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头山满交往述略

内容提要：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积极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他与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有长达28年的交往，保持终生的友谊。文章根据中日相关史料，对孙中山与头山满的交往史事，进行了梳理，并对这类交往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起何种作用等问题，予以探讨。

孙文左手边坐者为头山满

电影《精武英雄》中的台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一些被回避的课题，相关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便包括对孙中山与日本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关系的研究①。孙中山在其革命过程中寻求日本朝野援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他本人与浪人的关系，在《孙文学说》中也有所回顾，在叙及自己流亡日本期间得到该国人士的支持时，便提到头山满等人的名字②。根据中日资料显示，浪人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前后有数十名之多，而被称为“浪人界的国王”、“全国志士的总帅”[1](P94) 的头山满， 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起着何种作用，他是如何发挥其“浪人指使者”作用的，对孙中山研究而言，实在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本文主旨，在通过孙中山与头山满约28年的交往史事，厘清中国革命党领袖同大陆浪人首领之间的活动轨迹和各自追求的目标，并探讨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始终维持的原因所在。

一

头山满（字立云，1855～1944）生于福冈藩武士家庭。原姓筒井，过继母家，从母姓。据载，他曾因参加反政府活动入狱，1877年西南战争后出狱，随后参加国会开设请愿活动。1879年，他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等人组织向阳社，两年后改组为玄洋社。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又组织天佑侠。1900年成立国民同盟会（后改名对俄同志会），宣称要“解决满洲问题”。1901年成立黑龙会。1908年又组织浪人会。平冈浩太郎曾任玄洋社社长，其姪内田良平是黑龙会主干，他们均是孙中山早期革命运动的支持者。研究玄洋社历史的加拿大学者诺曼指出：“玄洋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驱”；“福冈是日本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最狂热一派重要的精神发祥地”[2](P104)。

头山满无职无位，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他服膺当时日本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即亚洲门罗主义，赞成东亚同文会宣扬的“支那保全论”，主张“日支一家”，鼓吹中日“提携”、“融合”，以日本为“东洋的盟主”，排斥欧美列强，“化东洋全体于日本皇道之下，进而联东洋为一体，建设皇道乐土”，凡此，是他“五十年不变的大陆政策和理想”[3](P107～108)。头山满以其早期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经历，与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犬养毅等政界人士有着密切联系，他更利用玄洋社和其他右翼组织编织的关系网，影响所及，达于军、财等界。

以头山满为首的大陆浪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他们从政府、军部、实业家、新闻社、杂志社及其他民间有志者那里领取调查费、机密费、补助金、赠款、稿酬等作为生活费[4](P20)。在华浪人除了各自的活动，还办了一些机构，作为活动基地并培养人才，如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南京（后迁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汉口北京等处的乐善堂、《汉报》、《闽报》等报馆以及广州等大城市的东亚同文会支部等，深具战略眼光。插手中国革命运动，更是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第一次流亡日本，是从1897年8月开始的。他首先遇到的浪人， 是通过犬养毅领取外务省经费到中国南方调查会党活动刚返抵横滨的宫崎寅藏与平山周。经过接触，平山周赴东京向犬养毅报告，由犬养向隈板内阁疏通，准许孙中山居留，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准居证，因而得到警方的保护。犬养毅与头山满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是同等重要的人物，一些犬养毅不便出面做的事，便由头山去处理。日本人容许孙中山流亡该国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1898年2月3日犬养致陆实（字羯南，当时任《日本新闻》主编）的信中说：“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引者）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5](P97) 信写得十分坦率，毋庸作注，他们日后即是按此宗旨办事的。

孙中山与头山满是何时开始交往的，史料无证。据头山满的秘书藤本尚则撰写的《头山满翁正传·年谱》记述：1898年3月，头山与宫崎、孙文见面[6]。此说当是有据。头山晚年讲到他支持孙中山的原因时称：“彼抱有热烈的救国爱民革命志望，此固不待言。此外，彼亦是能集天下之财，散之于天下之人也。余有睹于此，乃信彼是足以统治四百余州之英雄也。”[7](P188～189) 头山说这些话的时候，孙中山创建的党正在中国执政，用词也就文雅一些，但与掌握“以备他日之用”的意思，却是一致的。

