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和他的艺术家幕僚
幕主招客，学人游幕，是清代政治一个引人瞩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很多。早期的研究多偏重于幕府在行政治理方面的作用[1]，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扩展至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活动。[2]本文以晚清名宦吴大澂为例，讨论幕主和艺术家幕僚之间的互动，从中观察艺术在官员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为避免重复，本文拟着重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一、吴大澂本人出任幕友的经历；
二、幕友的经济待遇；
三、吴大澂的幕友；
四、吴大澂幕友的艺术活动。
一、吴大澂及其友人的游幕经历
在吴大澂生活的晚清，幕府十分流行。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中，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等统领军队的官员，都十分倚重自己的幕府。关于“幕友”，研究清代地方制度的瞿同祖先生给出如下定义：
(他们)是地方官雇佣的行政管理专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中的常设人员，也不由政府支付薪俸。他们作为一个集团出现是职能需要的产物，也只有放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制的架构中才好理解。……自从科举制确立以来，应试的基本要求就是熟知儒家经典和撰写文章诗赋。因此，读书人将精力全都放在这些科目上了。[3]
科举制令官员熟悉儒家经典和文章诗赋而缺乏实际的行政管理能力，于是便雇佣有行政管理经验的幕僚。瞿同祖先生以上所论乃州县官的幕友。他还指出：“高一级的即省级官吏，只把精力集中于文牍和对下属官吏的监督上，当然可以把真正的管理事务交给州县官。”[4]
“幕僚”只是一个泛称，其中也有不同的职能类别，类别不同，日后的发展前途也很不相同。晚清封疆大吏周馥（1837-1921）功名不高，却通过进入李鸿章幕府而最终官至总督。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为周馥的后人，对晚清政治及幕府向来关注。他曾指出不同性质的幕僚在仕途上的巨大差别：
幕府的师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管刑名和钱粮的，这种师爷专门性很强，一般很少出任官吏的；另外一种是笔札、文牍师爷，类似后来的秘书，这种人经过保举做官，以至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比较大。[5]
周馥正是通过进入著名的幕府，从事类似秘书的工作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最佳例子。
晚清许多幕友能够像周馥那样在政坛上留下令人瞩目的身影，是因为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在华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很多现存的体制和成法都不足以应对伴随着巨变出现的种种危机、挑战、和新事物，地方官员需要各种人才来协作运行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尚小明所指出，幕府的职权得以扩张。[6]许多有雄心又有干才的文人，渴望进入封疆大吏的幕府。而幕主对幕友也予以充分信任，让他们直接参与决策，委以重任，不但可以得到历练，还能够通过幕主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7]
吴大澂在二十七岁时，亦即他成为进士的七年前，就开始了幕僚生涯。《愙斋自订年谱》咸丰十一年（1861）条云：“吴平斋先生云，招至上海，办理笔墨。”[8]吴平斋即苏州太守吴云（1811-1883），晚清重要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苏州在1860年为太平军所陷，吴云抵达上海。吴大澂此时也在苏州周庄、上海、海门一带避难。应吴云招聘后，吴大澂赴上海在其幕中从事文书工作。此时的吴云在上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和上海道台吴煦（1809-1872）、顾文彬（1811-1889）、潘曾玮（1818-1885）等成立中外会防局，邀洋枪队参战，并请李鸿章（1823-1901）率淮军入上海抵御太平军，并主持厘捐局为军事活动筹款。吴大澂在其幕中得到了重要的历练，也积累了自己的人脉。
吴云之子、吴大澂的结拜兄弟吴承潞（广盦，1835-1898）也曾为幕僚。吴大澂在1867年致吴云的一札中写道：
柳门在沪闻广盦棣入南丰之幕，以文字见知，绝好机缘，近水楼台，易于得力，较目前得缺者更上一层，且与密老诸君朝夕相叙，将来补缺，必可力据上游也。[9]
信中提及的柳门，即吴大澂的表弟汪鸣銮（1839-1907）。南丰指曾国藩（1811-1872），[10]密老指钱应溥（子密，1824-1902），曾任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曾的很多重要文书由其起草。吴承潞在1865年成进士后，覆試朝考皆一等，殿試二甲，亦在前列，进翰林院的可能性极大，但他却要求回任他曾试用的江苏直隶州知州。吴大澂的老师俞樾（1821-1907）在为吴承潞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同治六年（1867），“江南举行丁卯科，并补行辛酉科乡试，君奉檄充帘官，遵故事考试。曾文正时督两江，见其文大赏之，受知于文正。”[11]当吴大澂得知吴承潞得入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兼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后，十分兴奋，认为此举意义深远，此时当幕僚比做官还重要，将来如补缺，吴承潞必可力据上游。
