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全面解密1860圆明园劫难

2009年，圆明园被掠夺的文物不断惊国际拍卖现场，世界在关注，中国在关注，全球华人在关注。圆明园，牵动着人们复杂的情感和永远的痛。圆明园文物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它们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这里为您揭秘。

攻城

现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150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座万园之园。圆明园由清朝康熙皇帝兴建，在乾隆年间基本建成，共历时150多年，标志着清朝建筑艺术的高峰。圆明园占地350公顷，包括200多座各式建筑，汇集了无数天下胜景和名园的精华，园中收藏珍宝无数。1860年10月6日，这座皇家花园成为一座空城，向英法联军敞开着大门。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并纵火焚毁了它，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遭到毁坏。圆明园，为什么会遭受如此的灾难？

在1860年的大火中，圆明园本身被焚烧，连圆明园的相关档案也被烧毁，所存无几。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仅存的圆明园档案中，最早的纪录是在雍正时期。圆明园最早在康熙年间建造的，康熙将它赐给了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因为为母戴孝，雍正即位第三年才第一次去圆明园。在“雍正即位后首次去圆明园之记载”中是这样记录的：“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壬辰。上由神武门出西直门，幸圆明园驻跸。二十九日甲午。上自圆明园进西直门，由西华门回宫。”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雍正在圆明园待了三天，这一待，他可就不想走了。在这份档案“论在圆明园照常办理应办之事”中，雍正向史部、兵部指示说，“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从城里到圆明园比较远，皇帝还向大臣们批示说，如果没有什么要上奏的就不必过来了。

雍正表示，自己待在圆明园并不是贪图安逸，在这份档案中是这样说的：“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

从雍正开始，清朝皇帝逐渐增加了在圆明园理政的时间，反而比较少待在紫禁城了。1831年，咸丰皇帝出生在圆明园，在他的短暂一生中，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座园林里。

还有一份档案，记录的是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山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等查看圆明园风水的情形。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圆明园内外俱查清楚，外边来龙甚旺，内边山水按九州象、按九宫处处合法……”这里提到了圆明园的地势，论外形，“自西北亥龙入首，水归东南，乃辛壬会而聚辰之局，为北干正派，此形势之最胜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圆明园处于风水宝地，园内山水和建筑设计处处合理，一切都非常完美。现在看来，当时这位知县完全没有看出在一个多世纪后，圆明园将经历一场焚烧之劫。

在圆明园中逍遥度日的皇上，并不清楚19世纪中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在西方，英法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为了掠夺更多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向海外殖民扩张。而在古老的东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仍然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渐没落。1840年，英法等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逐渐削弱，整个国家被西方列强瓜分得七零八落。

1851年，19岁的咸丰皇帝登基后，面临的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越来越大的野心，他们毫不隐瞒地要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他们要中国对通商和航运等更加开放，给予他们外交官常驻京城的权利，等等。为了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来修改不平等条约增加条款，他们谋划发起新的战争。1857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在下院发表了主战演说，获得了支持。一场新的对华侵略战争开始酝酿。

1856年的一天，刊登在英国报刊《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一则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画报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第一篇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每周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

在沃格曼的笔下，当时中国的时局民生都得到了反映。例如，在一幅速写中，沃格曼描绘了他走进的一个北京官宦人家的宅院。在这户人家的客厅中，坐在中间的是屋主的家眷，旁边侧立着几位奴仆。

在记述普通中国人生活场景的同时，沃格曼的笔下也记录了更为残酷的内容，那就是战争。沃格曼的身份是一位随军记者，他跟随的就是当时侵略中国的英法联军。

詹姆斯布鲁斯额尔金，出生于伦敦世袭名门望族，1857年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新的驻华全权使节，负责与清政府进行新的谈判。

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早年接受贵族教育，30岁进入法国外交界。1857年，葛罗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法国驻华全权特使。

1857年10月，这两位英法使节面谈会商，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先在中国南部猛攻猛打，然后向北展开外交攻势。就这样，英法联军向中国展开了进攻。

