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和清代的八旗支出，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明朝养藩王和清代养八旗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负担，那么到底谁的危害性更大呢？本文力图以数据说话，将明清两代的财政收入总体状况以及支出状况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如此就能够大致客观地对比出两者对财政支出带来的影响。
一，明清财政收入对比
明朝的财政收入，前期主要征收粮食，后期折算为了银两。根据《明太祖实录》的数据，1385年全国的税粮一共2089万石，1393年为3297万石，此后明朝前期都维持在3000万石左右。但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军屯制瓦解，全国征税的土地面积大幅度下滑了。明初登记的土地为8.5亿亩，到1502年只剩下了4.2亿亩。这种现象导致了明朝中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明朝选择加派税收。例如1551年，明朝就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征了120万两的税收，相当于本年全国田赋的60%。后来，张居正推行改革，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使得明朝的财政收入得以恢复。万历六年，明朝农业赋税收入2080万两。加上其他财政收入，万历六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650万两。当然，其中的田赋主要还是征收粮食，最后折算为白银。万历六年的米麦征收为2660万石，值银1644.2万两。
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是按照银两计算，但是也不能和明朝直接对比，因为白银的价格发生了贬值。明朝初期，一石米的价格大约是0.25两，到明朝中期上升到了0.5两左右，明朝后期是0.5两到0.7两。清朝前期，米价一石在1两左右，到乾隆年间上升到了1—1.5两。
康熙年间，财政收入一般在3000万两到4000万两之间，“三藩之乱”时期下降到2700万两，最高的康熙五十年，达到了4000万两。乾隆年间，财政收入进一步上升，基本都在4000万两以上，最高达到了4854万两。不过考虑到白银贬值，这个数据可能还不如康熙年间好，主要原因是人头税被废除，农业税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清朝个别年份的财政收入状况
到清朝中期，国力走向衰落，而财政收入也从每年4000多万下降到了每年3000多万，财政危机就出现了。至于鸦片战争之后财政收入和前期没有对比性，这里就不用讲了。
二，明清皇室、官僚的财政支出对比
在明朝初期，由于国力强盛，官僚机构尚未膨胀，藩王数量也有限，国家财政还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到了中期，皇室花费问题，“冗官”问题，藩王问题成为了明朝财政上的死结。
首先来看看皇室的花费，明朝初期，皇室花费很小。朱元璋崇尚节俭，宦官也不过百人。但是，随着国家稳定，朱元璋逐渐完善了宦官机构，形成了“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随后，宦官的人数飞速增长。成化年间，右副都御史彭韶曾上言：“监局内臣数以万计”。
万历年间，宦官数量更是膨胀，有时候一次就要新增加上千的宦官，如1588年“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1601年的四月竟连收两次，第一次“收用净身男子三千名”，第二次“收千五百名”。明朝后期的宦官数量非常庞大，差不多是10万人左右。
如此多的宦官，就需要大量的财政来养。康熙帝曾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康熙说明朝宫廷消费需要几百万两，对不对呢？根据《中国财政通史》的资料显示，万历六年，明朝的宫廷支出大约是200多万两，大约占据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官僚支出也是明朝开支的一大头，根据《明史·刘体乾传》的资料来看，明初武官就达到了2.8万，到成化年间的文武官员超过了10万，为历代最多。
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广阳杂记》 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明史·刘体乾传》
如此多的官员当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来养，不过各类史书没有留下具体的数据，刘体乾只是大概说“各项俸粮约数千万”，这个数据明显夸大了。不过，明朝官员的俸禄的确很低
明清文官俸禄对比表——来源于《中国财政通史》
清朝方面，由于史料较多，数字也比较详实。宫廷开支方面，清朝皇帝总体是非常节俭的。清初给皇室的开支是每年70万两，后来被康熙帝压缩到了7万两，大约是明朝的几十分之一。到乾隆年间，宫廷开支迅速上升，到达了每年200万两，到嘉庆、道光年间还是200多万两，考虑到白银贬值现象，这个数据也不高。
官僚支出方面，清代的官僚系统主要是俸禄和养廉银。清朝在官僚俸禄上主要继承明朝，因此官员的俸禄也很低。雍正年间，开始推行养廉制度，将“火耗归公”等收入的银两作为养廉银，养廉银的支出远远大于俸禄。1766年，清朝支出的俸禄为90万两，而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却达到了427万两，加起来就达到了517万两。另外，1766年还支付给外藩王公俸禄为12万两，这些主要给蒙古王公。全国加起来，1766年的官僚系统支出为529万两。
三，藩王和军事支出对比
为什么要将藩王、军事的支出放在一起呢？因为朱元璋养藩王的最初目的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只不过后来他们失去了军权，完全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清朝呢，养八旗也是当养军队，八旗的支出也是军费。
