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述政权的兴亡和刘秀平巴蜀之战

来原:芝兰学社

两汉之交,一个势力和东汉同时崛起,声势上也一度并驾齐驱。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仅十二年便灰飞烟灭。他就是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成家”政权。他的兴亡充分证明了“在德不在险”的真谛。

一、大背景

(一)巴蜀的地理环境和开发史

众所周知,巴蜀在古代号称“天府之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易守难攻之地。古巴蜀以四川盆地为中心,西面是青藏高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山川密布,这些地方的羌人和南蛮部落小而分散,构不成军事威胁;从北面关陇进入,需要越过秦岭和大别山,仅有陈仓道、金牛道(剑阁道)、米仓道等几个崎岖难行的狭窄道路;从东面进入则需要溯江而上,经过落差极大、山高地险的三峡。这地形,可谓是铁桶一般。

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全年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充沛。长江及其支流在盆地汇合形成冲积平原,利于耕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曾经概括,“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冻之灾”。

早在三代乃至上古,巴蜀文明就与中原有着密切互动,古蜀国的军队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入蜀,消灭了巴国和蜀国,建立巴郡(以重庆为中心)和蜀郡(以成都为中心),两地从此纳入中原政权的郡县体系,秦汉进一步向西南扩张,兼并西南夷诸国,建立广汉、越嶲、犍为等郡,连同汉中等归益州监察。

中原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巴蜀的开发,使之真正成为天府之国,特别是都江堰的修建,使为祸一方的江水成为不可或缺的灌溉水源。根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公元2年的益州养活了多达478万人口,在全国13个州中排行第6。

(二)王莽改制与天下大乱

西汉后期,外戚把持政权,皇帝软弱无能;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上层奢靡之风日盛,越来越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或沦为奴婢,西汉王朝危如累卵。出身外戚、素来塑造勤俭公正形象的王莽在长期把持朝政后,终于在公元8年自立为帝,建立“新朝”。王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王田私属制、五均六莞制、两度更新货币,并且滥改地名、附属部族名,这些措施严重脱离实际,非但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激怒了社会所有阶级和周边各部族。公元23年,仅仅15年的新朝被绿林、赤眉起义军推翻。

王莽篡汉

但绿林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很快,绿林和赤眉开始分化,新朝未被推翻的地方官也纷纷自立。天下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二、公孙述政权的兴起

(一)早年发迹

公孙述,字子阳,是扶风茂陵人。哀帝时期,父亲公孙仁任河南郡(今洛阳、郑州一带)都尉,他补任清水县(今秦州县)县长。父亲觉得儿子太年少,派自己的属吏随从指导。但仅仅月余,这位属吏就回来,报告“述非待教者也”。果然,他很快就被太守提拔,兼摄另外五县。在他的治理下,这五县“政事修理,盗贼不发”。王莽天凤年间,公孙述升任导江卒正(王莽时期,蜀郡改称导江,太守改称卒正),又得到贤能之名。

(二)趁势割据

更始年间,天下大乱,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攻入汉中,王岑在雒县(今益州县)起兵,自称“定汉将军”,杀死了王莽的庸部(益州)牧,呼应宗成。

面对横暴的叛军,公孙述当即逢迎宗成进入成都。宗成部进入成都后,烧杀抢掠。公孙述这才表示厌恶,召集郡中的豪杰,高呼:“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郡中豪杰一致叩首表示愿意以死效命。

紧接着,公孙述又诈称汉使从东方来到,授予他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绶。他召集了千余精兵,从当时的导江治所临邛(今邛崃)出发,到成都的时候扩展到数千人,向宗成发动进攻,一举击溃对方,宗成本人也被部将所杀。

通过这样的过程,公孙述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渐渐野心毕露。后来更始帝真的派出了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进入巴蜀、汉中,反而被他赶走。

公孙述割据后,谋士李熊提议:

“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一下说到公孙述心坎儿上,他当即宣布自称蜀王。

此时的蜀地,富庶且兵力精强,四方名士来投,西南夷的君长也纷纷纳贡,这时候李熊又支招了:“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

于是,公孙述在公元25年(即刘秀称帝的建武元年),公孙述正式称帝,建号成家。随即,越嶲郡任贵杀王莽设置的长官归顺,公孙述也命大将侯丹筑白水关,趁延岑和刘嘉在汉中的争斗控制南郑,控制北方南下要道;大将任满从阆中下到江州,控制东部西进要道扞关。由此,益州尽归公孙述。

