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抚到招讨：晚唐代北行营的分期与作用

来源:民族史研究

摘要：唐末代北地区的沙陀势力一度是唐王朝的大患，代北行营即唐廷对付沙陀势力而设的军事机构，但名为”代北行营”的记载并非同时指向讨伐沙陀的行营机构。本文梳理了代北行营的建置历史，探讨了代北行营的分期、组织结构等，阐述了不同时期代北行营的不同功能。

一 、沙陀东迁与代北行营的初置

关于代北行营的最初设置，孙瑜在其《唐代代北军人群体研究》中列出了几个与代北有关的职官：代北（行营）招讨使、代北行营招讨供军使、代北行营兵马使等。但她并未区分以及详细考察“代北”和“代北行营”。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代北行营，即晚唐出于控压北方势力而设置的行营组织。

这一组织的设置，可以追溯到沙陀在代北的出现。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代北行营的设置。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载，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其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全文同）：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陉北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两点信息：第一，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奏请以朱邪执宜为代北行营招抚使，则代北行营当隶属于河东节度使，《新唐书·沙陀传》即曰：“大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第二，代北行营招抚使朱邪执宜的任务是负责捍御北边杂虏，从此处语境来看，主要指回鹘。这两点可补证前人对于行营的一些看法。

其中第一点涉及行营的设置场合。张国刚认为：“藩镇军队只有离开本境执行军事任务，才可以说是行营，仅仅戍守本道则否。”并举贞元二年（786）九月“淄青兵四千自行营归，过滑州”的例子，援引胡三省注曰：“自（李）正己以来，淄青兵未尝应调发赴行营也。此必李纳遣兵自戍其境，亦称行营耳。”然而从代北行营的设置来看，朱邪执宜亦未尝出境而称行营，则行营之设，并不是专门针对离开本境，而是但凡离开藩镇治所州，即可设置。何况，贞元二年的例子中，淄青兵即便自戍本道而还，从地理上也不可能经过滑州，则这里的行营尚待考证。

第二点涉及行营统帅的名号。张国刚认为：“与招讨使相似的又有招抚使，在名份上要比招讨使显得温和。”张氏对此并未详论，但加有一条脚注，来自《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九月的一条材料：“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其中刘沔为河东节度使，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可知张国刚当从刘沔、张仲武之任招抚使得出结论，谓招抚使比招讨使显得温和。但同时所任命的回鹘西南面招讨使李思忠则依然是招讨使，而非招抚使，且此人原是回鹘降人，降唐后受命为归义军使，此处单纯接受招讨任务，并无调发行营兵权，与身为节度使兼招抚使的刘沔、张仲武不可同等视之。故招讨和招抚的区别并不在于温和与否。从代北行营招抚使朱邪执宜的例子来看，招抚使与招讨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唐朝与回鹘和平时期，承担抚绥回鹘的任务。这里的招抚，并非温和的招讨，而是招讨之外兼有抚绥回鹘民众的职责。

二 、代北行营的分期与组织结构

代北行营第二次出现，则已经到了唐末。故可将前文所述朱邪执宜的代北行营归类为第一期，唐末的代北行营则又可分为第二期和第三期。以下分期对代北行营予以整理，并就代北行营的组织结构予以阐释。

（一）代北行营的分期

第一期。

前文已述朱邪执宜就任之代北行营招抚使，此行营即第一期代北行营，时间在大和四年（830）。但这一期行营持续了多长时间，则尚无详细史料。在前文提及的会昌年间对回鹘的招讨中，虽有朱邪赤心参与的身影，但并不见代北行营的名号。这大概与朱邪执宜在开成年间去世，唐廷对朱邪赤心（李国昌）尚无充分信任有关。此后回鹘政权四分五裂，代北行营更无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朱邪赤心并未单独被授予单个行营的招讨使，但在日后讨伐庞勋之乱时，作为河东行营的将领之一，依然受到了重用。据《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年（869）正月，“将军朱邪赤心充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咸通十一年（870）正月，“以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朱邪赤心为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仍赐姓名曰李国昌。”这里的“太原行营”或“河东行营”，当即唐廷派往讨伐庞勋的河东部众所在之行营，李国昌在此行营所任职则是统辖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的招讨使，前往平叛。胜利之后，被任命为振武军节度使，并获赐宗姓。

