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斗鸡台事变”

唐朝乾符年间（874-879），在云州城北斗鸡台（疑在奚望山上）发生一起兵变，时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的李克用谋害主帅大同都防御使段文楚（名臣段秀实之孙）等人，企图控制大同镇云、朔、蔚3州之地，这被认为是李克用发迹之始，此次割据行为被称为“斗鸡台事变”或段文楚事件。近几年对“斗鸡台事变”著文研究的主要有胡耀飞《斗鸡台事件再探讨——从<段文楚墓志>论唐末河东政局》、孙瑜《巨变前的骚动：风势论下的斗鸡台事件》、张明《李克用的发迹：“斗鸡台事变”史实新考——<支谟墓志>再解读》、高贤栋《正统之争：张昭远篡改段文楚事件发生时间的意图》等。但是对“斗鸡台事变”的谋主、缘由、影响等相关问题仍有继续讨论之必要，今笔者试结合史籍、墓志述之，如有不妥之处请方家教正。

一、“斗鸡台事变”的谋主

“斗鸡台事变”发生时间，史籍记载不一。近几年《段文楚墓志》的公布为这一问题划上句号，其记载段文楚被害时间为乾符五年（878）二月初七。但是，事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对“斗鸡台事变”记载较为具体：“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李）尽忠遣（康）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率）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率）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李）克用令军士剐而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戊，克用入府舍视事。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

上述史料将“斗鸡台事变”的缘由归为段文楚压缩兵士衣粮、执法严酷，谋主定为大同镇将领，似乎李克用是被动参与。其实，兵变具体事由，虽与代北饥寒有关，但主要是其时天下大乱，大同镇将士贪图“功名富贵”。事变发生时，唐中央赏李尽忠等马一匹、银鞍辔一副、银三铤、银碗一枚、绢一束、锦二匹、紫罗三匹，其他军将银碗绢不等。而为讨好大同镇将士，兵变的谋划者下令在城将士三人共赏绢一匹，之后又赏土团牛酒。

事变究竟由谁策划？过去学者的讨论似乎忽视了一个关键人物——康君立。《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有一条很重要的记载：“（康）君立初为云州牙将。唐僖宗时，逐段文楚，与太祖俱起云中，盖君立首事。”从“盖君立首事”来看，“斗鸡台事变”的谋主正是康君立。

康君立，蔚州兴唐人，疑为昭武九姓胡人，家族世代为边豪，乾宁元年（894）卒，享年48岁，生年为大中元年（847）。“斗鸡台事变”时，康君立32岁，李克用23岁，段文楚64岁。起初，康君立已与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等人谋划相关事宜。但是，康君立等人不过是大同镇中下级将领，要想事变成功还必须联络沙陀上层人士。而这时，沙陀领袖李国昌在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李克用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山西灵丘等地），康君立相中的是时任云州沙陀兵马使的李尽忠。康君立建议李尽忠尽早行动，李尽忠遂领牙兵夜攻牙城（今山西大同），执段文楚等人下狱。二月初，李克用领兵一万人戍斗鸡台。其时，李克用部下“皆北边劲兵”。之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置段文楚等人，而要想维护此次事变的合法性，必须要想尽办法将罪责归在段文楚身上。《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十二月”载：“（李）克用性严急，左右小有过辄死，无敢违忤。”所以，性格严酷的李克用决定残忍处死段文楚等朝廷命官。据《唐末三朝见闻录》载，被害的五人为段尚书、柳汉璋、雍侍御、陈韬等，《支谟墓志》称李克用“屠防御使（段文楚）一门”则言过其实。

唐中央历经数年将兵变镇压后，李克用部将大多降唐，但康君立例外。李国昌父子亡达靼后，康君立守感义军（今址已无考）。之后唐中央为镇压黄巢起义，起复李克用为雁门节度留后，李克用又“以（康）君立为左都押牙”。“押牙”与主帅关系密切，极被信任。等李克用再升任河东节度使时，“授（康君立）检校工部尚书、先锋军使”。“检校工部尚书”为正三品，康君立此时已为李克用手下高级将领之一。大顺元年（890），李克用舍战功较大的李存孝，反以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昭义镇为李克用地盘中最重要的方镇之一，论地位、权势仅次于李克用所担任的河东节度使。从康君立的升迁路径来看，李克用对其极为信任。虽然康君立后以言获罪，为李克用误伤而死，但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为褒奖康君立“首事”之功，仍“诏赠太傅”。