吴大澂 三关口修路碑记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一年后（1868），吴大澂也成为进士。虽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步吴承潞后尘，并未久留京师，先是告假回苏，应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82）聘请入江苏书局，与曾任曾国藩幕友的莫友芝（1811-1871）为同事。[12]
太平天国后期，李鸿章的淮军系在晚清政坛崛起，大有取代湘军之势。1870年，吴大澂前往湖北投奔李鸿章，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上海图书馆藏吴大澂这一年的日记，记载了这一经历。日记前有吴大澂的小记：
庚午仲春薄游鄂藩，适吾师合肥师相奉督师入陕之命，部署诸军，添招马队，越一月，武毅、盛仁各营次第拔队先驱。师相于二十四日启节，招大澂入幕府，襄理文墨。[13]
作为幕僚，吴大澂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李鸿章如何治军。他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四月朔日。舟中抄淮军饷银拨放各款目，看《胡文忠集》。”“初三日，抄湘乡相国议礼书。”“初四日，……为节帅复勒少仲观察信。看《胡文忠集》。”“十一日，拟致黔抚曾枢元（璧光）信稿。”“十三日，抄洋务各信。”“十五日，……午后抄洋务各信，夜为师相拟复袁筱坞前辈信稿。” [14]从饷银的拨放到处理洋务活动的信件和草拟李鸿章与各地官员联络的信件，吴大澂在随李鸿章的军队一起行军和其他幕友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开始了解军队运营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历练自然对其日后治军很有帮助。
在李鸿章幕府中，吴大澂还和许多淮军将领建立了广泛的关系。1883年十一月十八日，吴大澂在致陈介祺（1813-1884）的信札中写道：
合肥相国所部淮军，经营十馀年，军储充裕，甲于他省。而利用之精微，武臣或未深考。大澂与淮将多系旧交，周历各军，互相蒐讨，颇有鼓舞作兴气象。大澂亦知无不言，期于国事军事有裨，不敢稍分畛域也。[15]
此札虽说写于吴大澂入李鸿章（合肥相国）幕府的十三年后，但淮军将领中“多系旧交”，当是在他作为李鸿章幕友时结交的。应该说，这段经历对吴大澂以后的军事活动影响十分深远。在写此信给陈介祺时，吴大澂正准备带他在吉林训练的一支军队赴中越边境与法军作战，而“吉军相从入关者，大半皆淮将淮勇。”[16]
吴大澂在李鸿章的幕府中，还和其他幕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曾国藩重要幕僚赵烈文（1832-1894）的哥哥赵熙文（1830-1880），后任招商局会办的沈能虎（1842-？），盛宣怀（1844-1916）等，这些都成为吴大澂日后在官场的人脉。[17]只不过吴大澂在李鸿章幕府中仅仅工作了七个月，便由于继祖母去世，于1870年十一月赶回苏州守丧。即便如此，这段经历对吴大澂意义深远。在此后的仕途中，他经常得到李鸿章的提携。
吴大澂的胞弟吴大衡（运斋，1838-1896）也曾为幕友。1866年十月十五日，吴大澂在致其二叔的信中说：
三弟就川沙张舟甫之聘，刑钱兼办，每年脩脯三百元。已于前月初八日往川。[18]
“三弟”即吴大衡。张舟甫即张应济，浙江钱塘人，在江苏省川沙厅任官多年。[19]由此可知，吴大衡在成为进士前，曾在张的幕府中当幕僚。
1880年十月十四日，吴大澂在吉林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三弟已就子健中丞之聘，藉可就近照料家务。明年冬间即须进京，不过一年之局。[20]
吴大衡是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四月，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但是，吴大衡却离开京师，回到苏州入江苏巡抚吴元柄（子健，？-1886）之幕。因为巡抚官署在苏州，吴大澂在信中说可以就近照顾家里，但吴大衡的目的并非仅仅、或者可以说主要在此。
在晚清的政治情势下，幕主可以直接举荐幕友出任正式的官职。投奔有权有势的幕主，前途光明。所以，当吴大澂在李鸿章的幕府时，不少友人也想通过他来投靠李鸿章，但这实属不易。吴大澂在1870年四月一日致吴云的信中说，想投效李鸿章的文人很多，“概未收录”。吴云推荐的姚雨田，有吴大澂和另外两位李鸿章的幕友为其说项，依然未获录用。[21]可见要入封疆大吏的幕府有多么困难。
而对于幕主来说，若能招聘到能干的幕僚，也属幸事。曾任上海道台和江苏布政使的应宝时（1821-1890）在致吴云的信札中说：
宝时今年阅历所知，如得好幕远胜好官。[22]
应宝时把幕僚看得比下属官员还要重要，并非他独特的心得。1873年，吴大澂第一次外放出任陕甘学政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聘用幕僚。他在八月初九日致其兄吴大根（1833-1899）的信中说：
弟之要事，以幕友为第一着。幕中得人，自己省费许多心力。否则往来数千里，以文字耗此精神，亦恐支持不下。[23]
这些都说明了幕僚在地方官日常行政管理运作中的重要作用。
幕友由幕主自行招募，想当幕友的人可以自荐，也可由他人推荐，其中亲朋好友的推荐起了很大的作用。聘用幕友，除了考虑才华之外，人情的往还起了很大的作用，幕主经常需要照顾友朋的子弟和亲属。晚清大收藏家顾文彬在被任命为宁绍道台这个肥缺后，知道想靠关系当他幕僚的人一定很多，因此在致儿子顾承（1833-1882）的信中叮嘱道：
今日午刻奉到上谕，补授浙江宁绍台道，闻信之下，欣喜非常。各省道缺最近者无过于此，今适得之，可谓天从人愿。……闻此缺要管海关，需人较多，然须回家与汝面商，总以慎之又慎为主。此时求荐幕友与家人必多，汝皆可推托，勿轻允也。[24]
吴大澂的表弟汪鸣銮在1870-1871年曾为陕甘学政，当吴大澂在1873年即将启程就任陕甘学政前，汪鸣銮写长信对表兄的在陕甘的居住、出行、幕友的聘请等都提了一些建议。关于幕僚，汪鸣銮这样写道：
启节计在出月，如伯荪前辈荐汪啸皋阅文，其人笔下平平，殊不足取，看卷却精细，品极可靠。虽久于关中，不无熟识 之人，弟细查之，界限颇清，绝无可疑，大可延订。倘伯荪无此 说，弟亦不遥作曹邱也。[25]