从现有材料看，武昌起义以前，指挥浪人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是内田良平，孙中山与头山满直接联系并不太多。这可能就是美国史扶邻教授说的：“在沙文主义的扩张主义者中，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头山满，他在幕后指导着他的福冈追随者的战略。”[8](P129) 1900年6月6日，由头山满、犬养毅等做东，在红叶馆为孙中山离日赴南洋送行[9]。为策划华南“独立”，可能是由头山满关照，中野德次郎提供了5千日元经费。这一年，孙中山赴南洋、返上海、到台湾，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清藤幸七郎等一批日本浪人，先后追随左右，山田良政则死于惠州之役。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事前召开筹备会议，地址是赤坂桧町3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随后有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等6名浪人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07年春，清政府由庆亲王出面，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接受内田良平的建议，留有余地，由外务省按当年对待康有为的规格，提供一笔费用，让其自行离开，3年后可以回来。经办此事的，是神鞭知常的女婿、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后任日本驻英使馆参事官、驻华公使）。1910年，3年期届满， 孙中山通过宫崎寅藏、金子克己等浪人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联系解禁，同时他本人亦赴日本驻英使馆请求。接待他的山座参事官表示，改易姓名可以登岸。是年6月，孙中山东返，化名“阿罗哈”在横滨入境，但为中国公使馆发现，经交涉，日本不拟留容，孙中山只得又匆匆离去。对于日本当道讨好清廷的措施，犬养、头山虽欲相助也无处着力。

1911年2月15日，孙中山致函宫崎， 内称：“正月十八日来函并《东亚义会会则》一纸，接读之下，喜极欲狂。寺内陆相、陆军将校及民间人士，既如此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之举，则吾事可无忧矣。”又称其甚欲到横滨驻足，“望先生及犬养、头山两翁代为竭力图之，无限切祷”[10](P512,520)。5月20日，再致函宫崎，询问返日居住事，并询东亚大势及日本人心趋向，望详告以俾决策，且欲了解犬养、头山等人组织之东亚义会进展如何。6月21日，他收到浪人、日本海军省在华坐探宗方小太郎来函；7月16日复函宗方，盼结合日本人士，启导舆论，游说当局， 支持中国革命。22日宗方收到该函，旋转寄海军军令部，未见下文。直到武昌起义，孙中山寻求返回日本并争取其军部、政府支持的努力，均告落空。武昌起义后，日本浪人界立即动员起来。1911年10月17日，头山满等200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浪人会”，决议促使政府中立，争取内外支持。11月上旬，内田良平等浪人又在东京召开“有邻会”筹备会，决定派人赴中国与革命党联络，以“增进官方与民间人士之理解”。头山满等人还成立“善邻同志会”，以支援中国革命。在武汉战事正紧时，黄兴对追随左右的萱野长知说，赶紧致电孙中山，促其尽快返国；同时，要他致电犬养、头山，询问取得天下后采用何种治国方法，并请他们来华。由于大批浪人涌来中国③，不相统属，乱哄哄的，像开“浪人展览会”一般，犬养、头山也深感有亲赴中国一行的必要。

1911年12月17日，犬养毅到达上海。12月25日，孙中山返抵国门。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一批日本人前往香港迎候，同船抵沪。犬养毅以及多名日本外交官、军人及浪人到码头迎接。12月27日，头山满带着一批随行人员抵达上海[6](P247)④，入住丰阳馆，日本浪人、军人随即纷纷趋候。犬养毅称头山的临时居所为“安宅之关”，凡欲往南京会见孙、黄者，均需通过这个关口。头山满在上海对人说：邻邦中国实现共和政治，会影响日本的国体，但他还是决定要支持革命派，“支持革命党取得政权后，他认为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满蒙地区，并且同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已有十多年的交往，所以不能因为孙中山主张共和而放弃支持革命党”[2](P119)。

