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

作者：许金芳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与外国人的接触日益增多，随之，对外贸易也日渐活跃起来。

在太平天国对外贸易中，输出贸易以生丝、茶叶、棉花为大宗，输入贸易则以军火，粮食为大宗。前者学者多有较详的论述，而后者由于史料的零星与缺乏，则论述不多。本文不揣浅陋，就视野所及的太平天国资料，对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一、军火贸易的缘起及其走私性质

军火贸易是太平天国实行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也是其面临复杂严峻的战争环境的产物。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后，一直推行开放正当的对外贸易，积极争取外援，同时要求各国商贾交纳关税、遵守太平天国各项贸易法令、制度和政策。特别是从血与火的战场上，太平军将士亲眼看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因而在对外贸易中，“他们最关心的是外国的武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定都天京后不久，镇江太平军即对过往的英国舰船表示：“如有大炮、火药、米粮，可来销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7册，第123页。）”1858年底，太平天国芜湖守将候裕田曾向航行于长江的英舰巴克舰长恳求“相赠小洋炮壹贰杆，洋粉若干，洋炮火嘴拾余个”（《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1861年6月，驻防乍浦的太平军首领鸿天福陈某照会英国水师提督何伯表示太平军将不攻打宁波，并提出与之进行枪枝、火药交易，保证“无论价钱如何，一应付给。（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Volume Ⅲ：Documents and Comments,P1141。）”甚至在战火频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还致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军火交易事宜：“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曾与太平军大做军火生意的美国琼记洋行商人罗伯特·费伦向上司汇报说，太平军“欢迎外国人同他们做买卖，……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P95．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强纷纷宣布所谓“中立”政策，禁止除鸦片以外的所有与太平天国的贸易。1855年，英国甚至颁布法令，严禁在华臣民向太平军“提供出售或代办任何种类之战争物资。或代为装备船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清政府也屡屡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对“擅赴内地或竟私运枪炮火药者，立即押回，交与本国领事查办，货物入官充公。（《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但军事斗争对军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力却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难以禁止的。一方面太平天国一直谋求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精锐的武器和装备；一方面是违背清廷和列强禁令、不避路途艰险的冒险军火商贩的源源前来，军火交易一直禁而无绝。

二、军火贸易的方式、地域、规模及运输线路考察

太平天国对军火贸易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自先是有组织地派人购买。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在嘉兴、盛泽总理太平军粮响、关卡的耕天福汪心耕、锡天福沈枝珊先后派人携汇银两潜入上海，“侦探官兵信息，并购买洋枪火药，接济贼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页。）”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下令周庄、陈墓各乡官，“赴沪采办洋枪一千杆，铜帽二十万，大红绉二百匹”，以为军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1862年2月,驻守南汇的太平军首领里天福徐某曾派三名太平军携洋银1400元到松江购买洋枪火药（《太平天国》，第六册，第490页。）。在上海，太平天国专门委派了秘密的军火代理人,同华尔的洋枪队争购洋枪弹药（《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其次是请来访或服务于太平天国的“洋兄弟”来购买军火。1860年5月，太平天国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1年初，英国水手呤唎在南京参加太平军后，忠王李秀成除请他教练太平军外，还多次派他为太平军采购军火。1863年12月李秀成最后一次颁发路凭给呤唎，派他“前往上海、宁波一带采办兵船”（《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72页。）。1863年3月至6月，太平天国殿前副掌率总统水陆马步军务蔡某、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三十九天将李某、忠闳朝将队内鳞天安余某也先后发给“洋兄弟”路凭,前往太仓、上海、嘉兴等地采办军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同年8月，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投归太平军后,慕王谭绍光曾派他赴上海购买洋枪军火，并示意他能买到多少枪枝，就让他带多少部队（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页。）。第三是积极主动与冒险前来的外国商人、军火贩子开展军火交易。这些与太平天国做军火交易的外国人成份复杂，主要有以下五类:（1）同情、赞成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人。他们对列强实行的所谓“中立”政策甚为不满，认为“既云外国人卖军火与长毛有罪，则土、何提督帮助官兵亦该有罪。”有位自称洋差的外国友人公开宣称他曾“屡卖洋枪与长毛，日后仍有洋枪等要卖，即前此太仓长毛所用洋枪，皆我亲往卖也。（《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3页。）”（2）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在华外交官员。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兼驻沪副领事金能亨（Curningham，Edward）将一艘轮船和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1863年9月，清军在一只宁波钓船上查获了九名向太平军贩卖军火的外国人，其中有一名为“在申执事之人”。这些有头面的人亦为厚利所趋，而从事走私。（3）贪图横财暴利的商人。据曾为太平军俘虏的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回忆，当时“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须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页。）。又据两江总督怡良1853年11月奏称：“向来夷人火药每桶卖洋银三元者，今增长至二十五六元不等”，“贼匪放价收买，奸夷贪利私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页。），外国商人为之趋之若鹜。“向来有不法之外国人每带外国洋枪至苏州卖与长毛，虽华官稽查甚严，其中偷漏者不少。（《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页。）”据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值得注意的是，除一般散商外,洋行仗其雄厚的实力，在与太平天国军火贸易中占了很大部分。据1862年英军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水师提督何伯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当时“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地做枪炮生意”，“许多船只为上海的洋行运送枪械弹药给叛乱军，他们远离领事馆可以监督的范围，在预先约定的地点卸货，以便让太平军来领取。（（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一些有名的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卡宾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左轮手枪卖给太平军（（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862年5月，洋枪队攻占嘉定、青浦后，曾在两地发现有数十尊1861年制造、印有英商“同珍洋行”字样和皇冠商标的铁制大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4）散居在通商口岸的外国无赖、罪犯、冒险家。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期，“外国人来申游荡无业者，或卖洋枪济匪，或无赖滋事，人数甚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31页。）”1862年10月李鸿章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也抱怨说：“贼中洋枪甚多，力可及远，皆中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原注）、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二，第14页。）”（5）与太平军兵刃相见的外国军官、士兵。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外国商人及英法海军争相售以军火，并供应食品。1863年1月，进攻绍兴的“常捷军”,由于宁绍道台不给之食，有四名法国小军官“即将枪械卖钱食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甚至连后来的常胜军首领戈登也为暴利所诱，假手洋商与太平军大做军火交易（参见简又文：《太平开国典制通考》（中），第716～719页。）。

