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十二月党人”

作者：金雁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失败从此结束了贵族阶层的政治作用，这个阶层的一些优秀人物被流放越过了乌拉尔山，另一些则由于对统治者专制和下层愚昧的失望，纷纷选择出国“自我流放”。

“您的目标和我们的目标都是正确的”

最近，俄罗斯大片《救国同盟》(或“救国协会”)引起热议，网友们在感叹场面之宏大、制作之精良、配乐服装绝对碾压国内的历史题材影片的同时，也有人说看不太明白。的确，除了拗口的俄罗斯人名之外，影片中所展示的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兄弟阋墙，以及考究华丽的军装下的“宫斗”，多少让人有几分眼花缭乱。

十二月起义兵变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近卫军，其领导者几乎全是近卫军军官，即俄国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近卫军是沙俄军队中的“天之骄子”，是沙皇倚重的御林军，装备待遇都远远在其他部队之上。很多人奇怪，贵族，尤其是贵族近卫军作为统治阶级与沙皇政权沆瀣一气，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造反呢?

不过，对这部电影的第一关注点既不是历史场景再现也不是它的大制作，而是普京当局对沙皇和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以及对他们如何定位。果真，影片非常注意现在的立场设定与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的不同。《救国同盟》片头和片尾两次出现尼古拉在审讯穆拉维约夫时的对话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运动组织者之一穆拉维约夫表示，对于兵变没有什么好忏悔的，他对沙皇说，因为“您的目标和我们的目标都是正确的”(潜台词我们都是为了强大的俄罗斯)。沙皇问“那总有僭越者与合法者的区别吧?”穆拉维约夫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就这样寥寥数语，把俄罗斯的三个时代：沙俄、苏联和当代俄国串联起来。最后片尾字幕打出：“处决5名十二月党人是尼古拉执政30年中唯一的污点”——对尼古拉的好感溢于言表。

十二月党人运动爆发的原因，表面上看与18世纪所有的近卫军兵变一样是王位继承问题。事实上，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最大软肋也就在于此。很多问题都是在权力继承的当口爆发的，中外的皇帝们都为如何过这个坎而绞尽脑汁。本来帝俄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套规矩。可是，这一时期俄国的皇位继承确实有点复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25年11月17日陪同皇后到南方，因患急性伤寒病逝于塔甘罗格(影片中亚历山大死于剃刀的说法并不见于史籍)，没有子嗣。根据1797年4月5日法律，皇位的传应给他的弟弟康斯坦丁。

但这个规定却这次却落空了。这又要从上一代的事说起：原来亚历山大一世的父皇保罗一世是叶卡特琳娜女皇与情夫萨尔蒂科夫的私生子，叶卡特琳娜对这个孩子不屑多加垂询，母子关系疏离冷淡，但女皇却很喜欢孙子，这使得保罗与亚历山大的父子关系也不正常。1801年，保罗一世在位不到五年，就在“亚历山大知晓的情况下”被近卫军所弑。思想新潮的近卫军拥立了“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支持他通过改革建立了伟业——包括打败拿破仑。

打败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却使得亚历山大晚年趋于保守：他相信伟大传统可以保证大国崛起，不再想改革。这使得近卫军中的改革派青年军官不满。恰恰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无子状态下去世。继承问题就在他的弟弟们之间展开。

本来他的父皇保罗育有四子一女，成长的儿子有三：长子亚历山大(1777-1825)、次子康斯坦丁(1779-1831)、三子尼古拉(1796-1855)。三个人中，康斯坦丁被认为与他哥哥早年一样思想进步，而尼古拉却比他哥哥晚年更“反动”。“革命贵族”们显然是希望康斯坦丁继位的。

