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吃得好，水兵却被减薪？探秘英皇家海军“胡德”号因弗戈登兵变

来源:看北朝

1931年中，在完成了长达2年之久的改装之后，皇家海军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象征：“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再次进入现役，并被选为战巡中队的旗舰。时任战巡中队指挥官的，是曾担任“胡德”号首任舰长一职的威尔弗雷德·汤姆金森（Wilfred Tomkinson）海军少将。当“胡德”号抵达托贝时，这位少将冷淡而严厉的态度给该舰的官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士气也受到很大打击。双方的这次初遇似乎是预兆性的：几个月后，官兵们将会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而汤姆金森少将则将从其他人那里受到更为冷待的对待。

1.迟缓而曲折的转型

作为皇家海军中第一艘采用中央供餐系统的主力舰，“胡德”号本身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皇家海军转型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更大也更为完善的医疗空间和设备、较大的住舱空间（尤其对军官而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等特点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皇家海军转型的意图和方向。

遗憾的是，这种转型更多的体现在硬件上——且并不全面。而在制度上，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例如水手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并非融洽，而海军似乎也无意对此作出改进。根据“胡德”号水手的回忆，迟至1935～1938年间，仍有相当部分军官对水兵颐指气使，在下达命令时从不解释原因和意图；有时还会命令水手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做苦工，与此同时自己则呆在舒服的舱室里——这已经是因弗戈登兵变4年之后，在此期间海军和“胡德”号的高级军官们都已努力改善官兵关系。而在1931年，部分军官直接将违纪水手的任何解释都视为谎言。这给水手们造成了军官们都认为他们是一群笨蛋自己只不过是军官们往上爬的垫脚石的恶劣印象，而军官和水手们在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别显然并无助于改善这种关系。1939年战争爆发后，当英国本土开始为战争节衣缩食时，海军军官们依然保持着平时的生活标准：3～4道菜的午餐，6～8道菜的晚餐。“胡德”号的一位军官在1939年12月甚至发现自己体重增加了4磅。与此同时，水手们的妻儿父母们却面临着供给不足，1940年不列颠之战开始后又面临着生命危险——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军官们显然不能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救济，即使军官们自己饱含同情。

▲1939年的英国皇家海军制服:1为上校，2为纠察长，3为一等兵。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皇家海军还经常通过上岸抓“浮浪”的做法来补充水手。与这些人相比，海军军官们在教育程度和知识上的确要高出一筹，军官们的传统做法尚可接受。然而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皇家海军水手们的成分已经较拿破仑战争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一代的水手们更有教养，受教育水平也更高，自然也更难以接受军官们的传统做派。早在一战之前，一些半工会性质的组织便在水手们中逐渐形成，通过这些组织选出的代表与军官进行对话，官兵之间尚可达成一定的交流。这种互动曾在1919年薪饷方案出台前后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可惜的是这也是它的绝唱。出于对水手自发组织政治倾向的忧虑，海军部于1920年下令，彻底摧毁了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的能力，而取而代之的由海军部赞助的系统会谈体系又无法实现其目标，因而对于水手们而言，他们的声音在相当程度上被扼杀了。理论上而言，他们还可以通过与随舰牧师的交流来表达意见，不过这要求牧师本人能够主动去下层甲板倾听水兵们的心声，并主动协助船长管理船只。然而满足这些条件的牧师并不常见——即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能做到。这自然导致水手们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当然，如果海军能够提供给水手们较好的薪饷和生活条件，也许一些制度上的问题还不会产生很严重的效果。遗憾的是，无论是皇家海军，还是英国财政，都做不到这一点了。

2.1931年薪饷方案的冲击

在1921年和1926年英国工人的两次罢工中，“胡德”号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都参与了镇压，部分水手也对罢工表达了支持。迫于经济影响，1925年海军部出台了一份新的薪饷方案，该方案针对从当年起新加入海军的成员，其薪饷水平较此前的1919年薪饷方案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海军部同时保证此前加入海军的人员其薪饷水平不受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心。然而这种区别对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海军内部的矛盾：干同样的活，凭什么你拿的比我多？另一方面，受上次大战的影响，晋升的机会也大大减少，而晋升则是船员们提高收入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

