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述政权的兴亡和刘秀平巴蜀之战

来原:芝兰学社

两汉之交，一个势力和东汉同时崛起，声势上也一度并驾齐驱。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仅十二年便灰飞烟灭。他就是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成家”政权。他的兴亡充分证明了“在德不在险”的真谛。

一、大背景

（一）巴蜀的地理环境和开发史

众所周知，巴蜀在古代号称“天府之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易守难攻之地。古巴蜀以四川盆地为中心，西面是青藏高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山川密布，这些地方的羌人和南蛮部落小而分散，构不成军事威胁；从北面关陇进入，需要越过秦岭和大别山，仅有陈仓道、金牛道（剑阁道）、米仓道等几个崎岖难行的狭窄道路；从东面进入则需要溯江而上，经过落差极大、山高地险的三峡。这地形，可谓是铁桶一般。

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全年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充沛。长江及其支流在盆地汇合形成冲积平原，利于耕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曾经概括，“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冻之灾”。

早在三代乃至上古，巴蜀文明就与中原有着密切互动，古蜀国的军队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入蜀，消灭了巴国和蜀国，建立巴郡（以重庆为中心）和蜀郡（以成都为中心），两地从此纳入中原政权的郡县体系，秦汉进一步向西南扩张，兼并西南夷诸国，建立广汉、越嶲、犍为等郡，连同汉中等归益州监察。

中原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巴蜀的开发，使之真正成为天府之国，特别是都江堰的修建，使为祸一方的江水成为不可或缺的灌溉水源。根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公元2年的益州养活了多达478万人口，在全国13个州中排行第6。

（二）王莽改制与天下大乱

西汉后期，外戚把持政权，皇帝软弱无能；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上层奢靡之风日盛，越来越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或沦为奴婢，西汉王朝危如累卵。出身外戚、素来塑造勤俭公正形象的王莽在长期把持朝政后，终于在公元8年自立为帝，建立“新朝”。王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王田私属制、五均六莞制、两度更新货币，并且滥改地名、附属部族名，这些措施严重脱离实际，非但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激怒了社会所有阶级和周边各部族。公元23年，仅仅15年的新朝被绿林、赤眉起义军推翻。

王莽篡汉

但绿林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很快，绿林和赤眉开始分化，新朝未被推翻的地方官也纷纷自立。天下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二、公孙述政权的兴起

（一）早年发迹

公孙述，字子阳，是扶风茂陵人。哀帝时期，父亲公孙仁任河南郡（今洛阳、郑州一带）都尉，他补任清水县（今秦州县）县长。父亲觉得儿子太年少，派自己的属吏随从指导。但仅仅月余，这位属吏就回来，报告“述非待教者也”。果然，他很快就被太守提拔，兼摄另外五县。在他的治理下，这五县“政事修理，盗贼不发”。王莽天凤年间，公孙述升任导江卒正（王莽时期，蜀郡改称导江，太守改称卒正），又得到贤能之名。

（二）趁势割据

更始年间，天下大乱，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攻入汉中，王岑在雒县（今益州县）起兵，自称“定汉将军”，杀死了王莽的庸部（益州）牧，呼应宗成。

面对横暴的叛军，公孙述当即逢迎宗成进入成都。宗成部进入成都后，烧杀抢掠。公孙述这才表示厌恶，召集郡中的豪杰，高呼：“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郡中豪杰一致叩首表示愿意以死效命。

紧接着，公孙述又诈称汉使从东方来到，授予他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绶。他召集了千余精兵，从当时的导江治所临邛（今邛崃）出发，到成都的时候扩展到数千人，向宗成发动进攻，一举击溃对方，宗成本人也被部将所杀。

通过这样的过程，公孙述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渐渐野心毕露。后来更始帝真的派出了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进入巴蜀、汉中，反而被他赶走。

公孙述割据后，谋士李熊提议：

“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一下说到公孙述心坎儿上，他当即宣布自称蜀王。

此时的蜀地，富庶且兵力精强，四方名士来投，西南夷的君长也纷纷纳贡，这时候李熊又支招了：“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

于是，公孙述在公元25年（即刘秀称帝的建武元年），公孙述正式称帝，建号成家。随即，越嶲郡任贵杀王莽设置的长官归顺，公孙述也命大将侯丹筑白水关，趁延岑和刘嘉在汉中的争斗控制南郑，控制北方南下要道；大将任满从阆中下到江州，控制东部西进要道扞关。由此，益州尽归公孙述。