(1为白水关,2为扞关,汉中为当时的南郑)

(三)经略一方

公孙述政权十分重视以神学、谶纬塑造政权的正统性。如称帝之前,公孙述声称梦见神人语“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梦醒后就有闪光的龙从府中出现,以为是祥瑞之兆,还在手上写上“公孙帝”,声称有龙兴之瑞,遂称帝。还引用《春秋》“断赤制而为十二公”(曲解为火德传十二代,汉已传十二代,当终结)、《括地象》“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录运法》“废昌帝,立公孙”等文字滥加附会,预言自己将代汉而称帝。根据阴阳家“五德终始”的理论,汉室为火德,尚红;王莽为土德,尚黄;据此,公孙述则以谶言“西太守,乙卯金”为由,自诩金德,故尚白。此时,更始帝已经离心离德,刘秀尚未称帝(刘秀称帝仅仅在两个月后,一定程度也是受此事刺激),因此这一系列塑造确实有一定的成效。

官制方面,成家政权大体沿袭了西汉后期和更始政权的三公九卿+州郡县制。礼乐方面,成家的制度更是完备,甚至在东汉灭成家后“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经济上,公孙述所做的一件备受后世关注的事情,就是铸铁钱,取代原来新莽的货币。这一举措一来是为了解决王莽币制的混乱,二来是因为巴蜀铜矿量已经捉襟见肘,三来是为了缓解战时财政紧张。当然,效果并不好,百姓手中都是王莽时期的铜币,被猝然禁止后,造成了民间的流通困难,于是有“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黄牛、白腹分别指王莽和公孙述,五铢钱是汉朝的官方货币,意谓百姓反感王莽公孙述之乱政,思汉室回归)。

在治理一县一郡时,公孙述堪称良吏。但是临朝称制后,他的能力局限便大大暴露。《后汉书》称他“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而且“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出入法驾,鸾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造成巨大财政负担。且不听劝阻,在“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的情况下,封自己的两个儿子为王,食数县,且“唯公孙氏得任事”,导致大臣怨恨、将士寒心。

对待人才,公孙述的弱点更是暴露无遗。他为招降颇得民心的广汉太守文齐,竟采取“拘其妻子,许以封侯”的黑社会式手法,结果导致他非但不降反而暗通刘秀。老友马援作为隗嚣的使臣来访,公孙述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反而陛戟森严、架子十足,导致马援感叹“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此劝谏隗嚣不和公孙述联合。而他出使刘秀阵营,刘秀则轻装简从亲自接见,毕恭毕敬,尽显信任与亲近。这让马援感到刘秀必得天下,为后来效忠汉营埋下了伏笔。

(四)图谋天下

公孙述割据初期,按照李熊的建议,“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公孙述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也乐于招降纳叛,对关中来降的吕鲔等豪杰“皆拜为将军”,原秦丰部的田戎和延岑更是封王。

对北方,汉中盆地既是关中和巴蜀之间几条道路的必经之处,同时相对开阔也适于驻扎大部队,故公孙述以此为基地,窥伺关中。此时的关中一片混乱,更始帝迁都长安后不理朝政,仅仅一年半就被赤眉军俘获,赤眉军也不得民心,很快就在刘秀军和兴起于陇西的军阀隗嚣夹击下败亡。在此期间本地许多豪族自己组织武装,在各家之间摇摆;而隗嚣也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朝秦暮楚,甚至在26年向成家称臣。公孙述欲趁这种局面攻入关中,派将领李育、程乌屯兵数万于陈仓,配合吕鲔一起准备进攻关中,但没有多少大动作。公元28年,隗嚣反水和关中的刘秀军冯异部配合击溃吕鲔等人。此后公孙述再次出兵,同时遣使授予隗嚣大司空、扶安王。但是隗嚣自认为与公孙述平起平坐,于是斩使并出兵击破公孙军。此后公孙述对北面采取了消极防守态度。直到光武西进,公孙述才试图拉拢和援助隗嚣,以作为北方屏障,但为时已晚。

