除妇女、奴婢的赋税,简直是英明仁君得一塌糊涂。

乍看下去隋代赋税水平是相当低的水平,一男一女共一百四十亩地,需缴粮三石,绢二丈、绵三两。相比较历史上著名的“休养生息”时期,汉代文景之治时,百亩地产粟约三百石(《前汉纪·文帝二年》: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著名的三十税一情况下相当于缴纳十石,但计量单位上隋代一石相当于汉代三石。而明代亩税官田五升、民田三升,宋代亩税则是高达一斗(《梦溪笔谈》: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作为“调”部分绢麻部分,由于中国古代基本上有个“粮食本位”现象,粮价是重要参考指标,参照唐宋时期绢价与粮价水平,二丈绢也相当于三石米。所以整体上看隋朝国家税收水平只比汉代文景之治略高,国家还给你田,农民应该喜缴纳税才对!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国家能拿得出足够耕地分给农民。

隋文帝时期,开始名为“大索貌阅”的“刮户”政策,针对乱世中隐匿人口进行严密清查。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要被处以流刑。鼓励百姓互相检举,亲属关系远于堂兄弟者,一律析籍分户。全国户口数开始激增,在不到三十年间(开皇初年到大业五年)户口就从380万增加到890万,激增一倍还多,仅开皇三年就计帐进44.3万丁,新附164.15万口。依据敦煌遗留的敦煌县户籍资料现实,在边远地区的敦煌,一户实际授田数也不过三十多亩。而在中原核心地区,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少到二十亩。《资治通鉴·隋纪二》记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

唐代中前期按照百姓实际授田情况,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田不够发不了的出欠田文书,按户等高低缴纳不同税额。然而在隋朝,哪怕实际只收了一亩的地,也要缴纳完整的赋税。在《隋书》中记载隋朝耕地面积的数据,可以让现在的中国也望尘莫及,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换算成现代单位相当于隋文帝时期耕地面积达到15亿亩,隋炀帝大业时期达到43.5亿亩,而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只有16.8亿亩,2021年耕地面积19.18亿亩。同时现在中国约30%的耕地在东北、新疆、内蒙和云贵,而在隋代这些地区都不在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这些实际上国家应授田的面积,在国家税收体系中征收的田亩标准。真正可以参考的话,是北宋时期的6.42亿亩,北宋虽然领土面积要少,但江南开发水平高,隋代南方地区总共户口就100万户,而北宋南方地区人口超过五千万,接近隋朝总人口数。所以隋朝百姓是拿着6亿亩不到的土地,缴纳着43.5亿亩标准的赋税,实际税赋标准是法理标准的七倍多。隋朝农民实际平均承受赋税水平,相当于亩产的一半。

这只是开始,中国古代百姓还要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徭役,而隋炀帝还有一个丰功伟业,那就是一系列大工程。公元605年,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城,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马不停蹄的日夜修建,仅仅耗时十个月就主体工程完工,全部工程用时十四个月。隋洛阳城分外城、太微城、紫薇城三重城垣布局外城周长达到27.2公里。宫殿柱子要从江西(豫章)运来,“二千人曳一柱”;石料要“发大江之南、五岭之北奇材异石”;建成后“苑囿连接”、“周围数百里”,这样一座雄伟、豪华的史诗级巨城仅用14个月!代价是“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

然后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在下令修建东都后四天,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连通黄淮,长两千余里。这样一个工程,仅给了五个月的工期,而且沿途河道要四十步宽,两旁还要建御道栽柳树,以便杨广下江南。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大业四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最后大业六年开江南运河。这些重大水利工程,历朝历代君王,能完成一项都算相当不错了,而隋炀帝都要求一年内完工。

再接下来敲响隋亡丧钟的“三征高句丽”,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下令“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最终调集二十四路兵马一百一十三万之众,沿途征发役夫又不下百万,河北就征调民夫六十万,要求两人一组合推一车,载米三石,自涿郡前往泸水。还令幽州总管元弘嗣调山东工匠督造舰船,日夜赶工的民夫长期水中干活,腰下生蛆,死者什之三四。高句丽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打不是这种打法。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总共也就出动十万精兵,还兵分四路顺便阴了北方薛延陀一把。那有召集百万,然后按F2+A就完事的?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七年这七年时间里,隋朝百姓被频繁征调去修大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死亡率非常高。但土地的耕种是有时间限制的,在隋炀帝高频征发模式下,役夫错过农忙是相当常见的事情。然而在收赋税时,又不管这种情况。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那你就太高估千古一帝的作死水平了,他还把手伸向货币领域。隋初天下分裂,朝代更替频繁,钱币式样混乱。隋文帝统一铸币标准,是为开皇五铢,而又非常有前瞻性的开放地方铸造,朝廷只进行监督,各关置样比对,合乎标准方可入关。国家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仅用五年时间就统一货币。到隋炀帝时,朝廷下场铸造新钱,形制、大小与开皇五铢相同,但含有较多的锡、铅,因而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然后强令白钱与开皇五铢钱的兑换标准为1:5,并要求纳税只收白钱,这已经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直接开抢。

短时间内百姓税赋上涨五倍,并且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开皇年间,粮价在一石二百钱水平,到大业七年征伐高句丽时,洛阳粮价已达二千二百钱一石。而隋炀帝为了减少国家征伐高句丽时运粮消耗,下令役夫和士兵每人自带百日粮食。在士兵还要携带武器盔甲,役夫还要两人推三石的运粮车情况下,这是个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想办法在当地购买些粮食,结果就是辽东粮价达到“斗米数百钱”。

也就是大业七年,山东民王薄聚众在邹平起义,自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唱响隋末农民起义的号角。同年还有平原刘霸道、鄃县张金称、漳南窦建德、渤海高士达、韦城翟让、章丘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农民起义的大潮开始全面铺开。稍微懂这时候历史的人,看见后来的夏王窦建德、瓦岗寨翟让、淮南杜伏威这几个名字时,就知道杨广距离江都自挂东南枝,已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