头山满抵沪后，日前由武汉来上海的黄兴即去见他。次日，头山在几名亲信陪同下，到法租界大马路408号拜访孙中山。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0日晚，他在璇宫旅馆举行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新闻披露会，招待在沪日本人，来宾有犬养毅、头山满及各公司代表、新闻记者及犬养、头山的随行人员。孙在讲话中说到，“望今后由于各位的努力，得与日本政府愈益亲密，更进而密切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系我等真正希望所在”。犬养也在会上致辞[6](P250)。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希望得到各国承认，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均予拒绝。早在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已开会决议，在继续推行其大陆扩张的前提下，维持中国一个（或几个）软弱的政府，以确立在华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伺机并吞中国之一部或大部分。大陆浪人的活动，当然也不出此范围。

日本政府对袁世凯并无好感，但在“非袁莫属”舆论甚嚣尘上、袁之取代清廷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不能不与袁打交道。中国南北议和的焦点，是由袁世凯执政，实行共和政体，其中包含孙中山让权的问题。头山满、犬养毅反对孙中山停止北伐，这与中国舆论热切希望和平统一是相悖的。1912年1月8日，犬养、头山由宫崎、萱野及寺尾亨陪同赴南京，在与孙中山、黄兴会晤时，提出孙中山不应北上与袁世凯会见的建议，孙未予接受。当时孙中山并无北上计划，头山等人之意，实质是反对孙袁合作解决国是。与此相关，是犬养、头山提出孙中山与岑春煊、康有为搞“大同团结”，以对抗袁世凯。这个建议缺乏可行性，亦遭到孙、黄反对[6](P247,248)。在当时条件下，孙中山让权，促成南北统一，是革命党的最佳选择，孙、黄的决策完全是正确的。

犬养毅、头山满还溯江赴武汉，游说黎元洪，无功而返。见事无可为，1月12日，犬养毅先行回国。随后，头山满乘“榊丸”赴大连，经奉天（辽宁）、朝鲜返日本。在上海码头，仅有何天炯等几个人作为代表去送行，场面颇为冷落。船出吴淞口，头山看到白鸥成群飞翔，脱口说出“这是海鸥代支那人来送别”的话，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头山回到东京后，一次出席银座的欢迎会，有人请他介绍此行观感，他说：“中国此次革命是膏药治疗，现在看来，真正应采取外科手术，各处都有肿疱。”[11](P478,479)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当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国民党人的政治诉求到了无可调和的时候，孙袁决裂的时刻也就到了。孙中山仍然需要头山满的支持。

二

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计划访问日本，桂太郎内阁以接待问题要求推迟，延至1913年2月，始得成行。桂内阁于2月17日结束，当孙中山一行抵东京时，山本权兵内阁已上台。