侵略军迅速攻占了广州，然后一路北上，于1858年5月进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然而，西方列强仍不满足。

詹姆斯霍普格兰特，出身于苏格兰望族，曾在爱丁堡和瑞士接受教育。1860年，格兰特出任英国侵华军队司令。

夏尔库赞孟托邦，生于法国军人世家，1859年11月，孟托邦被正式任命为法国侵华军队将军。

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由格兰特和孟托邦则分别率领英军15000余人，法军约7000人，扩大侵华战争。

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7月，英法军舰再次闯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为幌子，一面武力进逼，一面诱以“讲和”。所谓换约，也就是和清政府互相交换批准的《天津条约》。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对北塘疏于防范，英法联军得到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这给了侵略军以可乘之机。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8月12日，联军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

8月14日，塘沽被攻陷。同时，英法联军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

8月21日，大沽失陷。

侵略军长驱直入，8月24日占领天津。

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9月初，联军继续向西进犯。一路战火蔓延，距离北京已不过是咫尺之遥。9月中，联军到达北京城东约20公里处的通州。

此时的通州，成了御守大清帝都的最后一道阵地。

当时的通州是一座安静的小城。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座十三层高的宝塔俯瞰着城墙环绕的市镇。清政府仍然对议和抱着希望。

咸丰皇帝派出皇室成员怡亲王载垣，前来同英国驻华使节额尔金议和；而联军的谈判代表中则包括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巴夏礼出生于苏格兰工人家庭，13岁就随外交使团来到中国，是个中国通，1856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巴夏礼一直担任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翻译和秘书。因为他的中文好，所以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事都由他出面。

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巴夏礼充当翻译和谈判代表，他威风八面，态度傲慢，言辞咄咄逼人，让满清官员都认为他是主事的人。在巴夏礼看来，谈判的胜局似乎早已唾手可得，战争很快便会终结，因为清政府此前已经表达了让步的意愿。

9月17日上午10时，谈判开始，持续了7个多小时后，谈判破裂了。

9月18日，英法联军大营中的“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沃格曼听到了一则令他深感震惊的消息：巴夏礼等人在返回营地的途中，被清军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直至当晚，英法双方有39人失踪，这其中既有军人和外交官，也有随行的文职人员。他们被抓进了清军大营。

究竟是谁炮制了这起意外事件，众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英法联军紧紧抓住这个借口不放，露出了杀气腾腾的本色。当天，英法联军洗劫了大营的驻扎地张家湾，通州陷落。9月21日，清军与联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正面交锋，鏖战三四个小时，战况惨烈。

八里桥战役失败后第二天，咸丰皇帝仓皇逃离门户洞开的北京，只留下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同时联军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圆明园，那里既是皇家园林，又是皇帝发号施令、行使权力的统治中心。于是，英法联军决定绕抄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

10月6日，天刚亮，英法联军就出发了，他们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为了加快速度，联军决定分四路纵队前进。最右边是格兰特率领的英军步兵，紧挨着的是一列骑兵；左边是法国步兵，总司令孟托邦也在这支部队中，最左侧是法军纵队。上午9点左右，僧格林沁带领的清军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然而，由于不敌英法联军兵力，终致失败。10点左右英法联军继续前进，这次两军兵分两路，决定行经海淀，最后在圆明园会合。

10点半，英军先出发了。到了下午7点，法国人率先来到了圆明园的正门。英国军队到哪儿去了？在圆明园，等待法国军队的又是什么呢？

洗劫

英国军队率先出发，法国部队却先他们一步到达圆明园，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英法联军分头向圆明园前进，但是走着走着，英军迷路了。格兰特将军和他的部队走偏了，没有去海淀，却一下子插到了北京东门城下。与此同时，法军走了一条弧线，超过了英军，与英军的联系也中断了。英军到达北京东门城下的时候天色已晚，格兰特将军便下令在那个距离“喇嘛寺”不远、“供奉孔子的漂亮古庙”附近宿营。根据形容，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应该是今天雍和宫附近的国子监。