但偏偏这位新潮亲王自己却对皇位无所谓，而且更乐于追求新潮的自由恋爱。1820年康斯坦丁就违背传统的政治婚约，解除了与德国萨克森家族玛利亚.路易莎.奥库斯塔的婚姻关系，而娶了自己倾心的波兰女公爵安娜.格呂德金斯卡娅。这样不尊重“强强联姻”的爱国婚约，却“下娶”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女子，兄皇是不高兴的。于是1822年康斯坦丁写信给兄长亚历山大，表示自愿放弃继承王位。1823年沙皇下旨指定三弟尼古拉接替二弟为皇位继承人，并在此前试探过尼古拉的态度。尼古拉表示，近卫军很崇拜康斯坦丁，自己并没有考虑过继位，还是让二哥干吧。亚历山大死前并没有宣布圣旨，但却将其印成三份，分别藏于彼得堡不同之处，只有皇后、太后和莫斯科总主教费拉列特知晓此事。

“皇后万岁”还是“宪法万岁”?

影片加重了两个皇弟之间的宫廷内斗，认为没有宣布的圣旨就是废纸一张。其实两兄弟的矛盾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却借机爆发了。

当时别说没有网络，连电报也还没有诞生，这期间因华沙的康斯坦丁与彼得堡的尼古拉书信往返，致使皇统中断16天，双方互不摸底造成尼古拉大公与康斯坦丁兄弟二人相互向彼此宣誓的局面：康斯坦丁按兄皇意愿承认尼古拉为帝并表示效忠，尼古拉则按皇位继承法承认二哥继位并表示效忠。而圣彼得堡的近卫军先知道了尼古拉的效忠信后，康斯坦丁的效忠才从华沙传达给尼古拉，使尼古拉最终决定即位，成为尼古拉一世，并定12月14日为军民宣誓日。

这样，对先皇旨意和康斯坦丁的“谦让”都一无所知、却熟悉皇位继承法，而且觉得康斯坦丁继位对自己有利的人们，看到原先表示效忠二哥的尼古拉忽然又宣布称帝，大感愤怒。他们对当时俄国现状的种种不满便借机爆发了。

近卫军官中贵族革命家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发出“是时候了”的呼喊，声称尼古拉是篡位者，是僭主，而康斯坦丁继位则会对服役士兵带来好处。他们策动莫斯科近卫团和掷弹兵团开到参政院广场彼得大帝像附近列队排成方阵示威，很快近卫军的海军也加入其中，约有3千人左右。然而“北方协会”的头头、身份最高的“贵族革命家”、大家认为的行动总指挥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却没有露面，无人指挥的队伍待在原地不知所措，等待下一步指令，一些革命贵族高呼“康斯坦丁万岁”，“康斯蒂杜西亚(宪法)万岁”!由于“宪法(实际指宪政)”一词的发音与“康斯坦丁”的阴性变形——康斯坦丁夫人——几乎一样，结果，革命者口中的“(立宪君主)康斯坦丁万岁!宪法万岁”变成了吃瓜群众跟喊的“(沙皇)康斯坦丁万岁，(皇后)康斯蒂杜西亚万岁!”大批并不打算“革命”的近卫军官兵和围观者也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事件。

就在举事官兵举棋未定的时候，尼古拉紧急调来的9千步兵与3千骑兵阻挡示威者。彼得堡总督米罗拉多维奇对哗变部队训话，被后来处死的五人之一的卡霍夫斯基一枪击毙。沙皇的骑兵发起冲击，结果马匹在结有薄冰的广场上打滑，并被火力击退。尼古拉下令炮兵开炮，起义者退到涅瓦河的冰面上，准备进攻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但是镇压的炮兵轰裂了冰面，很多人掉进冰冻的河里。据说共有近千名官兵和围观者被打死或溺亡冰水之中。

十二月党人的另一支“南方协会”本打算同时举事，但同样由于继位乌龙的消息晚到，他们比圣彼得堡的同志晚了半个月才发难。更乌龙的是几百名起义者从科瓦廖夫向基辅进军，结果半路因风雪迷失方向，最后被调集来的沙皇军队包围镇压。