孙中山访日，除了答谢日本友好人士过去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还拟以“筹画全国铁路全权”的身份考察日本的工业交通等部门，并希望与日方建立“中日同盟”，以抵制沙俄侵华。日方对孙中山来访作了周到的安排，孙会晤了首相以下朝野各界人士，参观了许多工厂、港口、学校等军民设施，与日本财界订立了《中国兴业公司合同》，并与桂太郎讨论“中日同盟”问题。他在东京，拜谒日暮里近卫笃麿墓地，会见了山田良政的父母等遗属；在福冈，到安永东之助、平冈浩太郎墓地凭吊，以感谢他们过去对自己的支持。头山满曾到东京车站迎接孙中山，并出席了犬养毅在红叶馆的欢迎会。过去日本有权势的人实际并不支持孙中山，而对孙的来访却表现出极大热情，头山满对此颇不以为然。孙中山对访问过程极感满意，正当他对此行踌躇满志之际，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宋案”发生，引发“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出国流亡。当孙中山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是头山满伸出援手。日本政府为结袁世凯的欢心，原来决定不许孙中山入境。头山满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穷鸟入怀，猎夫不杀”，这是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是文明国家，怎么可以不接受国事犯！况且，孙文到美国去，对日本有什么好处？他派寺尾亨去劝说山本首相，不得要领，只好请正在伊豆长冈静养的犬养毅回东京，去劝说山本。结果，日本政府勉强准许孙中山入境。头山满将此信息电告在神户准备迎接孙的萱野长知、古岛一雄等人。在川崎造船厂厂主松方幸次郎及三上丰夷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孙中山终于在1913年8月18日到达东京。为了防备袁世凯刺客的追杀， 头山满将孙中山安排在自己住所的隔邻（东京灵南坂27番地，即今港区赤坂1丁目14番地）海妻猪勇彦宅， 后院有通道相接。东京警方派员全日保护，逐日报告孙中山活动以及与外界的往来。头山满还动员福冈的煤矿主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伍佰日元费用，使孙中山生活无虞困乏。

孙中山入住海妻邸宅后，头山经常过从。头山宅还提供给孙中山与其部属议事，并为之转收函电、包裹、汇单。头山宅还是保护中国革命党人的地方[12](P84) 。孙中山的一些活动，事先也与头山商议。例如1913年10月18日，他们便商量是否给刚去世的桂太郎送花圈的问题，孙接受头山的意见，决定以不送为好。因为受到当局与浪人首领的严密保护，一些老朋友不易见到孙中山，便难免发出怨言。1913年8月30日，池亨吉说，据他所知，“政府和浪人串通一气，将孙等委托于彼等， 并在谨防刺客的借口下，以保护为名，一直受着形同监禁的待遇”；“更何况在日本国内，孙等现在已被萱野等浪人所包围，不能轻易接近，想来孙等也不会不感到为难”[13](P596～597)。池亨吉批评萱野等人而未指名头山，可能是有所顾虑。孙中山在海妻邸宅住了近1年光景，1914年7月2日，他开始找新居。找了几处，1915年8月20日，选定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原宿109番地，不久即迁居，并于10月间在此处与宋庆龄结婚。孙迁居后，头山满夫人还多次去原宿见孙，转交函件电报，转达口信。

史料表明，到1914年夏秋间，孙与头山的来往已不比此前密切。8月19 日警方一份关于近来头山满与孙文关系的报告说：（一）头山满近来多居家中，耽于围棋，不问世事，政客也很少来往，且极少参加政治与时事性集会。（二）头山满与孙文最近几乎未曾会面，今年以来仅会见两三次，无非拜年或者探望病情，只是寒暄而已，从未言及时事。尤其孙文只知极简单单词外不通日语，而头山满英语、汉语均不通，即使见面仍不能直接交谈，且未发现头山与孙文间通过第三者联络谋划之事。（三）孙文虽与陈其美等进行种种策划，拟乘此机会（按指欧战开始——引者）起兵举事，但无法筹得资金，因而极为焦虑，此事属实。但就其计划，未发现孙文与头山商议之迹象，亦似乎未有头山参与策划第三次革命之事[13](P610)。这个报告反映了孙与头山之间阶段性的状况，随后情况有所变化。

1914年8月13日，孙中山为革命问题派菊池良一征求犬养毅的意见。24日，犬养访问孙中山，密谈了1个半小时。孙讲到世界大势和东亚问题， 认为东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人种问题，故黄种人应当团结对抗白种人。当前是中国革命空前的大好良机。他预言，欧战最终将由德国取胜，“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他又表示，此时中国革命筹款甚感困难，“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据载，“犬养对此未表示任何意见，仅称，我意如周围条件允许，现正是举起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关于筹款一事，将与头山氏充分商议后答复”[13](P688)。

