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神化的革命——法国大革命

作者:祝曙光

长期以来我们给了法国大革命很多溢美之词，什么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啦，什么法国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啦，什么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进步啦，等等。其实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尽管近年来发行的大中学教材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有些变化，但基本结论仍与以前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法国大革命史观？评价一场革命，不仅要看革命领袖们的动机，更要看革命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其实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被神化了的革命。

一

大革命前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与英国不相上下。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在经济方面远远落后于革命不彻底的、保留了许多旧因素的英国。当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时，法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及政治集团却在进行殊死的政治斗争，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谋杀、政变以及对外战争搅和在一起，接连不断。作为法国大革命产物的拿破仑帝国建立后，拿破仑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使法国自大革命爆发后一直没有出现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没有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民族精神和物质财富被消耗在内部革命和对外战争之中，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遗症。而且由于大革命的经历，使法国人形成了不妥协的民族精神，各个政治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拼个你死我活，不懂得妥协，导致19世纪中后期法国出现许多短命的内阁，政府很难推出长期的社会发展规划，政府追求的是短期的社会效益。在大革命后的86年中，法国曾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6年多就有一个根本性变化。

大革命前，法国在时尚方面成为欧洲的典范。法国创造的服装式样、装饰品和家具被其他国家竞相仿造，法国人严肃的治餐态度、高超的烹饪技艺以及优雅的进餐方式，令食在法国的名气不胫而走。一句话法国代表着时髦。可是法国大革命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大革命蔑视一切传统，在衣、食、住、行、娱乐、婚丧、节庆诸方面，形成全新的模式——粗俗化，就像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法国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过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地极力不把任何过去的旧东西带到新环境中来，并给自己规定了种种限制，力图养成一套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殚精竭虑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1］（P66）满纸粗话的《杜歇老爹报》深受欢迎，单调、呆板的爱国妇女装和无套裤汉装成为法国最时髦的服装，并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同情革命的重要标准。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们在最能体现法兰西文化的剧院里大叫大嚷，随心所欲。

大革命期间最不能容忍的行为就是所谓的革命恐怖活动。我们知道政治领袖的素质往往决定革命的结局。法国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素质怎么样呢？我们以雅各宾派掌权期间建立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为例，这个委员会由12人组成，从那时起，一切都本末倒置。巴黎统治着法国，而巴黎却被其高度多元化社会中的最低劣的成分所统治：狂想者，堕落分子，表面看颇有灵感、实则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只从书本上了解人生的理论家，拉皮条的和做妓女的，王室的叛徒和被开除的教士。任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者，任何自以为是伟大思想家却饱受同胞的漠然态度的人生失意者，任何因待遇不公而对整个宇宙心存积怨者——所有这些在物质上、道义上、精神上被抛弃的可怜人，如今都有了行使权力的机会。”［2］（P333）这些人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懂得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迷信自己的所谓伟大理论。“他们的理论告诉他们，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摧毁一切旧秩序；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对于一切阻挡他们的人，绝对不能妥协退让，而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当狂妄的理论与固执的本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动物伦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会开演一部最狂暴的戏剧。当时法国有一位革命领袖，甚至必须舔食动物的心脏才能餍足自己的嗜血狂热，他想象自己是在吃国王的心脏。”［3］（P441）

我们常常把罗伯斯比尔的名字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罗伯斯比尔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他把法国大革命推向了高潮，为罗伯斯比尔的被杀感到惋惜，甚至将罗伯斯比尔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标志。其实罗伯斯比尔有重大的性格弱点。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要说，如果没有他的参与，法国大革命也许是另外一种状况和另外一种结局，法国不会死那么多无辜的人，世人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也要高得多。美国作家房龙对罗伯斯比尔评价很低，将纳粹比喻为雅各宾派，“希特勒就是罗伯斯比尔的样板，如果他生在法国，他一定会干罗伯斯比尔所干的一切。”罗伯斯比尔不喝酒、不抽烟、不近女色、拒绝贿赂，个人生活作风无可挑剔，被誉为“不可腐蚀的人”。由于个人清正廉洁，罗伯斯比尔养成了很强的道德优越感，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法国社会、重塑法国人，一厢情愿地以为法国人堕落了，必须加以挽救，于是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方案。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罗伯斯比尔画了一幅很好的肖像：“这个热爱道德，但也热烈而过分地爱上了自身道德的人是不会对一个持有与自己相左意见的人表示宽容和原谅的……沉醉于自己的坚定，着迷于教条主义的强硬，他把任何不同意见不仅视为异类旁门，而且看作背叛，因而用冷冰冰的铁拳将每个持不同政见者像异教徒一样推入新的柴堆——断头机。”“他的强大只在于他的僵硬，他的力量只在于他的无情之中，对他来说独裁便是生活的意义与形式”，“一个这样的人物是容不得精神上的反抗和异议的，他甚至不容别人与他并驾齐驱，更不用说反对他了，他只能容忍像镜面似的反射他自己观点的精神奴仆。”［4］（P136-137）罗伯斯比尔之所以把功勋卓著的革命家丹东推上断头台，理由之一就是丹东曾发过两个侮辱“美德”的言论。随着大革命进行，使革命本身变成了新的宗教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完全混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把道德与革命、不道德与反革命等同起来，谁当了反革命只有死路一条。［5］（P596）

