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偷渡客,离家去国三十年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坐上开往美国的偷渡船时,23岁的林温锋想,等挣够钱,很快就能回家了。

那是1993年,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

又一个23年过去。父亲去世了,孩子要结婚了,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回过家。

这种归期遥遥的单程旅行,在长乐无数家庭发生。

长乐市公安局附近的一条街,集中了多家移民中介

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

这些人远渡重洋,翻山越岭进入美国,谋一份薪水更高的生计。他们最大的苦恼在于,没有拿到合法居留身份的话,一旦走出美国国境,便再回不来。

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选择造假,编造名目繁多的理由,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寻求政治庇护。当然,大多失败了。

离开时想得简单。等到远渡重洋、欲归无计之时,林温锋们才终于明白,人生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

旷日持久的等待里,亲人长久分离,离散的故事俯拾皆是。

此岸与彼岸

今年九月,为了拍摄一个偷渡客的故事,24岁的纪录片导演徐加成第一次踏入纽约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这是一条长约1.6公里的主干道,四周街巷枝枝结结,聚居了数万福州人。

她被八大道的情状震惊了——

这里只流通现金,没有一个大银行、没有ATM机。因为很大部分人是非法移民,无法办理银行账户。

这里的餐馆没有英文菜单,口味只有老福州人吃得惯。

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方言,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有专门的律师,像是一个小的飞地。

徐加成看到,在八大道满目的快餐店、小商品店中间,夹着香火不息的小庙。

农历新年时,这里的居民们还会抬着妈祖的雕像游街。那是数百年前,保佑过他们祖先的神祇。

漂在纽约,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了异乡人。这是他们怀念家乡的方式。

大洋彼岸的福建长乐,闽江从北境穿过,奔流入海。港口一片蔚蓝,空气中的咸腥味儿拾级而上。

沿着曲折而漫长的河岸线,一路要经过长乐市猴屿乡、潭头镇、金峰镇、梅花镇,皆是侨乡风貌。

村中立起三四层的别墅,哥特风、洛可可风与中式风格在此共存。家家百叶窗紧闭,空空荡荡落了锁。只通过高高的护栏,散发着来自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

沿路可见的祠堂不下百座,一座座崭新,雕梁画栋,寂寂无人。

老人、妇人、孩子还在,青壮年们都走了。

他们离家的时间,大多都二三十年了,有的甚至更久。

他们大多是在妻子生完孩子后立即启程,都是20出头的年纪。

跨越太平洋的旅途,既是男人们迈向个人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履行家庭义务的一种方式。离家时他们承诺,挣够钱很快就回来。

面目模糊的父亲

那些年,有多少数量的成年男子偷渡出国,几乎就有等量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

谈起父亲,他们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忆,他长什么样子。父爱?一位女孩摇摇头,“我从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郑晨曦出生在长乐金峰,今年22岁了,她还没见过父亲。

小时候,她曾很爱那个假想中的他。那时家里有人偷渡出国,是件被羡慕的事。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习机,会炫耀给小朋友看,“我爸送我的,很宝贝,一天充好几次电,觉得好炫酷。我的还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触屏!”

一家三口没机会照全家福。她把父亲寄回来的照片,和她与母亲的合照都剪下来,粘在一起,拼成全家福。很开心地递给她母亲看,“觉得自己有点小机灵,可能我妈会觉得很心酸吧。”

再长大一些,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学校填家庭调查表,不知道爸爸职业那一栏该写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也无法回答。

到了青春期,知道父亲回不来,思念变成了恨意。

每年过年,家里就母女俩,冷冷清清。亲戚最爱问:你爸在你几岁出国?你多久没见了?年年回答,年年都得到同情的目光,她就在这种目光里,长大成人。

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

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

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

在猴屿乡猴屿村,青壮年大多偷渡出国,只有老人留守在家

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

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

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

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

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

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

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

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

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

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

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

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

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

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乞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

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

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

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

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

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

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

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

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无人出席的葬礼

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

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

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

长乐市潭头镇,因为偷渡屡禁不绝,当地大街上刷满了打击偷渡的标语

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

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

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

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

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

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

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晒太阳,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

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

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

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

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

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

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

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

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千美元,再到四十万元人民币。

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

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

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

他也曾偷渡过三次。

第一次往北,用真护照进俄罗斯,再用假护照进乌克兰,翻越乌克兰与捷克边界的高山,进捷克。他们换成了韩国护照。因为护照上没有盖章,被捷克警方截下,在移民监里蹲了大半年。

