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代“鸡娃”血泪史:鸡了20年,还是归于平凡
文/王食欲
来源/Vista成长实验室(ID:vistaedulab)
大家好,我叫王食欲,一名接受“鸡娃教育”长大的95后女生。
学区房、私立外国语、补习班、南极游学、出国交换……你能想到的“鸡娃方案”,我都体验过。
作为鸡娃本鸡,我想给即将生育的北上广深父母们,分享一下我的血泪史。以及,我都被鸡成这样了,也没有出人头地的事实!
从高山流水到鸡兔同笼,我生活在北京朝阳区。
升学,是我从小到大每隔几年就要面临一次的巨大挑战,所以,辅导班是绝对少不了的。
我第一次上辅导班,是四岁的时候。
爸妈为了让我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买来了一台古筝。
从此,我便开启了古筝考级的噩梦之旅。
从四岁到十三岁,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古筝八级。
期间换了六位老师,四家辅导机构。
直到最后一位老师的收费价格在本世纪初飙升至每小时1500元时,我妈才放弃让我继续学古筝。
那时,学古筝的女孩很多。我所在的幼儿园大班里,17名女孩中,有9个女孩会弹古筝,隔壁班还有两个男生也在学。
会一门乐器已经内卷到根本无法成为你的特长,而是你必须具备的一项基础素养的地步。
为了让我幼升小时能有一份出挑的简历,我妈是又送礼又送钱地让辅导机构的古筝老师,帮我争取了一个在剧院演出的机会。
结果,古筝班里三十几位小朋友的父母,都和我妈一样申请了这个机会。
最终,我们三十多个小朋友一起登台演出,合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张登台照片和一个演出证书。
这些照片和证书,就成为了我幼升小简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的,2001年,北京的幼升小,就开始做简历了。
只不过那时候,我的简历不是PPT格式的,而是Word排版,彩色印刷,装帧成册。
这样的简历册子,我妈印了50多份。她亲自跑了全北京最好的一批小学,挨个投了简历。
当然了,我这种除了会弹古筝,拼音和英语都不太会的孩子,是很难进入这些优秀小学的。
我妈跑过的一些市重点小学纷纷拒绝了我。
最终,我们在离家最近的一所朝阳区重点小学,交了一万块钱择校费,入学念了书。
在这所区重点小学里,没上过学前班的我,受到了来自老师的各种嫌弃,甚至还被班主任建议去上一下特殊辅导机构。
小学前三年,我每周六都要去学华罗庚数学。
据说,“华数”是奥数的必由之路。奥数太难,只适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但华数相对简单,可以早早就学起来。
当时的北京,主打K12的私立辅导机构并不算很多。大部分孩子想上补习班,都需要求助当地的少年宫。
四年级以前,我常去的就是朝阳区的一家少年宫。
每周六的安排是:早上华数课,下午古筝课,晚上英语角。
除此以外,我还学过一年的芭蕾、一年的跆拳道和一年的工笔水墨以及一年的素描。
华数貌似提高了我的智力。
在四年级一次数学考试得了100分后,我妈十分膨胀地给我报了奥数班。
从此,我离开了少年宫,开始在各个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穿梭。
什么叫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呢?这要从电脑划片这个概念开始说起。
我记得我是北京头几批通过电脑划片进行小升初分配的学生。
所谓电脑划片,就是依据学生的户口所在地,以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各个中学。
有的学校是重点中学,有的则是“普通中学”。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但由于家长没给她报考小升初提前招生,完全让电脑划片接管她的未来,导致她进入了一所非常差的初中。后来,她连高中都没有考上,止步于职高。
这个例子在我们小学并不是唯一的。
重点中学想要更好的生源来保证自己的升学率,于是,它们决定在电脑划片之外,搞一个提前招生。
也就是说,在电脑划片前,优秀的小学鸡们,可以通过提前招生考试,考进自己想去的中学。但这个考试非常难,几乎相当于初一初二期末考试的水平。
为此,这些中学建立了自己的奥数班、语文班和英语班,面向全市招生。
有些在辅导班表现好的学生,甚至可以得到老师的内推名额,直升本校。
机会是有的,但我这种学渣无疑是得不到内推的,只能靠自己考试了。
鸡娃背后的虎妈
好在我有一个虎妈,她可以不辞辛苦地陪我一遍一遍地学“鸡兔同笼”和“火车追及”问题。
为了能让我记住公式,她又学鸡叫,又学兔子跑,还拿着筷子当火车一遍一遍地给我演练啥叫相遇啥叫追及,为啥火车车身的长度也很重要……
每个鸡娃背后都有一个虎妈啊。
这两年网上出现了很多海淀妈妈的段子,我看了几条,实在是嗤之以鼻,不足为奇。
这些我妈早就玩腻了。
我妈能成为一个虎妈,绝对是因为她受到了中国高考教育的恩惠。她就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的。
我妈,一个山西晋中小城的女孩,她可谓是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
在她高考结束后,她自信满满地回家让我姥姥给她缝被子,说:赶紧缝被子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念大学了!