而此时，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了夏宫圆明园。

1860年10月以前，清朝皇帝每年有三四个月在圆明园居住，处理政务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而10月6日当法国军队来到圆明园的时候，园子里只剩下了二十余名技勇太监，他们还奋勇地同法国军队抵挡了一阵。但终因寡不敌众，至晚7时，法国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

10月8日，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收到了恭亲王奕訢关于圆明园被占的奏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奕訢密档》中，有这样一份奏折：“奕訢等奏夷人扰聚园庭焚掠民房不能再议抚局摺，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折中恭亲王说，自己这些天来一直设法同英法联军议和，并许诺送回巴夏礼等俘虏来换得安宁，但是联军已从京城北边进犯圆明园。最后恭亲王写道：“臣等即赶紧暂赴万寿寺，仍望再议和局，拟给照会。不料该夷已由东、北两面窜至，占据园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

“窃臣等奉命办理抚局，原拟委曲求全，以顾大局。是以旬余来极力设法羁縻，并于二十二日早，因该夷已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机紧急，连夜约同奴才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予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探闻各城均闭。”

从奕訢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清政府直到最后一刻，还幻想着同英法联军议和。然而洋人并不领他们的情，在圆明园已经开始了抢劫和小范围的焚烧。

僧格林沁和瑞麟报告战况的奏折：“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奴才等督带马步官兵于本月初七载八里桥与夷人接仗，官兵溃败，情形已难复振……夷人大队占据园亭，现已退出，我兵退守西直门一带，保护京城……”

10月12日，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将僧格林沁和瑞麟两个人痛骂一顿，表示：“此次夷人直犯圆明园肆行焚抢，又不能驰往救护，实数咎无可辞。”

看得出来，对于圆明园的被抢占和掠夺，咸丰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咸丰当然心痛，因为在圆明园里，清政府花了不计其数的银子。

全盛时期的夏宫——圆明园，整个园区由三个紧相毗邻的园林组成，它们是：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园中还有后湖和福海两个湖，整个圆明园东西长2620米，南北宽1880米，占地面积5200亩，园内有一百多处风景园林建筑群，建筑面积多达20万平方米。

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些有关修建圆明园花费的清单，这座园子，简直就是用银子砌起来的。例如，当时乾隆皇帝修大水法一次性花费就达30万两银子。

圆明园的建设由清朝历代皇帝作为总设计师，汇集了中外设计师和建筑师的智慧和艺术结晶。圆明园的工匠们按照工笔画的建筑图纸，先用泥和木头等材料制作成模型，然后画出施工图纸，最后在模型的基础上，同比例扩大建成圆明园的各个建筑。

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引进了一处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乾隆皇帝让当时的御用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了一组西洋建筑群，包括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等，其中海晏堂外的十二生肖兽首喷泉最为奇特，每天十二生肖铜像会依次轮流喷水，分别代表全日不同时分，正午时分时，十二铜像会同时涌射。流失海外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就来自于这些喷泉。原本郎世宁是要建造西方特色的裸体女性雕塑，可是乾隆皇帝觉得这有悖中国的伦理道德，所以勒令重新设计，后来才有了这十二生肖铜像。

10月7日，格兰特将军率领英军同法军在圆明园会合了。面对这座美轮美奂的名园，英法联军并没有陶醉太久，就开始了抢劫。

在法国司令孟托邦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叙述：孟托邦说自己当天就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

英国军官吴士礼Lieut．-Colonel G．J．Wolseley整理了格兰特将军的日记，汇编成《1860年对华战争的讲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格兰特将军允许那些随从的军官们，任意选取他们所喜爱的物件，作为纪念品。每个人都似乎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恣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

联军中的很多士兵和军官，留下了不少见证材料。

一位名叫阿尔芒吕西（Almand Lucy）的法国士兵留下了一些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三千万法郎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瓷器、青铜器、雕像中，总之是在珍宝财富中徜徉！我想，远自蛮族对罗马的洗劫以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样好的东西。”