李克用

《唐大诏令集》卷 72《乾符二年南郊赦》载：“河东向管延资库斛斗五十万石。”有学者据此认为河东管内粮食较多，代北应不存在缺粮问题。但是，乾符年间，灾害、缺粮是全国普发性事件。如《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四月”载：“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佽助。”《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载：“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新唐书》卷9《僖宗本纪》载：“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悉盗起。”综合上述史料，本文认为河东代管的延资库粮食，在乾符五年（878）早已所存无几。

事变中，大同主帅段文楚应承担多少责任呢？相关历史文献早已给定答案。《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边校程怀信、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曹议曰：‘世多难，丈夫当投罅立功。段公乃儒者，难共计。沙陀雄劲，李振武父子勇冠军，我若推之，无不应，则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贵若何？’咸曰：‘善！’”《旧五代史》卷55《康君立传》载：“君立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谋曰：‘段公懦人，难与共事。方今四方云扰，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时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虽权系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沙陀部，复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以上记载已反映事变与段文楚关系不大。《段文楚墓志》载：“公未尝以喜滥赏一卒，未尝以怒恣罚一夫。既位居侯伯，方将己志答君知。”胡耀飞《斗鸡台事件再探讨——从<段文楚墓志>论唐末河东政局》认为：“就斗鸡台事件起因而言，段文楚本人的因素并不会比气候因素大。”这是很合理的判定。

之所以采取兵变而非逐帅的方式：一是段文楚为“儒者”或“懦人”，不会变通，无法合作；二是违抗唐中央朝典必要有一个“合法”的理由或合适的替罪羊。最终，康君立等人谋划的结果是将罪责全部归在段文楚身上。兵变之后，康君立等人策动大同镇将士给唐中央上书，不仅要求正式任命李克用为大同都防御使，而且极力攻击已死的段文楚，认为兵变是由段文楚一手造成。李克用欲凭此时机占据大同镇，与其父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相依，父子控制大同、振武2镇。如果这一企图实现的话，唐帝国北疆振武、大同、河朔等割据藩镇将联为一体，天下必再无宁日。唐僖宗知道此次事变的危害程度，所以认为“患系久长，故难依允”，最终决定武力平乱。

二、“斗鸡台事变”与唐朝对沙陀的控防政策

（一）河东镇与沙陀之间的矛盾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初，沙陀在吐蕃猜忌下，从甘州（今甘肃张掖）东迁降唐，唐中央令其归朔方节度使范希朝，以盐州（今陕西定边）为其居所。但是，唐中央在厚赏沙陀的同时，对其猜忌之心依然很重。《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六月”载：“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覆,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则记为：“（范）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馀众于定襄川。（朱邪）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河东，为唐帝国肇始之所，在地缘政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载：“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所以，唐中央必须要防备沙陀控制太原乃至整个河东，其策略是将代北划为沙陀生存发展空间，不许其势力南过勾注山。

云中镇位置示意图

之后，历任河东节度使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牵制代北沙陀势力的发展。元和五年（810），朱邪执宜以参与镇压王承宗之功任蔚州刺史，这是随范希朝东迁后沙陀上层第一次担任刺史。王锷担任河东节度使后，向唐中央建议：“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中央遂令王锷“建十府以处沙陀”。“十府”之“府”，应是军事性质的栅，这十个栅主要分布在朔、云、蔚等州。大和四年（830）四月，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奏授朱邪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阴山府”，为羁縻府。“代北行营招抚使”为使职，无官品，隶河东节度使。《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柳公绰“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则朱邪执宜所任之“代北行营招抚使”管兵约3000。朱邪执宜死后，其子朱邪赤心（李国昌）历任朔州刺史、代北军使，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等官职。“代北军”应由“代北行营”发展而来，“代北军使”或与“代北行营招抚使”同。“守捉使”为武职，朱邪赤心担任“云州守捉使”，代表唐中央未将云州刺史这一要职给予沙陀。从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所任官职看，沙陀对云州是缺乏经营的。所以在“斗鸡台事变”后，李“国昌穷，挈骑五百还云州，州不纳，（赫连）铎遂取之。（李）克用转侧蔚、朔间，裒兵才三千。”

河东镇上述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与沙陀矛盾激化。“斗鸡台事变”时，段文楚之子段景融任太原少尹，为河东节度使府高级僚佐。李克用残忍处死段文楚，或有报复河东镇的心思。据《段文楚墓志》，段景融听闻其父死讯，亦悲愤而卒。黄巢起义军占据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后，行营都监杨复光认为李克用“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之后李克用以平黄巢功第一升任河东节度使时，很快贴榜安慰河东军民“勿为旧念，各安家业”。所以，河东镇与沙陀争斗70多年的最终结果，是李克用占据了河东镇，从此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二）沙陀对大同镇的渴望