（1为白水关，2为扞关，汉中为当时的南郑）

（三）经略一方

公孙述政权十分重视以神学、谶纬塑造政权的正统性。如称帝之前，公孙述声称梦见神人语“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梦醒后就有闪光的龙从府中出现，以为是祥瑞之兆，还在手上写上“公孙帝”，声称有龙兴之瑞，遂称帝。还引用《春秋》“断赤制而为十二公”（曲解为火德传十二代，汉已传十二代，当终结）、《括地象》“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录运法》“废昌帝，立公孙”等文字滥加附会，预言自己将代汉而称帝。根据阴阳家“五德终始”的理论，汉室为火德，尚红；王莽为土德，尚黄；据此，公孙述则以谶言“西太守，乙卯金”为由，自诩金德，故尚白。此时，更始帝已经离心离德，刘秀尚未称帝（刘秀称帝仅仅在两个月后，一定程度也是受此事刺激），因此这一系列塑造确实有一定的成效。

官制方面，成家政权大体沿袭了西汉后期和更始政权的三公九卿+州郡县制。礼乐方面，成家的制度更是完备，甚至在东汉灭成家后“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经济上，公孙述所做的一件备受后世关注的事情，就是铸铁钱，取代原来新莽的货币。这一举措一来是为了解决王莽币制的混乱，二来是因为巴蜀铜矿量已经捉襟见肘，三来是为了缓解战时财政紧张。当然，效果并不好，百姓手中都是王莽时期的铜币，被猝然禁止后，造成了民间的流通困难，于是有“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黄牛、白腹分别指王莽和公孙述，五铢钱是汉朝的官方货币，意谓百姓反感王莽公孙述之乱政，思汉室回归）。

在治理一县一郡时，公孙述堪称良吏。但是临朝称制后，他的能力局限便大大暴露。《后汉书》称他“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而且“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出入法驾，鸾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造成巨大财政负担。且不听劝阻，在“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的情况下，封自己的两个儿子为王，食数县，且“唯公孙氏得任事”，导致大臣怨恨、将士寒心。

对待人才，公孙述的弱点更是暴露无遗。他为招降颇得民心的广汉太守文齐，竟采取“拘其妻子，许以封侯”的黑社会式手法，结果导致他非但不降反而暗通刘秀。老友马援作为隗嚣的使臣来访，公孙述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反而陛戟森严、架子十足，导致马援感叹“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此劝谏隗嚣不和公孙述联合。而他出使刘秀阵营，刘秀则轻装简从亲自接见，毕恭毕敬，尽显信任与亲近。这让马援感到刘秀必得天下，为后来效忠汉营埋下了伏笔。

（四）图谋天下

公孙述割据初期，按照李熊的建议，“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公孙述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也乐于招降纳叛，对关中来降的吕鲔等豪杰“皆拜为将军”，原秦丰部的田戎和延岑更是封王。

对北方，汉中盆地既是关中和巴蜀之间几条道路的必经之处，同时相对开阔也适于驻扎大部队，故公孙述以此为基地，窥伺关中。此时的关中一片混乱，更始帝迁都长安后不理朝政，仅仅一年半就被赤眉军俘获，赤眉军也不得民心，很快就在刘秀军和兴起于陇西的军阀隗嚣夹击下败亡。在此期间本地许多豪族自己组织武装，在各家之间摇摆；而隗嚣也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朝秦暮楚，甚至在26年向成家称臣。公孙述欲趁这种局面攻入关中，派将领李育、程乌屯兵数万于陈仓，配合吕鲔一起准备进攻关中，但没有多少大动作。公元28年，隗嚣反水和关中的刘秀军冯异部配合击溃吕鲔等人。此后公孙述再次出兵，同时遣使授予隗嚣大司空、扶安王。但是隗嚣自认为与公孙述平起平坐，于是斩使并出兵击破公孙军。此后公孙述对北面采取了消极防守态度。直到光武西进，公孙述才试图拉拢和援助隗嚣，以作为北方屏障，但为时已晚。

