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不列颠”与“帝国联邦运动”

来源：法师塔观察

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这个概念是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于1868年提出的，他将英帝国，尤其是白人殖民地描述为“将英国之声传向世界的扩音器”。

将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却另有其人：历史学家西利（John Robert Seeley, 10 September 1834 – 13 January 1895）。他不是首创者，也不是围绕这一理念最高产的人，但他是个学术带明星，英国历史学专业化体制化的开拓者。

用西利的原文来形容这个概念：

When we have accustomed ourselves to contemplate the whole Empire together and call it England, we shall see that here too is a United States. Here too is a homogeneous people, one in blood, language, religion, and laws, but dispersed over a boundless space.

西利心中的英帝国，是一个“有着相同血脉、语言、宗教和法律的民族”，分散在“无边无际的空间”中的联合起来的国家。

这正是19世纪后半段英国知识分子对殖民的主流描述，即：英国的扩张是不列颠民族的扩散。“扩散”意味着，它是由内卷的本土流向未经彻底开拓的土地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去殖民，因为土地就在那里。

于是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西利会这样形容英国的扩张了：“我们似乎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中征服了半个世界。”（we seem, as it were, to have conquered half the world 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换言之，殖民者的扩散未必意味着一个中央政府治理的扩张。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19世纪不列颠殖民地的自治运动？它不是被殖民者的自我觉醒的抗争，也不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海外不列颠民族争取同等权利的抗争。

“更大的不列颠”的概念就在这样一个话语之下提出。它要团结帝国本土与“不列颠的”殖民地，使之成为一个邦联，直至联邦国家。这个不列颠殖民地指的是什么？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好望角地区，没有印度。

那么我们继续追溯一下这一理念的更深远的背景。

这个理念我们就要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对殖民地地位的讨论：殖民地究竟是帝国的累赘，还是帝国的不可或缺？

（殖民地的政经军利益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并不总是。将殖民地视为能够稳定盈利的一个财产是一种辉格式的思维惯性。殖民地意味着对帝国而言庞大的常备军开销，以及如布尔战争、加拿大自治运动这样的例外。维持关键地区的殖民统治（如苏伊士运河）与维持一个国家的殖民统治是截然不同的。）

在北美独立战争与1837-1838年的加拿大自治运动这样的背景下，曼彻斯特学派的许多学者就认为，自由贸易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方针，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帝国、专制、战争、封闭；岛国、自由、和平、开放，二者对比一目了然。

帝国=战争=专制这一等式在他们看来是有历史缘由的：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正是前车之鉴，是帝国导致了战争、混乱与道德败坏，英国政府理应成为一个捍卫自由的政府。他们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理念和约翰·密尔的书写那里汲取到了大量思想的遗产。

而反方也该登台亮相了。1870年可以作为19世纪史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以此为界限，一种“新帝国主义”伴随着铁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而兴起了。那么问题来了，在全球帝国主义大竞争的时代，英帝国该如何保住地位？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统一与团结是一个必由之路。帝国的现状逐渐成为了民众中的热门话题。

正方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主义在同一时间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批判。如果自由贸易的有利条件丧失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走得通的道路只剩下开拓帝国贸易了。

现在反方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接下来轮到西利了。他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甫一面市就成了畅销书。西利去世后，历史学家费希尔（H.A.L. Fisher）写道，这本书既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书，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短语”，它的出版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大众教育的一个时代”。“我怀疑，”他总结道，“是否有任何其他历史著作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政治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西利在书中认为，大不列颠是这样一个国家：“由某种意义上同质的人组成，不仅在血统上同质，而且在思想和宇宙观上也同质”。他坚持一个国家应该存在三个要素：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英国的扩张“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以前的帝国既没有大不列颠所展现的地域扩张，也没有这样的文化和政治统一的程度“。

Greater Britain . . . is a vast English nation, only a nation so widely dispersed that before the age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its strong natural bonds of race and religion seemed practically dissolved by distance. As soon as it is prov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at political union over vast areas has begun to be possible, so soon Greater Britain starts up, not only a reality, but a robust reality.“

“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幅员辽阔的英国，只是这个国家分散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在蒸汽和电力时代到来之前，它的种族和宗教之间牢固的天然纽带似乎几乎被距离所消解。一旦美国和俄罗斯的例子证明，在广阔的地区建立政治联盟已经成为可能，那么不久之后，“更大的不列颠”就会建成，这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现实。

在西利的论述中，印度是英国的反面：它不是一个民族，也缺乏如英国或者意大利这样的“不受统治、生而自由的传统”。在另外一本书的结尾，西利这样表示他的立场：

The colonies and India are in opposite extremes. Whatever political maxims are most applicable to one, are most inapplicable to the other. In the colonies everything is brand-new. There you have the most progressive race put in the circumstances most favourable to progress. There you have no past and an unbounded future.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are all ultra-English. All is liberty, industr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as yet tranquillity.

