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率军在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圣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弑兄杀弟，随后向李渊奏报“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禅位”于李世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称帝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经跟随他的秦王府旧人不仅飞黄腾达，高官厚禄，而且绘像于凌烟阁，名垂青史，特别是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不仅亲身参与政变，更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尉迟恭射杀李元吉，张公谨据守玄武门“独闭门以拒之”，侯君集居中调度“君集之策居多”，他们也无一列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甚至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排名远远超过了李勣、秦琼。
这些都是跟对了主人，“站队”站对了的人，那么那些“站错队”，在玄武门之变中的“罪臣”们，李世民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首先李世民并不是一个一味仁慈之人，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5个子女就都被李世民处死，但他并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年的部将谋士们进行残酷的清算，反而是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依然让他们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玄武门之变时为李建成出力最多的3个人：冯立、谢叔方、薛万彻
玄武门之变发生时，冯立为李建成东宫翊卫车骑将军；谢叔方为东宫左车骑将军；薛万彻为齐王府副护军。当李世民发动兵变的消息传到东宫时，冯立立即率军前往营救，与驻守玄武门的张公谨部队发生激战，并一举破之。但为时已晚，冯立赶到后，见到的已经是李建成的尸首。在大势已不可挽回时，冯立依然号令诸将替太子报仇，接着与刚率军赶到玄武门的谢叔方合兵，大举进攻秦王府，而这时，薛万彻也提兵赶来助战。
此时的秦王府因精兵悍将多集中在玄武门，府内空虚，虽然剩余府兵拼死抵抗，但架不住三将兵多，眼看府门即将告破，就在这时，李渊的圣旨到了，宣布了李建成的罪状，虽然众将忠义，但麾下的士兵却如鸟兽散，眼见事情无可挽回，3位将军长叹一声，亡命天涯。
如果李渊的圣旨再晚来片刻，以当时三将正处于主公被杀的激愤之下，李世民全家很可能被屠戮干净。如果成真的话，就算以李世民的大度，也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了。
首先来说冯立。
冯立逃跑后，李世民下令通缉，并拘禁了冯立家小，在深山里躲了几天的冯立为保家人平安，主动向李世民自首。
因冯立曾杀伤秦王府部署多人，余怒未消的李世民当场讯问冯立：“你当日大杀我兵，今日怎么能赦免你的罪过？”本以为冯立会叩首求饶，没想到冯立慨然回答说：“我忠心事主，临战之日，当然无所顾忌。”半点没有侮过的意思，而想到李建成的惨死，冯立更是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李世民有感于其忠义，不但赦免了冯立的罪过，更委任他为左屯卫中郎将，戍卫宫廷。
而冯立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不杀之恩，就在李世民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突发大兵，直逼长安。危急时刻，冯立主动请命出击突厥，李世民也是用人不疑，即刻令冯立率军迎击。
唐军在咸阳与突厥遭遇，冯立不负所望，大破突厥先锋，斩首500多人。正是凭此小胜，李世民仅率6骑出渭水，挟胜利之威怒斥颉利可汗，迫使突厥全线撤退。
冯立此后又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后来的唐书中，身事二主的他，更被列为《忠义传》之首。
再来看谢叔方。
谢叔方是与冯立同时自首的。不过比起冯立来，李世民对谢叔方的印象更好，谢叔方刚刚自首，李世民即称赞他“义士也”，随后下诏赦免其过，并任命他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谢叔方在北地一干就是十多年，期间他安抚地方，发展经济，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甘肃张掖、九泉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他在任时所修，他还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谢叔方威信极高，史载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以父事之”。
高宗朝，谢叔方又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负责治理南方地区，同样在当地施行仁政，善举颇多。尤其是他引珠江水灌溉农田，招募内地百姓耕种，原本“蛮荒”的广东地区，从此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位玄武门之变时期的“罪臣”，实为贞观盛世的“最牛地方官”。
在唐朝史官编写的《忠义录》里，谢叔方与冯立并列首位。
在这3位将军里，如果要论最善战的，当属薛万彻。
对这位猛将，李世民更是真心招抚。玄武门之变后，因为薛万彻早有先见之明的把家人都藏匿起来，所以一直在外隐藏，没有向李世民自首，直到李世民昭告天下，赦免了薛万彻的罪名，他才出山觐见李世民。
