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偷渡客，离家去国三十年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坐上开往美国的偷渡船时，23岁的林温锋想，等挣够钱，很快就能回家了。

那是1993年，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

又一个23年过去。父亲去世了，孩子要结婚了，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回过家。

这种归期遥遥的单程旅行，在长乐无数家庭发生。

长乐市公安局附近的一条街，集中了多家移民中介

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

这些人远渡重洋，翻山越岭进入美国，谋一份薪水更高的生计。他们最大的苦恼在于，没有拿到合法居留身份的话，一旦走出美国国境，便再回不来。

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选择造假，编造名目繁多的理由，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寻求政治庇护。当然，大多失败了。

离开时想得简单。等到远渡重洋、欲归无计之时，林温锋们才终于明白，人生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

旷日持久的等待里，亲人长久分离，离散的故事俯拾皆是。

此岸与彼岸

今年九月，为了拍摄一个偷渡客的故事，24岁的纪录片导演徐加成第一次踏入纽约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这是一条长约1.6公里的主干道，四周街巷枝枝结结，聚居了数万福州人。

她被八大道的情状震惊了——

这里只流通现金，没有一个大银行、没有ATM机。因为很大部分人是非法移民，无法办理银行账户。

这里的餐馆没有英文菜单，口味只有老福州人吃得惯。

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方言，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有专门的律师，像是一个小的飞地。

徐加成看到，在八大道满目的快餐店、小商品店中间，夹着香火不息的小庙。

农历新年时，这里的居民们还会抬着妈祖的雕像游街。那是数百年前，保佑过他们祖先的神祇。

漂在纽约，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了异乡人。这是他们怀念家乡的方式。

大洋彼岸的福建长乐，闽江从北境穿过，奔流入海。港口一片蔚蓝，空气中的咸腥味儿拾级而上。

沿着曲折而漫长的河岸线，一路要经过长乐市猴屿乡、潭头镇、金峰镇、梅花镇，皆是侨乡风貌。

村中立起三四层的别墅，哥特风、洛可可风与中式风格在此共存。家家百叶窗紧闭，空空荡荡落了锁。只通过高高的护栏，散发着来自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

沿路可见的祠堂不下百座，一座座崭新，雕梁画栋，寂寂无人。

老人、妇人、孩子还在，青壮年们都走了。

他们离家的时间，大多都二三十年了，有的甚至更久。

他们大多是在妻子生完孩子后立即启程，都是20出头的年纪。

跨越太平洋的旅途，既是男人们迈向个人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履行家庭义务的一种方式。离家时他们承诺，挣够钱很快就回来。

面目模糊的父亲

那些年，有多少数量的成年男子偷渡出国，几乎就有等量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

谈起父亲，他们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忆，他长什么样子。父爱？一位女孩摇摇头，“我从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郑晨曦出生在长乐金峰，今年22岁了，她还没见过父亲。

小时候，她曾很爱那个假想中的他。那时家里有人偷渡出国，是件被羡慕的事。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习机，会炫耀给小朋友看，“我爸送我的，很宝贝，一天充好几次电，觉得好炫酷。我的还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触屏！”

一家三口没机会照全家福。她把父亲寄回来的照片，和她与母亲的合照都剪下来，粘在一起，拼成全家福。很开心地递给她母亲看，“觉得自己有点小机灵，可能我妈会觉得很心酸吧。”

再长大一些，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学校填家庭调查表，不知道爸爸职业那一栏该写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也无法回答。

到了青春期，知道父亲回不来，思念变成了恨意。

每年过年，家里就母女俩，冷冷清清。亲戚最爱问：你爸在你几岁出国？你多久没见了？年年回答，年年都得到同情的目光，她就在这种目光里，长大成人。

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

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

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

在猴屿乡猴屿村，青壮年大多偷渡出国，只有老人留守在家

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

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

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

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

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

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

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

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

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

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

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

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

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

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乞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

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

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

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

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

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

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

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

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无人出席的葬礼

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

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

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

长乐市潭头镇，因为偷渡屡禁不绝，当地大街上刷满了打击偷渡的标语

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

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

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

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

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

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

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晒太阳，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

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

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

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

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

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

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

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

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千美元，再到四十万元人民币。

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

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

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

他也曾偷渡过三次。

第一次往北，用真护照进俄罗斯，再用假护照进乌克兰，翻越乌克兰与捷克边界的高山，进捷克。他们换成了韩国护照。因为护照上没有盖章，被捷克警方截下，在移民监里蹲了大半年。