犬养毅从孙中山住所出来，便到头山宅商议。9月9日，头山发表谈话，认为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革命的曙光，其时机实在不远之将来。他对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虽有不满之处，但尚非表态之时，只能保持沉默。但他又批评日本与英国订立同盟，接受英国的干涉，伤害革命党的感情，不利于将来的日中关系。他认为日本不应相信袁世凯的亲日伎俩，“希望我政府为国家着想，此番应倾注部分力量于南方”，云云[13](P689)。对筹款之事，公开场合当然不便议论。10月31日，孙中山偕陈其美、戴天仇赴芝区日荫町1丁目1番地“海滨之家”，应头山满、中野德次郎等友人的宴请（由中野付款）。如前所述，中野德次郎是1900年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经费支持者。宴会上谈了些什么，未见记载，无从查考。欧战开始后，日本正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殖民者地位，还顾不上与中国革命党人合作的问题。

孙中山为开展反袁斗争，在日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他在日本不断寻求军、政、财等各界有力者的支持。他与海军的秋山真之、陆军的田中义一、福田雅太郎及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等人均有交往，日本这些谋划侵华的政要提出“革党之利用”问题。1915年11月，日本军部决定“排袁”。浪人与军部配合，搞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1月9日，浪人中的“满蒙派”与“革命派”在头山满宅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活动。11月10日福田和五郎致信在华的浪人小川平吉，介绍此次会议的情况。信上说，参加在头山满宅集会的有寺尾亨、副岛义一、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平山周、内田良平、美和作次郎、葛生能久、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岛田经一、福田（和五郎）等人。信上讲到，如你所见，“满蒙派”若能与“革命派”合作，那没有比它更能巩固的了。这些“对支有志会”、“对支同志会”的成员，围绕在满蒙地区扩大权利，利用“满蒙派”与“革命派”的合作，那样也包含了支援“革命派”[4](P141)。这是一次浪人的高层决策会议，意义重大。由于以内田良平为主干的黑龙会成员专注“满蒙独立运动”，内田应是“满蒙派”的代表了。这一派与“革命派”的合作也就是支持了“革命派”，道理上是说的通的。那么，“革命派”的代表是谁，其主要活动地区在哪里呢？答案并不难找。中华革命军在山东、上海等地均开展反袁行动，其中，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以青岛原德国总督府为司令部，总司令居正，顾问为萱野长知，主要活动地区为胶济铁路沿线。因为投入东北军中的浪人实在太多了，为了约束他们，头山满不得不指派其亲信柴田麟次郎为东北军的军法处长。直至袁世凯死后，东北军受命停止活动，这些浪人才另谋出路。为供给东北军饷需，孙中山在借款问题上仍求助于头山满。1916年4月21日，孙中山复电居正，告以向日借款须得陆军当局同意，“已托头山交涉”[14](P2821)。犬塚信太郎提供的借款，即与头山有关[15](P1209)。

袁世凯既接受日本亡华的“二十一条”，又加紧复辟帝制，种种恶行，激起国人的强烈反抗。护国战争开始后，袁氏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当袁氏自顾不暇之际，孙中山决定返国。1916年4月25日，他向头山满辞行。27日离开东京，5月1日秘密抵沪，从而结束了他第二次流亡日本的生活。史实清楚地表明，若无头山满相助，孙中山这两年又八个月的流亡革命史是写不出来的，如何从事反袁，自无法设想，更遑论孙宋结合的机缘了。

三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9日，日本陆军元帅寺内正毅接替大隈重信任内阁首相。孙中山希望北京当局能恢复《临时约法》，由1913年选举的国会行使立法权，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寺内内阁推行援段政策，通过西原借款和各种军事协定，加强对段内阁的影响力。段氏毁弃约法，孙中山以护法相抗衡。1917年7 月孙中山运动海军及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设立非常国会，建立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大元帅。

孙中山对寺内内阁确曾存有幻想。1917年6月，他致函寺内， 要求日本与中国真正提携，认为因日本政治家过去不能见信于中国，故“中国人每疑贵国之亲善为有野心”。他指陈：目前北洋军人虽占有优势，但终不能统一长久，“为贵国计，惟以正义定所当助者，即助之于无力之时，使其成功，必感激于真正之援助”[16](P108～109)。日段合作方兴未艾，信去如泥牛入海。

