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权术：宋代士大夫如何发明“理学”？

作者:郭建龙    来源:《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在东汉灭亡九百年后，中国再次发展出一套系统化的、试图囊括一切的学问。这套学问被称为道学，控制了中国接下来一千年的哲学走向。

道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于首先树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并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迫人们都服从于这个宇宙真理，从而格式化了人们的头脑。

人们为了服从宇宙真理，必须舍弃小我，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更大的真理之中，从而舍弃掉了个性，变成了千篇一律的螺丝钉。不幸的是，这个宇宙真理是禁欲式的，充满了社会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螺丝钉们的面貌。

从谱系上，道学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后来的张载、周敦颐，再到程氏兄弟，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完成了体系的构造。

宋代的党争也随着道学的发展而出现，经过了两次党争之后，道学最终成了胜利者，在南宋末年成了社会的统治性思想。

南宋时期，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的理学终于逐渐成为主流。

为了理解理学都说了什么，和汉代的经学有什么不同，必须首先与西方哲学做一个类比。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第三，人应该做什么才能与整个世界合拍？

两汉经学类似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种宗教信仰。两汉经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创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老天爷会通过灾异、祥瑞、符命、谶纬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人类，又派出了皇帝作为他在人世的代理，来统治人类，并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体系，来约束人类。第三，人应该听从老天爷的指示，学习谶纬、符命等知识，看懂老天爷的命令，再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同时，人类必须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礼法，达到人类社会与老天爷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这就是理学内部争论的焦点，不同的人心里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理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天理观逐渐演化，也逐渐条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理论。那么，理学到底是好是坏？

简单的答案是：理学既不好也不坏，而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把理论应用到社会的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实现它，就只不过是一种纸面的学说而已，而列宁把它实现了，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组织。

本章就来看一下，理学发展中的一位位道学家，是如何探索这个所谓天理的。

卫道士的到来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是北宋帝国最有希望的年代。在这之前，当宰相的是吕夷简，他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权倾朝野，北宋官场呈现出一片暮气沉沉的景象。

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到了庆历三年，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转，吕夷简下台，执政的是一批有理想的改革派。北宋经过了几十年的统一后，经济大发展造就了学术环境的稳定，这时的朝臣大都满腹经纶又有实务经验，同时又表现得刚正不阿，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此时执政的是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北宋还有一个庞大的谏官群体，负责监督官员和皇帝的政策，担任谏官的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吕夷简之后，军事枢密使一职最初给了与改革派不属于一系的夏竦，后来在谏官的要求下，又罢去了夏竦，让杜衍当上了枢密使。

这时，所有重要的职务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改革派的手中[1]，范仲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庆历改革。

对于改革派来说，此时最忌讳的是，反对派把他们“朋党化”。在他们掌握政局之前，吕夷简之徒打击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说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如果被扣上了“党”的帽子，任何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认为是谋私的。在被打压的时候，欧阳修曾经专门写过《朋党论》，辩称君子选择朋友是以“道义相同”为标准，而小人选择朋友是以“利益相同”为标准，皇帝应该区分这之间的不同，不能因为君子们成为朋友就感到紧张。

但即便如此，在改革派当权推进改革之时，他们仍然最避讳的是被当作党徒，而反对派们也是不断地用“党徒”这个名字来影响皇帝的判断，如果反对派们成功，改革就必将失败。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自视为改革派朋友的人却放了一炮，让人大跌眼镜，这人就是石介。

石介，字守道，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年轻时曾经在北宋的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现在的商丘）师从于范仲淹，因此自称是范仲淹的弟子。到了庆历年间，在杜衍的推荐下，他当上了国子监直讲。事实证明，石介是个颇具煽动能力的老师，他在这个职位上，把国子监变成了一个清流横行之地，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的课，太学的兴盛从他开始。石介也由此结交了欧阳修等人，成了改革派的座上宾。

当夏竦被解职，杜衍成了枢密使之后，石介发现，他的老师范仲淹、推荐人杜衍、朋友欧阳修等人都成了当政者，于是心情大快，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皇帝是最好的皇帝，大臣是最好的大臣，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拗口的《庆历圣德诗》。这首诗使用了大量的古词古句，彰显了他的学究精神，而诗的内容则充满了党派精神。其中他赞扬了皇帝的圣明，又赞扬了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的改革，同时贬斥了他认为的那些奸臣（比如夏竦）。对当时人物如同数豆子一样点名道姓进行渲染，让人一看，就产生了强烈的朋党印象。