第二次他们计划从南宁到越南，从越南转道泰国、墨西哥，最后进入美国。在越南海防市，蛇头间起了矛盾，争执不下，他们被关在民房里三个月，最后跳楼逃出来，仓皇回国。

他仍不死心。最后从香港直飞旧金山。这次飞机落地了。循例，人们会在登机后撕掉假护照。只要飞机落地，就算成功入境。

不巧的是，这是2001年9月，“9·11事件”刚发生，美国举国紧张，他再次被遣送。

回不来，也出不去

站稳脚跟后，偷渡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上移民法庭打官司。

美国法律规定，以任何方式进入美国的外国人，都有权申请政治庇护。如果成功，就将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偷渡客们陈述的理由，随着国内时局发展而变化。

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

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身份的人假结婚。

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

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

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

但不管方式如何繁多，最终拿到身份的都是少数人。

近海的福州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01年到2005年，美国共收到中国人政治庇护申请3万6千多宗，只有5259宗直接获批。

对于数目更大的，那些既没拿到身份也没挣到大钱的人来说，回家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故乡之于他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只有在故乡，他们在海外的辛劳，才能被充分肯定。衣锦还乡，是偷渡客们共有的目标。

二刘村一位村民说，他的发小出去二十多年，没拿到身份，过农历年时，朋友们都回国了，他一个人躲进屋里，伤心得号啕大哭。

林洁曾经问林温锋：我们不想出国，你拿到绿卡也没意义，为什么不回家呢？

林温锋回答，20多年，他早已习惯美国的生活，回国无法适应。作为男人，他没赚到钱，其实很没面子，与其被人看不起，还不如不回家。

也有中国的家人想去美国团聚。但现实情况是，由于长乐当地多年的偷渡史，以及部分人的入境后非法滞留，如今长乐人办赴美签证的通过率极低。

仍有人向往美国梦

尽管见了这么多离散的故事，但如今长乐的偷渡之风仍未停止。

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

12月9日，在一家名为“丽华姐华人咨询”店内，服务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还可以做政治庇护，他们负责将客户送入美国。到美国后，他们会给客户某位律师的联系方式，“他会把你带上庭，帮你打官司。理由充分的话，百分百都能给你一个身份。”

更大更隐秘的偷渡网络，则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蛇头的电话，只在村中熟人间流动。

那位从业十几年的长乐本地蛇头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地的蛇头体系严密，他上面有中蛇头，中蛇头上面有大蛇头。今年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每个月，他们都要送好几批人到美国。

这位蛇头说，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偷渡成功后，他们将收取每位偷渡客四十五万的费用，不成功则不收费。

这两年他们走得比较多的路线，是从国内辗转到墨西哥，再从墨、美边境潜入美国。但美国对此心知肚明，巡查也更严格，所以不排除会更改入境路线。

偷渡成功后，村中习俗是家里要放鞭炮，还要请闽剧班子在祠堂里唱一场戏。

每当鞭炮声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抵达了目的地。

此地的人对新大陆依然向往，身在纽约的人却盼着归期。

最近和父亲视频时，郑晨曦明显觉得他老了，前额已经有些秃了，也微微发福了，一笑，露出双下巴。

长大之后，她有一次回老家，翻到父亲从国外寄回来的家信。字很飘逸，甚是好看。信里提到，他偷渡一年半才到美国，一路惊险。他还问，女儿是不是会走路了？语句间都是情意，承诺一定要给他们母女俩好的生活。

那一刻，她终于原谅了父亲，也与多年来自卑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她姑姑拿到了公民身份，父亲于是以亲属团聚的名义申请绿卡，排队已经排了九年，迄今还在等待批准。

但郑晨曦更愿意去设想拿到身份之后的事。父亲会立即回国，回来一家人马上去游山玩水。以前没能给彼此的陪伴，能补多少补多少。

24岁的林洁，仍会反复咀嚼和想象，如果有一天父亲回国，父女在机场相见，会是怎样的场景。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叫爸爸，要怎么叫出口。

她打算明年结婚。她是基督徒，梦想中的婚礼要在教堂里，金钟轻摇，鲜花铺地，结婚进行曲奏响时，她身披白纱，挽着父亲的手，走向地毯的另一端。圣台前，父亲把她的手交到她丈夫手中，两人许下共度一生的誓愿。

但这次，如过去的23年一样，林温锋怕是又要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