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伪满洲国傀儡帝制的原因

作者:关靖华

[摘 要]1934年，伪满洲国实施帝制。这一次所谓“政体”上的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改革和满足利用溥仪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意图。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其傀儡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从“执政制”向“帝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侵略扩张期间对于其政治、外交上政策的调整所主导的 。结合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伪满洲国向帝制转变前后的政治、外交、对华政策来看，笔者认为其实施帝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强化日本统治，削弱地方势力

在伪满洲国建国之前，关于满洲国的政治形态问题，由于汉奸们的分歧和日本对于政治上的考虑，经过研究妥协决定在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执政制”。而这种既非共和制也非帝制准帝制的畸形政体势必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标榜“共和”也有其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日本统治者也不希望在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国家”以清王朝复辟的形式出现。所以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这一点从一开始便被阐明。

在1933年日本阁议决定的《关于满洲国准备实施君主制问题》中第一条就明确写道：“必须明确，决非由君主亲信实施独裁的清朝的复辟，而是确立新兴满洲国之国体”。[1]240在这次帝制改革中，复辟派的代表、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也不得不在《帝制和新施政方针》中发表实施帝制的声明：“此次实施帝制是我满洲国国运发展之归结，使建国之理想与其使命愈加发扬……若误以为此为清朝复辟，则非忠于建国理想与使命之政府所取者也，特此声明”。[2]2这样也阻塞了复辟的可能。不共和不复辟，一石二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制定更容易被日本控制的政治组织形式。

除此之外，伪满洲国起初的四个省是在日本的扶植和策动下“独立”的。虽然在财政上不是自主独立的，但却有其军阀控制下的半独立性，“由于各省地域广阔，治安政策和一般行政也不是轻易能贯彻下去”。[3]43这样既不利于关东军的集权统治又容易出现地方割据的情况。并且在伪中央有大量复辟派和封建军阀担任重要职务，并与日本官僚发生矛盾冲突，帝制之前由于伪满洲国刚刚出炉，需要这些人来稳定局面所以日本方面不得不让步。而实行帝制和进行改革显然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措施。“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实施帝制和机构‘改革具有强化统治伪国的特殊意义。”[4]54

1934年实施帝制之后，地方和中央的改革接踵而至。在地方上，1934年10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了新的《省官制》，把地方行政权力收归中央，伪省公署只是地方与中央的中间机关，把原来的四个省划分为十四个省，解除了地方实力派的伪省长职务，将其调入中央给予虚职。重新委任羽翼未丰而又死心塌地的追随日本人的三流汉奸充当伪省长，“广设诸侯，分而治之”，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实行军、政、财分权。同时进一步加强省总务厅的权利。在伪中央一级，颁布新的《组织法》，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伪参议府为重要国务咨询机关，但实质上重要政令还是由总务厅包办，然后经过伪参议府走过场通过。所谓“国务院行使政权”也不过是总务厅执政的一种好听的说辞罢了。

接着日本内阁要求对伪满洲国政府人事“进行根本改变”，“以打破伪满洲国始建时不得不暂时维持的那种汉奸分布格局。”[5]230首先迫使复辟派国务院总理大臣郑孝胥引退；然后让实力派的臧式毅接任伪参议府议长，从而离开一线；熙洽担任伪宫内府大臣，接任一个更无实权的虚职，而彻底投降派郑景惠出任伪国务总理大臣。这样，实权分子被解权，最无能、最听从摆布的掌权，从而更利于日本统治。同时，《组织法》又对“满洲国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法之条约规行之”，“皇帝依立法院之赞翼行立法权”，“皇帝依法律使法院行司法权”，“国务总理大臣辅弼皇帝任其责”。[6]2乍一看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致相同，但是立法、司法等权力被总务厅牢牢把持，法院等机构也是日本官吏掌握的实权，国务总理大臣更是彻底投降的亲日派，所以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是被架空的。在1936年日本方面更是炮制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一文，明确指出“满洲国皇帝秉承天意，即天皇之旨意继帝位，以服务皇道联邦中心之天皇，以天皇之旨意为己心作为其在位条件”，“关东军司令官则应作为天皇的代表，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1]166由此溥仪的的傀儡地位可见一斑。而这种情况的实质就是利用所谓为满洲国皇帝之名加紧独裁。

通过地方和中央的改革，日本人的目的已经达成。“很明显，伪满地方行政的如此大改革，是和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操纵伪满政权的政治体制业已确立有直接关系。[5]237而这一改革正是以帝制的实施为契机的。

