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妓，又称妓男，顾名思义，就是供性服务的男性娼妓，现代俗称“鸭子”，雅号叫午夜牛郎。而在古代时人称“兔子”、“小唱”、“小娼”，也有称之为“小手”的。后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后谐音为相公，自称“堂名中人”。
而北京清末民初最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的男妓，据有关史书记载，自清朝嘉庆时期就已经十分兴盛了。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唯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相公堂子和青楼妓院多是一等二等，男妓和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男妓的下处与嫖规是：当时入妓馆闲逛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侃，也称“打茶围”。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
“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四百文，曰：车资。八千文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偏向坐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又“‘老斗’饮于下处，曰‘吃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
不难看出，京城男妓的下处、嫖规、设备等基本上是和妓女相同的。男妓衰亡后，又由妓女传留下来，特别在八大胡同，一直延续到公元1949年前。八大胡同区域的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
时人蒋芷侪曾记载：“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妓业骤然膨胀。北京首屈一指档次最高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的妓院就此艳帜高张，名声大噪。但是，这时的相公堂子则已基本上被妓女的青楼所代替。
其实，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朝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以相公业为生的。
《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即嫖客品头论足。
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大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