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反对北伐、鲁迅“思路轰毁”：漫谈北伐期间文化精英的选择

作者:罗山

1926年起，广东革命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起进攻，北伐战争掀开序幕。虽然蒋介石、汪精卫最终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得革命功亏一篑，但国民革命军大体上是一路势如破竹前进的，北洋军阀被击败只是时间问题，战争似乎一开始就胜负已分。但当年有不少大学问家、文化界名流对北伐战争、大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们并没有站在一路凯歌频传的北伐军一方，在主观上往往并不接受大革命的纲领，而对战争造成的破坏尤为恐惧，对北伐军的军纪更是不抱任何希望。其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一条是大革命的参与者与这些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并非同路。

罗志田先生在书中提到了民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

南方革命政府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地的边缘知识分子。与王国维等象牙塔中的大学者不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社会地位日渐边缘化。这些年轻人有热情，有知识，有行动能力。对于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身上还保留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而受教育阶段起就广泛接触西方进步理论，对改造社会有十足抱负，对传统的社会偏见也并不介意，好男何妨当兵，秀才也能革命。广州革命政府就吸引了大批这样年轻的边缘知识分子。

张作霖试图将广东革命政府污蔑为暴民集团，从而凸显自己北洋军阀的所谓“正统”

张作霖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发表宣言说：南方政府“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动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自北伐军“侵入湖北后，凡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附之则指为投机，不附则又指为反革命。仕宦则指为贪官污吏，商民则指为劣绅土豪。”可见，在张作霖等军阀的宣传话语中，南方革命政权代表了“贫民”、“下流社会”、“激烈暴徒”的主张，而北洋政府则是“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仕宦”、“商民”的庇护者。

然而，许多传统知识分子抵触大革命并非受到军阀宣传所蒙蔽，而是有一以贯之的主义指引。老派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许多人看来，章太炎是老革命了，蹲过清廷的大牢，主编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当年为了和主张渐进的改良派唇枪舌战，寸步不让，怎么此时又反对起自家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来了呢？

国民党元老章太炎此时也反对起北伐军

其实，章太炎反对南方政府的原因非常明确。他对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特别是在苏俄支持下建立黄埔军校等行为，抱以“异族宰制中华”的恶评，引为不可原谅之罪恶。在大革命开始前夕，章太炎支持奉系打击吴佩孚，但他看到奉系著名“大诗人”张宗昌利用白俄军队打击中国人，就立刻转为支持吴佩孚，并怒斥奉系犯下“叛国之罪”。1926年8月，章太炎正式通电反对北伐说：“借外兵以侵害宗国者谓之叛，奉外国为共主者为之奴。”亲眼看到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的革命团体转而接受外国奥援，章太炎深感自己革命同志背叛理想，昔年心血扫地殆尽，其失望可想而知。

黄埔军校。台下白衣的苏俄顾问十分醒目，这正是章太炎所反对的。

章太炎自青年时代开始，数十年一以贯之，不曾改变其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在政治气氛波诡云谲的清末民初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大可能完全排斥外国势力，而南方革命政权秉持的社会革命理论才是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独立的途径。在看到军阀悍然捕杀平民的暴行之后，良知再也不容许他继续站在反动的一方，思量再三，唯有抱以长久的沉默。“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章太炎以“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的范蠡自况，终于转身回到故纸堆中，再不愿出来。

然而，偌大一个中国，当真没有一个文化人拥护革命吗？这显然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对悲惨现状有所警醒者，一定不会排斥革命。只要良知未泯者，迟早会无法容忍北洋军阀的粗鄙蛮横。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面对忽而席卷海内忽而又以“清党”屠杀告终的大革命，其心态也势必会经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无疑是曾被国共两党奉为“战士”偶像的鲁迅。

中山大学钟楼，鲁迅曾在此居住。中山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的学校

早在1925年，鲁迅就说过，“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是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这种对革命武装毫无芥蒂地态度是当时文人中所不多见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不久，鲁迅就从北京来到厦门，1927年1月更是来到革命中心的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直到9月离开，整个大革命期间鲁迅始终能感受到革命形势变化的风吹草动。

鲁迅任教的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创立的一文一武两所高校之一，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齐名，当年的中山大学委员长正是国民党内意识形态的权威戴季陶。戴季陶期间强调中大要行党化教育，大学政治训育必以“党化为原则”，有意把中大办成国民党的党校。可见，鲁迅来到中大任教，本身就能表明其立场。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挺近中原期间，凡有胜仗，鲁迅定会与许广平在书信中分享自己的喜悦。在这种乐观局势下，鲁迅在中山大学对莘莘学子激情洋溢地演讲，鼓励学生不要沉醉于广州的和平氛围，“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远放射，无远弗到。”

中山大学委员长戴季陶

1927年4月8日，鲁迅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面对讲台下一张张热情的面孔，鲁迅再次明确表达了以革命武力驱逐军阀的立场。鲁迅坦言：“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的朱家骅，根本不理睬鲁迅的呼吁

不幸的是，在鲁迅发表这段演讲后的第四天，上海爆发了四一二政变，4月15日，广州城内国民党机关开始大肆搜捕左翼革命者，鲁迅虽对形势早有隐忧，但未曾料到有如此急转直下之剧变。在中山大学，鲁迅眼睁睁看到昔日课堂上志同道合、朝研昔讨的年轻学生被军警抓走，急忙以文学系系主任身份召集各系负责老师开会，要求当局释放学生。鲁迅向中大负责人朱家骅进言，学校保护学生，天职所系，既然五四运动中学校能营救回学生，这次也该全力以赴。结果朱家骅根本不当回事。鲁迅终于愤而辞职。

离开广州，避居上海的鲁迅，面容苍老不少

事后，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将自己的情绪毫无保留地诉诸笔端。他坦言，“我是在二七年被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痛心疾首的鲁迅，想起二七年的反革命政变，直称“我的思路因此轰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