我姥姥一把捂住她的小嘴:让别人听见了,万一没考上,丢死人!
我妈不屑一顾。
果不其然,她真的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坚信高考能改变命运的我妈,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
但她比很多父母强的一点是,她真的能以身作则,鸡娃之前,先鸡自己。
我学过的东西,她都学了一遍。
不仅如此,她陪着我去图书馆自习时,还能在辅导我之余,自己顺手考下了多个工程师资格证。
我妈的努力算是有目共睹,面对她的勤奋,我实在不好意思叛逆和反抗。
她让我学,我只能乖乖地学,毕竟她都能做到,我凭啥不行?
所以,当我妈在地铁上和我用英语练习会话时,我只能忍受着一车厢人的注目,羞耻地用英语回答她的问话。
所以,当我妈趁着做饭的工夫逼着我背诵唐诗宋词时,我只能在那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所以,当我妈让我练习枯燥的指法时,我也只能坐在古筝前,一遍一遍弹奏毫无旋律的《四号练习曲》。
从手工小火箭,到学区房和内定名额
要说这么多辅导班,难道就没有一个我真正喜欢,真正想学的吗?
其实还真有。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科学技术课,这堂每月仅300元的课程教会了我电焊、电锯和制作手工小火箭、塑料四驱赛车以及太阳能永动小喷泉。
甚至,在这堂课上,我曾观摩了最早期的乐高编程组件教学。
可谓是花了最少的钱,却走在了科技教育的最前沿。
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下一个手工耿的。
可我,为了给小升初辅导班腾时间,我还是告别了喜欢的科学技术辅导班。
升入小学六年级,全班的家长都开始紧张了起来。
为了让孩子增加电脑划片进入重点中学可能性的父母们,已经开始到处看楼盘了,准备入手学区房。
然而,我家刚刚搬到了附近学区荒芜的朝阳公园周边,学区房是没可能了。
后来,经过了一番混乱的小升初提前招生考试后,朝阳区仅有一个学校肯收留我。
但我的虎妈不满意,她决定带我跨区考试,上私立外国语中学。
于是,我开启了满北京城考试的地狱模式。
最终,在一所崇文区(现在是东城区)的外国语学校,找到了我的归宿。
我是个大孩子了,已经可以自己鸡自己了
这所外国语学校虽然是私立的,但感觉更像民办。
可以说,只要家里有钱,基本上都能来上学。
这毕竟是一所私立外国语学校,高昂的赞助费背后,总得有厉害的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的强盛导致了学校严重的两极分化——尖子生能和市重点匹敌,而全班最后一名,恐怕连中专都考不上。
总而言之,这是一所极其分裂的初中。进去的第一年,我就觉得自己被坑了。
品尝到小升初失利的我,再也不敢放纵自己,开始拼命学习,自己主动要求报辅导班。
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当学习委员、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只为了自己中考时,简历能更漂亮。
上初中了,我不需要妈妈来鸡我了。我是个大孩子了,已经可以自己鸡自己了。
外国语学校距离我家非常远,我家在朝阳公园附近,而学校在天安门广场旁边。
早上妈妈开车送我,我一边在车里吃早餐、背英语,一边看日出和无数次升旗。
放学后我需要自己坐二号线,转一号线再转十号线,最后接驳公交车回家,全程耗时一个半小时。
我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站着写作业、背古文,MP3里永远都播放着VOA慢速英语和TED演讲。
周六和周日,我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都泡在学而思、新东方、金钥匙、龙文教育等一系列教辅机构里。
不过,好在我的虎妈还是给了我很多零用钱,让我有钱去买书、买CD和我喜欢的杂志期刊。
在这些杂志上,我逐一投稿,也确实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没想到,这些发表的文章,让我在初升高的提前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市第四中学(以下简称四中)实验班的青睐。
你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见到东非大裂谷时,你的同学已经去过了。
进入四中,鸡娃就更多了。
我这种靠补习班和那么一点点写作小天赋勉强考进来的学生,实在是不值一提。
学习成绩好,在四中算不了什么,这是你应该的。大家比的都是学习成绩以外的事情。
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是人生体验派。
当我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见到东非大裂谷时,我的同学已经被家长带着去过了。
实地考察过,当然记得更牢,理解得更好。
学习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不需要什么重复性训练和刷题。理解了,就能背下来;背下来,就能学以致用。
数学好的孩子,一条公式能解决十道题。
物理好的孩子,一道题能有十种解题方法。
英语好的孩子,高一时SAT就已经接近满分了。托福、雅思扣个一分半分的,那纯属给考试机构一个面子。
英语学得无聊了,人家还顺带着学学法语和拉丁文呢。
学生,可以比老师还厉害。
在这样的学校里,普通孩子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