罗伯斯比尔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1793年3月9日，罗伯斯比尔等人设立了革命法庭。这个法庭不需要任何证人或律师就可以对“反革命者”判处死刑。恐怖活动实际上是对大革命理想的可怕颠覆，用一种血腥独裁取代了国王的专制独裁，在消除所谓“叛国”和反革命的同时，埋葬了个人的民主权利。革命法庭不遵循或干脆省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判决得非常迅速和严厉，约有4万名法国人被处决或者死于监狱，另外还有3万名嫌疑犯被投入监狱，许多受审者经常在革命法庭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南特的革命法庭曾判处1500人死刑。由于死刑犯数量太多了，共和国政府没有那么多子弹和绞刑架把他们全部杀死。所以把犯人装到船上，推入江中淹死，犯人家属必须跑到很远的下游才能把尸体捞起来安葬。由于被判处死刑的人越来越多，刽子手们常常忙不过来。为了加快行刑的速度，一名法国大夫发明了行刑机，这种机器可以用3种方法操作，从犯人被押到机器前到处死，不到1分钟。这种新机器的发明受到了革命法庭的热烈欢迎，被推广到各地运用，由此引起了刽子手们的强烈不满，危及了他们的职业生存，刽子手们多次在断头台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禁止行刑机的使用。但革命法庭无法顾及刽子手们的就业问题，要处死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许多与罗伯斯比尔长期合作的革命者也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有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

二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思想来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追求正义、自由、平等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闹剧、一场灾难？关键在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谬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对大革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激进的卢梭思想对于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778年，正在巴黎大学读书的罗伯斯比尔还曾专门拜访了卢梭，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了罗伯斯比尔把卢梭思想付诸实施的决心。但是问题在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不仅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和难以实现，而且一旦实施必将出现混乱和灾难。如卢梭通过似是而非、且不严谨的推理过程，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但是他的社会理论却无法实施。因为他提出的直接民主自治模式只能适用于小团体，不能适用于稍大的团体，更不适用于一个大的国家。卢梭著作的魅力不在于他的独创性、科学性，而在于其文字的鼓动性，是一种只能诵读和欣赏的文学作品。卢梭思想的缺陷在其他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身上同样存在。英国学者阿克顿在其所著的《法国大革命讲稿》中对法国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6］

法国启蒙思想家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社会，而革命就是实现理想的过程；为了实现革命理想，需要摧毁全部的传统：传统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权力架构，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等；然后，在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这样启蒙思想家就把整个人类（除了他们自己）作为改造的对象。而以启蒙思想家理论为武器的法国大革命则为自己树立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敌人：它的敌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由于大革命领袖们对启蒙运动的过高赞誉，实际上使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原则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法国人还面临启蒙运动的敲诈：即要么接受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原则，成为一个理性主义的明白人；要么拒绝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原则，陷入非理性主义的泥潭，成为一个愚昧无知的感性糊涂蛋。罗伯斯比尔等人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指导法国大革命，因此没有人敢质疑大革命，更没有人敢说大革命的坏话。基于理性的狂妄的启蒙哲学将革命的烈火引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根基上焚毁整个社会的大厦。

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标榜自由，可是最终却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个人有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们不是暴力强加的。如果通过强权、暴力、甚至采取肉体消灭的手段而进行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启蒙思想家鼓吹自由，以为理性可以给人类带来自由。可是当法国大革命摧毁一切，引起整个社会秩序崩溃时，问题就产生了：“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样，在一个秩序崩溃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立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画了一张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摩天大楼的图纸，但法国人照着这张图纸，最后盖出来的却是比别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简陋的破棚屋，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野心并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盗贼，都可以随意穿堂入户。”［3］（P435-439）

