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国栋自首后，被关押在广西省公安厅南宁看守所。张国栋。广东人，1927年开始，张国栋22岁时就担任国民党唐山市党部常委，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情报科副科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副局长兼内政部调查局情报科科长，成为“中统”第四号人物。一九七五年张国栋被特赦。之后成为政协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本文是根据张国栋的自述写成的文章。
张国栋的材料
1945年 2 月， 蒋介石突然下手令，兔去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上下一片恐慌，谁都没有想到，在蒋家王朝的功劳簿上有着一席地位的徐恩曾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当时，中统局内议论纷纷，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有的则不知所措。一个统治了中统15年， “功绩赫赫”的特务头子，为什么会在中统“最辉煌”的时候被突然免职呢？徐恩增到底触碰到了蒋介石的哪根神经？以至于到了永不录用的地步？
戴笠告徐恩曾的函件（局部）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他是国民党CC系头目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从小就被书香气息环绕。他的家族和国内政治名流如蒋介石的结拜兄长张静江家族、国民党要员朱家骅、陈立夫兄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关系为他打开了不少机会之门，但他并非走上政治特务之路，而是选择了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在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学习期间，他展现出了对电机工程的天赋和热情。毕业后，他并没有满足于国内的知识水平，而是自费赴美，进入了卡内基工学院深造。在那里，他沉浸于学术研究的海洋中，不断探索着科学的边界，拓展着自己的视野。
徐恩曾并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知道自己的家族背景和人脉可以为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他并不愿意依靠这些关系来获取权力和地位，而是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去闯荡出一番天地。
可命运却似乎有着自己的安排。在他努力奋斗的同时，陈立夫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虽然这并非徐恩曾最初的志向，但他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想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一九二七年任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办公室主任。一九二八 年秋， 南京交通技术学校改组成为中央军校通讯兵科，徐恩曾离任，由陈立夫介绍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
徐恩曾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技术官僚，他不仅致力于推动科技进步，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尽管他的政治生涯并不是他最初所憧憬的，但他以一种务实和理想主义的态度，努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一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
徐恩曾中等个子，四方脸，戴近视眼镜， 外表斯文，寡言少语，进入中统之后，他有几件事是颇得陈立夫赏识的： 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颇有办法，建立了各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与此同时，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竭力与调查科前任科主任吴大钧接近，并时常提些建议，表现出对调查科工作的关心。一九二九年底，时任的情报科科长的叶秀峰去杭州休假，陈立夫便派徐恩曾以总务科主任身份兼代调查科主任职。
当时张国栋在调查科任助理千事，又因为与叶秀烽曾在南京市党部共过事，所以，徐恩曾便派张国栋去杭州探望叶秀蜂，并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后得知叶秀峰另有他就，不再回调查科，一九三零年春， 徐恩曾正式任调查科科长之职。正式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
蒋介石从四一二背叛革命开始对共产党人实行血腥大屠杀起，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采用陈氏兄弟提出的仿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当时由蒋介石自兼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负实际责任，陈立夫任机要秘书）内设置’中央调查科这一情报特务机构，作为蒋介石施政的耳目，由陈立夫自兼科长。以后陈立夫把这个科长职务，先后交给他的亲信、 CC 重要分子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充任，而陈立夫兄弟则作为幕后最高策划者和支持者。调查科在初期阶段，只是依靠各省、市、铁路特别党部配合军事围剿，在国民党控制区域收集有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报，并兼办国民党党务调查统计工作。这就逐渐形成了在 CC 头目直接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的反革命特务情报机构，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重视。
陈立夫
徐恩曾接任后，办事严谨，比较有思路。在陈立夫兄弟的支持下，徐恩增将调查科的人事机构迅速扩大，并开始在全国各省、市、及铁路系统的地方特别党部，增设了一个肃反委员会，派人到各地方党部兼任委员。在肃反委员会之下，专设一个肃反专员职务，由各地方党部 CC 系的特派员或主要委员兼任，负责对外联系，并受中央调查科的指导。