笔者手中没有1919年薪饷方案的记录，但是1925年薪饷方案则大致如下，以周薪为单位（1磅=20先令=240便士）：

一等见习水手：8先令9便士；

普通水手（满18岁时获得）：14先令；

熟练水手（满19岁时获得）：21先令；

领班水手：30先令4便士；

服役满3、8、13年分别获得一枚优异服务章，每获得一枚优异服务章每周可获得额外3便士津贴；获得专业资格认证每周可再额外领取最高3便士的津贴。

二等司炉：17先令；

一等司炉：25先令；

士官：42先令；

士官长：52先令6便士；

如不接受每日朗姆酒配给，则可获得每日3便士的补贴。

25岁以上水兵还将获得婚姻/育儿补助（数目不详）。

需要注意的是，水兵们自己的伙食费也得从这笔收入中支出。

当然除此之外，水兵们也有一些捞外快的机会。比如在业余时间客串理发师（4便士一次）、裁缝（每套制服加工费7先令，包料15先令6便士）、修鞋匠（7便士～4先令6便士不等），摄影师——不过这只是少数人才能获得的机会且需要海军的认可。此外还有各种手艺活，比如制作卷烟出售（半便士每根），比如为军官制作精美的望远镜绳环（若干先令），比如做小手工出售，最后还有一些脏活，如代洗衣服，代刷吊床，清洗油槽（3便士每次）。

尽管1919年薪饷方案的记录暂缺，但是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在该方案下水兵的生活也远远谈不上宽裕。

当192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冲击。至1931年秋，英国失业人口已达250万。面对经济危机，要么开源，要么节流，而就政府而言，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砍开支。1931年6月31日，国家支出委员会（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提议削减包括武装人员在内的公务员工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所有为陛下服务的官兵都无权要求某一特定薪饷”。当年9月，海军部同意将所有人员薪饷水平降低到1925年薪饷方案水平。

从水兵们的角度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残忍的。参与兵变的“胡德”号水兵首领之一曾致信《先驱日报》（The Daily Herald）表示他们是为自己的妻儿而奋起反抗。他自己已经将在船上的花销降到最低水平，尽管如此，在交完房租之后妻儿每周的生活费只有不到1磅。在此情况下他们又怎能接受每周7.5先令的减薪（按：估计此人是一等司炉）。在兵变中也有司炉激动地声称他的妻儿每天需要3先令生活费，即使不减薪，他也已经欠了10磅的债。除此之外，海军部的方案无疑违背了1925年薪饷方案出台时的诺言，在水兵们看来这是一种背叛，对此他们当然不能接受。

如果说1925年薪饷方案出台时只有“新人”受到影响，因而冲击较小，那么当1931年薪饷方案出台时，海军中受影响面达到了70%，这就相当可观了。减薪幅度之大也超乎了水兵们的预计。“胡德”号的某水手承认5%左右的减薪尚可接受，但这次政府的刀子实在是太狠了。更令水兵们难以接受的是，减薪百分比居然是累退制的：熟练水手周薪下调25%，将官周薪则只有17%，而军官们仅酒水补贴一项每月就有5英镑（就“胡德”号本身的情况而言），即使按照1919年薪饷方案也高出了熟练水手的月薪近一倍。在他们看来，对于军官们来说减薪也许仅仅是少过点奢侈日子共赴国难而已，而对于自己来说简直就是要断了妻儿们的活路。

▼下图为题为“发薪日”的漫画，作者Jack Kettle。印刷该画的明信片于因弗戈登兵变时期在“胡德”号上出售。

3.悲剧的乘方

1931年9月8日，在参加完朴茨茅斯海军周活动后，“胡德”号前往苏格兰参与常例的大西洋舰队秋季炮术巡航。9月7日，大西洋舰队指挥官迈克尔·霍奇海军上将（Michael Hodge）临时因病入院，汤姆金森少将临时受命指挥整个大西洋舰队。由于这一意外，海军部于9月3日发出的详细解释减薪的AM 1738号令并没有传达到汤姆金森手中。9月10日，财政部长向国会发表临时演说，公开了政府支出削减方案。同日，海军部向所有将官和各舰指挥官发出AL.CW. 8284/31号电，为减薪进行了辩护，然而该信并没有即使发送到收件人手中。9月11日，参与炮术巡航的各舰先后驶入因弗戈登，随后从报纸上得知了削减方案的详情——在水兵们看来，除了幅度惊人的减薪、海军部的背信弃义之外，他们还感到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被人打了黑枪：海军部想把我们当傻子耍吗？而最后这一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更使得军官们难堪的是，他们在实际上并没有比水兵们更早知道减薪方案的详情——9月12日下午，汤姆金森少将才收到详述减薪方案的海军部2339/31号舰队令，9月13日霍奇海军上将的旗舰“纳尔逊”号战列舰才抵达因弗戈登，而随舰的两份重要文件——AM 1738号令和AL.CW. 8284/31号电这才抵达因弗戈登。当9月14日上午10点少将下令各舰舰长向船员们解释AL.CW. 8284/31号电内容时，他惊讶地发现全部12艘舰只中竟然只有5艘收到了该电。这些意外的延误不但没有获得大部分水兵的理解，反而由于其滞后更加剧了水兵们的不满情绪。