12月14日当天夜里沙皇命令在彼得堡全城搜捕， 579人被拘押受审，尼古拉亲自主持了审讯，其中289人被判刑， 5名领导者彼斯捷尔、雷列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维约夫和别斯图热夫被处以绞刑。特鲁别茨柯依等121人流放，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被流放的121人，其中仅有12人超过34岁，其余大多数不到30岁。

这就是史称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或“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比这些人的革命理想更为后人所称道的人是，很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优越的贵族生活，跟随他们来到西伯利亚。普希金于1828年为了纪念她们写了长诗《波尔塔瓦》，涅克拉索夫在长诗《俄罗斯妇女》讴歌这些放弃贵族特权而甘愿与丈夫一起受苦的女性。

“幸福同盟”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这场兵变的酝酿在1812年卫国战争刚结束就开始了。打出国门的部队回国后，便陆续出现青年军官团体，1816年在彼得堡成立有30名会员的“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有200名成员的“幸福协会”(又称幸福同盟)。该秘密团体主张实行共和制，并提出依靠近卫军的宫廷政变推推翻沙皇制度是一种震荡小成效大的最优选择。1820年近卫军谢苗诺夫斯基团就发生了小规模兵变并受到镇压，但这并没有熄灭革命贵族军官们的决心，反而认为应该加快“军事革命”的步伐。1821年在讨论是宫廷政变还是武装起义时发生意见分歧，“幸福协会”解散，随后在图利钦成立以彼斯捷尔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在彼得堡成立以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

这两个组织都拟定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南方协会”彼斯特尔制定出纲领文件——《俄罗斯法典》：主张废除农奴制，但是仍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共和国，国家立法机关是人民议会，行政权归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北方协会”则由穆拉维约夫拟定了一个《穆拉维约夫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和联邦制国家，联邦的最高政权是两院制的人民议会，沙皇仍享有一定的行政权。虽然《宪法》比《俄罗斯法典》要保守些，但是都表达了要推翻沙皇制度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的决心。1822年南北协会建立沟通渠道，就各自在军中秘密串联、举事后相互支援达成一致意见。

为什么这支享有特权的军队却成为“站在社会愤怨潮流最前列”的反抗者?除了上文提到的原因，还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俄国贵族必须服役的传统，贵族的精华在近卫军，近卫军则代表了贵族团体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对外战争中可以与沙皇保持一致，但是在内政上贵族的利益与沙皇利益亦有很大区别。

其实贵族与沙皇政权的关系也是主奴关系，与其他阶层不同的是，贵族不交纳直接税，他们以服兵役代替税赋，并且因为沙俄频繁的对外战争一时比较“受宠”而已。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从俄国的结构来看，贵族与国家之间矛盾一直是仅次于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矛盾的第二大国家性难题，贵族对政府的“离心力”要超过农民。普列汉诺夫说：“莫斯科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层，而且也奴役了最高的贵族阶级”。

俄国对待贵族的政策经常是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彼得大帝时期把所有人都降为对皇权的依附关系。彼得之后，俄国的政策围绕化解贵族与沙皇对立造成的矛盾，弥补彼得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说白了主要是对贵族做出让步，以此来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叶卡特琳娜女皇把80万农奴赐给贵族，又从新征服的库班草原一带把5千万俄亩土地划归贵族，被誉为“贵族的沙皇”。

18世纪近卫军操纵的宫廷政变频繁发生，贵族对国务的影响加强，开始形成整体的自我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命运的决策者，沙皇只不过是其代理人而已。而事与愿违的是，19世纪初俄国几乎完成了天然和民族地理边界的夙愿，贵族兵制的作用进一步下降。

其实随着哥萨克军队的崛起和普鲁士式的普遍兵役制的实行，贵族兵役制已经式微。1812年俄法战争贵族兵制重现光芒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1813年俄法战争落幕，在献花簇拥下回国的英雄，马上便进入百万军队的退役浪潮，沙皇以官吏取代贵族，清理桀骜不驯的将领，并动辄以“收回封地”相要挟。贵族们说，“我们只是沙皇收入的保管员，所有的积蓄，迟早会变为沙皇所有”，用影片中的语言说：“如果不改变，即便现在拥有的一切也会马上被夺走”。于是他们有了“像火柴一样点燃一切，然后使自己烧焦”的决心——“现在的行动决定了俄罗斯的未来”。