一位海军上尉巴吕(Pallu)记下的是这样的：“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

当时20岁的莫里斯埃里松是法国将领孟托邦的秘书兼翻译，负责与英军联络，圆明园遭劫二十六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书，叫《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详细描述了在圆明园中发生的事情：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羹，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埃里松说，他自己在圆明园里完全是个旁观者，埃里松把抢劫行动，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他描述道：“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

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埃里松通过观察还发现，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况且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度过的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继续写道：“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悠咽，单簧管嗡鸣，第一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而对难以拿走的珍宝，士兵们就把他们毫不留情地砸毁。

简直是梦魇的一幕……

在对圆明园进行肆意抢劫之后，英国人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收集从圆明园掠夺来的物品，对这些所谓“战利品”进行拍卖，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抢来的东西变成私有财产。

大拍卖于10月11日举行，共进行了两天。参加者尽得其乐，也充分体现了竞争性。据英国领事和翻译郇和回忆，在这场拍卖中，成交价令人咋舌。最一般的东西也要两三英镑，一件皇帝上朝用的龙袍拍卖到120英镑的高价。这次拍卖的收入可达4万英镑。从这笔钱里拿出三分之二发给军官和士兵，三分之一则给了“积极参加攻占圆明园的军官”。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沃格曼记载了关于一只小狗的故事。在洗劫和烧毁圆明园的过程中，英军第一师第99步兵团上尉邓恩在园中找到了一只纯种的北京小哈巴狗。英国人猜测，这很可能是咸丰皇帝的贵妃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遗失的宠物。

新主人将其命名为“卢逖”（Looty），这在英语中是“掠夺品、战利品”的意思。小狗随着邓恩漂洋过海去了英国，并被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根据沃格曼的报道：“女王陛下愉快地接受了‘卢逖’这个礼物，并使它成为王宫里狗群中的一个成员。凡是见过‘卢逖’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此狗是英国目前最小和最漂亮的宠物狗。”

当英法联军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疮痍。英法联军必须设法掩盖其抢劫的行径。此时的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然而，侵略者的胃口却更大了。

英国驻华特使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进一步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法北京和约》和《中英北京和约》，为了使这种胁迫具有威慑力，英法联军又有了一个新计划。

昭告

巴夏礼，9月的通州战役中他被清军俘获，到了10月，他被遣返了。在通州被捕的共有39名英法战俘，和巴夏礼一起生还的有17个，其他都死于清军大牢。

这些战俘的死亡，被英法联军拿来作为实施新计划报复清政府的现成的借口。当晚，英法联军为死者举行了葬礼。随军记者沃格曼在报道中写道，英法联军决心要用“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表示报复和憎恶。”那就是：“一把火烧掉圆明园。”

英国和法国俘虏的死亡，到底是不是直接导致圆明园被焚烧的唯一原因呢？在这个说法下，到底还有怎样的实情呢？在英国特使额尔金关于自己出使中国的一些叙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发现当中披露了这样一段内容。

额尔金叙述说，冬天快要到来了，远途而来的英法联军势必不能恋战，而需要用一种速战速决以及压倒一切的方法使得清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各种议和条件，英法联军要向清政府确认他们绝对的胜利。

在格兰特将军的自述“Incidents in the ChinaWar of 1860”中，他叙述说，既然圆明园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地方，那么，对圆明园进行毁坏，也就能给予清政府以最大的打击。同时，这种打击是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人民的，所以也就能免于人道主义的谴责。

看来，焚烧圆明园对于英国军队来说是必须的而且是最方便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他们认为说得过去的理由。

10月13日，英法联军用洋枪洋炮迫使清政府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北京城门之一——安定门。这是查尔斯沃格曼当时画下的安定门。作为随军记者，沃格曼跟随英法联军进入了北京城。

当沃格曼步入安定门时，他深深地被这个雄伟的建筑所倾倒。在他发回《伦敦新闻画报》的文章中，震撼与惊愕表露无遗，他写道：“用‘门’这个词来描述上面这个结构复杂的建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走近高达40英尺的厚实城墙，并穿过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时，你就会到一个堪称‘半圆形棱堡’的瓮城前……我们对于屋顶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齐的琉璃瓦已经十分熟悉。”