殖民地和印度处于相反的两极。不管是什么最适用于其中一极的政治格言，都最不适用于另外一极。在殖民地，一切都是崭新的。在那里，最进步的种族被置于最有利于进步的环境中。在那里，你没有过去，只有无限的未来。政府和机构都是英国之外的。自由、勤奋、发明、创新和平静就是一切。

西利和他的同路人畅想着一个单一民族的全球帝国的终极愿景——即使是在今天看来，这也太激进了。印度被排斥出这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帝国之外：它是属于过去的，全无希望的，而且因为达尔豪西的创造印度民族的工作，而迟早要失去的。

一个名为“帝国联邦运动”的政治运动正在冉冉升起。

1884年，《英格兰的扩张》出版的第二年，帝国联邦协会在伦敦成立了。协会首任主席威廉·福斯特为帝国的政治改革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关于议会代议制有两个建议：第一：殖民地的代表进入下议院中，与此同时，可能在上议院中也要增加来自于殖民地的贵族。第二：建立一个新的、更为高级的代表大会，我们本土的议会与自治殖民地及其他殖民地议会与之的关系是相同的，这就像是美国联邦议会，或者是德意志议会之于普鲁士或巴伐利亚州。

……

在第一种情况下，殖民地代表所要讨论并尝试解决的议题，不仅包括帝国问题，而且还会对联合王国内部政府产生影响；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代表将聚集在一起，只考虑帝国的问题。

这样的提议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密尔的影子。密尔意识到了引入殖民地代表制的后果:“在这个制度下，母国和她的殖民地将完全平等地结成联邦，不再相互依赖。”然而，密尔并不准备支持这种转变：他注意到殖民地和“母国”之间建立“平等联邦”的提议，认为这些提议值得称赞，但最终与“政府的理性原则”不符。他认为，联邦论者尤其没有考虑到，如此遥远的土地之间缺乏共同利益，而且他们选出的代表之间不可能进行充分的审议。“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联邦制，”密尔写道，“也不存在我们认为对联邦制至关重要的条件。”

帝国联邦运动的参与者们尤其关心国家体制的改造细节，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他们力图证明，改造帝国是可行的，而不仅仅是一套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

然而，细节上的用力过猛最终成了它瓦解的原因之一：如果细致的制度设想无法影响政府决策，那么它还有何意义？

另外一个问题则出在运动本身的前提条件上。帝国联邦运动主要关注体制的细节，也就暗示着，他们认为“无形纽带的团结”是先验的，无需过多用力的。然而，他们错误估计了殖民地精英的意识：他们并不想为帝国的防卫买单，对帝国特惠制也是兴趣缺缺。

最后一个最致命的失败原因是：尽管运动支持者里面有很多后座议员，但是支持它，和把它放到议会台面上讨论是两回事。如帝国议会的设置必然牵扯到本土议会地位的变化，后者可能就此降格为地方议会。1897年的殖民地会议和1902年的殖民地会议都讨论过帝国联邦，但是殖民地的代表和本土的部分官员都会觉得这个计划会破坏殖民地的自治传统，也不赞同武装部队统一管理。帝国的特惠贸易也遭到了自由党的强烈反对。

联邦论者始终未能解决议会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言论也未能成功重构“宪政传统”的语言。再加上协会财政的日渐困难，英国本土的帝国联邦协会于1893年宣告解体。

两年以后，西利抱憾去世。

我们最后来清点一下“帝国联邦运动”的遗产。

虽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它确实留下了某种真实改变英帝国的东西。

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帝国联邦不是“不正确”的，它只是过于超前。

支持帝国联邦的学者开始反思这一论断的前提：“无形纽带的团结”真的是先验的，业已存在的吗？

答案显而易见。

那么现在对于帝国建设而言，最紧要的事情就变成了帝国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爱国的帝国公民。原来走精英教育路线的帝国史教育，现在将全体英国人视为教育改革所要影响的对象，帝国史的教学开始迈出大学校园，走向中小学。西利的话语就这样进入了帝国教育之中，同时也催生了19世纪末开始的帝国史与帝国研究的热潮：“罗马热”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之一。

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帝国史，就是学习英帝国在17-18世纪竞逐富强中胜出的历史。西利对历史书写的观念，在他身后终于成真了：“帝国史能够成为政治家的学校”。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激烈敌对关系又给了这样一种观念以巨大的推力。

同时，英帝国史的书写方式也得到了奠定：文明-野蛮、民主/自由-专制等二元对立的形式成为了今后几十年内书写历史的主流框架。这种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精英思考战后秩序的方式。

参考资料：

John Robert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3.

施华辉，英帝国历史书写的形成，2017.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2007.

阿西娜·赛利亚图，民族的、帝国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流裔，2012.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1997(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