同时徐恩曾在各省、市、地方特别党部下，秘密设立了特务室（或特区）特务机构，由中央调查科派遣特务室主任一人及重要特务骨干数人至数十人作助手，直接受中央调查科的领导，并受当地肃反专员的协助指导。各地方特务领导机构成立后，随着形势的需要，特务组织关系就很快地建立起来了，遍及全国各大都市和重要城镇，情报来源不断增加，直接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这个调查科的地位，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信。于是，徐恩曾身价飚升，他可以直接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和请示机宜。因有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作后盾，所以特务机构和专业特工人员，可以无限制地扩充。实际上徐恩曾早就在南京瞻园路132号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务指挥机构-﹣特工总部。
为了领导各地的中统机构。徐恩曾设立了特工总部。内部分设组织、情报、训练、指导、整理、总务等科。内部人员从数十人增加到一二百人。各地特务室及特区的专业人员近一千人，比国民党中央任何一个部的人数都要多得多。徐恩曾能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政务次长等重要职务，都是缘于他这段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而深受蒋介石赏识。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加紧围剿革命势力，在军委会之下，又成立了一个全国综合性的特务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为副局长。下分三处：第一处主管党派、党政情报，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主管军事情报，由戴笠任处长；第三处主管邮电检察，又称’特检处’，由陈焯兼任处长。
当时戴笠控制的复兴社的特务处，搜集的军事情报多，也深得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和徐恩曾为了各自扩充自己的特务势力，向蒋介石争宠，他们的特务部属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后，三个处并不在一起办公，而是各立门户。徐恩曾把第一处的人事经费，同中央调查科的人事经费一起合并在特工总部，扩大充实了特工总部的机构和人事组织，就成了后来中统局的班底。戴笠也把第二处的人事经费和特务处合并在一起，在南京鸡鹅巷秘密成立一个特务总部，也就是后来军统局的班底。
第三处（特检处）在抗日战争前掌握在 CC 手里，基本上也是中统的一个单位。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就变了，军委会改为战时体制，把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撤销，在军委会之下，成立六个部，其中的第六部，仍以原调查统计局为班底。在第六部之下，分设几个大组，其中的第四组组长，就由徐恩曾充任。他在该组成立了一个’特种工作团’，自兼总团长，下分10个团，都以 CC 关系及特务骨干充任各团正副团长，收容特工总部及各省、市、铁路系统的特务人员参加，开驻指挥地区，发展扩充武装力量，配合当地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搞情报、调查等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第六部由南京逃迁武汉后不久，虽因抗日形势的改变而撤销，但蒋介石出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特务组织不但没有取消，反而还扩大加强。1938年7月，国民党又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两大特务机构：一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挂名兼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负实际领导责任。二是’国民政府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挂名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领导责任。这是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公开合法化的开始，也是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各自发展、扩大自己特务势力的开端。
徐恩曾在建立中统情报网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不仅有特工，还有发展了一批密查员、通讯员，他们绝大部分在社会各阶层（主要是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和文化方面）有公开职业作掩护。主要依靠他们起情报耳目作用。无论是特工，还是密查员、通讯员，在加入时，都须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此外。徐恩增还建立所谓’内线细胞’，就是选择身份灰色的特务关系，打入革命地下组织进行收集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内奸，这种人中统称之为特情人员。他们对当时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恩曾为了扩大情报来源，还先后分别建立了各种统一领导的或地区性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如全国性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学生生活社’，地方性的如上海特区的’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四川省的’自强社’等等。在调查科时期的各种情报来源，主要就是依靠上述这些外围组织提供的。
中统局成立后，有的外围组织改变名称。如特工改称为’调工’，社会密查员名称取消，以后改为发展’党网’（即’党员调查网’的简称）。内线细胞改称为’特情’（即’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的简称），这种特殊组织关系，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建立的，先要找好对象，具有特情条件，才能建立，而且必须单线领导，严密控制。这种关系，一般建立得很少，有的地方特务组织甚至还找不到建立特情的对象。但中统对特情的建立，非常重视，并以此作为对地方特务机构主要考绩的条件之一。在徐恩曾的努力下，特工在各地区有了大量的发展，特别是党网的人数发展得最多，其次是通讯员。