二、欺骗国际舆论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后，中国国民政府就立即表示出了严正抗议，并多次照会日本政府，于1932年3月12日发表《国民政府对于东三省成立傀儡政府始终认为叛乱机关及一切非法行为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宣言》，谴责日本及汉奸的行为。但是日本方面依然我行我素，扶持伪满洲国，并诡辩满洲独立事件是由中国人策动的，与日本无关系。可是伪满洲国的畸形政体使得日本方面的狡辩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虽然国联派出调查团完成的报告歪曲了事实，而且为了妥协日本，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但是所做的这些也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而事实上国联所倡导的“国际共管”已达到其插手中国东北事务的目的也是日本不可能接受的。且日本方面完全不顾国联方面的“压力”，反而企图夺取东北的关税权，并且想要接收实际控制在欧美列强手中的海关，这也引起了国际上的轩然大波。

在这种双方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更提出所谓“焦土外交”，“日本政府将尽快正式承认满洲国…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寸步不让之决心”。[7]36并且日本政府也加速了承认伪满洲国的活动，签订《日满议定书》昭示日本的“决心”。日本在伪满洲国政策上的一意孤行使之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同时国联报告书中肯定了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并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地行为，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属于侵略行为，这也使日本大为不满。1933年3月27日，日本通告“已无再与国联合作的余地”，宣布退出国联。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拼凑伪满洲国造成的这种外交上的困境，在局势复杂的东亚是日本所不希望看到的，日本的目的是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在东亚建立一个有日本控制的新秩序而不是公开与英美对抗，伪满洲国的帝制建立既可以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加强储备，准备战略，又可以加强防卫以应付苏联。日本视苏联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伪满洲国的帝制化向国际散发诸多信息，在《帝制的意义》中明确提出：“帝制是三千万民众的自发意愿，是为了摆脱军阀混战的蹂躏，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2]2这种政治改革可以进一步加强其“独立性”，并用推出皇帝的做法驳斥中国国民政府的谴责。虽然国民政府又发表各种谈话与公告谴责日本并不承认所谓“满洲帝国”，但是日本方面可以通过此次改革给国际放出一个信号：日本没有吞并满洲的野心，满洲国可以拥立自己的皇帝，自然也就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脱离了中国。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实际上是对谴责日本的世界各国所做的让步姿态”。

三、满足并利用溥仪

恢复祖宗基业，圆溥仪的帝国梦想，这本来就是其不惜投靠日本人的主要原因。而日本方面在达到上述几点的目的的同时，“顺便”给溥仪一点儿“甜头”使他死心塌地的甘为日本人摆布也是日本的主要目的。在满足以上政治、外交需求之后，开始考虑溥仪的意愿问题。1931年土肥原贤二奉关东军先遣与溥仪接触，并在谈及建立新国家的时候对溥仪许下承诺时说道：“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8]220并用两颗寄来的炸弹把犹豫不决的溥仪恐吓到了旅顺。1932年板垣征四郎在旅顺与溥仪会面时许诺：“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宣统帝是大清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8]239在溥仪犹豫不决且坚持帝号的同时又叫郑孝胥、罗振玉传话威胁道：“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8]240溥仪最后在不满中被迫答应：“只有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8]241显然溥仪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心甘情愿。

这种一般哄骗利诱一般恐吓的方法虽然有效，但对溥仪的控制并不牢固，而帝制的完成能使溥仪心中的不满被减轻，从而更加“融入角色”，减少抵触感，方便日本方面的控制。并不是为了实践板垣之前所许下的承诺，只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罢了。对于日本人的利用，被冲昏了头脑的溥仪及其遗老遗少们并不深加思索，虽然日本人并不不是承认“大清帝国”，但敬祖祭天、龙袍加身还是让溥仪喜不自胜，“朕真的又龙袍加身了！这是朕‘恢复祖业的先兆呵”。但实际上眼前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就像一把锁一样把溥仪的思想牢牢地锁在了伪满洲国这块土地上。

伪满洲国帝制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政治改革”，从目的上来讲，作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想要恢复帝制，而日本方面则希望以此为契机巩固统治，麻痹舆论并加强控制傀儡溥仪。两者从目的上有根本区别，但溥仪的傀儡地位使他不得不屈从于日本人。帝制这一看似光鲜的外衣实际上只是一块掩饰双方的遮羞布。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通过帝制化达到了其政治上的意图，通过帝国化和改革，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控制加强，地方势力被极大削弱，日本的势力达到伪满洲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为日本侵略者更全面的在东北推行其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