这首诗一传开，就让改革派的大臣们感到不适，如同出了一个猪队友，不仅给自己找麻烦，还给改革带来了新的阻力。

石介的朋友孙复听说了此事，立刻认为，石介的祸端从这首诗开始了。

而最难过的反而是改革派的主将范仲淹，为了改革殚精竭虑的他突然听说了这首诗，感叹说：这个古怪怎么这么能坏事啊！

庆历新政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因为重重阻力而告罢，改革派的大臣们也纷纷外调，石介极力反对的夏竦却掌了权。

此时，石介再次“倒打一耙”，帮了夏竦的大忙。他秘密写信给改革派的富弼，自以为是地请富弼“行伊周之事”，也就是按照伊尹和周公的榜样行事（伊尹和周公分别是夏代和周代的名臣，都曾经以摄政的身份辅佐过皇帝）。石介这样提议，是把自己当成改革派的心腹幕僚，但夏竦掌权后，却以此为借口，说石介请富弼“行伊霍之事”。所谓伊霍之事，指的是按照伊尹和霍光的榜样行事（伊尹和汉代的霍光都担任过摄政，并废除过昏庸的皇帝），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石介请富弼另立皇帝。

虽然宋仁宗没有相信这件事，但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继续待下去有性命之忧，在一片结党的疑虑中，离开了京城，外调了。他们的外调，彻底结束了改革。

石介作为道学家最早的楷模被记入了历史，他的榜样鼓舞了二程、朱熹等后来的道学家。他和胡瑗、孙复一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也可以看出，到了庆历时期，道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关于胡瑗、孙复两人的成就不多谈，而分析一下最为强硬的石介，就可以看到未来道学的面目。

石介除了“帮助”改革派之外，在理论上最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反对佛教、道教；第二，建立道统。这两点都是从别人处得来的，谈不上创见，却由于他的倡导和细化，加上煽动式的教学，成了流行思想的一部分。

反对佛教、道教，源自唐朝的韩愈，石介要求禁止寺庙和佛道崇拜，认为它们是丧乱政治的源泉。当废除了佛道之后，再用比佛道更加虔诚的心态去崇拜儒教和孔子，于是就有了道统一说。

“道统”说法同样来自韩愈。韩愈认为，关于“道”的知识谱系，是由尧传给了舜，之后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所以这些人都是理解宇宙真理的先知。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导致了中国礼法的沦丧和邪门歪道的兴起。

石介将这个道统更加复杂化，如同道教罗列神仙体系一样，把道统中包括了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甚至还包括孟子、扬雄、王通（隋代）、韩愈这些贤人。

这样，反对佛道，并以佛道为榜样建立起儒教自己的崇拜体系，就构成了卫道士形成的两个条件。当这两个条件具备后，道学的组织根基就已经扎下了。

石介之后，北宋的卫道集团发展加速，正式进入了道学时期。

北宋的道学谱系

既然道统的传承已经定下，那么道学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道学的主要内容是：它和汉儒的理想一样，是宋代的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从对于天地和自然的解释，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

汉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应”上，而宋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规矩中运行，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这套规矩。

什么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颐概括。后来的朱熹总结北宋理学时，提到了五位“先知”，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统重新恢复，而继承了孟子的道统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颐。

这种道统的叙述让人想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承，在犹太教信仰中有无数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继承了这个先知“道统”的最后一个先知，但随着基督教的正规化，耶稣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脱离了普通的先知。

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个先知体系，认为亚伯拉罕、大卫、耶稣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一位先知。到了什叶派，虽然没有了先知的名目，却又发明出一个“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识，继续指导人类。

儒教的道统体系也是如此，最初韩愈认为先知从历代早期君王传到孔子，而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先知，有着耶稣的地位。韩愈将道统延续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则把先知的谱系又续上了，延续到了周敦颐。

周敦颐概括的“理”的内容，在一篇叫作《太极图说》的小短文中，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却是宋代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最高认识成就。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识近乎荒谬，但在宋代却是最先进的。

周敦颐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极”，太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处于运动之中，就生出了“阳”，运动到达极致，就进入了动的反面，也就是静止，此时又生出了“阴”。当静止到达极致之后，又会进入运动状态，一动一静，互相转化。

阴阳区分，就是“两仪”。而从两仪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五气按照规律运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阴阳这两仪，如果把阴阳合一，就回到了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即无穷状态。

到这时，周敦颐说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无极中如何生出阴阳五行和四季。接下来，就是从“天理”中如何生出万物。