开成四年（839）后，回鹘已衰。朱邪赤心参与针对回鹘彰信可汗的军事行动，令其身亡。会昌三年（843）正月，朱邪赤心再次参与针对回鹘的军事行动。换言之，沙陀在攻残回鹘的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也是在这一年（843），唐中央建大同都团练使，领云、朔、蔚3州，次年（844）升为大同都防御使。沙陀是代北最具战斗力、也最有威严的民族。如果大同镇的建立是为防御回鹘乱军的话，其主帅选任沙陀领袖朱邪赤心应较合适。然而之后很多年，唐中央从未将大同镇主官一职委任给沙陀上层，相关史书也没有朱邪赤心担任大同都防御副使的记载。大同镇如此，更何况河东镇。如河东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都知兵马使等要职也未曾委任过朱邪赤心等人。事实上，从元和四年（809）沙陀随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东迁的时候，范希朝即谋划将沙陀活动范围控制在陉北，即代北。所以，大同建镇，虽主要是防备回鹘，但也包含了唐中央另一种考量，即控制、防范陉北沙陀，笔者将其简称为“控防”政策。沙陀内心自然不服，典型反映沙陀与大同镇矛盾的事件是李克用对时任大同都防御使支谟轻视无礼。《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本纪上》载：李克用“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谟之座，谟亦不敢诘。”亦即支谟主政大同时，已不能有效制衡沙陀，反而自身经常被威胁。之后唐中央选任文官段文楚为大同都防御使，注定其不会有任何作为。

但在咸通十年（869），唐中央再也无法对沙陀的战功视而不见。这一年，朱邪赤心领兵随康承训镇压庞勋之乱，功勋卓著。是年（869）十月，唐中央无奈之下升大同都防御使为节镇，以朱邪赤心为大同节度使，赐国姓李，名国昌。从此，李国昌身为沙陀领袖，名闻天下。但唐中央耍起了手段，留国昌为左金吾上将军，令其宿卫京师，大约一段时间后方令其赴大同节度使任。据《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唐中央很快又以回鹘之乱的名义命李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再转振武节度使。然而，唐中央的上述猜忌政策，令李国昌怨气极大。李国昌在振武节度使任上“恃功恣横，专杀长吏”。胡三省注曰：“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杀段文楚而后动于恶。”虽然唐中央听之任之，但沙陀依然不遵法纪。“斗鸡台事变”，李克用企图以兵变的方式令唐中央承认自己对大同镇的事实占有，以示抗争之心。

为何唐中央始终对沙陀不放心，而要以河东、大同2镇去控防沙陀呢？在同时代，与李国昌经历相似的名将还有一位，即李思忠。回鹘大贵族嗢没斯降唐后，唐中央在会昌二年（842）予其怀化郡王爵，赐姓李，名思忠。但是，即使如此，李思忠仍担心唐中央猜忌自己，请求与弟弟李思贞、大将爱弘顺等人留居京师为人质，唐中央很快允其所请。我们或许能从李思忠的命运略知沙陀东迁降唐后唐中央对其矛盾态度。

三、结语

乾符五年（878）初，云州牙将康君立谋划联络大同镇部分将士，以李克用为主，残忍处决大同镇主帅段文楚等人，制造了“斗鸡台事变”。事变虽与代北饥寒有关，但主要是其时天下大乱，大同镇部分将士贪图功名富贵。沙陀上层不甘连续数十年被河东、大同2镇压制，遂参与兵变，企图占有大同、振武等地。乾符六年（879）夏，唐中央决定对沙陀让步，令李克用为大同节度使。《支谟墓志》载：乾符“六年夏，任遵谟入奏，固称（李）克用身在，大言于朝，遂除（李克用）蔚、朔、云三州节度使。”从此，李克用以大同镇为基地，与天下群雄争锋。

对唐帝国而言，乾符五年（878）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命运转折。其时，回鹘、吐蕃早已衰落，对唐帝国构不成威胁。但是，唐帝国内部社会危机严重。乾符五年（878）二月，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战死，其部众以黄巢为王。也在这一年，大同镇爆发“斗鸡台事变”，振武镇、大同镇实际占有者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公然违抗朝命，预示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趋向解体，方镇终将为乱后世。从此，中国历史将再次分裂，五代十国很快迎面而来。之后北宋采取以文制武之策，或许与“斗鸡台事变”所引发的方镇跋扈不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斗鸡台事变”宣告了大唐秩序的终结，为五代十国方镇割据之肇始，又预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对中国中古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