不久，因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失地千里，武汉难保，两大特务机关的总部（局本部），迁到重庆。中统局以两路口原川东师范学校作局址，而军统局则设在两路口罗家湾的’漱庐’办公场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于1946年夏分别迁返南京。
徐恩增对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但一九四五年，正是中统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徐恩曾担任中统领导职务的第十五个年头，蒋介石却突然下令“撤去徐恩曾职务，永不录用”的手谕。一月三十日手令下发，三十一日即任命叶秀峰接替徐恩增，二月一日上午九时即举行交接仪式。徐恩曾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已经“削职为民”。
紧接着，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下令他免去了所兼的交通部次长职务。五月，蒋介石再次将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职也拿掉了。对于徐恩曾如此“变故”，当时，国民党军政两界均感到莫名其妙。中统局一度人心慌慌，连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复杂，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本人的严重不满。
首先是军统状告徐恩增曾任用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为他机要秘书。中共顾顺章叛变后。本可以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然而，他的机要秘书却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共产党，致使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提前撤离。事后，徐恩增怕承担重任，隐匿不报。蒋介石认为徐恩增严重失职；这是其一；其二，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潜伏到徐恩增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徐恩增居然未能察觉，说明徐恩增无法胜任特工工作。
徐恩曾本人极贪恋女色，不顾政治后果。徐恩曾已有两个老婆。居然又爱上中共叛徒费侠，此人早年留学苏联，后与中统特务组织挂上了钩。徐恩曾如果光与费侠勾搭倒也罢了，不料爱之弥深，徐恩曾非要与费侠结婚不可。作为主管国民党党务和中统局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致认为不妥，他们怕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多少会影响徐恩曾，于特务工作不利。
因此他们力劝徐恩曾以事业为重，不要与费侠结婚。不料徐已被费侠的姿色深深迷住，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辞职，也要与费侠结结婚。弄得二陈无可奈何，只好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大骂徐恩增不识时务，色迷心窍。但蒋介石还是欣赏徐恩增的才华，于是，专门为此事召见徐恩曾，蒋介石说，你能驾驭得了她吗？”徐恩曾仍坚持己见，并表示毫无问题，蒋介石要他回家之后，再考虑考虑。但徐恩增依然我行我素，完全不听蒋介石的劝告，与费侠结婚。
徐恩增的第三任妻子中共叛徒费侠
这件事徐恩曾虽然拂了蒋介石意愿，但因徐恩曾对蒋忠心不二，且反共坚决，又颇具才干，蒋对他的这件婚姻之事虽有芥蒂，但还是隐忍了下来。
一九四一年，徐恩曾经吴铁城向蒋介石推荐。被任命(兼任)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调查”是国民党专用术语，意即特工侦察)。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但徐恩曾却有些昏了头。他一直想利用中统的势力向上爬。他内心深处一直对做特务工作的阴暗于心不甘，总想担任公开职务。他在担任交通部次长不久，竟然把眼光盯住了经济部部长这个职位。于是，他还到处联络，疏通关系，为争取当经济部长而奔走。致使中统的业务工作漏洞百出。蒋介石早有觉察，他认为徐恩曾不听指挥、不务正业，才导致中统落后于军统。
徐思曾能当上中统负责人，本来是陈氏兄弟的功劳。照理，徐恩增应对二陈是感恩戴德才是。但徐思曾为了向上爬，逐渐疏远了二陈，投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怀抱，并倚靠吴取得交通部次长一职。二陈以为，中统得到交通部次长职位，对中统特务工作发展有利，尚隐忍不发。但现在待徐恩曾再欲争夺经济部长职位，便引起陈氏兄弟的气愤，因为陈立夫恰好也想争取经济部长的职位。当他们看到徐恩曾的离心倾向，且与自己争夺经济部长，在蒋介石面前就不再为徐恩曾说话，反而向蒋介石大倒苦水，说徐恩增的坏话。
陈果夫
徐恩增为了争夺经济部长，全然不顾与二陈的关系。一九四三年开始，徐恩曾到处组织写有关经济问题的计划，直接送给蒋介石，企图引起蒋的注意，为担任经济部长创造条件。但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并不懂得经济，如果按他的计划办，只会徒生滋乱。这实际是蒋介石对徐恩增的警告。
但徐恩增并未将蒋介石的警告当回事。于是，他调回了亲信顾建中为他控制中统， 自己则多方活动，尤其和吴铁城的关系日趋密切，协助吴铁城针对当时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势，斟酌写成“稳定 物价紧急措施“和“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冀图取得蒋介石的重视，不意却遭到政学系吴鼎昌的反对，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务 正业” ，
同时也为二陈所弃，认为徐恩曾的举动是离心的表现，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不再为他说话。与此同时，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晔与副局长郭紫峻也联合向蒋介石告了徐恩曾的状，说徐恩曾领导无方，中统内部纪律松弛。
不料此时徐恩增已利令智昏，不思收手，更利用中统职权千方百计找经济部的问题，以打击经济部长翁文灏，想迫使翁文灏下台。自己补位。
不久，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特务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灏也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徐恩曾一状。
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作为秘密特务机关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介石政权的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用职权，随意捕人，告诫徐恩增：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等等。