万物是从阴阳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们的精华从无极之中凝结，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阳道和阴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气和坤气交感，就生成了万物。万物生成后，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在这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包括了形体和精神两种状态。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导致了人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出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圣人又以“仁义”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对应于“静”，而静，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整体而言，周敦颐的体系，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再到万物，最后到人类社会的一个转化、影响的过程。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科学观察和验证之前，这套假说不比其他理论更正确，也不比其他理论更错误，谈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周敦颐的体系已经包罗万象，但在传给朱熹之前，还又得到了另两位“道统”的补充。这两人就是邵雍和张载。在未来，人们谈到道统时，会认为道统从孟子传给了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再传给了二程，最后传给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后的先知”的地位。

周敦颐的理论代表了道学的正统系，而在理论构建上，邵雍则代表了更加神秘主义的一系。

在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个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派别，对于数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构造。而在中国的阴阳家谱系中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认为万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数字化的。这派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后来被董仲舒吸纳进了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又被道教所继承，到了北宋又传给了邵雍。

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

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

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随着王安石新政被废除，司马光等反对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这一批大臣之中，还有一位道学家混迹其中，他就是程颐。

程颐此时已经年过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人们屡屡推荐他，却都没有被重用，直到这一次，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并说他爱好古代、安贫守节，是圣世的逸民，等等，最终皇帝终于给了他服务朝廷的机会。

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排挤后退居洛阳时，和当地的文人接触甚密。而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当时就在洛阳教书。当司马光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了，弟弟程颐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青睐。程颢死前已经是中原的文人领袖之一，由于他门徒众多，且不少人当官，影响力颇大。但是，在程颢死前，人们虽然认为他影响力很大，却并不把他当作唯一的道学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因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统”谱系，号称：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涂过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这些话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一旦一个人说过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复，直到最后把它当作了真理。

而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就是程颐。结果，程颐不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继承了哥哥的道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程颐成为大臣后，果然起到了发扬道学的作用。他穿着庄重，带着面瘫的表情，总是不断地施加影响力。一天，皇帝在宫中盥洗，发现有只蚂蚁，怕把蚂蚁弄伤了，故意避开。这件事被程颐知道了，他连忙问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伤了蚂蚁。程颐连忙说：这就对啦，你不伤蚂蚁这件事，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把这个“道”推到整个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还有一次，皇帝凭栏观望时，随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颐却劝阻说：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和谐共处的时候，你折了这个树枝，就是伤了天地的和气。

程颐的劝谏总是充满了这类“心灵鸡汤”，却对治理国家的实务经验一窍不通，结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厉害的，就是刚刚被调回京城的翰林学士苏轼。

和程颐的道学相比，苏轼更看重治国的实际能力，对于板着脸说话不感兴趣，程颐的面瘫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自然也不能幸免。

一天，程颐的推荐人司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场庆典活动，百官不得不首先参加庆典，然后再相约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就在大家都准备出发时，突然间程颐板着脸跳了出来，说不能这样做。众人问为什么，程颐找出古书来一板一眼地说：这是孔夫子的规矩，他如果当天哭过（有悲伤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参加喜事）了。

听完程颐的话，人们纷纷开始调侃他，有的人说：孔夫子当天哭过就不唱歌，可是我们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况正反过来，怕什么？

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之后，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但最终却导致了程颐的离职。

苏轼和程颐的争议，可以看成是道学派和实务派之间的争议，苏轼主张世俗化，对于实际问题实际处理，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论高度。而程颐则认为，不管什么事情，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吃饭拉屎，必须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实质，再进行选择。但他对于理论高度的把握由于过高，往往忽略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强调自己理论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认为，天下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士”“讲师”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学之外文化的人，自然与程颐争执的苏轼会被划成这一类，这一类是学者的最低级类。讲师，指的是阅读儒经、进行训诂的人，这一类人已经懂得儒经，却并不了解儒经背后的深意，按照划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以及宋代不属于二程流派的儒家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会被划归这一类。最后一类是所谓“懂得道的人”，这一类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门徒。

由于有了“道”，程氏门徒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之中，人们首先想的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根据世间的事物，首先寻求它们背后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们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的。

在程氏的划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于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于是否符合天理。通过这样的约束，理学就带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弃了对实际世界的了解。

只有知道了这个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学为什么深深地走入了封闭的圈子，它的门徒忙不迭追究所谓天理，却忽视了人间的实务。