对东面,三峡水流湍急、地势落差大,峡谷狭窄,无论攻守都对巴蜀有利。公孙述试图控扼三峡天险,伺机而出。公孙述在今奉节一带的扞关(江关)部署重兵,而且在瞿塘峡建立白帝城、赤岬城。据《水经注》记载,两成皆依山而建,白帝城周回280步,南北相距85丈、东西相距70丈,北靠马岭、东接东瀼水,南接长江,只有马岭上几条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行;赤岬城建在高大、不生树木的赤岬山,周回7里140步,东高200丈、西北高1000丈(数字明显注水,但也可依据此反映赤岬城的高大及带给人的震撼),。为了保证军队的后勤,公孙述在东瀼水两岸实行大规模的军屯,称东屯,《方舆胜览》载:“东屯乃公孙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东屯之田可得百许顷,稻米为蜀第一。”可见公孙述对长江防御的重视。

瞿塘峡航拍图(古今水位、地形有一定差别,故上图仅供参考)

李熊这个战略思想,总体上并无不妥。但公孙述的实施,却表现得消极和犹疑。例如,公孙述部将荆邯曾提出应当趁东刘秀尚未在西北和南方站稳脚跟,尽发精兵,北进夺取关陇,东进拿下吴、楚和长沙以南。公孙述听此言后“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是由于蜀人和弟弟公孙光反对“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使得公孙述作罢,于是丧失了最后的窗口期,只能坐待刘秀的包围。

三、陇亡蜀寒

(一)刘秀的崛起

刘秀是汉室宗亲,生于南阳蔡阳豪族之家,从小颜值高、稳重、喜好农事,在太学受过良好教育。公元22年与兄长刘縯一同起兵,次年指挥昆阳之战,以不到2万人击破王莽42万大军。后兄长被害,他忍辱负重,不服丧,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骗取更始朝廷的信任,没有被牵连,反而在后来得到了出兵平定河北的重任。在河北,刘秀不仅扫平群雄,而且结好豪杰、废王莽苛政、严明军纪,尽得人心,获得了后来反抗的社会基础。公元24年,刘秀拒绝了更始帝的回朝命令,并在次年称帝,年号建武。

刘秀不仅善于指挥,在治军上也很有一套,充分体现了古典兵学的“柔武”思想:他严格约束兵将,使得“民乐与官市”;也创立了文吏治军的制度,消解了行伍中的骄纵和好斗的习气;对将领知人善任、体贴爱护,对重伤的贾复不惜“指腹为婚”;作战中,能劝降就不杀戮、能巧取就不硬拼,力求少流血。如此,一支与众军阀不同的仁义之师脱颖而出,所向披靡。

刘秀在战略上,利用西部军阀较为姑息的特点,采取了先关东、后陇蜀的策略,西边除进攻威胁较大的赤眉外,对窦融和隗嚣采取拉拢策略,对公孙述也尽可能规劝。对于东部的彭宠、张步、秦丰等人重兵打击,仅仅5年便扫平了东部,于是便挥师西向。

(二)汉成博弈

公孙述和刘秀同年称帝,在信奉天命正统的时代,公孙述这种疯狂造势的行为,刘秀不能不有所回应。刘秀亲笔写信,对他的谶纬之说一一驳斥:“《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耶?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求汉之断,莫过王莽。近张满作恶,兵围得之,叹曰:‘为天文所误!’恐君复误也。”但是公孙述并未听从。

自然,两人不会像神棍一样仅仅在这里辩论玄虚之学。战略才是双方博弈的重头戏。刘秀平关东之时,虽然没有大规模进攻隗嚣和公孙述,却极力拉拢隗嚣。隗嚣派马援出使公孙述和刘秀,如上文提到,公孙述的傲慢和刘秀的谦和让隗嚣决定倒向刘秀,于是和刘秀联合击溃了屯兵陈仓的成军。

公元30年,刘秀对隗嚣发动战争,战争一直进行到34年。在此期间,刘秀政治军事外交多管齐下,积极拉拢窦融,并且暂时承认“公孙皇帝”,集中兵力攻打隗嚣,甚至御驾亲征。

而公孙述的行动,依旧显得被动、迟缓得多。对隗嚣的外交,已然失了先机。隗嚣和刘秀开战后归附成家,被封为朔宁王。在此期间公孙述虽出兵援助,但力度也非常有限,总计多次出兵至多万余。消灭隗嚣后,窦融归附,关陇为汉军所得。南方也充分为岑彭部所控制。此时,公孙述已经被全面包围,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败势难回

(一)南北夹击

刘秀击败今湖北一带的秦丰和田戎后,控制了东面入蜀之路,而隗嚣灭亡、窦融归附后,刘秀又控制了从北面入蜀之路,并且,身后是全国的资源支撑。这时,刘秀开始部署对巴蜀的全面攻势。刘秀采取了南北并进的策略。北线以来歙为主将,南线以岑彭为主将、吴汉为副将,部署这次战役。