1917年8月25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开幕。同日，由孙中山领衔， 分别致电日本寺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犬养毅、涩泽荣一、头山满，要求他们对中国“予以道德的同情，使中华民国定坚固之基础”，俾“两国国民所共同希望之亚洲共和与文明发展亦得实现”[16](P133,134)。日本既与段内阁合作，当无理由同时公开支持反段内阁之西南军政府，日本人对上述要求不予置答，亦在情理之中。

1918年1月21日，孙中山派驻日本的代表殷汝耕赴任， 孙令其带送致头山满函件，函称：“先生于敝国之改革，东亚之兴隆，持之十年如一日。此次更有日支国民协会之设，敝国拜赐实多。大德不谢，惟矢努力前进，以当报答耳。”[6](P307) 这个“日支国民协会”是何时成立的，其宗旨与活动如何，欠详。要之， 孙中山当时处境困难，政令不出帅府大门，护法战争难于开展，故寻求外援，极为殷切。他接收了朱庆澜的广东省长亲军20营，改编为“援闽粤军”，委任陈炯明为总司令，率部开赴粤东闽西南图存发展。控制两广的广西军阀处处打压、排斥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

1918年3月2日，头山满与犬养毅函邀孙中山赴日，信上说：“贵国南北对峙以来，世局纷纭，不知所底止。弟为东亚大局，深忧之。今也阁下一进一止，实东亚治乱之所系。弟兹有欲与阁下面议一事，因望阁下亲到东京。”头山、犬养究为何事邀访，颇觉突然，此时西南军政府政务委员唐绍仪正在东京，孙中山便复电头山、犬养，谓“来函敬悉。现正在粤筹集正式国会。阁下所欲面谈之事，倘为南北调和问题，则唐少川先生优为之，无文亲来之必要。若为东亚百年根本之大计，非与文面谈不可者，请即电复”[16](P409)。此电发出后，数日不见答复，孙决定派朱执信赴日，带去一函，详叙此次护法之目的。函中批驳了外界对护法引起南北分裂的攻击，“盖为此言者，不过欲利用南北之恶感，以自营其私而已”。他表示俟正式国会开会后，若能分身，当赴日一行。他还邀请犬养毅来广州访问。当时根本不存在召集正式国会的条件，犬养也不可能来广州。4月13日，犬养复电孙中山，称“恐先生自赴闽危险，故请先生来”，并商谈“处置督军办法，兼商量新疆方面，对德人方针”[17](P811)。由于西南军阀极力策划孙中山去职，局势无可挽回，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5月21日离开广州， 经汕头至大埔三河坝会晤陈炯明，然后，从汕头取道台湾赴日本。6月10日，孙抵门司，即乘车赴箱根。日本政府不允许孙中山到东京去。12日，他在塔之泽环翠楼住了一宿，次日，转赴小涌谷的三河屋旅馆。在三河屋，他会晤了旧友头山满、寺尾亨、萱野长知、水野梅晓、菊池良一、梅屋庄吉、藤村义郎等人。犬养毅并未前来相晤。6月19日，孙中山离开箱根。20日抵京都，在京都大学医院治疗目疾。23日到神户，乘“近江丸”返上海，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护法战争。

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显然不是适当时机。5 月间日本与段内阁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头山满带来的信息也令人沮丧，故他匆匆离去。7月18日， 孙在沪致信陈炯明，告以“文前自抵东后，鉴于外交方面骤难活动，一切计划，未能实现，无可奉告，故中间久阙致书”；“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这样，诸事只得重新安排了。他在上海，仍然宣称护法，但除支持陈炯明在漳州练兵外，军事上难有大的动作，主要精力是从事著述和党的建设。到1918～1919年间，国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变化。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结束，南北之间开始酝酿议和问题；1919年2月，议和正式开始，5月，因巴黎和会引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由原（敬）内阁取代。11月，欧战结束。南北议和无疾而终，但段祺瑞下台却带来了孙段关系的转机，孙段合作的萌蘖渐现。1919年10月，蒋介石赴日本游历，孙中山托他带信给头山满，问候起居。这段时间，他们的交往归于沉寂。