虽说社会关系在幕友的推荐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入幕者还是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没有刑钱专门知识的幕友，为幕主起草和代笔公函是重要的职责，他们即周一良先生所说的“笔札、文牍师爷，类似后来的秘书”。从事文书工作的幕友的文字能力和书法水准是最起码的要求，除了起草和誊录的文件要清晰美观，有时还要模仿幕主的书风，为之代笔。吴大澂的《恒轩日记》庚午四月廿五日条记载：“节帅属肖菊代书‘投戈讲艺’四字为额盖。”此为新建的白水书院所写。[26]北京大学藏有吴大澂1880年代在吉林期间的一些公函稿本，从笔迹来看，接近吴大澂的风格，但却又不是吴大澂的手笔，应出自吴大澂的幕友。有意思的是，这些信稿上还注明“自缮”，或是某人缮，说明信札起草后，有些是吴大澂亲自缮写后寄出（大概是给那些熟悉吴大澂书迹的重要之人），有些则是从起草到缮写均由幕僚完成。从注明的缮写者来看，大概有三个幕友为吴大澂起草和誊写信札。
1887年闰四月，时任广东巡抚的吴大澂在写给吴大根的信札中说：
署中公事，总须尽半日伏案之功方可清理，稍有詶应，便易积压，故各省信札，竟无暇手答，多属友人代笔矣。[27]
这些都是幕友为幕主代笔书信的实例。
但有时撰写重要的奏章和官方文书，吴大澂则亲自动手：
凡奏稿及咨札要文，各局、各营往来函牍，皆出一手，亦非幕友所能代。其寻常通候信稿，则有代司笔札之人。[28]
由于幕友接近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心，随幕主在某地时间长了，容易在地化，经营自己的利益。1876年三月十六日，吴大澂在致吴承潞的信中提到，他在担任陕甘学政期间采取的防止作弊的一些措施：
现考西安本棚，因承差书吏皆系土著，不得不严行防范。两年以来，幕友家人渐多熟悉，故附近各县生童试卷均系自阅，概不委之幕友，遂至昼夜不得少息。[29]
阅卷的工作本可以交给幕友，但有时为了防止幕友及其家人舞弊，吴大澂不得不亲自批阅考卷。
从事文书工作的幕僚书法一定要过关。1890年十一月十五日，吴大澂致信吴昌硕（1844-1927），请他为瞿中溶（1769-1842）的孙子谋一位置。吴大澂在信中专门提到：
前晤广盦，知严家桥一席，君翁已允到沪即委，想无更变。闻此卡公事颇繁，如有需用司事之处，有瞿木夫先生之孙名光第，年三十馀，近从西安归，孑然一身，欲为谋一栖身之所，书启恐非所长也（小楷不甚工），乞留意及之。[30]
虽说瞿光第为世家子弟，但不善小楷，吴大澂认为他不适合文书，请吴昌硕安排别的工作。
书法之于幕府的重要性在顾文彬（1811-1889）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十三日致儿子顾承的家书中也被提到：
徐琳因母病欲回家省视，约其他日径到宁署，署中本少一能书之人，如果书法整齐，必用得着。[31]
聘请到文字功夫好的幕友也并非易事。吴大澂在出任吉林事务帮办时的幕友似乎就不够得力。他在1882年的人日写给吴大根的信中说：
弟自旋省以来，料理积牍并京外各处年信，事必躬亲，殊形碌碌。委员亦不少，竟无能司笔札之人。寻常书启，每稿必须删改，颇以为苦。[32]
此时吴大澂身边虽有幕僚，但素质一般，起草的书札，吴大澂还要亲自修改。
有的时候，幕府的文字能力不能让吴大澂很满意而时间又允许的的话，吴大澂会亲自操刀撰写一些书启，不假他人之手。1879年闰三月初九日，吴大澂正在河南河北道任道台，在致其兄的信札中说：
弟到任后，时赴沁工查阅工程。署中公牍甚简，故帐房硃墨等事皆一身兼之。所请友人不少，实无所事。 [33]
同年四月十二日在致吴大根的信中再次提到：
弟于署中一切公事，均系亲自经理，封发文书，亦系手褾，取其快便，一交硃墨朋友，又多转折。每日至多不过二三十件，清晨送稿，傍晚送签，每办一文，两日必发。若辈不过传递文书而已。[34]
除了文字能力和书法水平外，对那些自我约束甚严的官员来说，基本修养和素质也是在聘请幕友时的需要考虑的。吴大澂在致其大兄信中谈到，吴云（退楼）向他推荐的一个人，他准备接受，但是还要打听此人是否吸食洋烟：
退楼丈所荐王亦帆（名国宾），前因诸事掣肘，不能自主，已作函复之。现在需员，差委有结实可靠之人，当酌量咨调数员。亦帆在广盦处多年，弟似曾见过，系精细稳当一路，拟托五叔父打听其人（情愿来吉投効，必系能吃辛苦之人），如不吸食洋烟，即请退楼丈函告之（因事冗不及作书）。[35]
如果幕友入幕之后成了瘾君子，幕主除了自己出面劝诫外，还会请出推荐人负起责任，参与施加压力。1887年冬月初三日，吴大澂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说：
伯圜自夏秋以来，出门之日甚多，独往独来，幕中无与伴者。察其面色，亦不甚正，疑其染烟霞之癖。亦尝苦口劝之。吾弟有书，略为训戒，必得力也。[36]
伯圜即王懿荣向吴大澂推荐的幕僚尹元鼐（卒于1892），山东诸城人，擅长刻印和全形拓，其父尹彭寿是王懿荣的至交，在吴大澂的幕府中已有数年。尹元鼐吸食鸦片，吴大澂不但“苦口劝之”，还请王懿荣出面训诫。此札也等于向老友打招呼：如果尹不改此癖，日后被逐出幕府，请不要感到突兀。[37]
在清代，很多幕僚并非科场失意人。入幕并不影响科举，幕僚若考中进士，便可走上仕途。有的人在成为进士后，当往日的幕主召唤，还会回到幕主的身边效劳，王同愈（1856-1941）便是如此。
官员的门生成了进士后，座师需要时，也会招来作幕僚。晏安澜（1851-1919）是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时期的得意门生，吴大澂离开陕西的次年，亦即光绪三年(1877)，晏安澜就中了进士。甲午战争时，吴大澂召唤晏安澜到他的军队服务，为吴大澂打先锋。[38]
对一些信任的幕僚，幕主会长期聘任。如汪启（葆田）就追随吴大澂十多年。吴大澂1879年在河南任道台时，汪就在幕中。[39]此后，吴大澂任吉林事务帮办时，汪启也随其到了吉林。吴大澂任河东河道总督时，汪启又随吴大澂到了河南。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带兵出关抗敌，汪启是负责吴大澂军队后勤的总管，责任重大。只是像汪启这类管理钱谷、刑名的技术性幕僚，平素不参与幕僚的雅集，抛头露面的机会较少，如果不是吴大澂和友人在日记和信札中经常提及他们，我们所知甚少。但从吴大澂为汪启的母亲写寿屏，日记和书札中常提及，说明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汪深受吴大澂的信任和倚重。
二、幕友的待遇