9月11日～14日，尽管空气紧张，停泊在因弗戈登的各舰依然照常批准水兵上岸。这自然给了水兵们串联的机会。虽然一些和水兵们关系良好的下级军官们发出了警告，虽然巡逻队冲散了若干集会，虽然各舰休假水兵在返舰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情绪并不稳定，但是高级军官们仍然不以为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错误有多么严重。

14日～15日夜间，“胡德”号的船员开始了秘密串联，相约早饭后不再执行任何命令开始罢工，阻止起锚，从而迫使当日的射击训练中止（按：当日按计划“反击”号、“英勇”号、“纳尔逊”号、“胡德”号和“罗德尼”号将依次出海进行训练）。在“胡德”号上，起事的水兵们封锁了通往锅炉舱的过道，设置了障碍，关闭了各自负责的机械，放下手中的工具聚集在前甲板上。当军官们要求水兵们继续执行命令时他们遭到了礼貌但坚决的拒绝。8时30分，“胡德”号上仅有30%的水兵按照日程表进行工作，而他们则遭到了左近“罗德尼”号水手们的嘲笑。9时，汤姆金森少将被迫取消原定训练计划并向海军部报告。

相比“罗德尼”号，“胡德”号的反应并不十分激烈。除了相当数量水兵聚集在前甲板上阻止军舰起锚之外，大部分水兵依然按照“胡德”号的平时港口日程作息。某些军官也对水兵们表示了同情，某位“胡德”号的水兵就回忆一名海军少校曾对其表示“这他妈是海军部对我们做过的最操蛋的事啦！”

从兵变中的表现以及事后的报告来看，汤姆金森少将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其立场也倾向于水兵。他一方面下令军官们对执行新薪饷标准后水兵们的困境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于15日中午派参谋长乘飞机前往伦敦海军部面呈现状。这一系列措施暂时缓和了气氛。当晚，“胡德”号播放了电影。

然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很快又被海军部的老爷们给毁了。16日海军部在通报中懒洋洋地声称“一小撮下级水兵情绪不稳”，这反而激起了水兵们的愤怒。在“胡德”号上，某位水兵找到自己信赖的军官，表示“情绪不稳这他妈算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觉得我们把火炮拆了扔水里才是愤怒么？”而当消息传到“胡德”号上时又恰逢该舰靠近在兵变中态度一直很坚定的“罗德尼”号，后者的嘘声再次鼓动了“胡德”号水手们的情绪，军官们发现有迹象表明“胡德”号的水兵们在午饭后将继续罢工不再执行平时港口日程。在此状况下执行军官果断下令将下午的日程改为缝补衣物，在此命令下大部分船员干脆回舱睡觉去了，也算是在形式上执行了命令。

▲因弗戈登兵变中聚集在“胡德”号前甲板的水兵，推测摄于1931年9月16日。

16日下午，海军部的老爷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5时10分下令各舰返回母港，调查执行新薪饷标准后水兵们的具体困境。这一命令使得船员们陷入了两难：他们既害怕海军部打算分而治之秋后算账——海军部的打算倒也的确如此，又害怕不执行这一命令会丧失道义上的优势。而在“胡德”号上，由于舰长朱利安·帕特森上校（Julian F.C. Patterson）在向水手们讲话时又无意提到“（作为海军部迄今为止保持克制的证据）海军陆战队并没有登舰”——这又被水手们解读为一种威胁。权衡之下，水手们的代表表示“如果其他舰只回母港，那么我们也走，否则我们也留下。请问长官们能告知我们其他舰只的动向吗？”对此“胡德”号的执行军官也只能苦笑着表示“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一旦我知道，就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7时，“胡德”号的锅炉开始生火，但同时聚集在前甲板的水兵们仍表示除非动用武力否则他们不愿离开。20时前后，“胡德”号的动力舱已经做好航行准备，舰长下决心在必要时直接砍断锚链起航。幸运的是当海军部下令各舰自行出发而不再坚持必须以中队形式编队出发后，水兵们终于同意出航。当夜11时30分，所有舰只离开因弗戈登。

在整个过程中水兵们并没有采取暴力行为，整个兵变更类似于一场罢工。

4.报复

19日晨6时30分，“胡德”号抵达朴茨茅斯港，水兵们获得假期，允许他们在岸上停留至21日晚间。21日政府宣布将减薪幅度下调至不超过10%，10月1日海军部正式下令新的薪饷方案为在1919年薪饷方案上整体下调11%。但与此同时，英镑再次编制，而英国也被迫放弃了金本位。