第二期第一阶段。

第二期已经完全与第一期的代北行营性质不同，因为这是针对招讨沙陀而设置的行营。因此，相比于第一期的代北行营，第二期的代北行营在人员组成方面都不一样。以下先根据史料，对第二期代北行营再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先就存在于乾符五年（878）七月至广明元年（880）二月的第二期代北行营第一阶段之沿革进行梳理，以下引《旧唐书·僖宗纪》，其中涉及行营名号者加着重号标识：

（乾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太原节度使窦澣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将发，求赏呼譟，杀马步军使邓虔。窦澣自入军中安慰，仍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朝廷以澣非御侮才，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又以左散骑常侍支谟为河东节度副使。

（乾符五年）七月，滑州、忠武、昭义诸道之师会于太原，大同军副使支谟为前锋，先趋行营。

（乾符五年）八月，沙陀陷岢岚军，曹翔自率军赴忻州。翔至军，中风而卒，诸军皆退。太原大惧，闭城门，昭义兵士为乱，劫坊市。

（乾符五年）十一月，制以河东宣慰使、权知代北行营招讨崔季康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代北行营招讨使。

（乾符五年）十二月，季康与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钧，与沙陀李克用战于岢岚军之洪谷，王师大败，钧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义军乱，为代州百姓所杀殆尽。

（乾符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河东节度使崔季康自静乐县收合余众回军，军乱，杀孔目官石裕。季康委众遁归行营，衙将张锴、郭朏率其众归太原，兵士鼓譟，攻东阳门，入使衙，季康父子皆被害。

（乾符六年三月）制以邠宁节度使李偘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等使。

（乾符六年）八月，制以特进、检校司空、东都留守李蔚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兼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

（乾符六年）十一月，制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河东行军司马、雁门代北制置等使、石岭镇北兵马·代北军等使、上柱国康传圭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时传圭已率兵在代州，是月自行营赴任，两都虞候张锴、郭胐迎于乌城驿，并杀之，军中震悚。

（乾符六年）十二月，制以河东马步军都虞候朱玫为代州刺史。

（广明元年）沙陀部落踰雁门关，进逼忻州。二月，沙陀逼太原，陷大谷。康传圭遣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分兵拒之于秦城驿，为沙陀所败。传圭怒，斩苏弘轸。张彦球部下兵士为乱，倒戈攻太原，杀传圭，监军使周从寓安慰方定。是月，制以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郑从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兼行营招讨供军等使。

以上是取自《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基本反映了唐廷对沙陀的一系列动作，起因则是李克用对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的加害。《资治通鉴》系此事于乾符五年（878）二月，《旧唐书》则系于咸通十三年（872）十二月。无论如何，从乾符五年七月开始，已设置行营。

这时的行营，已经是专门针对沙陀人的行营。乾符五年七月，滑州、忠武、昭义诸藩镇的军队会太原，表明行营的兵源开始配备。大同军副使支谟先驱行营，当指从太原出发，开赴忻州之诸道兵所组成的行营。不过到了八月，因为河东节度使曹翔中风去世，导致行营诸军又退回太原，并引发昭义镇兵士作乱。此后，代北行营由崔季康“权知”，至十一月正式任命其为“代北行营招讨使”。乾符五年十二月，代北行营与李克用军队正式交锋于岢岚军。此时的行营中，多了一位“北面行营招讨使”，当是代北行营分兵于岢岚军以北，故称“北面”。不过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钧战死后，可能也就废弃了。乾符六年正月，崔季康父子皆被害。唐廷于三月任命新的河东节度使李偘，不知是否亦有兼任行营职务。到了乾符六年八月，又以新任河东节度使李蔚为“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十一月，康传圭出镇河东，《新唐书·僖宗纪》谓其为“代北行营招讨使”。然而至广明元年二月，康传圭在沙陀李克用进逼太原的情况下，为部下所杀。唐廷即任命郑从谠为河东节度使，并兼任“（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

