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驭民之术：区区“3两银子”，便抽走整个民族的灵魂

来源：众说

提起清朝，若抛开后半段的屈辱，恐怕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康雍乾盛世”了。它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被包装出的繁华表象之下，大半个康雍乾盛世实际上被浸泡在触目惊心的贫穷之中。一如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夏，英王派出的第一个使团来到中国。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仍是那个“遍地黄金”的神话传说一般的伊甸园，然而，从南到北整整3日的行程里，使节们却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所见一切，远不能同雷德里夫或是瓦平相比。”

要知道，后二者不过是泰晤士河畔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然而在使节眼中，即便是乡村也好过人间地狱——使团中后人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无数房屋和行人从河道两旁掠过，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丰衣足食的百姓，没有一幢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屋子。更可怕的是，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麻木，带着空洞的目光如行尸一般走来走去。街上熙熙攘攘，使节们感受到的并不是繁华，而是一种难以言状的诡异与恐惧。

英国使节还在手记中写下这样一个小插曲：当他们的船顺着运河行经某处城镇中心时，有路人被围在河边看热闹的人群挤下了水。落水者拼命挣扎，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所有人居然像啥也没发生一般。眼看落水者奄奄一息，使团提出要靠岸救人时，船夫居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

显而易见的是，此行极大地改变了清朝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形象：“就满清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个GDP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近1/3的国家，如何沦落到这份儿上了呢？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中，我们便可发现端倪。

此书中有如下记载：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日三顿都以牛奶、面包、奶酪和熏猪肉为主，尤其是奶酪、熏猪肉等“档次较高”的事物，数量上还有严格限制。有些家庭为防止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还特意将一块猪肉分成好多份，隔天再吃剩下的。而到工业革命后期，这些食物都管够不说，普通农民也能隔三差五地喝顿啤酒，甚至享受下午茶。

相比之下，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青菜为主，偶尔能吃一顿蛋提升一下伙食水平，除节日或是其他特殊时间，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善，相反，他们甚至吃得更差了。《农民卷》还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当时，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为35两；同一时期，英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的净收入在35～44两白银之间，差距十分鲜明。

不比不知道，对比之下差距如此之大，甚至有些触目惊心。那么，领先世界千百年的封建中国，为啥在世界大变革的前夕，悄然落后西方国家这么一大截呢？前文提到的那“3两白银”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

正如文章开头的题外话所提到的那样，人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后，便会不由自主地琢磨着怎么让日子过出花儿来。从人类诞生到今天，每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需求，若用一个比较俗的词来代替，那便是“欲望”。而在社会生产力不断膨胀的同时，社会体制也要不断发展、完善甚至是淘汰，从而同前者匹配。历史告诉我们，封建制度是落后的产物，被淘汰是难以阻挡的历史大趋势。西方国家懂得搞君主立宪，而清朝的皇帝们则绞尽脑汁地挽救皇权，这“3两白银”就是其产物。

首先，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微妙。在乾隆年间，一两白银能买约100斤粮食，在城市的一般地段，1两银子可以买几平方房子。如此来看，3两白银也并不算一笔了不得的钱，按照如今的思路来考虑，一家人做做兼职打打零工，不很容易就扭亏为盈了吗？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封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把人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从形式上来说，朱元璋就曾把大明江山画作棋盘，设立里长，百姓被限制在方圆一里的土地上。哪天突然要从A村到B村办点事儿，就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提前申报哪天几时出门，合适归来；若逾期不回或出了其他岔子，当事者连同里长、邻居甚至都有可能要掉脑袋——封建社会的“封建”二字就残酷在这儿。

除了对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制，百姓更是一早就被划分了“成分”，士农工商各做各的，谁也别想乱蹿道。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商人的儿子也要做商人。即便是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耕读家庭，但一听说农民的儿子也想考取功名，不少人恐怕都忍不住要取笑。作出这种规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古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给搞成静态的。大家不妨这样想：一潭死水摆在那儿，一点威胁也没有；然而当水流动起来时，它就有能量了；速度足够快，它可能变成摧毁一切的洪水。

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社会，基数最大的便是农民。在各个阶层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农民是封建统治者们最堤防的群体。而拴住农民的手段就是给他们制造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我勤勤恳恳耕田，说不定哪一天就补上那3两银子的赤字，从此奔小康了呢！然而，正如咱们刚刚所说，这3两银子的差距可能是永远也抹不平的：粮食大丰收时，官府价税多收；哪里欠收，官府就适时降税；而闹饥荒揭不开锅时，皇帝再高调地拨款派人缓解灾情，农民自然会感慨“皇恩浩荡”。反正无论是怎么折腾，这“3两银子”就一直摆在那儿，铁打不动。除非碰到荒淫无道的混账主子或是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几乎是每个及格线以上的皇帝都驾轻就熟的驭民之术。

康熙、乾隆这爷孙俩正处于历史变革风暴的最中心，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先说康熙，笔者并不否认康熙帝的开明与某些方面的伟大，他对西方科技、数学及文化均有一定了解，他也完全有能力将那会儿的中国引导到一条光明大道上。然而康熙毕竟代表着皇权，更是一名少数民族政权皇帝，在一番取舍下，他毫不犹豫地将西方舶来的先进玩意儿束以高阁，防止汉人触碰。

乾隆则更变本加厉，在延续爷爷政策的同时，乾隆进一步锁死了社会流动起来的可能：他给农民更多的耕地去操劳，给皇亲和官宦更大的财富，却禁止他们对皇权打哪怕是一丁点心思。若以“皇帝”这个狭隘的标准来评判，康熙、乾隆无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从一个国家的领袖、一方文明的代表来看，他们显然是有局限的。同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怕“闭关锁国”并不是对所谓的“天朝上国”的自信，而是害怕外来力量撼动满清的统治根基。

我们不妨将同一时期东西方发生的一切形象化一番：当一股洪水汹涌奔来，眼看就要冲到下游的一片村落时，西方人毅然放弃了村子，等洪水冲来形成河道后，他们在河畔重新修建了崭新而繁华的城镇。而清朝这个村子规模比较大，人丁不少，他们在中游挖了个大水库，筑起铜墙铁壁；当洪水冲到下游时也变成了涓涓细流。满清的村子免于搬迁，但村子始终是村子；而满清统治者们修的这个“水库”，便是开辟更多的耕田，养活更多的人，以“账面的盛世”来掩盖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

“饱暖思淫欲”，为防止某些坏想法出现，清朝皇帝先下手为强，把“饱暖”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农民始终在3两白银的红线上下奔波操劳，商人、官员恐怕也有各自的桎梏来约束。客观地说，站在王朝统治者的角度考虑，谁不希望自己子孙后代万世千秋？做出这样的举措，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区区3两白银锁住了近代中国同世界同步的机会，在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强疯狂奔向终点线的同时，清王朝却在后边悠闲踱步。封建统治者的过分约束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麻木与低沉，皇帝们自以为将皇权摆在了温床之上，他们却忽视了极为致命的一点：并非皇权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在滋养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