很多研究都提到，幕主对幕僚十分礼遇，“幕友”“幕宾”这类称呼就能说明这点。若说两者关系，确实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即便是薪金，也称之为“脩金”。虽说待之如友，甚是礼遇，但谁是主，谁为客，彼此倒也心中有数，不必言说，因为幕友毕竟是幕主出钱聘请的。
虽然关于幕府的研究在近年来依然有新的拓展，但是对幕友的收入则鲜有涉及。倒是张仲礼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著《中国绅士的收入》的第三章“充当幕僚作为收入的来源”，对幕僚的收入有大略的估计。张仲礼先生指出：
在州县官的幕僚之中，负责书启、挂号和征比的幕僚每年的平均收入为100两银子，……负责刑名、钱谷的幕僚所得到的收入要比上述同僚多几倍，约为300至400两银子一年。考虑到他们的收入包括一批礼品，这一幕僚的主要群体的平均收入约为每年250两银子。
封疆大吏的幕僚能获得高得多的收入。叶昌炽，一位巡抚的幕僚，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根据辜汤生对盛宣怀幕僚的评论来看，也许1,000两是这一幕僚群体的最低收入，他们的平均收入可能为1,500两银子一年。[40]
张仲礼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所做的中国绅士研究，极具开创性，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只是那时资料的获取远不及今天便利，书中也难免有一些疏漏和讹误。比如说，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叶昌炽（1849-1917）一生中并没有进入过巡抚的幕府。他在1880年代末曾入广东学政汪鸣銮的幕府，当时吴大澂是广东巡抚，叶昌炽在广东虽和吴大澂多有交往，但并不曾入巡抚之幕府。此外，所谓巡抚幕僚的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之说，张仲礼先生并未注明出处，其准确性也大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吴大澂当过广东和湖南巡抚，但是他的掌管书启的幕僚的年收入是达不到1000两银子的，除非他们另有其他的灰色收入。
引文中提到另一位历史人物盛宣怀，曾和吴大澂同在李鸿章幕府供职，关系密切，为结拜兄弟。盛宣怀虽曾为晚清高官，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但他却不曾当过封疆大吏。盛宣怀曾掌管过多种关乎经济命脉的实业，他的幕僚收入高些可以理解。他从1870年入李鸿章幕，1871年入仕，到1911年清朝覆亡，在晚清为官整40年。这40年中，银子的价值受到国际银价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80年代的1500两和20年后的1500两可能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张先生并没有交代究竟在什么时候，盛宣怀的幕僚的年收入在1500两。张先生的著作，立意高远，但他往往利用一两个例子来推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有时未必准确。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的“幕友”一章下，有“经济待遇”一节，专门讨论幕友的收入。瞿先生不但为列举的例子提供了详细的出处，便于核查，而且他的研究还考虑到了幕僚收入的历史变化。他这样写道：
在1750年代，书禀和挂号两职每年的薪酬从四五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不等。刑名幕友或钱谷幕友的薪酬是前两者的二到五倍不等。……汪辉祖提到幕友的薪水在1760年以后渐渐提高，在1780年代已升至每年800两白银。在19世纪，幕友收入又有大幅提高。1800年，御史张鹏展奏报，在广东番禺、南海两县的幕友收入从1500两到1900两不等。又据杨象济（1825-1878年）的资料，一个刑名或钱谷幕友的年收入高达2000两，几乎与州县官的年俸相当。[41]
此外，在讨论州县官的收入时，瞿同祖先生区分了名义薪酬和陋规所得的区别。他这样写道：
只要将幕友的薪酬与衙役长随的名义薪酬（不计陋规）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幕友是州县官衙门中惟一得到足以养家糊口薪酬的助手群体；也是唯一不能分享陋规收入的群体。陋规是衙门其他雇员的主要收入来源。[42]
但是瞿先生也提到了地方官幕僚的额外收入。[43]
瞿先生以上讨论的是清代地方政府，乃州县政府，所讨论的幕僚也为州县官的幕僚，特别是刑名和钱谷的幕僚。他讨论的年代，也比吴大澂的时代早了一百年或几十年。而吴大澂所任，乃学政、道台、特使、巡抚，层级要比州县官高许多。所以，瞿先生关于幕僚收入的研究，仅能作为研究吴大澂幕僚收入的一个参照，不能直接援用。而吴大澂本人和他人留下的零星记载，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同治、光绪年间掌管书启和阅卷的幕僚的收入情况。
约在1860年代，戴丙荣给他的好友吴大澂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自己每月的收入：
弟月脩二十两，而每月例帮及帮外津帖十一两，零加行房租六两，酬应礼分至少二两馀，则束脩已开除净尽。家用及自奉一无所着。[44]
戴丙荣写此信时，正在应宝时的幕府。虽然不能确定具体写于哪一年，但应在应宝时任总办英法会防事务或上海道台期间。[45]上海属富庶地区，应宝时又是当时的实权派，戴丙荣还是应宝时最倚重的幕僚之一，可戴每月的固定脩金也不过是二十两。
1873年，吴大澂在被任命为陕甘学政后，专门给其兄吴大根去信谈及聘用幕友之事，其中涉及脩金：
向例学政幕友每年脩金秦关之数，若陕甘地远而事烦，脩少断不肯去，至少须二十金一月。[46]
吴大澂所说脩金至少二十两和上面戴丙荣自述脩金基本相同，似可视为通例。吴大澂在信中还提到，请人时还要送上聘金十两，另给盘费（川资）五十两。[47]从吴大澂语气来看，考虑到“地远而事烦”，必须以高于他省学政的幕友的脩金才能在苏州聘请到让他满意的幕僚，所以，每月二十两脩金已经属于较高。
王同愈是吴大澂在吉林时期（1880年代）纳入门下的幕僚，后来因考中进士而走上仕途。他在写给女婿贝佐渊的书札中曾说自己“二十九岁吴清卿帅调往幕府办理文案，月薪廿三两。……嗣清帅放广东抚台，调河道总督，愚仍办文案，……而月薪则仍旧廿三两。”[48]王同愈的文字功力好，书法也佳，是吴大澂所倚重的幕友，他的月薪在幕僚中应属比较高的。[49]