明初，全国藩王子弟仅仅49人，到了明朝中期发展到了10万人，到明朝后期突破了60万人。至少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用在藩王上的支出就达到了853万石粮食，而山西和河南的状况最为糟糕，“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853 万石什么概念？上文提到过，明朝前期的税收大约是一年3000万石，而明朝中期是2000万石到3000万石。如果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为白银，就是1200万两到1700万两之间。
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明世宗实录》
为了限制藩王支出的无限扩大，明朝进行了“宗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得藩府人员的数量增长遭到了遏制。但是供养藩王的财政支出依然很大，根据万明、徐英凯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的数据，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明朝宗藩岁禄占财政收入的29%。
明初主要藩王分布
另外，明朝还有另外的方式来给养藩王。第一个就是土地，朱元璋规定“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十六顷为永业，除其租。”实际上，明朝赐给藩王的土地数量没有明确规定，如《明史》记载“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
这样的结果就是藩王大量兼并土地，“中州地半入藩府”。在成都平原出现了“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现象。藩王的土地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土地就减少了，而藩王土地是不需要交税的，这就是变相增加养藩王的财政支出。
另外一个就是税收特权，例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收特权。藩王也往往在交通要道设置商卡，私自征收商税。一些本来由国家经营的垄断资源，藩王也会经营，例如河南福王就获得了河南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权，如此就变相地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导致“三镇之军需、九边之储饷无所措办”。
明朝的军队规模非常庞大，在早期推行军屯制，也就是兵农合一，国家不需要拿多的钱来做军费。但是这是变相压迫军户，因此军户逃亡现象严重。从明朝中期开始，募兵制再次兴起，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明朝的军费开支主要都用于了九边重镇的防御。
成化年间，九边重镇的军费开支是40万两，到嘉靖年间突破了250万两，隆庆年间达到了310万两，万历后期为400万两。明朝末期，由于战争频繁，军费急剧增加，这是特殊情况，这里不作考虑。此外，修建长城等防御工事也需要大量的军费。
清朝的主要开支就是军费。清代的主要财政支出用于军事。清朝总兵力为80万人，其中20万为八旗，60万为绿营。清朝的军费开支在1300—2400万两之间。在康熙年间，“以兵饷居其八”；乾隆年间，“兵饷一项，居国用之六七”。以1766年为例，当年1766年的军费支出为1700万两。
八旗入关后，每人平均分配30亩土地，免收赋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清朝享受财政供养的主要是八旗军人，到清末八旗人口大约250万，其中领取钱粮的大约有22万人。八旗的军饷不会因为八旗子弟的人数增多而增多，所谓“兵有常数，饷有定额”。
根据陈锋的《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的研究，清代八旗军人与绿营军人的人均俸饷水平大约是3:2，如此可以推算出1766年养八旗军人需要560多万两白银，在加上42万两的“八旗添设养育兵银”42万两，一共就是610万两。
八旗
要知道，清代养八旗是养军队。清朝200多年的时间里，八旗军不断征战，打下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是无价的，例如一个新疆的矿产资源都是按照“亿吨”来计算。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军队战斗力下降了，变成了社会寄生虫，但是依然出现了僧格林沁、赵尔丰、塔齐布、多隆阿等名将。
综合对比下来，我们就能够得知明清两代的财政收入都花到哪里去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供养藩府，大约十分之一用于皇室消费，军费开支在天启之前大约能够占据五分之一，其他的主要用于官僚俸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一半用于军费开支，其中五分之一用于八旗军开支，绿营军占据三分之一。
官僚支出占据六分之一，皇室支出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支出用于赈灾和免税，修建水利工程等，例如康熙免除了1.5亿两税收，乾隆免除了3亿两税收，按照一年3000万的开支计算的话可以用15年。
清朝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军费，这才保障了清军的战斗积极性，为国家开疆拓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明朝的大部分财政支出显然是打了水漂，当崇祯皇帝让藩王捐款时，藩王真是一毛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