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思平: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若干学术和热点问题评析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关注中国抗战研究的动态，立足跟踪学术前沿，解读探索若干抗战史研究中的新问题，辩证地阐述了中国抗战十四年与八年的关系、国共两党两军分别所在的正面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以及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凸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的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目前，关于中国抗战的诸多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既是历史问题，又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恪守正确的思维方法，坚决摒弃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理服人，依据事实说话，全面和历史地对具体情况进行阶段性地分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坚决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这不仅是对党和人民负责，而且也是对历史负责，这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中国抗战8年与14年的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由于各种原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经历的时间在认识上不尽统一。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一是1931年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即中国进行了14年抗战；二是1937年说，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即中国进行了8年抗战。这里既有思想认识和宣传报道不尽统一的问题，又有口语习惯说法和文字表达不够严谨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把有关概念区别清楚。由于概念不同，不仅内涵不同，而且外延也是有区别的。其中，关于抗战与局部抗战、全国抗战的概念也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概括地称为中国抗战，应包括中国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应是14年抗战，而不是8年抗战。中国局部抗战，是指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主要是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部分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中国军队抗战。全国抗战主要指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亦称为全民族抗战。人们习惯地称作“8年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或称全民族抗战，即抗日战争时期。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中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就是如此。大量的事实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实事求是的。这一观点，从2017年起在中小学生教材中得以落实，是非常必要的。至于人们思想上认识不够统一和习惯说法不够严谨的问题，则需要在宣传报道和党史、军史研究及有关展览中，进一步统一口径，以免产生误解。

然而，如果以1931年作为抗日战时期争的开端，那与此相衔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就相应地由1937年改为1931年，则是不可取的。在此，关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概念上也不能混同。说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算起是必须的，但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7月算起。众所周知，1931年至1937年，虽然在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进行着抗日战争，但从全国范围来讲，毕竟还是局部的，而作为中国两股最大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主要进行的是“围剿”反“围剿”的阶级斗争。中日民族矛盾从1931年开始，逐步于1935年华北事变后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从总体来看，1931年至1937年我党我军进行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要求改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同时需要指出，别的战争与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于1945年9月，结束于1949年9月，10月1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则开始于1946年6月，结束于1950年6月。但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是4年。因此，只有把有关概念分清，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抗战从何年算起和共进行了多少年的问题。否则，就难以判定哪种说法的正确或错误。

关于中国抗战14年与8年的称谓，本是一个事实问题，不难理解。但至今仍有人，甚至个别资深专业研究工作者，否定中国抗战14年的概念，而坚持中国抗战只有8年的说法。其理由是，以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何时对日态度作为界定标准。按照这一逻辑，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9日。据此，中国抗战就只有4年，连8年也不是，这一表述是难以接受的。照此逻辑，退一步讲，即使是8年，也不是1937年7月7日开始的，而是8月14日。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推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形势下，即淞沪会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8月14日发表了《自卫抗战(暴)声明书》。据此，中国8年的抗战，开始于此时。

其中，不言而喻的，是关于国家何时抗战的认知标准不同。是以形式上代表中国、而实际上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还是以共产党和人民抗战的态度与行动为标准，是得出不同结论的关键因素所在。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实际上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与此相反，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代表全国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和声明，旗帜鲜明地进行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宣言》。从9月20日至193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多份文件。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推动和影响下的东北义勇军一度达到50余万人，活动范围达100余县，并进行了著名的江桥抗战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10月，发展到11个军，共3万余人，进行了难以统计的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的反日大“讨伐”作战。在此期间，国民党爱国官兵，也相继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尽管中日双方对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认知不同，但日方关于战争的时间问题也是不回避的，与中方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稍有不同的是，日方以年头计算，称日中战争史15年；而中方按周年计算，是中国抗战14年。

据此，有人质疑，既然中国抗战由8年延长至14年，还可以延长至50年，甚至是70年。其理由是：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1894年进行了甲午中日战争。如果仅就一般意义上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蓄谋已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连续性来说，原则上是可行的。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看其主要矛盾和任务有别，还要视一场战争或战役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其过程是否间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由8年改为14年，不仅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且作为一场战争的进程始终没有中断，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是立得住脚的。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一些非常权威人士和领袖著作的注释，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口头宣布投降，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结束的下限，是不准确的，因为战争实际上没有完全结束。而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才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日。据此，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即抗日战争的下限：不是8月15日，而是9月2日。