1887年十一月四日，正在广东巡抚任上的吴大澂写信给在京师的好友盛昱的信札中说：
前月下旬，黄生士陵由徽来粤，带到端午日手书。……黄生到此，旧交甚多，鄙意不欲拘束之。现与相订月致十金，请其拓器拓印，每月以半月为度。馀日尚可以应酬笔墨为广交地步，亦体恤寒士之意。[50]
黄士陵是晚清的篆刻大家，每月的聘金也为十两，不过，只需工作半个月，馀下的日子可以通过刻印写字来增加收入。
晚清学者缪祐孙（1851-1894）在写给堂兄缪荃孙（1844-1919）信札中也谈及出任幕友的收入：
弟再三筹思，惟有求乌师荐续燕甫一馆，或书启（月可廿馀金）或阅卷（书院卷每月千馀本），或兼二者均可。[51]
根据戴丙荣、吴大澂、王同愈、缪祐孙等书札的信息，我们可知，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出任幕僚，得重要位置者（书启或阅卷），月薪为二十或二十馀两，一年的脩金在二百五十两左右。
某些幕僚每月的收入不足二十两。吴大澂在1879年二月出任河南河北道道台，随他去河南的幕僚中有陈佩纲（子振），山东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族弟。1879年八月廿九日，吴大澂在致陈介祺的信札中说：
子振兄于去腊由晋回京。今春二月邀同来豫，按月致送脩金十两，月费钱三千文。大澂到任后，适沁堤工程未了，因属赴乡收买秸料。两月之中，经理银款二千馀两，出入帐目丝毫不苟，料户皆服其公正。大澂念其辛苦，加送薪水二十金。四月下旬回署后，一无所事，属拓汉镜三十馀种，间为友人篆刻图章。 [52]
陈佩纲的月收入约为十二两白银（其中月费约二两），事情办得好，还有奖金。在这封信里，吴大澂告诉陈介祺，陈佩纲于八月廿八日意外去世。在1879年十月廿五日致陈介祺的信中，吴大澂又说：“子振兄尝有存银三十馀两，在枕席之下，启被时始见之。”[53]从二月抵河南到八月去世，陈佩纲的存银三十馀两。所以，陈佩纲每月的收入也就十馀两银子。
1879年，吴大澂在任河南河北道道台期间的家书中，还提到了他幕府中不同幕友的收入：
此间席面惟库储出息最好，各有师承，历任不甚更换。刑钱一席，大为减色。至书启局面更小，远不如学幕之丰润也。[54]
可见学政幕友的收入还是高于一般从事文书的幕友的。
幕友酬薪的高低除了和所担任的职责挂钩外，又和幕主的养廉银多少、路途远近、当地生活水平有关。1892年七月八日，吴大澂被任命湖南巡抚。在清政府关于各省巡抚养廉银的规定中，湖南巡抚属于低的。因为养廉银的减少，也直接影响到了招聘幕僚的人数多少及其聘金。吴大澂在写信给侄子吴本善（讷士，1868-1921）时说：
湘省只有养廉，折实银七千两，幕友不能多请。已订定楚卿叔专办钱席，厚甫教读兼书启，约送每月八两。姚荷卿屡言愿就外馆，邀之同去，亦送八金，令其学习书札，如有阅卷等事，两人皆可加脩也。胡子英亦愿随行，京官中多为推毂，只好位置帐房一席，兼管书画金石，最相宜耳。[55]
1894年是慈禧皇后的六十大寿。为了庆典，从1893年的下半年开始，官员的养廉银扣二成。吴大澂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致好友、苏州顾肇熙（1841-1910）的信中也说：
敝处俸廉所入，勉可敷衍。近以庆典报效，一律核减二成，岁事峥嵘，正形竭蹙。[56]
在这种情况，幕友的聘金不可能在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期间有所提高。
1873年吴大澂担任学政时聘請幕友每月二十兩，1892年担任巡抚时，幕友的月薪只有八兩，聘金似乎不但沒有漲，反而降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政幕友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阅卷，所以聘金高。所以吳大澂說，幕友如有阅卷之事，可加脩金。
此外，当幕僚的还会有些福利。顾文彬在致顾承的信中说：
幕友中凡告短假者，脩俱照支，若为日太长，似难一例，祝三之脩，上年支到年底，今年瞬经四月，想因家事所羁，未知将来尚欲来宁否，即使来宁，似只能以到关之日起脩，晤时可婉致之。至监修造船一节，伊为人精明，似可兼办，如仍来宁，当与商之。[57]
幕友休短假，脩金照发，这似乎也是当时的惯例。
三、官署如家：吴大澂的幕府
清代的地方官，不得由本地人担任。但是聘请幕僚，脩金由幕主自己承担，幕友的挑选与职责的委派，全由幕主做主，他人不得干涉。吴大澂在担任学政、道台、朝廷使节、巡抚期间雇佣的幕友，以江南人，特别是苏州人居多。1873年吴大澂初被外放后，给吴大根的信中说：
学政所赖者幕友；所难者亦惟幕友。同乡在京下场者，皆愿赴豫，不愿赴陕。[58]
吴大澂认为要找合适的幕友并不容易。那些在京师会试中落第的苏州籍文人本应是很好的人选，但是他们都愿意到河南而不是陕西当幕友。这不仅因为河南离苏州更近，还因为若在陕甘地区随学政出行，路途漫长艰辛。但是，这段话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便是，吴大澂在挑选幕友时，优先考虑苏州籍文人，这些文人中有些是亲戚，有些是故交，了解他们的能力和品性，知根知底。
1887年，吴大澂出任广东巡抚，幕府中的苏州人陶惟坦（仲平）是吴家的世交。太平军攻打苏州时，吴大澂和吴大根侍奉母韩夫人在周庄避难，住在陶煦（子春）家。日后，陶煦的长子周惟坦也因这层关系成为吴大澂的幕僚。[59]
1892年吴大澂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后，写信给表弟汪鸣銮，谈及聘请两位亲戚为幕友之事：
子云来晤，兄以直告催其速行，明日出京矣。家叔楚卿在士周处，仅得半席之馆（向来无此样子，正席不能减半），本属无谓。昨有书来，已约其同赴湘中，专办钱谷折奏，必可相助为理也。芳臣叔似刑名家，未知能办钱谷否？姑妄荐之，祈鼎力为之推毂，请其到省酌度可也。[60]
湖南巡抚是吴大澂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站。他此时的幕府中苏州籍的幕友不少。1892年重九，吴大澂率下属和幕僚登岳麓山，陆恢（1851-1920）作《岳麓纪游图卷》，吴大澂在卷上作长歌，歌后有长跋：
光绪十有八年壬辰九月九日，率同寮友登岳麓山，归而作歌纪其事。同官布政使祥符何枢象山、按察使祥符王廉介挺、粮储道清江吕世田燮堂、盐法道长白绍荣石安、江苏福山镇总兵官长沙陈海鹏程初、长沙府知府太湖赵环庆再庵，署长沙县事枝江李元善春舫，署善化县事贵筑姜钟琇昆山，幕友元和顾恩璐茶村、新化李庆曾啸屏、江宁胡永昌子英、吴江陆恢廉夫、江夏吴立达楚青、常熟曾炳章士虎、吴县姚元揆荷卿、嘉定瞿光业肇生、元和朱载德厚夫、江宁胡国翰叔蕃、吴县陆同福曙卿，合并记之。抚湘使者吴大澂。[61]