(二)远恃荆门

刘秀与隗嚣激战之时,公孙述也看出巴蜀的战事迫在眉睫,因此在南方有所动作。公元33年,派田戎、任满等人攻克夷陵(今宜昌东部)、夷道(今宜都),在荆门、虎牙(宜昌市猇亭区的荆门山和虎牙山),建起浮桥和关楼,将兵万余,阻滞汉军。

《蜀鉴》中称公孙述不守瞿塘而防守荆门,是错误的举措,但其实未必。宜昌地处巫山山脉和三峡的东端起点,山势陡峭且西高东低、水流湍急、山谷狭窄,荆门山、虎牙山隔江相望,既是楚之西塞,又是巴蜀东门,后来的吴蜀夷陵战役、晋吴西陵战役都发生在此。在此地防守,地利不亚于瞿塘峡,又延长了三峡地带的战略纵深,有何不可?同时基于该地地形,建浮桥为水上之关,也是明智之举。

成军的浮桥也确实行之有效,岑彭指挥的汉军数次反攻也没有进展。公元35年初,汉军调集水陆军六万余人、大小战船数千,由岑彭、吴汉、臧宫等名将指挥,准备进行大总攻。此次战斗,光武帝特别指示“大司马(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为重而已。”

岑彭当即集中战船,重金招募勇士先登,由鲁奇指挥,趁东风狂急之时发动进攻。鲁奇为首的敢死队乘带有挠钩的战船顺风而上,勾住浮桥,顺势扔出火炬焚烧,后面的军队立即跟进,攻克天险。此役,成军仅落水而死的就有数千,任满被斩、程汎被俘,田戎退守江州(今重庆)。

(三)困兽犹斗

不知是因为败退的仓促,还是因为离心离德,公孙述苦心经营的扞关、白帝城防线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岑彭军很快到达了江州。反而在江州,岑彭碰了钉子,久攻不下,于是灵活的改变了进军路线,派冯峻留守自己率兵顺涪江而上,连克垫江和平曲,缴获数十万石米粮。

与此同时,来歙率领的北路军也进展顺利,连克河池、下辨。蜀人惊惧,于是公孙述便请部将环安派遣刺客,刺杀了来歙。来歙之死非常悲壮,他被刺中后没有立即毙命,刺客逃走,部将盖延立即跑入帐中,见状大哭,来歙却斥责道:“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耶!”于是盖延强止哭泣,起身受训诫。来歙像刘秀写信道:“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于是便拔掉身上的利器,马上断气。刘秀闻此大为悲痛,亲自披麻戴孝送葬,还追赠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因为来歙先前征羌有功,家乡当乡县改为征羌国。

南路,公孙述令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率成军主力防守广汉及资中(北线军),侯丹率2万余人防守黄石(南线军)。岑彭立即散步疑兵,派将领臧宫、杨翕等防守江州一带公孙述的北线军,然后溯岷江而上击破相对薄弱的南线军,急行军2千余里,攻克武阳、直达广都,据成都只有数十里,公孙述大惊道:“是何神也!”

于是公孙述和环安故技重施,又派刺客刺杀岑彭。此时,岑彭正好行至一个叫“彭亡”的地方,岑彭听到这个地名就非常厌恶,只是天色渐晚便在此宿营,结果当晚果真被刺杀。后人有诗叹曰:

雨骤风驰善用兵,公孙击地欢如神。

如何壁垒疏防夜,已悟彭亡竟殒身。

岑彭自江门入蜀以来,对百姓秋毫无犯,在江州时,百姓都带着牛和酒来迎接王师,邛穀王任贵听到岑彭威名,也从数千里外遣使迎降。岑彭死后,蜀地之人在武阳立庙祭祀。

但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刺杀两个主将可以扭转的了。来歙的北路军由刘尚和马成率领。南路,吴汉则接替岑彭指挥其部队,连败成军、斩首公孙述女婿史兴等,攻克广都、武阳等;臧宫势如破竹,击破延岑的北线军。

此时公孙述阵营的将领纷纷投降,即使是诛灭其家族也不能制止。刘秀也顺势劝降,表示来歙岑彭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公孙述和延岑仍然拒降,并散尽家财募死士五千准备最后一搏。