第二次他们计划从南宁到越南,从越南转道泰国、墨西哥,最后进入美国。在越南海防市,蛇头间起了矛盾,争执不下,他们被关在民房里三个月,最后跳楼逃出来,仓皇回国。

他仍不死心。最后从香港直飞旧金山。这次飞机落地了。循例,人们会在登机后撕掉假护照。只要飞机落地,就算成功入境。

不巧的是,这是2001年9月,“9·11事件”刚发生,美国举国紧张,他再次被遣送。

回不来,也出不去

站稳脚跟后,偷渡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上移民法庭打官司。

美国法律规定,以任何方式进入美国的外国人,都有权申请政治庇护。如果成功,就将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偷渡客们陈述的理由,随着国内时局发展而变化。

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

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身份的人假结婚。

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

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

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

但不管方式如何繁多,最终拿到身份的都是少数人。

近海的福州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01年到2005年,美国共收到中国人政治庇护申请3万6千多宗,只有5259宗直接获批。

对于数目更大的,那些既没拿到身份也没挣到大钱的人来说,回家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故乡之于他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只有在故乡,他们在海外的辛劳,才能被充分肯定。衣锦还乡,是偷渡客们共有的目标。

二刘村一位村民说,他的发小出去二十多年,没拿到身份,过农历年时,朋友们都回国了,他一个人躲进屋里,伤心得号啕大哭。

林洁曾经问林温锋:我们不想出国,你拿到绿卡也没意义,为什么不回家呢?

林温锋回答,20多年,他早已习惯美国的生活,回国无法适应。作为男人,他没赚到钱,其实很没面子,与其被人看不起,还不如不回家。

也有中国的家人想去美国团聚。但现实情况是,由于长乐当地多年的偷渡史,以及部分人的入境后非法滞留,如今长乐人办赴美签证的通过率极低。

仍有人向往美国梦

尽管见了这么多离散的故事,但如今长乐的偷渡之风仍未停止。

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

12月9日,在一家名为“丽华姐华人咨询”店内,服务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还可以做政治庇护,他们负责将客户送入美国。到美国后,他们会给客户某位律师的联系方式,“他会把你带上庭,帮你打官司。理由充分的话,百分百都能给你一个身份。”

更大更隐秘的偷渡网络,则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蛇头的电话,只在村中熟人间流动。

那位从业十几年的长乐本地蛇头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地的蛇头体系严密,他上面有中蛇头,中蛇头上面有大蛇头。今年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每个月,他们都要送好几批人到美国。

这位蛇头说,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偷渡成功后,他们将收取每位偷渡客四十五万的费用,不成功则不收费。

这两年他们走得比较多的路线,是从国内辗转到墨西哥,再从墨、美边境潜入美国。但美国对此心知肚明,巡查也更严格,所以不排除会更改入境路线。

偷渡成功后,村中习俗是家里要放鞭炮,还要请闽剧班子在祠堂里唱一场戏。

每当鞭炮声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抵达了目的地。

此地的人对新大陆依然向往,身在纽约的人却盼着归期。

最近和父亲视频时,郑晨曦明显觉得他老了,前额已经有些秃了,也微微发福了,一笑,露出双下巴。

长大之后,她有一次回老家,翻到父亲从国外寄回来的家信。字很飘逸,甚是好看。信里提到,他偷渡一年半才到美国,一路惊险。他还问,女儿是不是会走路了?语句间都是情意,承诺一定要给他们母女俩好的生活。

那一刻,她终于原谅了父亲,也与多年来自卑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她姑姑拿到了公民身份,父亲于是以亲属团聚的名义申请绿卡,排队已经排了九年,迄今还在等待批准。

但郑晨曦更愿意去设想拿到身份之后的事。父亲会立即回国,回来一家人马上去游山玩水。以前没能给彼此的陪伴,能补多少补多少。

24岁的林洁,仍会反复咀嚼和想象,如果有一天父亲回国,父女在机场相见,会是怎样的场景。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叫爸爸,要怎么叫出口。

她打算明年结婚。她是基督徒,梦想中的婚礼要在教堂里,金钟轻摇,鲜花铺地,结婚进行曲奏响时,她身披白纱,挽着父亲的手,走向地毯的另一端。圣台前,父亲把她的手交到她丈夫手中,两人许下共度一生的誓愿。

但这次,如过去的23年一样,林温锋怕是又要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