吴大澂幕府中十一个陪幕主登岳麓山的幕友，七个是苏州府人（如果嘉定也算苏州的话），江宁两个，不是江苏籍的幕友仅新化李庆曾和江夏吴立达二人。
从江苏（特别是苏州）招聘幕友，并不都是因为亲友请托，照顾关系，知根知底，比较可靠；还是因为江苏为清代科举第一大省，文化素养高于其他省份，[62]苏州更是经济和文化都发达的地区，从文人的文化素质更好。此外，幕主还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熟悉的生活和文化的环境。
地方官任命不得在本籍，是行之久远的传统，清代亦然。官员的家属随行，住在官署内。官署的构造遵循着“前堂后寝”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公私混合的空间。以现存的南阳府衙建筑为例，“前部大堂、二堂为知府行使职权的治事之堂，二堂之后为知府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所。”[63]
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幕主聘请的幕友，也住在官署。
研究晚清幕府制度的美国学者福尔索姆这样写道：
幕友居住、办事通常都在幕主的衙门里，他们与幕主频繁接触，可以随时接近幕主，通常还与幕主一道进餐。[64]
吴大澂在1878年写吴大根的信中谈及自己聘用的幕友后写道：
正库储汪石香，副库储汪葆田（向例两席不能裁剪），刑钱屠时斋（历任不问地方公事，不请刑钱，弟因词讼案件亦须斟酌，添此一席），书启康达夫，又请赵印潭、陈子振二人（皆去年同至山西办赈之人，朴实耐劳，现有沁工事宜，派令在工照料一切，工竣后即无事矣。）内委四人，向不送脩，三节各属略有规礼，同知华帽山（由京官改捐，在京订定，尚未到署。）办理书启，通判孙博菴帮办誊清（前任所荐），从九何金声（在京约定，系何铁生胞弟），姜遇寅（省中同寅公荐留此一人），两人中拟请一人教读。向例内委有多至五六人者，弟只用四人，然署中房屋已有人满之患矣。[65]
从这段文字来看，吴大澂的幕僚（至少部分）也住在官署之中。
虽然幕友们做的主要是公事，但聘任却是幕主私人的事，不受政府的管束，公私的界限比较含糊。所以瞿同祖在他的英文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将中文的“幕友”直接译为“private secretaries”，强调其所具有的“私”的性质。但回译成中文时若译为“私人秘书”也容易误导，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领导的私人秘书，指的是专门为一位领导工作的专属秘书，但秘书是公家的编制，并不带有私人聘请的性质。而瞿同祖先生说的“私人秘书”，指的是官员自己掏腰包聘请助手。这种私人聘请的性质，也决定了幕主与幕友之间的特殊关系。
幕友住在署中，与幕主朝夕相处，他们扮演的角色，除了行政助理，有时还是精神与智识上的伴侣。况且有些幕友本来就是幕主的亲戚，有些则是幕主的门生，事师如父，关系更近一层。由于有幕友的存在，公馀的官署如同一个小社区，里面有官员，官员的家属，幕僚，幕僚的家属。吴大澂聘用讲吴语的幕友，在异地他乡构筑了一个自己所熟悉的、可以说家乡话的生活环境。
和方言紧密相关的便是具有地域风味的饮食习惯。读吴大澂的家书，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身在异地为官的他，不习惯当地的饮食，在日常生活中对家乡的土特产的依赖程度很高，其兄不断地寄给他家乡的食品。他在陕西、河南、吉林任官时，不习惯北方饮食自是当然，但那时交通不方便，家书中鲜见寄送家乡食品的记录。1887年出任广东巡抚，粤菜名闻天下，但吴大澂并不习惯。他在1888年二月廿六日致吴大根信中说：
承惠盐腿甚佳。近来每饭必思乡味，觉粤中食物无可口者。惜天气太热，久则易于变味。糟鱼咸肉之类尚可耐久耳。[66]
1892年吴大澂出任湖南巡抚，他也不习惯湘菜。因内河水路交通比较便利，他经常嘱咐苏州的家人带食品到湖南。他在1893年二月望日致吴大根信中说：
承寄盐腿，以新笋煮之，风味剧佳。菜花头亦极鲜美。湘中蔬菜总与吾吴不同，蚕豆虽嫩而味薄，惟白笋尚好耳。[67]
1893年十月初三日，致吴大根信札云：
承寄食物八种，开缄分啖，阖家欢喜。芡实为湘省所无有。[68]
1893年冬月十二日，吴大澂在致吴大根的信中说：
厚夫到家，想不过十馀日，即须来湘。望属讷士代购食物及湖笔等件，交厚夫带来。大东阳火腿上等者八条，用篾捆好；风鱼二小罈；杨二林堂二紫八羊毫二十枝。三老太太处如有玫瑰印子糖，略乞少许。去年所寄咸冬菜甚佳，荷卿动身时乞惠一罈。[69]
吴大澂在信后附上诗作《大兄惠寄盐菜一罈，食之而美，与寮友共尝之，即席赋此》。因为幕友中苏州人居多，口味相同，吴大澂得到家乡的美食，便与大家分享。
四天后，亦即十一月十六日，吴大澂在信中再次提到食品：
十四日荷卿到湘，又奉月朔手书并芡实、年糕、盐菜、青鱼各种食物，向来不敢食米粉糕团，近日脾胃甚健，易于消化，颇喜食糕，然庖人仿制，究不如家乡之得法。盐菜尤为美品，可吃至正二月矣。[70]
在下一年，我们在吴大澂的家书中，依然可以找到寄食品的信息。如他在1894年五月十六日的信写道：“承寄新虾油甚佳，玫瑰酱香色如新，较往年所做尤为得法。”[71]
吴大澂生于1835年五月十一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甲午年（1894）他就六十岁了。人生一甲子，算是大事，他的苏州籍的幕僚们不想等到忙碌的五月为他祝寿，而是要在新年封印期间，借着官署清闲，为吴大澂祝寿。吴大澂在1893年十二月廿一日其兄大根的信中说：
明年六十，同乡欲为预祝。新年事闲，拟于初八九请客两日。[72]
这再次显示了苏州老乡不但在行政运作上得到倚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构成了吴大澂最亲近并与之朝夕相处的圈子。
四、吴大澂的艺术家幕僚
龚书铎有一段关于幕府的论述点出了幕友在行政助理之外的其他功能，他说：
清代幕府职能具有多样性，幕主又有各自的需求和爱好，而游幕人员自身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回旋的馀地还很大。[73]
这就指出了幕主在招聘幕友时，既有实际工作的需要，在条件允许时，还可兼顾自己的爱好。乾嘉时期，许多封疆大吏对学术有兴趣，在他们的幕府中聚集着一些学者，从事各种大的学术项目。晚清的曾国藩喜欢下围棋，他的日记中有很多幕僚陪他下棋的记载。