以上即第二期代北行营的第一阶段。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代北行营“招讨使”或“招讨供军等使”，基本由河东节度使兼任。亦即，所谓“代北行营”，是指讨伐代北的行营。其范围，除了历任河东节度使以“代北行营招讨使（招讨供军等使）”为名义率领的河东军队和滑州、忠武、昭义等外地藩镇军队外，亦有屯戍代州的“河东土团”，由康传圭统帅。康传圭接任河东节度使后，代州戍兵由朱玫统帅。

在这一阶段，代北行营一共进行了洪谷、秦城驿两场战役，都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还发生了邓虔、石裕、崔季康父子、康传圭先后被杀的四次事件，以及昭义军两次作乱，极大地消耗了行营的内部力量。因此，讨伐一直未能成功。

第二期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代北行营，主要存在于广明元年三月至广明元年七月。以下先具列《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并以着重号标识行营名号：

（广明元年三月）是月，沙陀寇忻、代，诏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率东都防御兵士赴代州。

（广明元年四月）丁酉，制以检校吏部尚书、前太常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李琢为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充蔚朔等州诸道行营都招讨使；应东北面行营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重盈、朱玫等兵马及忻、代州土团，并取琢处分。以内常侍张存礼充都粮料使，判官崔鋋充制置副使。

（广明元年）六月，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浑首领赫连铎等军讨李克用于云州。时克用令其大将军傅文达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吐浑赫连铎遣人说高文集令归国。文集与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时克用率众御燕军于雄武军。

（广明元年）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克用闻之，亟来赴援，为李可举之兵追击，大败于药儿岭。李琢、赫连铎又击败于蔚州，降文达。李克用部下皆溃，独与国昌及诸兄弟北入达靼部。乃以吐浑都督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浑白义诚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检校司徒、平章事。

以上依旧是《旧唐书·僖宗纪》的相关记载，可见代北行营在广明元年三月至七月的情况。

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代北行营归为第二阶段，从起始来看，是因为广明元年四月，李琢作为“蔚朔等州诸道行营都招讨使”，得以指挥唐廷所任命驻守代州的“北面行营副招讨（使）”诸葛爽、代州刺史朱玫等。至六月，唐廷直接称呼李琢为“代北行营招讨使”，而李琢并不是河东节度使，此时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也未再以行营职务出现。可见，代北行营已经完全从河东节度使名下，转移至代北地区。此外，诸葛爽于三月受命的“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在《新唐书·僖宗纪》中记载为“蔚朔招讨副使”，且时间在五月，则此处“北面”之意与前面第一阶段李钧的“北面”稍有不同，或为“蔚朔”的另一称呼。

最后，李琢在沙陀三部落首领李友金、米海万、史敬存的协助下，大败李国昌父子。

第三期。

这一期的代北行营，始于中和元年（881）正月，大约至中和元年八月结束。以下按时间具列《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并以着重号标识相关行营名号：

（中和元年正月）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谠发本道之师，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

（中和元年）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

（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达靼，召李克用军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门已北军镇。

（中和元年）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李克用检校工部尚书，兼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

（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赴代州，遂率蕃、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称准诏赴难长安。丁巳，沙陀军至太原，郑从谠供给粮料。……六月，沙陀退还代州。

（中和元年）八月，代北行营兵马使诸葛爽、朱玫、拓跋思恭等军屯渭桥。朱玫屯兴平，爲贼将王璠所击，退保奉天。诸葛爽降贼，僞署爽河阳节度使。

以上依然是取自《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大致可见代北行营在中和元年正月之后的发展情况。