北宋的后期一直处于外部环境的逐渐恶化之中，为了应付这样的恶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直到引起了社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却一直处于观望、唱高调和幸灾乐祸之中，他们由于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挤，也乐于看着皇帝越来越捉襟见肘地应付着局势，直到垮台。随着北宋的倒台，以蔡京为代表的实务派变得臭名昭著，二程的门人再次得势，此时他们作为反对和议派出现。宋高宗时期，曾经以赵鼎为相，赵鼎起用了大批的程氏徒子徒孙。赵鼎是南宋贤相中坚决反对和议的人，程氏门徒此时也因为华夏和蛮夷的大义而反对议和。

赵鼎被秦桧排挤后，秦桧将程氏门人打入冷宫，直到孝宗时期才再次起用。不过，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程颐的门徒已经声势浩大，足以左右政治格局。清谈之士口口声声言必伊川，已经成了时尚，这也是理学将统治天下的前兆。

最后的先知

公元1195年（宋宁宗庆元元年），宋代的理学经历了最后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这一年是宋宁宗上台的第一年，一位叫作韩侂胄的主战派权臣取代主和的赵汝愚，开始了执政。

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大肆排挤大臣，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个名叫朱熹的小官。韩侂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次排挤，反而成了理学主宰政坛的前奏。

在宋宁宗之前的两位皇帝孝宗和光宗时期，对于理学的排斥时有发生，之所以排斥，主要原因是理学过于迂腐，缺乏对于实际政治的治理能力，而宋代朝廷需要的是有实务经验的技术派官员。

比如，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侍御史谢廓然就曾经提议禁止周敦颐和王安石的学说，认为性理学说是浮言游词，饰怪惊愚。

五年后，监察御史陈贾又请皇帝禁止道学，这次禁止主要针对当时道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朱熹在当浙东提刑时，曾经上书弹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而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同乡和姻亲，王淮于是让吏部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一同上书禁止道学。

虽然这件事带有报私仇的成分，但是陈贾奏章里提到的道学的缺点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天下之人所学的圣人的道理都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有人总是标新立异说自己的道学不同于别人，时时刻刻总是创造所谓的道统抬高自己，则必定是假借圣人的名号来行伪学之实。

又过了五年，朱熹被招为兵部侍郎，却再次遭到上级兵部侍郎林栗的排斥，林栗认为，朱熹的学问来自张载和程颐，却四处招揽门生，徒有虚名。此次林栗的打击让与朱熹政见相左的叶适也看不下去了，但仍然未能挽救朱熹的仕途。

然而，朱熹的转折点似乎在宋宁宗时期到来。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后，招揽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之所以得官，是因为宋宁宗在当嘉王的时候，就常听他的老师黄裳夸奖朱熹，并用道学的理论武装嘉王。宁宗即位后，朱熹似乎也会跟着飞黄腾达。

但就在这时，朱熹一生中最大的障碍出现了。在担任侍讲时，朱熹劝说宋宁宗要学会尊重大臣，不要独断专行，否则，皇帝看似独断，却可能让一两个大臣窃取了权力，造成所谓的“主威下移”。

朱熹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是针对刚刚获得了权力的外戚韩侂胄。韩侂胄听说之后，迅速做出反应，认定朱熹是敌人，开始了排挤道学的运动。

韩侂胄首先请戏子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装作道学模样，等皇帝看到了，又乘机进言朱熹这样的道学毫无用处。果然皇帝听信了韩侂胄的话，将朱熹贬斥了。之后，韩侂胄又让他的党羽刘德秀以考绩为名，将尊崇道学的大臣一一拿下。

第二年，端明殿学士叶翥负责科考事宜，他和刘德秀一起规定，凡是在科考中使用道学理论的，一概不能录取。年底又罢了朱熹的官。

第三年，韩侂胄开始仿效北宋徽宗年间的崇宁党禁，规定了五十九人的名单，对于这些人不得任用。这五十九人中，包括了宰相级别的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级别的十三人，以朱熹为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庆元党禁的杀伤力远小于当年的崇宁党禁。崇宁党禁是新党与旧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禁止本人当官，还禁止了子孙后代的仕途，对党人的著作也悉数销毁，党禁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末年。

而庆元党禁持续时间很短，力度也小，由于韩侂胄只是为了消灭反对派，一旦达到了目的，就随即放松了党禁，更无力禁止道学学问的传播。

事实上，庆元党禁除了党派斗争之外，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道学发展过剩，导致南宋已经出现了空谈道德的倾向，实务派们本身就有一种清理夸夸其谈的要求，只是借助此事一起发泄了出来。