沃格曼“沿着一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木制楼梯”登上城门上的一排阳台，“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北京的全貌，因为外国人是被严禁进入这最后一道城门的。”在这里他又画下了这幅画，并描写到：一条南北朝向的宽阔大街在他面前延展开来，聚在街上的北京市民，正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异乡人。

在沃格曼的另一幅速写中，他描绘的是，在安定门城门前，群众在围观英国专使额尔金发布的告示，有几个胆大的小贩，在向站岗的联军士兵兜售他们的东西。警戒线之内只有一两个中国人，正手拿纸笔认真地誊抄英法联军张贴的公告，他是当时官办媒体《京报》的记者。图片中有两个大木牌上，贴的就是那张用中文写成的告示。

在额尔金下令在城门竖起的大告示牌上，明确张贴并写出了准备火烧圆明园的计划和原因，是这么写的：“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额尔金的告示并没有得到多强烈的回应，皇帝已经逃跑了，老百姓更多的是看西洋景。当时英法联军兵士五六百人，进入安定门，登上城楼，在城头升起英法两国国旗，并架设大炮。城楼下挤满好奇围观的北京人。御史刘毓楠在《咸丰十年洋兵入京日记》中用四个字形容：“观者如市”。

对当时的情景沃格曼是这样描写的：“部队一进入接管安定门位置，就见到大群从北京各个角落涌来观看的人们。我从没见过这种景象：黑压压一片人头，挤满了宽阔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群拥来挤去，尘土飞扬，京城一些地方笼罩在烟尘里，隐不可见。中国卫兵和协助他们的城内衙役，被冲得忽前忽后，吃力地阻拦着拥挤的人潮，将他们隔离在城门区以外。”

除了在城门前竖起两块牌子，英法联军还在北京城内到处张贴告示，作为对清政府的最后通牒。此刻，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已经危在旦夕了。

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内昭告“烧毁圆明园”的第二天清晨，英法联军的队伍向圆明园进发。沃格曼跟随英军的一个师步入圆明园这座闻名世界的帝王宫苑，沿途所看到的景色目不暇接。

沃格曼一边忙不迭地用画笔为那些亭台楼阁绘制最后的形象，一边用文字描述道：“……那天早上，圆明园湖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那个湖的周长约有五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树林，在树丛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座造型优雅的宝塔，或是风格奇特的庙宇。在这些树丛的上方，矗立着一幢庄严雄伟的楼阁……它高耸入云，方圆几英里之外都显得非常醒目。

在湖的另一边是一座典雅的石拱桥，连接湖中的一个小岛，岛上的树荫丛中有一座雕梁画栋的凉亭，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在湖的西北面有一群小山丘，那上面庙宇林立；远处是冈峦起伏的群山，有的山上还堆积着白雪，作为一种雄奇的背景，更加衬托出夏宫的妩媚。”

几个小时之后，这世间罕见的美景就将在熊熊烈火中化作一片乌有。

火烧

10月18日，约翰米歇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60来福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向圆明园进发。米歇尔将指挥所设在距离圆明园大宫门不远的正大光明殿，并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

1860年10月18日下午2时，英法联军开始火烧圆明园。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园内的建筑大多为木质，极易点燃。根据《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沃格曼的记录，“从圆明园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方向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风助火势，不一会儿就从浓烟中窜出了明亮的火苗，园内的宫殿、庙宇和亭台楼阁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不仅在圆明园中燃烧，颐和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批西郊的皇家园林都遭到破坏。

肆虐的大火持续燃烧到第二天傍晚。入夜之后的整个夜晚，“浓烟和火焰都直冲云霄，遮蔽了天空和星星。”

沃格曼在记录中写道：“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银财宝与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中国艺术极品都是世代的积累。有关清王朝最珍贵的秘史、神圣的祖宗牌位等全都毁于一旦，再也不能得到弥补。”