1920年10月29日，陈炯明率部攻占广州，逐走桂系军阀。11月28日，孙中山返粤，第二次开府广州，展开反对直系军阀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孙中山在广州推行的外交政策，被外界认为“亲美”、“赤化”。日本方面也十分注意孙中山的动向。1921年3月，头山满、犬养毅派宫崎寅藏、萱野长知来广州了解情况。孙听取了来客对老友近况的介绍后表示，三民主义的主张未变，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的思想也有所进步。宫崎、萱野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广州有什么“亲美”、“排日”、“赤化”的事。至于他们回国后是如何向头山、犬养汇报的，未见记述。

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内外政策上颇有异同，人事关系上亦各成系统，积渐成为冲突，演成1922年6月16日陈部围攻观音山总统府、逼走孙中山之变。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重新思考建党理念与政治出路。返沪以后，他不再强调护法，而是与段祺瑞、张作霖进行合作；同时，与中共、共产国际联络，且于1923年1月26 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外交的政治基础。是年1月14日， 滇桂联军逐走陈炯明，2月21日，孙中山返抵广州，第三次在这个城市建立政权。他推行的联俄联共政策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他领导的国民革命注入新的生命力。

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孙中山曾致电慰问头山满、犬养毅等人。11 月16日，孙中山将亲撰的七千字的长函，托山田纯三郎带回给犬养毅。犬养这时刚加入山本内阁，孙认为犬养入阁以后，定能展其抱负，以改善孙日关系。他希望犬养代亚洲人民利益发言，日本承认苏俄，以结成“中日俄联盟”[18](P401～406)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中山一番心血，付诸白流。

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面临严重困难。他军事鞅掌，东征、北伐，处理与滇桂军的关系，不遑宁处。财政上则罗掘俱穷，无处告贷。他不断向到粤的日本访客提出借款问题，但毫无结果。1924年9月，他派参谋总长李烈钧访日，要他联络日本朝野人士，“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希望日本“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李烈钧会见了头山满等人，但对孙中山的要求，皆默然视之，令李烈钧不得要领而归。

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政权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924年11月17日，孙抵上海。经与李烈钧商议，决定经日本赴天津。11月22日，孙中山启程赴日。据日方记载，孙致电头山、犬养，称“今由沪启程，不日将得拜晤之机会”。头山复电，询“几时得抵东京？”以便筹备孙来东京时的欢迎会。孙复电头山等人，告以“此次为收拾敝国时局，特经神户赴北京，愿共商东亚大局，倘得驾临更欣甚。并乞代向朝野诸贤传声”[19](655～656)。11月2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神户。这时段祺瑞已就临时执政，日本政府又一次禁止孙中山赴东京。在神户，孙中山连日频繁会见日本各界人士、华侨和留学生。由于不久前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日本国内“大亚细亚主义”舆论张扬。在神户工业会议所等五团体组织下，由主人点题，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他将东西方文化归结为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要求日本国民详审慎择：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⑤。他对日本的期望，发挥到了极致。