那时候的四中校长追捧素质教育,从不要求学生上晚自习。
就算是高三,晚自习也绝非强制(不过基本全班同学都主动上晚自习了)。
而且一周五天,每天都必须有体育课(到了高三也是如此)。
我记得我们经常下午三四点就放学了,和欧洲的高中差不了太多。
放学后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社团活动,比如桥牌俱乐部、金帆合唱团、文学社(每个月出一本杂志)、中文戏剧社、英语戏剧社(每年都去爱丁堡和阿维尼翁演出)、天文社团(匹配校内天文观星台)、古典音乐鉴赏社团、观鸟社(每周拿着望远镜去圆明园找鸟)……
当时学校里很流行孟京辉的话剧,同学们复刻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社团还有“模拟联合国”,就是一群高中生坐在会议室里假装自己是各国领袖,穿着西装小皮鞋,用英语进行演讲,试图解决非洲饥荒、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等诸多世界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摄影社团,摄影社团玩的都是高阶设备,人手一台5DMark2 根本不算啥。
我们还搞自制六角飞行器,能平稳带动一个卡片相机飞到十层楼高。
有一年学校运动会,摄影社团的飞行器现场直播了足球比赛的赛况。
我最喜欢的四中社团,是爱心社。每年我们学校的新年舞会,都由爱心社来拍卖校长的一支舞。
家长们出钱让孩子们竞拍,拍卖所得都将交给爱心社,支援偏远山区。
爱心社还和部分山区的小学建立了联系,寒暑假时,会带着四中的学生们,到山区支教。
我上高中时和同学走了五个省份,拍了一部尘肺病题材的纪录片。
纪录片在四中的礼堂放映后,爱心社帮助片中的农民工友们举行了慈善捐款,获得了五万块钱,支援他们做了洗肺手术。
在我心中,爱心社是北京四中最有意义的社团。
除了这些可以免费参加的社团以外,四中还有很多付费的游学项目。
我记得,四中最贵的一次游学项目,是去南极考察。
没错,去南极。
这个游学项目的名额只有50个,费用是99998元。
早上课间操的时候,老师们公布了这个游学项目,还没等放学,名额就被报满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午休时,同学们打电话给家里随口一说,父母就立刻交钱了。
家都没回,十万块钱就花出去了。而且,那是2012年,十万块,是真的值钱。
我当时根本没反应过来,过了一周才记起来和爹妈提起这件事。
我的虎妈痛彻心扉地认为我失去了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
于是,不甘落于人后的她,逼着我在那个寒假去了美国做交换生。
为什么去美国呢?因为那竟然是一整个寒假里,四中所有的游学项目中,最便宜的一个。
哎!我都替爸妈心疼钱。
为了能让这次游学利益最大化,我决定一边在美国上学,一边写一本散文集,讲述我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故事。
回国后,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中国文联出版了我的这本散文集。
但出书这件事在四中根本不值一提。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班一共18个人,有三个人都在高中时出书了。
还有一位学生坐拥两项国家专利,在北京理工大学跟着博士生导师一起做实验。
有一位女同学高二休学,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藏了。
另一位爱好摇滚乐的学生正在出个人专辑,录音棚用的都是Universal Studio。
物理竞赛全国第一、保送清华,以及被常春藤名校录取这类的常规操作,都不用提了。
我的四中学弟早就休学创业,自己编程开发的社交软件都获得了百万天使投资,人家17岁就被称为“小乔布斯”呢。
真是够内卷的!
所以,被鸡的我,长大后怎么样了?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目前的职业是编剧、作者。
你也可以理解为——自由职业或者无业。
年收入比北上广深的普通小白领稍强一些,我买得起车,但只靠自己的话,依旧无法买得起北京的房子。
我的朋友们和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确实,鸡娃教育让我们比大部分同龄人赚得多一些,工作得轻松一些。
但大家都是90后,都一样买不起房。所以,这么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爹妈鸡了我们二十年,却万万没想到,我们没有机会刀耕火种、开疆拓土,还是只能在他们原先开辟的那一块小小的土壤上精耕细作。
我们这种90后鸡娃,就算早已在能力上超越了父母,但我们还是无法从财富和成就上超越我们的60后爹妈。
我的鸡娃朋友们很多已经想开了:
有人搞起了烘焙副业;有的辞职当酒保;有的在B站做UP主;还有的竟然去做了健身教练、外卖员。
当初创业的,厌倦了用PPT骗投资;当初下定决心搞学术的,已经对学术圈彻底除魅;当初热爱艺术的,差点跳了泰晤士河;当初追求财富自由的,现在纷纷背上了贷款。
我们去了那么多国家,学了那么多知识,拿着硕士博士的文凭,专利著作一大堆,最后还不是一样996搬砖搬砖,或者连工作都不要地混混日子……
鸡娃们已经看透了:世事如浮云,想开就出家吧。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问问那些生了孩子的宝妈、宝爸们:你们到底怎么缓解焦虑的?
顺便再问问那些没生孩子的:你们还会鸡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