此一时期的代北行营，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基本失去了原来招讨沙陀李国昌父子的意义。这里所谓“北面行营”，当即“代州北面行营”“代北行营”。因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京师长安，故唐廷于中和元年正月征兵于河东道。代北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马步都虞候朱玫以及行营诸将李思恭等，都在被征召之列。随后，行营都监押陈景思又入达靼招抚李国昌父子。中和元年四月，李克用被任命为“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雁门即代州，雁门已北行营即代州已北行营，亦即代北行营。则此时的代北行营，再次转变为代北人士的行营，其性质或转变为由代北兵马组成的征讨黄巢的行营。但因为战场并不在代北，李克用可能也忌讳此前用于招讨沙陀部族的“招讨”等字眼，故以“兵马”“节度”称之。当李克用、诸葛爽等真正投入围攻黄巢的战争后，所谓代北行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开始融入讨伐黄巢的行营。此后，李克用虽曾于中和二年三月攻下蔚州，但不久加入讨伐黄巢的行营，成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而原属唐廷的诸葛爽投降黄齐政权，朱玫占据邠宁镇，不一而足，代北行营最终消失。

（二）代北行营的组织结构和兵源组成

根据上面对代北行营的分期整理和史料罗列，基本能够厘清其组织结构和兵源构成。以下先以表格来显示其组织结构：

根据表一，代北行营在晚唐时期前后三期共四个阶段的组织结构可清晰呈现。其中第一期，从仅有的记载，可知代北行营设“招抚使”一名，其余情况不得其详；第二期第一阶段，代北行营设通常由河东节度使兼任的“招讨使”或“招讨供军使”，后者兼具招讨与供军的职能，在其下则是代北地区各支州刺史如代州刺史；第二期第二阶段，代北行营设“招讨使”，不再由河东节度使兼任，其下则有“副招讨使”“马步都虞候”，以及负责粮运的“都粮料使”和“制置副使”，以及负责监察的“都监押”；第三期，代北行营设“兵马节度等使”，其下则有多位“兵马使”。

若就兵源而言，则又可申论如下：

第一期代北行营的相关史料不多，从朱邪执宜以沙陀部众出任代北行营招抚使来看，所能统帅的当即其部众。代北地区民族成份在晚唐时期十分复杂，除汉族和沙陀三部落外，樊文礼还梳理出突厥、吐谷浑、六胡州粟特人、铁勒契苾部、达靼、奚、回鹘、党项、契丹等部族。这些部族在沙陀人占强势的情况下，在日后融合成为新的沙陀部族，偶尔也有继续保持本部族色彩者，不一而足。

第二期代北行营第一阶段。此时已经进入唐末，王仙芝、黄巢正在中原及以南地区与唐廷陷于胶着状态。直到乾符五年（878）三四月间，黄巢渡江南下之后，北方地区方有得以喘息的机会，唐廷也能腾出手来对付沙陀问题。于是乾符五年七月，滑州、忠武、昭义三个藩镇的军队会于太原，与太原本地的河东军组成代北行营。不过在乾符五年十二月洪谷之役失败之后，原本即作乱的昭义军士被杀，河东军士也杀害河东节度使崔季康。乾符六年三月，唐廷再任命邠宁节度使李偘出镇河东，当是以邠宁兵马震慑住了河东军士。此后，经历李蔚（此年八月上任）、康传圭（此年十一月上任）两任河东节度使，河东地区一直较为安定。其中康传圭离任代州，由朱玫接替为代州刺史，所带去的当有邠宁兵马，因为朱玫在日后入关中围剿长安黄齐政权时，即以邠宁镇为根据地，并在光启年间立李熅为僞帝。广明元年（880）二月，沙陀再次兵临，康传圭亦死于河东军士动乱。

第二期代北行营第二阶段。由于河东的动乱，唐廷任命郑从谠为河东节度使，并兼代北行营招讨使。在广明元年三月，又让汝州防御使诸葛爽率东都兵北上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入住代州。当时，黄巢军队已经从广州北还，但三四月份时尚在江南，被高骈所压制，故唐廷方能放心地让诸葛爽北上。随后四月，又任命朝臣李琢为都招讨使，取消了郑从谠的行营指挥权。从而李琢得以指挥“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重盈、朱玫等兵马及忻、代州土团”，其中李孝昌率鄜延镇兵马，李元礼率朔方镇兵马，诸葛爽率东都兵马，王重盈率河中镇兵马，朱玫率邠宁兵马，再加上忻、代二州地方土团，则此行营阵容可谓庞大。六月，又有幽州节度使、吐浑首领赫连铎，乃至高文集、李友金、米海万、史敬存等沙陀三部落亦被策反。此外，据前引第二期代北行营第三阶段的材料，诸葛爽、朱玫赴关中时，亦有“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字样，则党项部落此前也在第二阶段的行营。在如此庞大的行营围剿之下，最终李国昌父子兵败北逃。