犬养毅派他的亲信古岛一雄来神户看望孙中山。头山满则在内田良平鼓励下，为图占“满蒙”逼孙在收回旅大问题上表态而来神户。先是，1923年3月27日，原由沙俄逼签后转手日本的旅大租约25年期满，中国政府于3月14日提出收回， 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国人对此奇耻大辱，同深愤慨，自上海民众示威抗议后，各省各埠先后响应，要求如期收回，并废除二十一条，且以经济绝交为抵制日本手段，形成全国性的运动。针对这个问题，在1924年11月25日头山与孙会面之际，孙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头山则表示，“以贵国四亿国民，不甘外国轻侮与侵害，爱国之士对此愤慨不已，也是当然的。过去满蒙地方受俄国侵略之时，幸我日本以相当实力，付出重大牺牲，始得保全有唇齿辅车关系的贵国领土。在该地我之特殊利益，待将来贵国国情大有改善，不忧虑受他国何种侵害之时，当予以归还。若目前简单答应归还要求，我国国民多数将不答应”。据说对头山满的唐突发言，孙中山深为错愕，神情紧张，回答说，先吃饭怎么样？这样，便未再谈下去。第二天下午，头山的随从重提此事，直言有关满蒙权益，包含收回旅顺、大连是如何考虑的？孙说：“这里所指的是希望废除旧条约，旅顺、大连等的收回尚未考虑在内。这与香港、澳门一样。”又说，“旅顺、大连的问题，情况也是一样，再扩大其势力就会成问题，维持现在的势力，就不会出问题”。孙还要求日本帮助废除治外法权与关税独立。头山表示理解。会见结束，头山达到目的回到东京，中途在大阪郊外小曾根村会晤内田良平，告以此行结果⑥。

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的孙中山，已经罹患重病。在孙行将不起之际，他身边的人去电招萱野长知来京。萱野在孙病榻前，孙问他，犬养先生、头山先生可好？《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日本反应如何？萱野均作了使孙满意的回答。2月12日，萱野将抵北京后情形，致函详告犬养、头山。1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了这个世界。头山满在题为《求亚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说：“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我与先生相知三十余年，先生每来日本，必来顾我。今闻此噩耗，能无怆然欲涕耶？”[20](P52) 人们或许并未考虑头山满对故友的悼文是否真诚，但应当承认，作为故交，头山的这段评论，还真说得上大体是准确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移灵典礼，邀请头山、犬养等一批孙中山日本旧友、旧友遗属来华共襄盛举。头山满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孙中山与头山满从个人关系说，可谓善始善终。但在国交上，中日两国即将进入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头山满晚年在这场长达13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仍在幕后操纵右翼团体和大陆浪人，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头山满毕竟是头山满，50年未改其初衷。

据萱野长知估计，孙中山有多达300个日本友人。但此辈多非道义之交， 其中不少人都中途告别，有的（如田中义一）还成为孙中山批判的对象。人们或许会问，为何孙与浪人首领头山满的友谊居然能够一以贯之，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对此，可以指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都不外乎是基于实际需要，如前所述，头山满在20余年间对孙中山确曾提供过许多支持，孙因为获得支持而心存感激之意，并不断寄予厚望。笔者认为，仅仅是上述理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不忌讳的话，应当承认，孙中山与头山满之间在亚洲观、中日关系观等方面，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共识，对孙而言，不妨认为这是认识水平所致。

孙中山在1897年与宫崎笔谈，即赞成“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的说法。1913年孙为头山满题联：“西彦（谚）曰血浓于水，东古训唇齿相依。”直至1923年，孙仍提议建立中日同盟，以日本为盟主。1924年11月更表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类似这些言论，与前述头山满的“日支一家”、中日联合、中日同盟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不但话语相似或一致，而且思想上也有交集与某些共同之处。当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异的，孙中山有较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民族独立、平等合作，弱小民族团结反抗帝国主义强权，乃至民族自决，这些与头山满的亚洲门罗主义，图谋他人的领土主权，以日本皇道统治亚洲的霸权思想，都是完全不同的。

不论孙中山是否意识到头山满的支持包藏祸心，但他始终引头山满为同志、为挚友，说明孙中山囿于主客观条件，他的认识能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评论他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思想时，如果我们以之比较李大钊1919年提出的“新亚细亚主义”，便可发现，他们之间的内涵和思想水平均大有轩轾。李大钊说：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21](P148,256) 立足点不同，观念自然也不一样。故应当实事求是，解说一个真实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