其历史原因是：1949年12月23日，中国政务院曾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出通告，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决议的形式庄严决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敌人最后签字投降日的第二天作为胜利一方纪念日，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则是抗战的结束日，是不言而喻的。

二、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史军史界，尤其在大量新闻媒体报道中，可以说不乏其例，甚至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仁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不够严谨和准确的，也是没有文献资料根据的。

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一字之差，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内涵相差甚远。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根本的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份不同，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战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则是主张和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以取得抗战胜利的片面抗战路线。是否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则是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焦点。

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则是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①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②据此，1937年7月的七七抗战或称卢沟桥抗战是全国抗战，亦称全民族抗战的开始，而不能认为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三、七七事变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出版了数万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主要代表性的说法有：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1年说。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战争是逐步沿着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轨迹发展的。1931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率先在世界东方点燃了战火。1937年日本法西斯又发动了七七事变，由局部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后，欧洲战争也发展为全面战争。继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遂演变为全球规模。1945年5月和9月，随着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投降，战争先后在西方和东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但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以西方的1939年说处在主导地位。

1995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中围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出发，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实现了新的思想飞跃，明确提出应把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东方爆发的起点。这一观点的确立，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进一步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不足，即一场战争为何说有两个爆发点，东方一个，西方一个。似乎羞羞答答，观点不够鲜明，也不能够自圆其说。

战争的实践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迥然不同，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日渐削弱，世界强国中除欧洲的英、法、德、意外，还有亚洲的日本和美洲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和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条件下，由分别在亚洲、欧洲形成的日本和德、意法西斯这两大战争策源地，为争夺全球霸权先后在世界东方与西方发动的。

从当时的世界主要矛盾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主要是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一场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以1936年德、日法西斯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此期间及其以后，无论是哪个法西斯在哪个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都应视为世界大战的开始。日本法西斯为了实现南进或北进、进而称霸亚太地区的战略，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首先在中国将局部战争推向全面战争，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实施全球侵略计划的首要战略目标和先决条件。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7年7月在东方爆发早于在西方爆发的1939年9月两年多。既然如此，七七事变不仅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而且也应承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这一观点，已正式写入了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工程项目》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以七七事变或称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

四、八路军称谓的由来和隶属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统称。

路军或路，一般是部队在作战中的一种临时组织形式，作战后即撤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却作为一级组织形式保留下来，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军和红军都使用过。在国民革命军中，路或路军相当于军或高于军，辖1个师或几个师或没有师，一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才逐渐撤销后而统一起来。红军也多次使用路军，相当于何级，极不统一。如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时，黄安农民起义的队伍编成第一路，麻城农民起义的队伍编成第二路，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共300余人。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红四方面军一部编成的西路军2万余人。

八路军的称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曾经使用过。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以北伐战争中留下的国民党的粤系部队编成的。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出现了初步合作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了5项要求、作出了4项保证。其中，在第2项保证中，第一次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③于是，从1937年2月到8月即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在前一阶段秘密接触和高层对话的基础上，分别由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焦点则是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及红军改编问题。

直至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日军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和政府对全国抗战方针、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暴)声明书》，严正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④这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和政府最终下定了实行全国抗战的决心，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这一谈判焦点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

8月17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已同意南方8省地区(除琼崖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正式发表公布。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而相对于改编为新四军的红军一部来说，改编为八路军的实际是红军主力。9月11日，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番号深入人心和深得人心，就一直沿用下来。

长期以来，党史、军史界一直认为八路军在建制序列上一开始就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的近半年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编入第二战区则是1938年1月，据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第4卷写道：“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全般状况之需要，再颁发国军战斗序列”，“第二战区”辖“第十八集团军”。1939年3月12日，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五、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究竟是一次战役还是战斗?可以说是一个长期难以统一认识的问题。诚然，当时的林彪等人在撰文时，也多写为平型关战斗。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写为“平型关战役”。但有很多史书和学者认为，这次作战时间短、规模小，是一次战斗。究竟什么是战役，什么是战斗，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谓战役，是“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由一系列战斗组成的作战行动。”所谓战斗，是“兵团或部队、分队在较短时间和较小空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作战行动。”⑤从军语的释文不难看出，判定一次作战究竟是战役还是战斗，其要素是：作战目的，部队层次，时空大小，统一指挥和战斗组成等。