对东面，三峡水流湍急、地势落差大，峡谷狭窄，无论攻守都对巴蜀有利。公孙述试图控扼三峡天险，伺机而出。公孙述在今奉节一带的扞关（江关）部署重兵，而且在瞿塘峡建立白帝城、赤岬城。据《水经注》记载，两成皆依山而建，白帝城周回280步，南北相距85丈、东西相距70丈，北靠马岭、东接东瀼水，南接长江，只有马岭上几条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行；赤岬城建在高大、不生树木的赤岬山，周回7里140步，东高200丈、西北高1000丈（数字明显注水，但也可依据此反映赤岬城的高大及带给人的震撼），。为了保证军队的后勤，公孙述在东瀼水两岸实行大规模的军屯，称东屯，《方舆胜览》载：“东屯乃公孙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东屯之田可得百许顷，稻米为蜀第一。”可见公孙述对长江防御的重视。

瞿塘峡航拍图（古今水位、地形有一定差别，故上图仅供参考）

李熊这个战略思想，总体上并无不妥。但公孙述的实施，却表现得消极和犹疑。例如，公孙述部将荆邯曾提出应当趁东刘秀尚未在西北和南方站稳脚跟，尽发精兵，北进夺取关陇，东进拿下吴、楚和长沙以南。公孙述听此言后“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是由于蜀人和弟弟公孙光反对“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使得公孙述作罢，于是丧失了最后的窗口期，只能坐待刘秀的包围。

三、陇亡蜀寒

（一）刘秀的崛起

刘秀是汉室宗亲，生于南阳蔡阳豪族之家，从小颜值高、稳重、喜好农事，在太学受过良好教育。公元22年与兄长刘縯一同起兵，次年指挥昆阳之战，以不到2万人击破王莽42万大军。后兄长被害，他忍辱负重，不服丧，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骗取更始朝廷的信任，没有被牵连，反而在后来得到了出兵平定河北的重任。在河北，刘秀不仅扫平群雄，而且结好豪杰、废王莽苛政、严明军纪，尽得人心，获得了后来反抗的社会基础。公元24年，刘秀拒绝了更始帝的回朝命令，并在次年称帝，年号建武。

刘秀不仅善于指挥，在治军上也很有一套，充分体现了古典兵学的“柔武”思想：他严格约束兵将，使得“民乐与官市”；也创立了文吏治军的制度，消解了行伍中的骄纵和好斗的习气；对将领知人善任、体贴爱护，对重伤的贾复不惜“指腹为婚”；作战中，能劝降就不杀戮、能巧取就不硬拼，力求少流血。如此，一支与众军阀不同的仁义之师脱颖而出，所向披靡。

刘秀在战略上，利用西部军阀较为姑息的特点，采取了先关东、后陇蜀的策略，西边除进攻威胁较大的赤眉外，对窦融和隗嚣采取拉拢策略，对公孙述也尽可能规劝。对于东部的彭宠、张步、秦丰等人重兵打击，仅仅5年便扫平了东部，于是便挥师西向。

（二）汉成博弈

公孙述和刘秀同年称帝，在信奉天命正统的时代，公孙述这种疯狂造势的行为，刘秀不能不有所回应。刘秀亲笔写信，对他的谶纬之说一一驳斥：“《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耶？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求汉之断，莫过王莽。近张满作恶，兵围得之，叹曰：‘为天文所误！’恐君复误也。”但是公孙述并未听从。

自然，两人不会像神棍一样仅仅在这里辩论玄虚之学。战略才是双方博弈的重头戏。刘秀平关东之时，虽然没有大规模进攻隗嚣和公孙述，却极力拉拢隗嚣。隗嚣派马援出使公孙述和刘秀，如上文提到，公孙述的傲慢和刘秀的谦和让隗嚣决定倒向刘秀，于是和刘秀联合击溃了屯兵陈仓的成军。

公元30年，刘秀对隗嚣发动战争，战争一直进行到34年。在此期间，刘秀政治军事外交多管齐下，积极拉拢窦融，并且暂时承认“公孙皇帝”，集中兵力攻打隗嚣，甚至御驾亲征。

而公孙述的行动，依旧显得被动、迟缓得多。对隗嚣的外交，已然失了先机。隗嚣和刘秀开战后归附成家，被封为朔宁王。在此期间公孙述虽出兵援助，但力度也非常有限，总计多次出兵至多万余。消灭隗嚣后，窦融归附，关陇为汉军所得。南方也充分为岑彭部所控制。此时，公孙述已经被全面包围，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败势难回

（一）南北夹击

刘秀击败今湖北一带的秦丰和田戎后，控制了东面入蜀之路，而隗嚣灭亡、窦融归附后，刘秀又控制了从北面入蜀之路，并且，身后是全国的资源支撑。这时，刘秀开始部署对巴蜀的全面攻势。刘秀采取了南北并进的策略。北线以来歙为主将，南线以岑彭为主将、吴汉为副将，部署这次战役。