太平天国对冒险前来的外国军火商贩的态度是积极而主动的，他们为这些外商专门颁发了路凭，甚至还要求沿途各卡提供食宿（《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太平天国与外国的军火贸易主要是以上海、苏州、南京、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及苏（福）、浙（江）占领区域内进行的。其运输线路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外商利用大轮船从新加坡、香港等地由海路径至上海、宁波及镇海、乍浦、漳州等沿海口岸，然后就地或贩至各地卖给太平军，浙江太平军尤以此路接济军火；二是利用长江航运的便利，外国人借通商之名，趁机在长江沿岸各埠暗与太平军做军火生意，此路所得军火军需主要用以加强南京太平军的防卫力量；三是从上海经水陆各路至苏州及其附近各地（其中由苏州到上海路线有四条：（1）由吴江水路至上海；（2）由吴县水路至上海；（3）由平望水路至上海；（4）由盛泽水路至上海。由上海至苏州路线有六条：（1）上海——青浦——沈韩泾——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196里；（2）上海——青浦——朱家角——滕村——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10里；（3）上海——青浦——拓华寺——斜塘镇——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04里；（4）南黄浦——闵港——金泽——莘塔——同里——苏州；（5）上海——青浦——曹滕桥——昆山——苏州；（6）黄渡——昆山——唯亭——苏州。以上路线系参照（1）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7、429～430页；（2）《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第287页及第一辑第314、367页；（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84页等资料制成。），这条线路为太平天国后期与外国军火交易的主要区域，所得军火主要补给忠王李秀成各部的军备力量。其中主要的交易地点有：

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境内主要为天京（南京）、镇江两地。早在1853年3月，即有“洋人自上海以大轮船泊下关，……出其枪械、火药示贼军，贼大喜，鼓吹迎其酋入城，与之联教通款，俾常接济军火,……洋人大获其利。（（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9页。又见（清）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9页。）”几个月后，这位名叫嘞呐吐（即温那治）的英商又雇佣二只宁波钓船，装载洋枪200杆、洋刀100把及火药、洋硝等物，“至镇江卖给贼匪”。此后，天京中外贸易日渐繁盛，不但城外的小浜边太平军兵营有外国人“在该处私贩军火济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四城之外的买卖街道也“极多做洋枪铺户”。城内的法国商人“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有轮船名不设，泊仪凤门外，专做此等生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56页。）”1860年后，在镇江至天京间外国人与太平军军火交易屡见不鲜,以致长江开放通商简直像是“专为以供应品接济太平军而设的了”（（英）莱特著、姚曾广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2页。）。

在苏福省境内，除上海、苏州、太仓、松江外，尚有吴江、青浦、嘉定等地。1860年7月，曾有外国黑人商贩在吴江居住十多天，将四门大炮、六大桶火药、八枝五尺长洋枪价值银万余两的军火卖给太平军,不久又将载来的两船火药枪炮赴苏州售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2页。）。同年，清军在黄渡以东堵截了三只在青浦将“枪药济匪”后空船东返的外国商船，迫其返回原路（《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页。）。1860年8月《北华捷报》报道说,当时上海一些有身份的外国人将以鼻烟名义包装的火药及其它武器在“黄埔江与苏州河上游各地向叛军出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水陆交通的发达，大大便利了军火贩运，使苏福省境内的军火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火补给地。