众所周知，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天)津后，为了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平津为依托，沿平汉、津浦和平绥铁路，在华北和华中展开战略进攻，长驱直入，其嚣张气焰不可一世。为了振奋中国军民抗战精神，八路军参战部队虽是第一一五师主力，但第一一五师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由红第一、第十五军团刚刚改编的；同时，作战空间较大，主要是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一条沟内；整个作战在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师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乔沟和老爷庙等多次战斗。诚然，时间较短，作战是在1天内进行的。从战役或战斗的综合因素来看，结合平型关这一战例进行总体分析，似乎介于战役与战斗之间。但具备了作战目的、部队层次、多个战斗、作战时空和统一指挥多个基本要素。据此，倾向于认定平型关大捷是一次战役，而不是战斗，更符合军事历史的实际和具有科学性。

同时，有人认为，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作战是战役，而八路军进行的平型关作战是前者作战的组成部分，不能称为战役，其意是战役中不能有战役，只能称战斗。在战争史上，战役中包括战役，大战役包括小战役，可以说不乏其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包括了锦州战役，平津战役包括了天津战役。在此，重审一次，确切地说，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组织的是砂河决战，也不是称为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1937年7月全国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时至今日，仍有人对此持质疑态度，而认为是淞沪会战。其理由：一是淞沪会战开始于8月13日，而平型关战役发生于9月25日，前者比后者早开始近1个半月；二是前者初期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铁的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衡量平型关战役和淞沪会战，究竟哪次作战是全国抗战的第一次胜仗，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作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早晚问题；二是结局的胜败。诚然，淞沪会战开始的早，却结束于11月12日，晚于平型关战役1个半月多；而平型关战役是在1937年9月25日同一天开始和结束的。

作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早晚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其成败。如从作战的全过程来看，淞沪会战的胜利是局部的，结局是失利的，而平型关战役总体是胜利的。综上所述，以淞沪会战代替平型关大捷而成为全国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其根据是不充分的，是站不住脚的。

八路军歼灭日军多少人?究竟是1000多、3000多，4000多还是1万多人，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存在不同看法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这一问题可以说逐步得到解决，则统一为1000余人。实际上，平型关战役后第2天，即1937年9月26日，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昨日与敌(第五师团第廿一旅团)廿一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10月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人，指出，平型关战役“打死敌人一千多人”。⑥

然而，至今为止，对日军被歼的是何种部队，是辎重部队即后勤部队，还是战斗部队?是前者为主，还是后者为主?仍众说纷纭。探讨这一问题虽有意义，但这是从作战部队分类和任务来区分的，不符合表述战绩时的常规。表述部队战绩或战果时，一般以写部队的番号为好，即何种部队。在参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本身编制序列中，就有辎重兵第五联队，并且直属于师团而不属于第二十一旅团。但在这次作战中，有的辎重部队是由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指挥的。1937年10月12日，参加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联名签署的平型关作战详报中指出：“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应为二十一联队、四十二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部队均归二十一旅团指挥”，“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据此，平型关大捷的战绩，写为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是不准确的，而写为第五师团直属辎重部队和第二十一旅团共1000余人是可行的。

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究竟伤亡多少人?有的史书即便写了，则说法不一。有的写为500余人，有的说得失相当，言下之意是1000余人。还有的写为1500人左右。为了搞清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伤亡人数，我们不妨将直接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员的回忆史料一一列举，再作结论。

其一，1937年9月26日，林彪和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昨日“我军伤亡三四百”。

其二，10月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人，指出，平型关战役“我军伤亡四百余人”⑦

其三，10月3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就八路军部署及战况致电蒋介石等人，指出：“截至十月一日止”，“我伤亡官兵六百余人”。⑧