（二）远恃荆门

刘秀与隗嚣激战之时，公孙述也看出巴蜀的战事迫在眉睫，因此在南方有所动作。公元33年，派田戎、任满等人攻克夷陵（今宜昌东部）、夷道（今宜都），在荆门、虎牙（宜昌市猇亭区的荆门山和虎牙山），建起浮桥和关楼，将兵万余，阻滞汉军。

《蜀鉴》中称公孙述不守瞿塘而防守荆门，是错误的举措，但其实未必。宜昌地处巫山山脉和三峡的东端起点，山势陡峭且西高东低、水流湍急、山谷狭窄，荆门山、虎牙山隔江相望，既是楚之西塞，又是巴蜀东门，后来的吴蜀夷陵战役、晋吴西陵战役都发生在此。在此地防守，地利不亚于瞿塘峡，又延长了三峡地带的战略纵深，有何不可？同时基于该地地形，建浮桥为水上之关，也是明智之举。

成军的浮桥也确实行之有效，岑彭指挥的汉军数次反攻也没有进展。公元35年初，汉军调集水陆军六万余人、大小战船数千，由岑彭、吴汉、臧宫等名将指挥，准备进行大总攻。此次战斗，光武帝特别指示“大司马（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为重而已。”

岑彭当即集中战船，重金招募勇士先登，由鲁奇指挥，趁东风狂急之时发动进攻。鲁奇为首的敢死队乘带有挠钩的战船顺风而上，勾住浮桥，顺势扔出火炬焚烧，后面的军队立即跟进，攻克天险。此役，成军仅落水而死的就有数千，任满被斩、程汎被俘，田戎退守江州（今重庆）。

（三）困兽犹斗

不知是因为败退的仓促，还是因为离心离德，公孙述苦心经营的扞关、白帝城防线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岑彭军很快到达了江州。反而在江州，岑彭碰了钉子，久攻不下，于是灵活的改变了进军路线，派冯峻留守自己率兵顺涪江而上，连克垫江和平曲，缴获数十万石米粮。

与此同时，来歙率领的北路军也进展顺利，连克河池、下辨。蜀人惊惧，于是公孙述便请部将环安派遣刺客，刺杀了来歙。来歙之死非常悲壮，他被刺中后没有立即毙命，刺客逃走，部将盖延立即跑入帐中，见状大哭，来歙却斥责道：“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耶！”于是盖延强止哭泣，起身受训诫。来歙像刘秀写信道：“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于是便拔掉身上的利器，马上断气。刘秀闻此大为悲痛，亲自披麻戴孝送葬，还追赠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因为来歙先前征羌有功，家乡当乡县改为征羌国。

南路，公孙述令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率成军主力防守广汉及资中（北线军），侯丹率2万余人防守黄石（南线军）。岑彭立即散步疑兵，派将领臧宫、杨翕等防守江州一带公孙述的北线军，然后溯岷江而上击破相对薄弱的南线军，急行军2千余里，攻克武阳、直达广都，据成都只有数十里，公孙述大惊道：“是何神也！”

于是公孙述和环安故技重施，又派刺客刺杀岑彭。此时，岑彭正好行至一个叫“彭亡”的地方，岑彭听到这个地名就非常厌恶，只是天色渐晚便在此宿营，结果当晚果真被刺杀。后人有诗叹曰：

雨骤风驰善用兵，公孙击地欢如神。

如何壁垒疏防夜，已悟彭亡竟殒身。

岑彭自江门入蜀以来，对百姓秋毫无犯，在江州时，百姓都带着牛和酒来迎接王师，邛穀王任贵听到岑彭威名，也从数千里外遣使迎降。岑彭死后，蜀地之人在武阳立庙祭祀。

但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刺杀两个主将可以扭转的了。来歙的北路军由刘尚和马成率领。南路，吴汉则接替岑彭指挥其部队，连败成军、斩首公孙述女婿史兴等，攻克广都、武阳等；臧宫势如破竹，击破延岑的北线军。

此时公孙述阵营的将领纷纷投降，即使是诛灭其家族也不能制止。刘秀也顺势劝降，表示来歙岑彭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公孙述和延岑仍然拒降，并散尽家财募死士五千准备最后一搏。