另外，这一次事件本身也是一次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虽然朱熹持有主战的立场，但是他的朋友赵汝愚等人却是主和派，主战派打击朱熹，实际上是为了打击背后的赵汝愚，消灭主和势力。但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他实施的党禁不仅没有起到打击道学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它的传播。当人们听说党禁之后，立刻想到的是上次党禁（崇宁党禁）中，被禁止的人后来都成了英雄，而禁人者反而成了奸臣，再回过头看待这一次党禁，也同样认定是好人受到了打压。

至于暂时得势的主战派则输得更惨。韩侂胄打击完道学，为了讨好主战派，决定和金人发动战争。但作为投机分子，韩侂胄对于北伐的准备工作做得却一塌糊涂，导致了战场上的惨败。到最后，就连韩侂胄本人，由于金国要他的脑袋，皇帝也不得不含恨下令杀了他满足金人的要求。

于是，在这场危机过后，道学家们却发现，他们已经处在了胜利的边缘，当初被迫害的朱熹，不管他有什么缺点，都已经不存在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他是一代宗师，是继承了孔孟和二程道统的大圣人，一个神话被确立了起来。于是，在南宋还没有终了，以朱熹为标志的道学系统已经成了主流。

按照辈分，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二程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叫杨时，杨时的弟子中有一人叫罗从彦，罗从彦的弟子有一人叫李侗，朱熹就是李侗的弟子。

朱熹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只是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包装一遍，再用这些理论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释，使得四书五经看上去更适合理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但朱熹的功劳在于，他将综合后的理学定型了，传播了，光大了，让理学占领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脑袋。

这里不妨将整个理学体系再叙述一遍。

在宇宙论上，朱熹基本上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万事万物之中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把扇子蕴含着扇子的道理，一把椅子包含了椅子的道理，如果再把扇子和椅子这两个道理进行抽象，又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级的道理，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一直这样抽象下去，最终会得到一个最高的道理，这就是理学家要找的“天理”。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所谓的“性”（人性）。

天理的另一个名字叫太极，太极从无极而生，又生出阴阳两仪。从两仪又生出五行。其中太极是所谓的“理”，而两仪是所谓的“气”，五行则是所谓的“质”，我们可以把“理”理解为规律，而“气”可以理解为抽象的物体，而“质”就是实际的物体。

“气”这个概念是朱熹从张载处得来的，是联系天理与实际宇宙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地也在围绕着宇宙中心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浊气下降成了地，而更加轻盈的气则变成了九重天，这些重天越往上越轻，直到变得没有重量，没有形质。而日月星辰则是气的精华，最纯正的气。

天理之所以和人间连起来，是因为五行和人类社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应，而仁义礼智信之中，又以“仁”为首，而《孟子》主要说仁，所以，朱熹将天理与孟子的仁又联系了起来。

另外，之所以天理在人世间各种事物中都有表现，是因为“理一分殊”，也就是理是一个，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

人类如何学习理，如何识别多样却又统一的理呢？下面就进入到方法论。这个方法叫作“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从二程继承来的理论。所谓格物，指的是对事物进行观察，穷尽它的理；所谓致知，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格物致知则是通过穷极物理达到真理，再用真理来指导行动的过程。

程颐当年教导皇帝时，总是希望皇帝从一个小事出发来发现宇宙真理，再利用宇宙真理来统治国家，就是用的这种理论。

经过格物之后，程颐和朱熹都得到了最后的“知”，这个知（天理）对应于人类就是：三纲五常和儒教传统。人们为了实践这个天理，必须消灭人的气质之性，而发扬天命之性。

在进行格物致知时，朱熹终于有了一个独创性的观念：为什么格物一定能够致知，这是因为，人的心分成了“道心”（也叫天命之性）和“人心”（也叫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道心，就是能够觉察到“道”的心，而人心则是做一般性思考的心，也就是普通的心。

他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改造。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朱熹认为，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道心（天命之性）体悟了天理，所以肯定是善的，但是每个人蕴含的道心有多有少，表现不同，这具体的表现就是人心。道心虽然是善，但人心却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恶。

人类追寻天理的过程，就是要找到所谓的道心、天命之性，而消灭人心、气质之性，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到最后，对于天理的追求不仅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却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朱熹对于理学的贡献，除了他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还在于将它们放入了儒教的经典著作之中。北宋时期的诸位道学家在发挥自己学说时，往往天马行空，没有紧扣儒教经典。到了朱熹，才开始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教经典对照起来。朱熹在他的一生中几乎将儒教经典注了遍，他对四书的推崇使得它们超越了五经。

在宋代之前，人们提起儒教著作来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参与编撰的五经，宋代以后，四书的重要性比五经更高，特别是《大学》之中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及《中庸》的生活态度，都成了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