刘秀劝吴汉不要冒进,应当驻军武都稳扎稳打,但轻敌的吴汉没当回事,率兵两万余渡江进击成都,令刘尚率万余人驻军江南,相去20余里。刘秀立即再次下诏提醒此时分兵容易被各个击破,令其立即返回广都,果然诏书未到,公孙述便派十余万人进击吴汉,分成两部分,延岑领敢死士大张声势吸引吴汉军注意力,其余部队在吴汉军之后突然出击;另有万余人牵制刘尚使其不得相救。吴汉被打得大败,本人落水,抓着马尾巴才出来。吴汉军当晚被围困后,闭门三日,在营内竖起旗帜、使烟火不熄,随后趁夜衔枚潜出,与刘尚会合,又斩杀了追杀而来的谢丰、袁吉,率兵回广都。吴汉军休整之后再次出击,八战八捷,臧宫也赶到成都城下与之会合。

而公孙述最终占卜得“虏死城下”,遂亲率兵出城与吴汉决战,延岑抵挡臧宫。起初成军不落下风,延岑方面甚至三合三胜,但到了中午,成军因没有进食而显得疲惫,吴汉立即反击,大破之,公孙述自己也被汉军将领高午刺穿胸膛,当晚将部队托付延岑便死去了。随后,延岑也放弃了抵抗,引军投降。吴汉将公孙述、延岑两家抄灭,并屠城三日。为彰显汉朝仁德。刘秀严厉斥责了吴汉的屠城行径(当然也只是谴责一下而已),又表彰了几位为公孙述死节之士,对投降的李育、程乌也因才干录用,使得巴蜀之士心悦诚服。自此,除了不成气候的卢芳,刘秀的统一战争画上了句号。

五、总结:在德不在险

对于公孙述的败亡,清人周昙的一首诗,在此十分恰当:

剑蜀金汤孰敢争,子阳才业匪雄英。

方知在德不在险,危栈何曾阻汉兵。

诚然,巴蜀的地形对称霸天下存在着一定的阻力。例如,巴蜀铁桶一样的地形对于外部进攻有阻碍,对于内部外出阻碍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更大(比如,从汉中北进要翻过海拔2000米的秦岭,而南下要翻过海拔1000米的大巴山)。同时,蜀地的富庶也会消弭统治阶层的扩张意识。

另有,蜀地面临着强大的主客矛盾。蜀地在当时的总体战乱时期相对安定,因此外地大量士人为避祸乱逃难到此。而他们的意志、利益会和本地人产生严重冲突。例如,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就因为蜀人和公孙光反对而作罢。

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是无解的。先看地形,巴蜀对于进攻确实有阻力,但并非毫无有利之处,比如对东南,就形成了居高临下、水运迅速的优势。即使是对北方,也有刘邦从汉中出兵成功的案例。而且巴蜀有利于防守的优势,为什么公孙述会被迅速攻破?

再说主客矛盾,古代任何一个稍有规模的集团都会面临这种矛盾。就算不是地域矛盾,也存在其他各种集团性的矛盾,甚至后来的元、清还有民族矛盾。

由此便可看出,人能否正确处理各种问题,才是成就霸业的决定因素。正如吴起所说:“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公孙述称帝以来,在内政上乏善可陈。改易货币和郡县官名引发新的混乱,而本人急着摆皇帝排场,任人唯亲,导致人心渐失。于是人不愿力战,反而见势不妙纷纷投降,纵有天险,又如何能守?

对外攻略,公孙述也犹犹豫豫,斗志不坚,虽然对外伺机而动,却总是动作太小而成效有限。在公元25-30年刘秀尚未控制东部,在西北的军事活动更是有限,南方和西北还存在很多小势力(特别是荆楚由田戎、秦丰控制,更兼居高临下之势),此时出击虽不能百分之百成功,总比被成为庞然大物的东汉包围好得多。

最后的战役组织,公孙述方面跟更是比刘秀方面相形见绌。荆门虽败,至少尚有20万左右兵力,完全有余力在自己苦心经营的白帝城-扞关防线抵挡汉军,完全不应该一次退到了江州。具体战役中,公孙述、延岑、侯丹等人的战术运用,也远不及岑彭、臧宫、吴汉等人的机变和果敢。

笔者曾经执迷于地缘,相信一个政权、一个族群的命运,诞生之初就被土地限制了。但写这篇文章之前,突然泛起一个疑惑:为什么这铁桶一样的江山,司马错进去了,岑彭进去了,豪格也进去了。通过对公孙述这个案例的调查研究,才深深体会到,地理环境中固然有巨大的潜力,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它能否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