刘秀劝吴汉不要冒进，应当驻军武都稳扎稳打，但轻敌的吴汉没当回事，率兵两万余渡江进击成都，令刘尚率万余人驻军江南，相去20余里。刘秀立即再次下诏提醒此时分兵容易被各个击破，令其立即返回广都，果然诏书未到，公孙述便派十余万人进击吴汉，分成两部分，延岑领敢死士大张声势吸引吴汉军注意力，其余部队在吴汉军之后突然出击；另有万余人牵制刘尚使其不得相救。吴汉被打得大败，本人落水，抓着马尾巴才出来。吴汉军当晚被围困后，闭门三日，在营内竖起旗帜、使烟火不熄，随后趁夜衔枚潜出，与刘尚会合，又斩杀了追杀而来的谢丰、袁吉，率兵回广都。吴汉军休整之后再次出击，八战八捷，臧宫也赶到成都城下与之会合。

而公孙述最终占卜得“虏死城下”，遂亲率兵出城与吴汉决战，延岑抵挡臧宫。起初成军不落下风，延岑方面甚至三合三胜，但到了中午，成军因没有进食而显得疲惫，吴汉立即反击，大破之，公孙述自己也被汉军将领高午刺穿胸膛，当晚将部队托付延岑便死去了。随后，延岑也放弃了抵抗，引军投降。吴汉将公孙述、延岑两家抄灭，并屠城三日。为彰显汉朝仁德。刘秀严厉斥责了吴汉的屠城行径（当然也只是谴责一下而已），又表彰了几位为公孙述死节之士，对投降的李育、程乌也因才干录用，使得巴蜀之士心悦诚服。自此，除了不成气候的卢芳，刘秀的统一战争画上了句号。

五、总结：在德不在险

对于公孙述的败亡，清人周昙的一首诗，在此十分恰当：

剑蜀金汤孰敢争，子阳才业匪雄英。

方知在德不在险，危栈何曾阻汉兵。

诚然，巴蜀的地形对称霸天下存在着一定的阻力。例如，巴蜀铁桶一样的地形对于外部进攻有阻碍，对于内部外出阻碍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更大（比如，从汉中北进要翻过海拔2000米的秦岭，而南下要翻过海拔1000米的大巴山）。同时，蜀地的富庶也会消弭统治阶层的扩张意识。

另有，蜀地面临着强大的主客矛盾。蜀地在当时的总体战乱时期相对安定，因此外地大量士人为避祸乱逃难到此。而他们的意志、利益会和本地人产生严重冲突。例如，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就因为蜀人和公孙光反对而作罢。

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是无解的。先看地形，巴蜀对于进攻确实有阻力，但并非毫无有利之处，比如对东南，就形成了居高临下、水运迅速的优势。即使是对北方，也有刘邦从汉中出兵成功的案例。而且巴蜀有利于防守的优势，为什么公孙述会被迅速攻破？

再说主客矛盾，古代任何一个稍有规模的集团都会面临这种矛盾。就算不是地域矛盾，也存在其他各种集团性的矛盾，甚至后来的元、清还有民族矛盾。

由此便可看出，人能否正确处理各种问题，才是成就霸业的决定因素。正如吴起所说：“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公孙述称帝以来，在内政上乏善可陈。改易货币和郡县官名引发新的混乱，而本人急着摆皇帝排场，任人唯亲，导致人心渐失。于是人不愿力战，反而见势不妙纷纷投降，纵有天险，又如何能守？

对外攻略，公孙述也犹犹豫豫，斗志不坚，虽然对外伺机而动，却总是动作太小而成效有限。在公元25-30年刘秀尚未控制东部，在西北的军事活动更是有限，南方和西北还存在很多小势力（特别是荆楚由田戎、秦丰控制，更兼居高临下之势），此时出击虽不能百分之百成功，总比被成为庞然大物的东汉包围好得多。

最后的战役组织，公孙述方面跟更是比刘秀方面相形见绌。荆门虽败，至少尚有20万左右兵力，完全有余力在自己苦心经营的白帝城-扞关防线抵挡汉军，完全不应该一次退到了江州。具体战役中，公孙述、延岑、侯丹等人的战术运用，也远不及岑彭、臧宫、吴汉等人的机变和果敢。

笔者曾经执迷于地缘，相信一个政权、一个族群的命运，诞生之初就被土地限制了。但写这篇文章之前，突然泛起一个疑惑：为什么这铁桶一样的江山，司马错进去了，岑彭进去了，豪格也进去了。通过对公孙述这个案例的调查研究，才深深体会到，地理环境中固然有巨大的潜力，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它能否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