其四，10月12日，杨得志、陈正湘联名签署的第六八五团的平型关作战详报指出：阵亡“53”人，负伤“153”人，共“206”人。

其五，当时在第一一五师师部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欧阳奕的一篇《平型关战斗中敌我伤亡情况的一点回忆》中说：1937年9月25日“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26、27日，伤员大量抵达，“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数不包括阳明堡打敌飞机场战斗的伤员)。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二百余人”，“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还有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军全部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⑨

从以上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伤亡的人数，其一与其二接近，分别是三、四百人和400余人。其三与以上两个差距较大，上升为600余人。但前提不同，前两个资料均是指的平型关战役；而其三是指八路军参战以来在10月1日前包括平型关战役在内的所有战役战斗。据现有资料记载，八路军自1937年9月25日至10月1日，在这不到的10天内，八路军除进行的平型关战役外，还有第一一五师独立团为配合该战役进行的腰站阻击战，并且持续了两天。关于腰站阻击战的伤亡情况，时任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写道：“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有的班排全部阵亡”。⑩这就是说，1937年10月1日前，八路军的伤亡人数除包括直接参加平型关战役的第一一五师主力外，还应计算独立团的伤亡，但具体人数不详。当时，八路军除平型关和腰站两次作战外，尚没有进行别的战役战斗。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料其三的600余人至少包括了八路军这两次作战伤亡的人数。资料其四，第六八五团的伤亡人数是可信的。但参加平型关战役的第一一五师还有第六八六团、第六八七团。关于第六八六团，一说是该团战斗详报统计，是286人。而第六八七团的伤亡人数，尚未确切令人信服的依据。这样，仅据直接参战的3个团中的1个或两个团，是不好确定第一一五师3个团的伤亡人数的。资料其五，八路军伤亡人数约1500余人，是当事人的回忆，具有可信性。但其所写的部队参战的时空似乎难以确定。

综上所述，资料其三的数字，是八路军领导人正式向蒋介石通报的人数，作为依据的说服力更强一些。但这个数字不仅是指八路军的平型关一战，而且包括了腰站阻击战伤亡的数字。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为，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和腰站阻击战中，共伤亡600余人。结合资料其二，除腰站战斗外，仅八路军进行的平型关战役共伤亡400余人，是立得住脚的。

六、国共两党主张和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之比较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然而，不仅有人说是蒋百里第一次提出了持久战，而且将国共两党主张的持久战混为一谈。

事实说明，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持久战的方针。1935年12月27日，他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报告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不言而喻，早于蒋百里在1937年12月《国防论》提出的持久战两年。

以持久战正式作为全国抗战实行的战略总方针，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演讲中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此前夕，处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于1937年8月20日在《战争指导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在持久作战中消耗敌人。

实行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进行全国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从总体上说，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都主张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但并不等于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分歧。从总体上来说，相同点是主要的。

国共两党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的相同点，主要是：

第一，关于确立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客观依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分别在著名的《论持久战》和主张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一系列的言论中，对日中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相互矛盾和相互联系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共识的。

第二，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其实质，在于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共产党主张，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是十分明显的，必须通过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积蓄力量，由敌强我弱转为力量平衡、再发展为我强敌弱，最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虽然几度幻想依靠外援，主张速胜，但从中国抗战的全过程来说，也是认为须抱定3年至5年如一日的精神，中国抗战的胜利只有在持久奋斗中求取，其要旨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始终保持我们的战斗力，才能达到持久抗战的最终目标。

第三，关于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军事目的。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军事目的，都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明确表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胜利和解放。国民党内虽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散布过“亡国论”，并且亲英美派多次出现妥协和投降倾向，但其主导方面是主张勇于牺牲和抗战到底的。广大国民党左派和爱国官兵，英勇抗战，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同时，国共两党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不同之点。

首先，国共两党对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依据的认识深度不同。蒋介石等人忽视了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等进步因素的存在。这恰恰是中国自1840年近代史以来不同于历次战争屡战屡败结局，能否抗战到底，并继续团结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

其次，国共两党抗战奉行的抗战路线不同。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虽曾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实际上不去组织、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制造多起惨案，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高潮，推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过分强调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主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制定并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的是人民战争的路线。