第三期。随着广明元年十二月长安陷落后，代北行营都监押陈景思趁此屡次劝谕李克用归国勤王，并于中和元年四月终于使唐廷任命李克用为“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从而使代北行营的性质再次发生了转变，兵源也变成了李克用部为主。原先在唐廷所设代北行营下的诸葛爽、朱玫等军相继入关中勤王，实际上已经脱离代北行营。李克用则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军事集团。

三 、第二期代北行营的作用

前文已述，第一期和第二期代北行营并不相同，与第三期代北行营有相似之处。第一期代北行营基本在于利用沙陀人对回鹘人进行抚绥，而第二期代北行营主要是针对沙陀人的招讨，第三期可算对代北沙陀人进行收编，以备招讨黄巢。因第一期代北行营材料较少，本文第一部分已经略尽述之，故本节主要讨论第二期代北行营。如前所述，第二期代北行营的作用是招讨沙陀李氏父子，而李氏父子正是李克用河东集团的开创者。亦即，代北行营对沙陀李氏父子的招讨，并未完成其使命，反倒“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那么，在第二期代北行营和沙陀李氏父子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呢？对此，需要先从沙陀人和唐廷两方面加以考察。

唐廷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通常采取两种方式：羁縻和郡县。这基本是区分李师鸿宾所谓“二元结构”的标准，即羁縻地在外缘，郡县地在内缘。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有一条截然两分的界线，羁縻和郡县其实是互相交错的，或内或外。这也不是说羁縻统治的是非汉人，郡县统治的是汉人，两者其实也互有渗透。比如作为郡县的唐代河朔地区存在有大量胡人，而类似于羁縻的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归义军则基本是汉人政权。

对于这两种方式，学界皆有深入探讨，此处不赘。本节所要讨论的是郡县方式。郡县方式又有两种途径：以蕃官治、以汉官治。这两种途径交替无常，应时而变。比如河朔地区，安禄山时期以蕃人治之，到了晚唐，则多次试图任命汉人莅民。在代北地区亦是如此，根据孙瑜列表统计，唐末以前，直接统治代北地区的历任大同军防御使，即在汉人与蕃人之间交替。这不独在大同军防御使上如此，代北其他州县也是一样。特别是征讨李克用时期，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失败北逃之后，唐廷“以吐浑都督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浑白义诚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正是以蕃官治边的贯彻。

这一途径，虽然也可以追溯到代北行营第一期对朱邪执宜的招抚使任命，但乃至玄宗时期的蕃将节度使任命，但这两例是从军事角度进行的边防考虑。而在唐末的情况，则是在王仙芝、黄巢动乱的大背景下，唐廷对边疆控制力较弱，从而导致不得不依靠当地人予以治理。对赫连铎等人的任命，正是在这一时局背景下的动作。就第二期代北行营而言，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行营的征讨，铲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即李国昌父子。若在唐末政治军事背景下，则可以说是防止地方独立性的进一步加强。

众所周知，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的后果之一，即导致南北方皆出现地方独立化现象，乃至最终演变为五代十国。对于这种独立现象，已有学者予以揭示，此不赘述。而这种独立之所以能够出现，则可追溯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军队的私人化，即在地方化的基础上方能实现私人化。代北地区的李国昌父子，在沙陀部落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军队，则并没有一般而言的从地方化到私人化，相反需要从私人化到地方化进行转变。正如李师鸿宾所论，沙陀人与党项人一样，试图通过唐廷的承认而获得中原的认同。亦即，沙陀李氏父子的目的在于使自身的部族予以州县化乃至藩镇化，从外缘进入内缘，以取得对代北、振武、河东地区的长久控制。这一努力，除了在民族特性上，以所谓“汉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外，还体现于对地方行政官职的积极谋求。这种谋求，即是从私人化到地方化的过程。