就海军部而言，老爷们似乎更在乎洗白自己，而对事件的起因漠不关心。自始至终，海军部一直没有对兵变的原因进行正式调查，但是杀起牺牲品时却毫不手软。10月6日，原大西洋舰队指挥官霍奇海军上将被海军部解职，继任者是深得军心同时又是英王乔治五世密友的约翰·凯利上将（John Kelly）。这一职务更替立即带来了一场大清洗。尽管第一海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曾向国会保证进行特赦，但是当10月初“胡德”号离开朴茨茅斯时，整个舰队中共有120人被隔离禁闭（10人来自“胡德”号）。截至10月27日，这120人大部分被海军开除。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另有约280人被开除。即使在几个月后，当事军官也人心惶惶担心自己会成为海军部的牺牲品。对于一心脱罪的海军部而言，这还不足够充当洗刷自己：最好的替罪羊当然是当时的最高指挥官汤姆金森少将，而少将同情水兵们的态度自然也无法获得海军部老爷们的赏识。1932年少将带领“胡德”号、“反击”号及3艘巡洋舰进行春季加勒比巡航期间，海军部打了黑枪：1932年2月2日发出两份命令，一方面晋升他为中将同时将其战巡中队指挥官任期缩短8个月（正常任期约24个月）。另一方面对其在因弗戈登兵变中的作为进行谴责。这一处理方式被认为是海军部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尽管汤姆金森极力反抗，但是显然无力回天。1932年8月15日，汤姆金森和同样对兵变持同情态度的舰长帕特森上校被一同解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汤姆金森本人对于兵变持同情态度，但是他冷淡而严厉的作风显然没有受到“胡德”号官兵的喜爱——这种作风毋宁说对士气是有害的。

1931年10月，海军部在下达给大西洋舰队的布告中傲慢地宣布：

海军部已经全盘考虑了关于9月15～16日期间发生在因弗戈登的部分主力舰之上的严重抗命事件的报告。鉴于特殊原因，海军部已经决定不进行纪律处罚，但此种抗命行为仍被认为不可接受。

海军部满意地看到值此关键时刻，海军其他成员维护了海军光荣传统。海军部希望所有官兵谨记，此次舰队一小撮成员的违命行为已严重损伤了海军和国家的形象。

海军部相信所有官兵将竭尽全力重建皇家海军长久以来在世人面前所保持的光荣形象。

——什么才是海军部的老爷们所关心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5.余波

因弗戈登兵变对于皇家海军无疑是痛苦的，但也正是这种痛苦，促进了皇家海军的转型。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这种转型在“胡德”号上的体现也是迅速的。

1931年9月17日晨，还在返航途中，“胡德”上的已婚水兵们便表示坚决反对由那些还没成家的分部军官们来调查减薪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一贯深得军心的执行军官麦卡伦中校决定亲自处理这一事件——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无意中成为了新时代海军官兵关系的滥觞。

体育竞赛、戏剧和其他娱乐无疑有助于转移水兵们的注意力，加速平复兵变所造成的创伤。但更重要的是缓解官兵之间的关系。凯利上将上任伊始便亲自前往大西洋舰队各舰发表演说，用水兵们所熟悉的语言承认以往的错误，重建对未来的信心。水兵们表达了响应的信任。兵变发生之后一个月，上将带领舰队返回因弗戈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高密度训练。

因弗戈登兵变至少让皇家海军的部分高级军官意识到在日常工作中需要顾及水手们的感受，以往对水手们单纯的藐视态度并不适用于新时代。兵变发生后的战巡中队继任长官威廉·吉姆斯少将（William M. James）成为了海军历史上第一位下到水手舱亲自向水手们解释下一步训练内容的高级军官。1936～1938年间任“胡德”号舰长的弗朗西斯·普瑞德汉上校（Francis Pridham）就要求他的部下们去了解水手们的疾苦，在下令时向水手们解释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要求军官们时刻牢记水兵们只能依靠省吃俭用存下的微薄薪饷养家糊口。尽管迟至普瑞德汉舰长任上，仍有经历过一战的老兵抱怨他们忍受着糟糕的生活条件和微薄的薪饷仅仅为了获得退休金和避免失业，但是毕竟官兵关系正在逐步改善，而老兵们的抱怨已经不是指挥官们自己所能解决的了。

皇家海军仍在蹒跚中继续，对“胡德”号而言，她经历了这次转型的开始，见证了转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转型的完成。尽管如此，在1931年～1932年对于皇家海军而言在两次大战期间最灰暗的阶段，她已经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