巴黎有一个叫梅内特拉的工匠，与卢梭成了好朋友。他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同卢梭一样对旧政权、旧制度充满了仇恨。1789年，当梅内特拉50岁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梅内特拉一直鼓吹的自由和博爱开始经受考验。他说：“被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自由。这个字眼几乎有一种超自然的效应，把我们全都鼓动起来了。”在大革命初期，梅内特拉是一个强硬分子，表现得非常激进，以为卢梭所设计的理想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可是随着大革命的进展，整个社会充满了血腥暴力，每天都有人被屠杀，梅内特拉的革命热情慢慢消退了，开始怀疑这场高举启蒙运动大旗的革命，他在自传我的生活日志中写道：“这些法国人噬血成性。他们就像吃人族，是真正的吃人族。邻居之间残忍地咒骂，血缘都被人忘掉了。我是亲身经历了那些恐怖的岁月。”由于梅内特拉“革命意志消退0，被最好的朋友指责为“温情主义者”，差一点丢了性命，不过他终于躲过了恐怖岁月，恢复了正常生活。他后来反思说：“我是看着大革命收场的。这是一次可怕的教训。”［6］（P146）

三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将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作为法国大革命进行得非常彻底的标志之一，批判宽恕国王的吉伦特派，认为他们软弱、妥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路易十六是一位好国王，他为人宽厚、善良、羞怯，待人温和礼貌，没有架子，只是有点懒惰、优柔寡断，一个普通人难免的缺点给大革命提供了借口，被居心叵测者所利用。

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当杜尔阁和内克等人推行的财政改革遇到特权等级的反对时，路易十六极力支持他们。需要指出的是，法国之所以遭遇财政危机，是因为有超过一半的财产没有正常纳税，对于路易十六来说，取消这些税收豁免，让特权等级跟平民一样纳税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财政改革措施首先是针对特权阶级的，如1775年财政总监杜尔阁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道路税，一切等级包括国王均须缴纳；而卡隆任财政总监时，以土地特征税取代人头税和什一税，要求所有法国人包括特权等级都要缴纳。在法国，免除大部分税务一直都是贵族的特权，1748年当路易十五制订新税法，决定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须征收个人经济收入的5%作为税收时，遭到特权等级的反对，由特权等级控制的巴黎议会拒绝使新法案生效。尽管路易十五恼羞成怒，解散了巴黎议会，但新法案仍不得不搁浅。路易十六当政后，他恢复了巴黎议会，希望缓和与贵族、教会的冲突。财政依然困难，出路有两条：一是宣布国家破产，这样可以不用归还大部分的债务，让放贷者承担损失，某些君主国家就经常采取这种举措，但路易十六不愿意这样做；二是像现代政府那样，通过印刷纸币和制造通货膨胀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法国没有中央银行，也从不发行纸币。法国的货币是声誉良好的金币。路易十六不愿意发行贬值的纸币而损害法国货币的声誉。于是问题就来了，国家面临破产，而国王又缺乏融资手段，那么除了像以往那样提高税收外，没有其它出路。征收税收涉及到各个阶级的切身利益，牵一发动全身。

路易十六没有从一开始就拿出一个切实可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方案并坚决贯彻执行，他缺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自信和意志，好脾气害了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劝说、安抚得到全体臣民的谅解。他低估了法国所积压的社会矛盾，加上经过启蒙运动，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思想家和鼓动家如过江之鲫，很容易将老百姓煽动起来。当路易十六看到自己的好脾气不仅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导致局势失控时，又采取恫吓手段，使得谣言在巴黎满天飞，一会儿说国王将调集军队镇压巴黎民众，一会儿又说国王将绞死那些闹事者。其实这些都不是事实。于是愤怒的群众攻打了与财政改革根本无关的巴士底狱。攻占巴士底狱就像打开了暴力的“潘多拉盒子”，暴力在法国开始横行霸道，而且就像吸食鸦片那样，一旦喜欢上了它，就再也离不开了，最终路易十六成了牺牲品。

我们可以看到，路易十六并不顽固，大革命爆发后，他与革命者保持合作，希望使法国尽快稳定下来，确立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其实早在大革命前他就下定决心，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特权等级的财产特权。路易十六曾宣称，正是他取消了专断的权力，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不再根据功劳之外的标准提拔官员，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当路易十六听说，参加三级会议的显贵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时，他说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阿克顿在其所写的法国大革命讲稿中指出：路易十六的改革蓝图“包括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普选权，在官方不提出候选人和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提出立法动议、修改宪法的权力，大臣责任制，平民阶层在法国议会中拥有两倍代表人数，等等。国王在提出所有这些内容的时候，既没有议员们从旁顾问，甚至也并不总是在公众支持下提出的；这些都是那位国王主动作出的让步，这些让步更多地出于国王施政的考虑，而不是民众的要求。”［7］（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