贵族的自我意识强烈，不甘心地位下降被国家奴化，因此“贵族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就不难理解了。贵族的政治权利诉求意识在俄国历来是最高的，“贵族与彼得堡官僚政治的对立情绪”是人所共知的。由于贵族热衷于制宪，热衷于对沙皇体制改革，所以坊间里常说“人民需要沙皇，富人需要议会和宪法”。贵族们不信任政府，远离政府，鄙视俄国的“警察管理体系”，他们手中掌控的军事的资源也会形造成“近卫军托大”的心理状态。

兵变以后沙皇尼古拉彻底失去了对贵族的信任，“结束了贵族的政治作用”。同时他或多或少借鉴了一些叶卡特琳娜的收买方式，可以在经济利益方面做一点让步，但是在政治上的防范绝不放松。贵族属于俄国各阶层较早的觉醒者，始终保持着与皇权的离心力。沙皇认为这批人一直在“暗中破坏专制制度，挖沙皇的墙角”，不值得信任重用。由于解甲归田的军人很多不愿意在政府机关中任职，打开了非贵族出身阶层向国家文职流动的仕途之路。19世纪中叶俄国的12万官吏，“大部分来源于非贵族家庭”。

俄国历史上的“贵二代”

产生十二月党人的土壤还有几个被忽略的外在条件：首先，是俄国的“开明沙皇”与“强硬沙皇”交替执政，使俄国的有识之士具有隔代遗传的特征。仅就1825年去世的“双面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言，在位前期礼贤下士启用斯彼兰斯基倡导官方自由主义，俄法战争胜利俄国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摇身一变成为倚重铁血人物阿拉克切耶夫，以“警察专制”推行反动政策。这种松紧带式进一步退两步反复无常政策变幻，很容易造成在合法的语境下的“托古改制”并聚拢前朝的人脉和资源。十二月党人就自称是“叶卡特琳娜时代自由思想之子”，要求恢复女皇时代的政策。

其次，贵族又是俄国最欧化的一批人，因此也成为最早的先知先觉者。从十二月党人的受教育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多是出自尼科尔中学、武备中学或贵族寄宿学校，而这些外国人执教的学校，是西欧自由主义的传播之地，在他们身上都有伏尔泰思想的传统。曾有人评论说：在贵族学校，“西方自由主义像艾蒿嫁接在玫瑰上，接种在这些贵族子弟炽热的爱国主义上”。贵族子弟的家庭教育也是来自外国人任家庭教师。比如特鲁别茨柯依公爵的几任家庭教师都是外国人，芬兰近卫团中尉叶甫盖尼.奥保连斯基的家庭教师是法国人，穆拉维约夫兄弟是俄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两兄弟在巴黎吉克斯寄宿中学上学…类似的名单可以无限列下去。

第三，半公开的结社在当时并不犯忌。在叶卡特琳娜时代和亚历山大早期，贵族参加“共济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俄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共济会，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据俄史家研究，十二月党人早期的4个组织都是受共济会的影响或者在共济会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这些组织成了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学校，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克柳切夫斯基证实在亚历山大时期，“秘密协会如同股份公司，建立起来很容易”。

1813年俄法战争后期，俄军远征到西欧，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对俄国军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被一种全新的文化所吸引，“很多军官加入了法国共济会，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军官们吸收了冒险的政党精神，他们自己也开始组织一些类似于法国共济会的秘密社团”。经历过战争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以小型俱乐部式的聚会为密谋协会披上了合法外衣。上述因素都为十二月党人组织动员提供了条件。

从《十二月党人》到《救国同盟》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失败从此结束了贵族阶层的政治作用，这个阶层的一些优秀人物被流放越过了乌拉尔山，另一些则由于对统治者专制和下层愚昧的失望，纷纷选择出国“自我流放”。