第三，国共两党主张持久战的战略阶段不同。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先后以南京、徐州和武汉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则把中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反攻时期，或称第一和第二时期。这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赞成三段论，就把战争的持久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等于穿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共产党认为，持久战的持久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中。其中，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转变时局的枢纽。

第四，国共两党抗战的倾向和政治目的不同。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但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步走向了消极抗战的道路，多次出现妥协和投降倾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实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全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及时实行了由以运动战为主到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大胆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挥了先锋队和战略支队的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与人民战斗在敌人的占领区内即抗日的最前线，其进行的敌后游击战成为与敌战略相持、改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对于打败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中流砥柱作用。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主张的持久战，共同点处于主导的方面，不同点则处在被支配的地位。这表明，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利益有别，但在民族利益上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在形成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过程中的舆论先导、促进和倡导作用，要正式形成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一部《论持久战》，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更系统化和理论化了，有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从而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前途，成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指南。同时，持久战的思想，如果不被处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和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所接受与认可，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也是障碍重重。提出和坚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既是共产党主导的，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七、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解读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两军分别主要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逐步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但社会存在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在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前方作战。这是对敌后战场亦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误解或扭曲。敌后战场是相对于正面战场而言的敌人侧后方，而不是中国抗战前线的后方。众所周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长期主要战斗在敌人占领区内，在全国抗战的绝大部分时间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恰恰是处在抗日的最前线。1938年10月，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部队队除一部组成远征军外，其主要部队则在敌人占领区外，与敌人正面对峙，基本活动在包括大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中国大后方。至于，国民党军另一部在敌后建立的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这与共产党军队战斗的敌后战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战区，分别作战的主要对象基本不同。国民党军队的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尽管与日军进行了一些作战，但主要是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在此涉及到一个伪军的来源问题。伪军被广大老百姓，称为帮助日军打中国人的二鬼子。大量事实表明，其主要来源则是国民党军队成师、成军的建制投降部队。1944年底，伪军增至78万余人，超过当时关内侵华日军的76万余人。其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庞炳勋以下投降的将官至少达60余人，所谓在敌后的冀察和鲁苏两个战区部队成为伪军的重要来源。这些伪军在中国抗战最后胜利前后，除部分反正外，基本上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与日军一起帮助国民党军队打解放军。其目的是“配合正面国民党军，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11)“共同消灭共产党”。(12)

至中国抗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在19个省、区建立了人口约1亿、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是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寸土必争夺来的。中国抗战14年，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创建了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大敌后战场。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主力远离敌人，万分焦急，为了受降、独占抗战胜利果实，让美国帮助运兵到前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纵观中国抗战14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努力的程度不同。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综合实力的较量。既要看到军队的多少，战役规模的大小，更应认识到战略、政略指导，人心向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战役战斗的胜败如何。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和政府、军队，具有对日抗战和妥协的两面性。在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其妥协的一面是主要的。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发挥了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但全国抗战相继进入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对于夺取中国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共产党在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是理直气壮的。诚然，全国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抗战的一面是主要的，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结束时间和历史评价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以100余个团在华北地区对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多年来对有关的几个问题众说纷纭，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1)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究竟是多少个团?

这次战役，最初定名为正太铁道战役或正太战役。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在《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八路军参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8月8日，在《战役行动命令》中，要求各参战集团的兵力稍有变化，但总兵力仍为22个团。然而，在战役发起后，实际参战的兵力，骤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总兵力，究竟有多少个团?这虽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但长期以来，在党史、军史界和八路军、国民党军的部分指挥员中，说法不一。

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03、105和115个团等多种说法。在百团大战期间，较为一致的说法，是105个团。第一次确认为105个团的是八路军作战科长王政柱。1940年8月22日，他向彭德怀、左权报告：“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13)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则称为百团大战。8月26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指出：“百团大战除第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部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余均参加。”“共百零五个团”(14)8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蒋介石转报八路军兵力部署时指出：“百团大战除职部之一一五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示参战，部署计一0五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力(动)向敌进攻。”(15)9月20日，朱德在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九一八事变九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公布了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也是105个团。他说，这次大战，还没有包括八路军的全部，山东方面的部队未参加，参加的只是在晋察冀绥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一共105个团。22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登载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于14日公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绩，也是105个团，指出：“我参战各团纵横散布广大地域，均能在统一意志之下，英勇用命，严守纪律，在基本上完成了自己所负担之任务。除正规军、地方军共百零五团参战外，各地游击队均积极参战，各区之民众配合作战，及破坏极为踊跃。”(16)