由于很多文人艺术家也都参与过科举考试，具备相当好的文字能力，落第者成为幕府人才后备库的组成部分。又因为官僚们本来就是文人，其中很多又兼具艺术家的身份（或至少可以称之为“善书者”），他们在挑选幕僚时，便可在考虑候选人的文字与行政能力的同时，兼顾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才华。
1874年十一月，顾文彬致儿子顾承的书札中谈到苏州画家顾沄（字若波，1835—1896年）被某县令聘为幕友：
顾若波为某县令廖公请去，不知所司何席？因思仕宦中之风雅者，署中每延能诗能书画之人入幕，与为唱和讲论，以消岑寂。[74]
如上所述，幕主和幕僚朝夕相处，幕主若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爱好，聘得艺术家为幕友，便能随时切磋，还可“以消岑寂”。有收藏的幕主，还会请艺术家幕僚为他们管理收藏。而有艺术才华的文人也愿意出任幕友，因为靠卖画为生并不容易，当幕友能有稳定的收入。如果幕主是收藏家，对艺术家来说就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能直接接触古代原作，有益于艺术的精进。
吴大澂本人就是艺术家，擅长书法、绘画。篆刻。1860年代初，他在上海吴云的幕府时，就曾为吴云刻印及其友人作画。[75]1870年代初，入李鸿章幕，虽然不曾为李鸿章作画，但是不时为其他幕友作书画。吴大澂从1873年被任命为陕甘学政后，到1895年解组归田，这22年中，除了我们不详细陕甘学政期间是否有艺术家幕友外，在其他的时间，他的幕府之中始终都有艺术家。以下制表列出他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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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所列应不够全面。比如说，若不是顾肇熙《吉林日记》的记载，我们过去根本就不知道吴大澂在使吉期间的幕府中还有彭光誉、舒兰周这两位能作画的幕僚。所以，不能排除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期间的幕府中也有艺术家的可能性。此处所用“艺术家”一词，相当宽泛。中国文人中，能作书画的比例实在不低，很多文人，并不以此为生，但一旦挥毫也能清雅脱俗，颇有可观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文人的艺术参与程度很高。吴大澂的幕府中不但有虽无很大名声、但艺术造诣实在不低的幕友，也有些真正称得上“职业”艺术家，如黄士陵、吴昌硕、陆恢等。
吴大澂聘请艺术家为幕友，让他们在幕僚工作之馀做和艺术相关的事。比如，他收藏金石青铜器、钱币、印章、瓦当、墓志、玉器等，他让幕僚们为他拓金石款识、打印谱、做全形拓。（图2）如1886年，吴大澂给尹元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阁下无事时，望将敝藏古器再拓全形一二十种，将来可装第二卷。其器即属许鈜检出可也。[76]
吴大澂接着列出两张青铜器单子，第一张单子有青铜器一二十种，即他请尹元鼐拓全形的古器。另一张单子吴大澂列古器三十种，然后在旁边用小字注明：“以上已拓三十器”。[77]（图3）此外，吴大澂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愙斋集古录》中的很多拓片也是尹元鼐为他拓制的。[78]
吴大澂信札
吴大澂的《十六金符斋印存》也是由尹元鼐、黄士陵、王同愈完成的。王同愈曾回忆当年这部印谱制作的一些细节：
光绪十四年客羊城愙斋师节署，幕府清闲，师出所藏周秦古玺及汉魏官私印二千馀方，属同人（余及元和陶仲平、黟县黄穆夫、诸城尹伯圜）分任印谱，各五部，而以一为酬。同人慕欲已久，惊喜承命，三阅月而卒业，装订二十六册。穆夫、伯圜皆精篆刻，自谓得此如农夫之获腴田焉。[79]
吴大澂的幕府里还有一些画家，随时可以请他们作画。吴大澂《题岭南花果册》小序云：
曩在粤东，见异花佳果，为吾乡所无，或不知其名者，辄属刘子良弼宸图之，积成四册。周晓岚维屏、陶子贞锺福亦各绘一册，共成七十五叶。今秋因病得闲，披览画本，每页各题一绝句。后之览者，爱其花果，并爱其画，亦可为南方草木生色云。[80]
雅集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由于幕府中有了艺术家，幕主可以随时举办雅集。吴大澂在第一次到吉林时，幕府中就有两位画家：彭光誉（小圃）、舒兰周（味三），他们经常和吴大澂见面并出现在幕主举办的雅集中。顾肇熙此时也在吉林，他在光绪七年（1881）四月卅日的日记中写道：
饭后同小圃、恂卿过功德院看种豆，后同小圃过恒轩，晚饭后回。
（彭小圃、舒味三为愙斋作画索题。两君时在吴幕府也。）[81]
恒轩和愙斋都是吴大澂的斋号，说明了两位幕友为吴大澂作完画后要请顾肇熙题。同年的五月廿九日，顾肇熙“饭后同小圃、味三赴愙斋之招，登北山，幼兰、韵松同游。愙斋、小圃作画，予与韵松弈一局。”[82]在这次雅集中，幕主与幕友一起挥毫，想必其乐融融。
残存的吴大澂的《北征日记》，也记载了他在吉林期间常在一个叫观音阁的地方与友人和幕僚雅集。光是1883年五月就有三次：十一日“为余四十九初度之辰，至观音阁谢客，葆田携酒来会，峻峰都护及韵松、玉符、胜之偕来，余为玉符画折扇，为峻峰都护画纨扇。”十三日，“峻峰都护招集观音阁，画扇。”十六日，邀峻峰都护及葆田、韵松、玉符、胜之同集观音阁，画扇一，写大幅一，篆联一，纨扇一。[83]峻峰即容山 （1836-1893），都京满洲正黄旗人，曾任宁古塔副都统、福州副都统、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及正白旗护军统领，吴大澂使吉期间与之交往密切，并义结金兰。[84]葆田（汪启）、韵松（沈庚尧）、胜之（王同愈）、邱兆麟（玉符）等都是幕僚，其中王同愈、邱兆麟都能画。[85]在这些雅集中，吴大澂是主角，他的日记只记下了自己的书画作品，参与这些聚会的幕僚，或许也曾挥毫助兴。
吴大澂篆书格言四屏拓本
在吴大澂的幕府中，有一个艺术家在当时甚有画名，他就是苏州的陆恢（廉夫）。陆恢成为吴大澂的幕僚时间较晚，大约在1890年吴大澂在苏州为母亲守丧期间。[86]在这期间，吴大澂曾致一札给吴昌硕，谈到陆恢：
仓硕大兄大人阁下：两奉手书，均未即答，疏懒之至。阆卿对已交茶邨转寄，想鉴及矣。近日与廉夫各临王圆照虞山十景册，终日埋头，如小学生，画理略有所得。如新年从者进省，可相与评骘也。[87]