李世民对这位猛将，更是信守诺言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大同将军。几年之后，大唐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薛万彻被划入李世绩的北路军，他亲率麾下铁骑长途迂回，一举端掉了突厥设在呼和浩特的老巢，截断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战后薛万彻统帅的2000铁骑，归来不足千人，其本人更是身受18处创伤，唐太宗闻讯后大加赞赏“真勇将也”。其后在唐王朝的历次战争里，薛万彻和他的部将都是唐军的急先锋，唐朝平灭薛延陀汗国的战役，又是薛万彻长途奔袭发动袭击，一举打掉薛延陀汗国的后勤基地。后来的高昌战役，也是他急行军一夜，长途奔袭千里，在黎明时分出现在高昌国守军眼皮底下。
这位大唐名将，最擅长的就是冲锋在前，多次上演长途奔袭歼敌的好戏。李世民曾将他与李道宗、李世绩两位名将并称，可谓是李靖、侯君集之后，贞观盛世的3大名将之一。
但薛万彻最后却犯了同样的错误，再一次“站错队”，拥立景阳王谋反，公元652年，薛万彻以谋反罪被处死，行刑当日，薛万彻很爷们，当场大喊“我大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怎能因谋反被杀”。其慨然壮烈，连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都胆寒，斩首的时候刀砍了3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
李建成一派的谋臣：魏征、裴寂、韦挺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了，玄武门之变前，魏征就多次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因此当魏征被李世民所抓后，被问道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之时，魏征直言不讳的说：“惜太子不用吾谋，否则岂有今日之祸。”结果大家都知道，李世民不但大度地赦免了他，还让他成为千古名臣，一代“铜镜”。
裴寂实际算不上李建成的铁杆，但他是“立嫡立长”的坚定支持者之一。裴寂早在李渊称帝前就与其交好，是李渊最信任的人之一。李渊称帝后，他就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因此李渊在为储君人选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裴寂建议“立长，可保国家位传承制度明晰”，一句话就让李渊坚定了决心。
但裴寂开罪于李世民，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事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亲信，因与裴寂争权，被其诬陷有谋反之心，结果刘文静以及其弟刘文起皆遭李渊诛杀，刘文静的死对李世民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在立储问题上的“立长”论，裴寂不遭李世民恨，那是不可能的。
李世民刚即位的时候，还是对裴寂礼遇有加的，在即位第一年的祭祀大典上，李世民赐予裴寂与自己同乘一车，以示恩宠。但短暂的蜜月期后，裴寂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628年，唐朝发生“妖僧案”，李世民借口裴寂与妖僧关系亲密，将裴寂免职回家，不久之后，裴寂又被人告发多有怨言，李世民随即宣告裴寂“四大罪”，将裴寂流放广西。曾经的大唐王朝开国重臣，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韦挺是李建成的发小，两人小时候关系就不错，李建成建衙开府以后，韦挺就一直是李建成的属官，他先为陇西公府(李建成一开始被封为陇西公)祭酒，后又为太子左卫骠骑、检校太子左卫率等等。史书记载，李建成对他“遇之甚厚”。
这样一个人，无疑属于李建成的死党，但幸运或是不幸的是，玄武门之变发生时，他恰好不在长安，他因为杨文干之事，被流放出京。李世民称帝后也并没有难为他，在王珪的几次举荐下，还当上了吏部侍郎，并且颇得李世民赏识和重用。
从以上六位李建成的部将、谋士们的结局来看，我们不仅要感慨李世民不愧为“千古一帝”，气魄胸襟非一般人可比，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李建成真如史书说描述的那样“建成残忍，非仁厚之主……建成、元吉，实为二凶。”这样一个残忍之主又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能臣良将的真心拥戴？
李建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试想一下，以直言敢谏著称的魏征，如果认为李建成是一庸庸碌碌、残忍好杀之辈，早就像对待李密、窦建德一样，离他而去。
正如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先生所说，“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而闻知李建成身死后，慨然率军杀向秦王府复仇的冯立，看看他又是为何对李建成死心塌地的，据史料记载，冯立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跟随李建成南征北战，特别是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战役中，他曾担任先锋将军，多次冲锋在前，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李建成竟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喂水换药。
对待部下如此恩遇，又怎会是个残忍之辈！正如李建成在史书中为数不多的正面评价“性仁厚，卑身下士，得士庶之心，”（出自《资治通鉴》，据说司马光对李世民篡改史书非常有意见，因此对于《太宗实录》的材料很多都加以否定和放弃，）这也许才是李建成的本来面目。
毋庸置疑，李世民天资聪颖，禀赋异常，在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赫赫功勋。
然而，在充分肯定李世民功绩的同时，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应该看到，比他整整大了9岁的李建成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