百团大战结束后，则出现了103和115个团之说。1944年8月上旬，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7年来在华北抗战情况时，指出：百团大战使用兵力达103个团。1945年3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中写道：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15个团。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回忆百团大战时说：共有104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实力，仍有多种说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一节中，写道：共105个团，20余万人。持105个团之说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而有人认为，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实力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是因为以往的统计把参战团次算作参战团数，以至出现误差，主张实际参战部队约80个团左右。但这种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计算，既有重复，也有遗漏、疏误的问题。综上所述，叶剑英于1940年8月27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和朱德于9月20日的讲话中，均认为是105个团，这种说法，是在当时战役刚刚开始且尚在进行的情况下提出的，是可信的，应确定为105个团。

(2)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问如何确定?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本不需要争论，却至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1940年12月5日。迄今为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持有这种习惯看法。这个时间，恰恰是八路军总部于12月10日公布部队战绩的下限时间即12月5日，并且认定百团大战共进行了3个多月。另一种意见，则认定应为1941年1月下旬，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更为科学和符合实际。这并不是说一切习惯的看法都不对，而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1940年12月5日，恰与太岳敌后军民反“扫荡”结束的时间一致。实际上，百团大战仍在进行中，正处在反对日军“扫荡”的第三阶段。晋察冀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941年1月4日。晋西北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月24日。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绩，应视为是百团大战两个多阶段即前3个半月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百团大战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不完全的战绩统计。12月5日，作为整个战役结束的时间是不符合实际的，应确定为1941年1月下旬。不言而喻，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

(3)六十余年来关于百团大战历史评价的争论

百团大战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主要交通线，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的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和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与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其评价大体经过全面肯定、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基本肯定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全面肯定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即使个别领导人，指出战役中出现的发动群众、作战协同等一些问题，也没有涉及到是否违背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根本问题，更没有与以后出现的敌后严重困难形势联系起来。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役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第二阶段，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阶段。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和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仅至1942年年底，八路军由40万人减至34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干部损失很多。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八路军总部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虽然也谈到百团大战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从根本上否定百团大战的问题，但仍是个别现象。这一阶段，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也是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否定阶段。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总称。在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在会议的发言中，横加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的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进而被全面否定，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17)

第四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为重新基本肯定阶段。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大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逐步展开如何评价百团大战的问题，重新基本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纵观60余年来对百团大战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第一，必须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百团大战。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只有把百团大战与华北敌后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第二，必须在动态过程中，来认识百团大战。60余年来，对百团大战经历了全面肯定、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和重新基本肯定4个阶段。全面认识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就能对百团大战做出恰到好处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价。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评价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彭德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因而他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随着被贬褒不一。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又回到重新肯定的结论。

九、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坐大的问题

国共两党两军谁在抗战中坐大了，究竟如何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军队约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11万余人。至1945年9月中国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队扩大到约530万人，增加了约33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132万人，增加了120余万人。前者多于后者近400万人，多增加了约210万人。如果说，共产党坐大了，不是军队人数，而是社会政治地位和人心坐大了，这是铁的事实。全国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全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与作用此消彼长：蒋介石国民党由比较得人心到逐渐人心动摇，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积极影响由开始在解放区逐步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而在全国人民中的社会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日益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拥护。这是民心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独特的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十、关于抗战中国共两军将领的宣传问题

关于抗战中国共两党两军将领的宣传问题，应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一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军队将领，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均是为国家民族独立解放奉献的，应一视同仁，大力进行褒奖。如戴安澜、张自忠和左权、彭雪枫等。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等人高度评价，赞誉他们无不是“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表示“真诚地悼念”和“永远纪念他们”。二是对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幸存的将领，甚至其一生还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这就要不仅要看他的一时，而且更为重要的观其一世，要与其后的政治倾向和结局联系起来。换言之，是站在人民一边，为创建新中国奋斗和牺牲，还是反人民且参加内战，为维护旧中国的统治秩序卖命呢，这是一个分水岭和试金石。