但是，自由的火种并没有消灭，反而从贵族扩大到了平民中。经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905年的宪政运动，在斯托雷平改革中经济发展起来的俄国社会矛盾却更加尖锐，沙皇狂妄地发动对外战争试图以“爱国狂热”转移矛盾，战争的失败反倒触发了革命。1917年2月沙皇政权垮台，被普遍看成“十二月党人理想的实现”。

其实，早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反动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亚历山大二世恢复改革势头，十二月党人就已经在俄国社会上恢复了声誉。十月革命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一条“革命链条”，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贵族革命家”开其端，接下来是赫尔岑开始的“革命民主主义平民革命家”、农奴制改革及其后的革命民粹派运动、再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社会民主工党，一直到布尔什维克。

为了打造这种“革命史观”，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100周年时苏俄大张旗鼓地纪念。当年事发地参政院广场被改名“十二月党人广场”，1926年苏联的样板电影《十二月党人》问世，它与中国人熟悉的《波将金号战舰》、《列宁在十月》等构成了以电影语言表述的“俄国革命史”体系，其影响不限于俄国，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对此也是耳熟能详。

“苏联剧变”后这一切都倒了过来。在剧变之初的自由民主叙事中，从十二月党人到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的共和革命仍然受到肯定，而列宁、斯大林则被视为伊凡雷帝式的专制传统继承者。但是到了叶利钦晚年和普京时代，“政治保守主义”逐渐成为舆论主流，一方面对“十月革命”的反感延伸为反对历史上的一切“激进”，另一方面普京时期“民主倒退”却并没有退回列宁那里去的意思，而是要直接承接沙皇的大俄罗斯。对1917年革命(从二月到十月)的否定和对历届沙皇的歌颂声音都日渐响亮。

但是，在这一次历史的再颠倒中十二月党人的处理却成为难题。因为颂扬十二月党人的理想并谴责镇压他们的“反动沙皇”并不是从列宁开始的。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歌颂就已经在俄国文化史上一锤定音，从尼古拉一世身后的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尽管没有官方正式的平反昭雪，但实际的补偿已经很明显——特鲁别茨柯依从死刑改判为终身苦役再到获释并恢复贵族身份就是一个典型。

在1905年沙俄立宪改革后，即使在统治上层中，对这些“贵族理想主义者”的同情与肯定也难以逆转。普京要恢复沙皇帝国的荣光，也就难以抹掉十二月党人的光环。更何况，这些打败过拿破仑的“1812年卫国战争英雄”也是今天普京鼓吹帝俄复兴所需要的偶像。

所以如今的俄罗斯主旋律，就更倾向于在当时的敌对双方之间“和稀泥”，把故事说成是“两拨好人间的误会”：一方面对十二月党人的追捧明显降调——典型的是2010年“十二月党人广场”又被普京改回了“参政院广场”，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而是刻意淡化了起事的思想背景并在“宪法”和“皇后”姓名的谐音上做戏。

另一方面给尼古拉一世摘掉了“反动沙皇”的帽子。康斯坦丁与尼古拉两兄弟的宫廷矛盾被夸张和戏剧化，而因“开倒车”即使在沙俄末期的统治阶层中也声名狼藉的尼古拉一世，如今被说成是一切都正确的好沙皇。“唯一的污点”就是处死了五名十二月党人——普京也不敢说十二月党人是叛逆。影片最后一条字幕耐人寻味：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完成了(十二月党人拥戴的)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大业，但亚历山大二世却不幸被民粹派激进主义者暗杀——正如影片借穆拉维约夫之口所说——历史上他并没有这么说：我和你尼古拉一世都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几十年后的革命派!

其实，苏联时期把十二月党人过分崇高化和把沙皇极端妖魔化的意识形态叙事确实是有问题的。但反过来说他们同样充满“正能量”，其冲突完全是误会和儿戏，则也是难以置信的另一个极端。今天如果把苏联时期的样板电影《十二月党人》和《救国同盟》对照看，就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