相比于从地方化到私人化，从私人化到地方化所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王仙芝、黄巢之乱后兴起于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独立化现象，基本是地方豪强在自己所掌握的豪强武装的基础上攻占州县，并逼迫已经无能为力的唐廷授予他们县令、刺史，乃至节度使的位子，这就直接导致了唐廷对这些地方失去控制。因此，唐廷需要在从私人化到地方化这一点上，阻止其进程，包括边疆地区的代北。

结合前面说到的唐朝统治边疆政策的郡县方式，则可以看到，唐廷一方面防止李国昌父子从私人化到地方化的转变，一方面又以蕃官统治地方郡县。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是唐末朝廷在面临王仙芝、黄巢之乱的大背景下，无法集中全力平定沙陀部所致。因此，它需要借助沙陀其他部族，乃至其他北方民族的借力，加入由各道军队组成的代北行营。

然而，唐廷虽然在代北行营第二期用尽全力战胜了李国昌父子，但最终在黄巢占领长安的紧急态势下，只能再次如庞勋之乱时期那样，请李克用出兵平叛。这一政策的转变，最终加速了李国昌父子从私人化到地方化的进程。在李国昌时期，他在庞勋之乱结束后，谋求的尚且是大同军节度使。但在李克用时期，黄巢之乱全部平定后，则进一步谋求河东节度使一职。最终，李克用如愿以偿，河东地区也从此不在唐廷管辖范围内了。至于日后名义上以唐廷为尊，藉以讨伐朱梁政权，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结 语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情况下，行营作为对叛藩进行征讨的手段，经常被运用。但在代北的行营则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现象，依据前文论述，可分三期四阶段：

第一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晚唐宪宗元和年间，沙陀三部落在朱邪执宜的统帅下东迁至代北地区，并受命成为代北行营招抚使，这一职务的主要任务即招抚回鹘势力。通过对代北行营招抚使的考察，可知行营的设置并不局限于藩镇军队离开本道，或为离开治所州而言；此外，招抚使也并非招讨使的温和称呼，而是兼具招讨与抚绥两项功能。

第二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的大背景下，唐廷趁黄巢渡江南下的时机，调集东都、河北、关中地区的军队，加入河东地区对沙陀李国昌父子的讨伐行列，组成代北行营。在第一阶段，招讨使一般由河东节度使兼任，并兼具招讨与供军的职责。在第二阶段，则鉴于军事上的失利，直接任命招讨使，不再由河东节度使兼任，并单独设置供军的都粮料使，以及配置都监押。最终，李国昌父子战败逃入达靼，第二期代北行营的任务也圆满完成。

第三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黄巢占领长安之后。唐廷为了尽快平叛，赦免李国昌父子，并任命李克用为代北行营兵马使。这时的代北行营，某种程度上是整合沙陀势力，以备讨伐黄巢之用，故不再使用“招讨使”这样的名号，而代之以“兵马使”。

此外，第二期代北行营的作用，若从整个唐末形势的角度出发，则更多的是唐廷对于当时地方独立化倾向的一种阻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代北行营的招讨对象并非代北地区的整体沙陀人，而是其中具有独立化倾向的李国昌父子。唐廷启用“以蕃制蕃”策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附记：本文曾提交第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中央民族大学，2014年6月28-29日），承蒙李师鸿宾、萧超宇博士指正，谨致谢忱！随后收入苍铭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2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211页。此文发表时，笔者尚未知悉《段文楚墓志》的出土，故相关讨论颇有不确定因素。《段文楚墓志》出土后，笔者撰有《斗鸡台事件再探讨——从〈段文楚墓志铭〉论唐末河东政局》（刊苏小华主编《中国中古史集刊》，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7-286页），可作为最新认识。但对于代北行营本身，《段文楚墓志》出土与否，关系不大，故此文尚可供大家参考，敬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