至于国共两军在抗战中各牺牲了多少将领，谁的军衔最高等，原则上两者没有可比性。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前提下，国共两军用的是同一番号，即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的编制是8年一贯制，八路军始终是一个集团军，新四军则是一个军。同为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师长，在八路军中一直是师职；而在国民党军队中则不然，诸多晋职为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被授予少将、中将和上将等。如左权于1937年8月八路军改编时任副参谋长，至1942年5月牺牲时其职务高低没有变化且没有授军衔。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领，除个别因工作需要授衔外，基本上未评军衔。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旅长，一般被授少将，而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牺牲的正旅职干部约200名，他们难道不是相当于将军吗?

十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始于抗日战争后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其称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称工农革命军和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则由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逐渐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使用情况如何，其历史根据是什么，在党史和军史界仍说法不一。

解放军称谓最早始于何时?据现已查到的文献档案资料记载，应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比较集中的是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和解放军区军民展开全面反攻以后。8月11日，朱德提出“山西解放军”。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多次出现“解放军”的提法。《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应视为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次公开的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提出部队番号改称“人民解放军”，“一律称山东解放军某某师，某某旅”、“山东军区称山东解放军总部”。1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后，山东军区所属部队统一改编成山东解放军8个师、12个警备旅。8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提出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问题。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一次正式出现“解放军”的提法。

这一阶段，不仅提出了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而且在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中开始正式使用。1945年1月19日，南路人民解放军成立。1月20日，以挺进粤中的中区纵队一部为基础，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但解放军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是极不规范的，很不一致，没有一个统一的改编命令和时间。有时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并用，有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称解放军。就解放军的称谓而言，有时称解放军，有时称人民解放军，有时称人民抗日解放军，有时则称国民革命解放军，有时冠以地名，或称山东解放军和山西解放军，或华东人民解放军。

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重庆谈判。其焦点是人民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存在的问题。为了战略和政略上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继续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的称谓。尽管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内和平，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做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执意要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终未能达成协议，只好留待后来继续谈判。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于1946年6月爆发、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重新提出，并且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再次提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随后，新华社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中，也多次公开出现人民解放军的提法。10月3日，《解放日报》在《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2月10日，朱德第一次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毛泽东签署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命令。

从1944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提出-中断-再提出的过程。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是一个单纯部队叫什么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为了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这段时间，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经过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地位、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作战对象由日本帝国主义变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于1945年4月23日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据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着黑暗与光明，这一关系着新旧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抉择，正是阶级矛盾的焦点所在。在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是通过国共两党及其两军关系的好坏表现出来的，进而必然会引起包括人民军队称谓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部分部队，提出改称和正式使用解放军，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民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突出时，开始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称谓。当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缓和、重庆谈判开始后，人民军队则中断了解放军的称谓。在国共两党和谈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再次出现，并且逐步趋向统一。其次，是由新的军事战略转变所决定的。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为主到以正规战为主的新的军事战略转变。随着作战对象和作战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军队组织形式和名称的变化。第三，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各战略区野战兵团的迅速组建和扩大，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趋势不断加强，集中性和统一性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不仅在指挥关系和编制体制方面反映出来，而且在称谓的规范和统一问题上也得以体现。从加以多种前提的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逐步全部统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指出：“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此前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在各部队陆续使用，并且冠以各地地名，相继出现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等。为了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从1946年7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完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步兵兵团、军、师、团，各骑兵师、团，各炮兵师、团等，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作为地方部队建制的军区，其“第一级军区(即大军区)，现有五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第二级军区，现有三个，亦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军区，冀热辽军区”；游击部队，则依情况需要和可能由各地军事机关自行组织。随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用直今。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经历了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变过程。第一次提出解放军的称谓，是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干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一番号，是1月19日成立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1945年1月20日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次出现人民解放军，是1945年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提出部队编制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的《为实现一月停战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