在浙江省境内主要有宁波、镇海、绍兴、嘉兴、乍浦等地。1862年江南海关探闻“（太平军）近于宁波、镇海地方，截掳海船，并以重价购买外国轮船及枪炮等项。”因而建议清廷：“暂停宁波通商，庶免为贼勾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38页。）。清宁波海关并派出炮艇巡视舟山一带海面，多次截获走私火器、军械给太平军的外国船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军余部南走福建。10月，侍王李世贤驻节漳州，修内政，办外交，重整旗鼓，声誉大振，吸引不少国际友人前往投奔太平军，外国商人纷纷前往接济太平军军火。李世贤所部“枪炮铅药皆运自夷舶”（（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开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下册，第656页。），武器精良，并得到欧洲兵法的教练,“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

太平天国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国商贩那里购得的军火种类繁多，包括各种枪炮及军械配件、兵船、弹药等。数量也是惊人的。如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即10947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9．P145．）。太平天国占领宁波后，与外国军火贸易规模巨大,“大炮成百地、枪枝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17，1862．No．616．）。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2年春，太平天国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子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据曾投归太平军的美国人马惇估计，苏州太平军中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则全部配备来复枪（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3页。）。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军进攻天京郊外曾国藩的湘军营垒时，军中拥有“洋枪多至二万杆”，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开花炮（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页。）。太平天国其他将领如辅王杨辅清、护王陈坤书、慕王谭绍光、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听王陈炳文、荣王廖发寿、堵王黄文金、会王蔡元隆等所部营中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洋枪队、洋炮队。其中归王邓光明的洋炮队“洋炮精悍，为诸贼之冠”，规模达5000人（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三，第41页。）。故时人评论说：“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页。）”太平天国与外国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由此可窥一斑。

三、军火贸易的影响

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国积极开展对外军火贸易，大量购买西方先进军事武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洋务运动的发生和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大量外国军火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太平军的军事装备，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不久即开始购买、使用洋枪，各主要部队中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可以说,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一直比清军更多地利用外国武器,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过清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88页。另参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第186页。）。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特别是进击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江、浙地区，开辟苏浙根据地，和湘军、淮军及西人督练之洋枪队、常胜军较量八年之久，这与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大量采用外国新式军事武器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其次，聘请投归太平军的外国“洋兄弟”教练使用近代热兵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太平军的军事技术素质。早在1854年，罗大纲在湖口“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10页。）。1860年太平军东征江浙后,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一批外国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到太平军中服役。这些外国“洋兄弟”除教授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教练太平军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以适应新式枪炮的作战要求。随着引进武器的增多，枪炮的维修、保养以及弹药的供给等问题也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太平军中最初设置了“洋炮馆”和“洋炮官”（《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专门负责各种进口大炮的维修、保养与调拨。接着在各地先后设立了许多维修、仿造外国军火的军工厂。1854年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即请了四名外国人为其“制巨炮、喷筒，甚精制，能达远”（《余生纪略》。转自郭存孝《太平天国火炮研究》，见《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太平天国后期,江、浙太平军诸王在苏州、太仓、昆山、盛泽、嘉定、青浦、南桥、拓林、湖州、嘉兴、漳州等地先后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其中以苏州、昆山、太仓三地规模最大。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些军工厂仿造的产品主要为各种枪炮、子弹、炮弹、火药及炮车、弹药筒、战船等。1863年11月，苏州守将谭绍光在英人史密斯帮助下曾试图建造一艘装配32磅重炮的大轮船，后因战火逼近，不得已而中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125页。）。这些仿造和引进的新式武器弹药的大量使用，新式阵法的操演,不仅大大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而且引起了作战方式乃至战略战术的重大变革。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最早开始中国军事近代化实践的。

再次，太平天国通过大量西方近代军事武器的输入，开始重视、吸取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当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近代科技为“奇技淫巧”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却喊出了学习西方的时代最强音。在《资政新编》中，洪仁玕列举了轮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等十几种代表西方近代科技发展水平的“有用之物”，提出了设立专利局，鼓励创造发明，兴车马、舟楫之利和器皿技艺等一系列“与番人并雄之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26、532～533、538页。）。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如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林绍璋等也都表现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和好学精神，努力将“各种机械技术的改革，外国的发明，介绍到国内来”（《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第235页。），竞相引进、任用一些外国的军事、工程、机械、医学等方面的人才为太平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以军事武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环境制约，在《资政新编》的指导想下，有洪仁玕、李秀成等一批对西方近代文明有较高认识水平的太平军将领的亲自主持与实践，太平天国这种远早于地主阶级内部洋务运动的活动，必定会进一步发展为自强求富的运动的。历史的进程表明：从最初的洋枪洋炮的购买到西方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的引进与任用，再到设厂仿造先进的外国武器装备，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走过的历程，正是后来的洋务派所必须跨越的洋务运动的最初阶段。弄清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