英国军官吴士礼Lieut．-Colonel G．J．Wolseley在自己编辑整理“1860年对华战争的讲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中，有这样的叙述：“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和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英法联军得意地认为，“笼罩北京上空的巨大浓烟柱，将会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警告中国当局，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将会是多么危险和愚蠢。”

公元2000年，一张意大利来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拍摄的照片刊载于北京的报纸上，在史学界和建筑界掀起不小的波澜。照片拍摄的是位于昆明湖东北角的“文昌帝君”观景楼，即人们所熟知的文昌阁。照片清晰地显示出楼阁一侧的挂钟，醒目的指针凝固于6时30分。这座建筑被焚毁前的这个瞬间，已经被历史永久地定格下来。

在现世遍布于各国的许多著名博物馆中，都藏有贝阿托拍摄的“文昌帝君”观景楼照片复件。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的那一张照片，英国远征军统帅额尔金的军事秘书亨利H克里洛克，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了一行说明文字：“这座位于湖边的钟楼，是由尊敬的斯图尔特沃特利点火烧毁的。”

在沃特利的名字前面，克里洛克使用了“honourable”这个称谓。在当时英国人的语言规范中，这个头衔一般被用于称呼伯爵以下贵族的子女。据此推测，这位烧毁了“文昌帝君”观景楼的沃特利，很可能是英军第一步兵师中的一名下级军官。

“斯图尔特沃特利”——这是人们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证据确凿的直接纵火犯的名字。

圆明园被焚烧的消息，很快就被恭亲王上奏给咸丰皇帝。在写于咸丰十年九月初六的奏折中，恭亲王说，收到英国照会，要拆毁圆明园的时候，他正在紧急调停，然而九月初五辰刻，“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报，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恭亲王叙述说，英军放话说，他们就是借此泄愤，如清军派兵拦阻，他们还将进犯京城，将城内宫殿拆毁。

恭亲王最后无奈地说，自己负责办理议和事项，却想不到英法军队如此猖獗，“目睹圆明园被焚烧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在恭亲王的奏折上，咸丰皇帝的朱批写道：“览奏曷胜愤怒。”据说当时咸丰皇帝听到圆明园被焚烧的消息时，气得浑身发抖。

在吴士礼中校（Wolesley）的记述中，是这样写的：“圆明园的毁坏震惊了清朝政府，它证实了我们的复仇，也表明额尔金伯爵的告示不是妄言，同时它也向清政府警告，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那么京城本身也将遭到同样的对待。如果清政府要想保住紫禁城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浪费时间了。我确信焚烧圆明园加速了合约的签订和事情的最后解决。”

10月22日，仅仅在圆明园化为灰烬的4天之后，额尔金便收到了恭亲王送来的一封言辞谦卑的照会，信中满足了英方的全部要求。

两天之后，奕訢与英法代表在礼部大堂之上正式签订条约，史称《北京条约》。新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还接受了两国提出的诸多条款，如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国人还擅自在中文条约中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项；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最初的30万两白银赔款送抵英军司令部的全过程，也被沃格曼用图画速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在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监视之下，一队清兵驱赶着马车来到英军司令部门前。每辆车上都装有大大的木箱，里面承载着沉甸甸的白银。据说那天被交接的箱子，足有70多个。

葛罗于1861年2月25日在法国马赛上岸，他为完成任务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前往中国的使命称为他外交生涯的顶峰。

1861年6月，孟托邦也回到法国，不久以后，他被法国皇帝授予“八里桥伯爵”的头衔。

格兰特回到英国后被请到白金汉宫，他被授予巴斯勋位大十字勋章，彩绶上面标着“北京”字样。

而额尔金得到的奖赏，是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命，但仅仅在两年后的1863年11月，额尔金就死于心脏病。

1861年，郁郁寡欢的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死去，再也没能回到圆明园。

今天，圆明园的一切已经载入历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诉说着这段历史。虽然借助科技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圆明园的盛景，然而将这些盛景付之一炬的劫难，却是一个民族永远无法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