确实，徐恩曾下令公开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作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到经济部抓人的中统重庆区区长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发现“总裁独裁，中正不正” 的标语，蒋介石大为震怒，严令中统彻查。徐恩曾为此事动了不少脑筋，他一面责成所属重庆区追查， 一面又动员所有在国民党中央各部、处的党网协助查究，但始终一无所获。蒋介石认为徐恩曾有失职守。于是，蒋介石开始了有了“换将”的想法。
中统和英国情报机关的第一次协作失败为蒋介石知道后，蒋认为徐恩曾办事不力，有辱国体，不如军统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得好。
一九四四年的一次“甲种会报”中 ，蒋介石询问河北、山东敌后解放区的情况，作为国民党内的“反共专家”的徐恩曾由于事前没有准备，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戴笠却说出了一大套。蒋介石认为徐恩曾不务正业，已经不适宜担任特务工作了。
中共的《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是蒋介石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对《新华日报》的监视、封锁、破坏一直是徐恩增的中统的主要任务。尽管中统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大加破坏，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新华日报〉不仅在重庆发行市面广，而且送到成都、贵阳等地的时间也较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为早。蒋介石一怒之下，将特检处划归戴笠的军统领导。
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徐恩曾在受到蒋介石多次面斥后，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竭力想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他在中统内部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 要求所有人员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同时还增加了办公时间， 由原来的八点上班改为六点上班，这一变更使中统人员叫苦不迭。最初几天，徐本人也准时上下班，并经常在上豜后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局长办公室处理事务，但这种做法为时不长。就又回到了过去的状态。
在徐恩增逐渐失宠的事后，军统戴笠不失时机的将徐恩增告了。徐恩曾的前妾王索卿在徐和费侠结婚后，即带子女数人居住成都，她依仗徐恩曾的权势，搞屯积居奇，放高利贷。甚至动用用卡车打着徐恩增的旗号进行走私活动，为军统所查获。中、军两统早就存有戒心，彼此争宠，形同水火，这次正好抓住把柄， 戴笠把徐恩增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这一告一个准，蒋介石于是下下了决心。
戴笠告发徐恩增的原文手迹
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永不录用”的手令，是交给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去执行的。陈立夫提议由叶秀峰继任，吴铁城鉴于当时的情况，也只好同意。这样，徐恩曾一抹到底，削职为民了。陈立夫将这事做得很绝。仅保留了徐恩增一个民间协会会长的职务。
一九四五年年二月一日上午九时左右，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召开了局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徐恩曾首先介绍叶秀峰与大家见面，然后说了一番话，当说到“与大家共事多年，肝胆相照，甘苦共尝 ，不忍离别”之时，徐动了感情，会场上也有不少人泣不成声。徐恩曾感到再如此下去恐难收场，于是话头一转， 提高声音说道， “今天是我们大家大喜的日子，有了秀峰先生的英明领导，今后本局前途无量。”接着叶秀蜂简单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仪式便告结束，徐恩曾乘车离去。
吴铁城
同年四月， 徐恩曾接受吴铁城的派遣，以中执委的身份去贵阳视察，并出席贵州省党部“纪念周”，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得知后，不仅申斥了吴铁城，还下令吴铁城召回徐恩曾，并说： “ 今后不许徐恩曾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五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党的总栽的身份正式提出六届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届中执委都列入六届候选人名单，唯徐恩曾不在其列，这时徐恩增已经赶到大势已去，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一九四六年初，徐恩曾举家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 7 号，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原是敌伪产业，是中统“劫收”而来送给徐恩曾居住的。徐恩曾回上海后，首先便在黄浦滩边麦加利银行租下一间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接着又利用一批日本籍潜水员，组织了“中国打捞公司”，从此，他弃政经商，大发横财，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弃政经商的徐恩增
徐恩曾是不甘寂寞的，他虽被免去“本兼各职“，但依然是“ 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 1947年他利用这一职务当上了国大代表，希望重新返回政界。三个月后，其妻费侠也通过作弊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徐恩曾夫妇双双来到南京，在山西路新住宅区一幢漂亮的临时公馆内接待旧日部属，颇有些得意。
但好景不长，国内形势急转宜下，蒋家王朝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一九四九年三月，徐恩增偕同其妻费侠一起去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