由此可见，作为幕僚的陆恢常常陪吴大澂画画。
由于吴大澂是金石书画收藏家，一些艺术家也愿意投入其幕中，这既因为挟一技而得到赏识，也可以利用幕主的收藏提高自己的艺术。王同愈在题姚清溪藏陆恢画册时这样写道：
廉夫始学写生于刘子和，既学山水于陶诒孙，皆有出蓝之誉。而写生尤为擅场，山水则欿然不自足，遂来吴门就吴愙斋师之招，得见所藏名迹，日夕临模。既而从游燕京、衡湘、辽海，有名山大川以盪其胸，鼎彝图书以博其趣，而业乃大进，时人比之奉常与石谷焉。[88]
陆恢在吴大澂的幕中得以观摩古代名迹，又追随吴大澂南北游历，眼界大开，画艺精进。王同愈直把吴大澂比之王时敏（奉常，1592-1680），陆恢比之王翚（石谷，1632-1717），以此来说明吴对陆的提携之恩。[89]
由于幕僚与幕主朝夕相处，他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用画笔记下幕主的游踪与宦迹。[90]1892年吴大澂服阙，赴京师领命，陆恢随往。王同愈在《题陆廉夫长安旧雨图》写道：
是帧为壬辰闰六月廉夫缋赠许丈鹤巢者，去今已三十八年矣。岁月飘忽，坐中师友，余为孑遗，可慨也。（图缋什刹海湖楼赏荷，主人为许丈，同坐为愙师、顾康民、余及翁印若、陆廉夫也。）[91]
王同愈的题跋说明，在摄影还不是十分普及的情况下，幕府中的艺术家就以画笔记录幕主的一些行踪。[92]
就在陆恢作什刹海湖楼赏荷图不久，吴大澂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陆恢又随着吴大澂来到湖南。同年的重阳节，到湖南不久的吴大澂率幕僚们同登岳麓山，陆恢作《岳麓纪游图》。吴大澂不但为此画做了篆书引首，并在画后题跋：
光绪壬辰重九日，余偕寮友同登岳麓。廉夫陆君既将经历之所分绘六图，复登城楼，纵观形势，江山一览，收拾掌握中。因以此图冠诸卷首，纲举目张，亦丹青家小经济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陆恢和另一位苏州籍幕僚翁绶祺（印若，吴江人，酷嗜金石书画）随吴大澂赴东北作战。王同愈这年的十一月廿五日日记中记载了翁印若为吴大澂在甲午出征后接仗前画的操练图。[93]这些都是吴大澂的艺术家幕僚以画笔纪录幕主宦迹的明证。
五、馀论
清代的地方官员在正式而又比较僵化的官僚体制之外，另辟途径，徵用各种人才，形成幕府。幕主自己出钱聘用幕僚，因此在用人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无论是亲戚还是友人，只要有能力并获信任，都可入幕。福尔索姆指出，幕府制度的一个优点是，“幕主与幕宾之间的关系纯属私人关系，它与社会习俗相谐调，因而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94]这是它的灵活之处。此外，“在儒家等级森严的世界中，惟有朋友之间是平起平坐的。”[95]这种关系让读书人之间多了平等沟通交流的机会，这对许多科场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这种制度也暴露了中国官僚政治一个难以解决的痼疾：
所有工作都奠基于私人关系之上，都是私人间的效忠。雇员为雇主尽心尽力，而不是为他的工作单位尽职。雇主则认为他必须任用跟他有私人关系、他可以信赖的人作为他的下属。[96]
这种对个人的效忠，经常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的遵从以及对更高的国家利益和理念的追求。如果幕主具有格局并清廉，他的幕僚或许会受到他的积极影响，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和更高的追求。即便如此，幕府制度的私人效忠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圈子文化的盛行，圈子或集团利益常常重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也使得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效的、不受政治因素过多干扰的文官系统困难重重。
幕府设在官府之内，幕主和幕友朝夕相处，在办理日常事务之外，兼顾自己的爱好。喜欢整理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幕主，可以聘用学者；喜欢金石学的，可以聘用拓工；喜欢艺术的，可以聘用书画篆刻家。吴大澂的幕僚们，为他画画，刻印章，做拓片，既作为消遣，也作为应酬的礼物。今天我们可以见到不少有吴大澂题识的拓片条幅，都是吴大澂的幕僚们制作的，吴大澂用它们来赠送友人。
吴大澂考藏金石古物拓本四条屏
官员聘用艺术家为幕僚，除了艺术的爱好之外，也和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关。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一篇讨论晚明文人文化的论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文人文化中：“对于古代经典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意韵的探求，对于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的玩味，而不是对有实际用途的技能进行训练，才是知识表达的主要方式和社会权力的核心内容。”[97]文化上的成就与声望，一直是传统社会精英赖以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因此，“风雅”的实际社会功能已经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
不过，吴大澂生活的晚清，正是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的社会精英结构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要变化，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连同他们的艺术家幕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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