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的是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这是一本研究鸦片战争的史学名著，主要讲的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在遭到欧洲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但这种缺陷是体系化的缺陷，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某几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这个“体系化缺陷”到底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在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失败，我们一般会有这样四种印象。第一种印象就是，奸臣当道，忠臣壮志难酬，林则徐后来被罢免发配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种印象是，清政府目光短浅，腐败无能，在战场上一触即溃，然后就一味地求和，甚至不惜割地赔款。第三种印象则是，中国的技术实在太落后了，只能用大刀长矛对付英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第四种印象就是，英国人实在太帝国主义了，不光打了我们，还逼我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些印象不能说错，但是在茅海建先生看来，这些结论实在流于表面。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论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论是“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还是外交领域的苦苦支撑，都是在这些论调的笼罩之下，希望求一个贤臣良主、政治清明的局面。
但这种论调追求的局面，其实仍然是旧道德模式下的“忠良贤愚”。这也是为什么茅海建把这本书叫作“鸦片战争再研究”的部分原因。从这个视角来看，《天朝的崩溃》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流于表面的论调，把这场在100多年前改变了中国乃至东北亚政治形态的里程碑事件中，蕴含着的内在复杂性揉开掰碎给你看。让你明白，传统中国统治崩溃的必然性已经孕育在东西方两种体系的碰撞中。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天朝的崩溃》，你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晚清名臣李鸿章那个著名的形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在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内在缺陷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茅海建先生会说，这场战争一开始，中国就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述书里的核心内容。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在纯军事领域，中国为什么落后？
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技术落后，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因为我们还要追问一句，中国的技术为什么会落后？过去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说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科学不发达，所以造成技术不发达。这么说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科学和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鸦片战争之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中国人确实是空白。但是在那个时代，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还没有绝对的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没有科学思维，技术上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差距。没有科学指导，中国古代史上也有辉煌的技术成就啊。所以，科学落后和技术落后不能混为一谈。具体到鸦片战争中，战争对阵双方，也并不是热武器的英国和冷兵器的中国之间的战争那么简单。要知道，中国的火器不仅发展得早，而且直到清代初叶也并不落后。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也不是一支靠大刀长矛的冷兵器军队，他们是有火器的。
比如说，明朝有一位名将叫戚继光，是抗倭英雄，在他的军队里就配备了一种叫“鸟铳”的火器。别看“鸟铳”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土，实际上它就是葡萄牙的火绳枪，是当时最先进的枪械。而除了鸟铳之外，明朝还引进了小型的佛郎机炮和口径130毫米的红夷大炮，这种大型火器。清代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就在红夷大炮下吃过大亏，直到清军也成功地仿制了这些火器之后，才把战场上的劣势扳过来。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火器技术的巅峰，是清代康熙年间。当时，清军掌握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清军在和葛尔丹作战的时候，葛尔丹就用一万只骆驼布了一座“骆驼城”，原本是想防止清军的冲锋，没想到让清军的一顿火炮给轰成了渣。你想，那得是多大的场面。虽然说，这些武器都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些技术，而且从明朝末年到清代康熙年间，中国的火器技术一直在发展。
中国武器技术真正开始落后，是在清代初年平定葛尔丹、吴三桂这些大乱之后。
首先，平定大乱之后，军事技术就没有直接的发展需求了，由于清朝并没有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意图，整体上倾向于国内治理，所以整个国家对于武器的热情也不高，经费、人力都没有向这方面倾斜。
由于重心在对内，清政府对于武器技术，除了不思进取，还加重了对技术的封闭。简单地说就是严防死守、秘不外传。清政府从这个时间起，对武器的态度就成了“天下太平以后就封起刀枪。”
当然，这个传统从秦始皇时代就有。秦始皇就曾把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缴起来，铸成12个金人。在皇权看来，控制武器是防止内乱的最好方法。我掌握先进技术，但你没有，我就能在军事上压制你。
这样一来，清政府在武器技术上的重心，就不是研究，而是保密了。既然是保密，那就越少人参与越好，甚至越少人知道越好。比如，即使在军队之中，八旗军队配备的就是燧发枪，是比火绳枪更先进的枪械；而绿营，也就是汉人组成的军队，配备的还是鸟铳。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保持满族自己人的武力优势，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对外作战的主力恰恰是装备差的绿营军队。
而那些先进的火器，就因为长时间不使用，甚至被人遗忘了。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就有爆破弹的技术，俗称“开花炮弹”，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保密体制，以至于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连林则徐都不知道“开花炮弹”是什么东西，竟然又重新引进了一遍。
上面我们说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下面我们会说到，即使是老的武器设备，在制造工艺上，也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也有背后的制度原因。为了防止相应官员徇私舞弊，趁机贪污，政府对武器生产进行严格的把控，甚至严到经费脱离实际的程度。一百年前批多少钱，现在还批多少钱，根本不考虑市场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情况。
最典型的例子，是183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五年之前，广东为了加固虎门的防御，铸造了40门大炮。结果，这40门大炮在试炮的过程中，有10门火炮当场炸裂，还有5门不能使用，破损率竟然高达37?注意，这可是破损率，剩下的虽然能使用，但究竟合格程度如何，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火炮的报废率这么高，就是铁的质量太差，炮管很难经得起炮弹的冲击。据说，广东那些炸裂的火炮中，炮身中的空洞居然可以装下四碗水。
铸铁工艺达不到，只能想法弥补。第一种办法，是改铁炮为铜炮，这么做工艺虽然达到了，但是中国铜矿少，铜炮不可能大规模装配。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给炮管加厚，这样做虽然能保证炮不会炸裂，但是移动它却成了难题，丧失了机动性。
火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很多人还会背火药的配比公式“一硝二磺三木炭”，这可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可是这只是一个大概比例，它只能让火药发生燃烧爆炸反应，却不能让它达到最好的爆炸状态。
上面的内容说明，在军事技术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社会协作网络上的差距。任何一项技术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支撑它的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协作网络。清朝火器发展过程中，清政府设计的是一套保密体制。他这一保密，技术不断重组的进程就被打断了。不仅技术本身得不到发展和进步，甚至连火药、铸铁这样的上一级技术模块，都因为没有需求而消失了。
你看，中国军队在武器上落后，军事实力差距大，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懂如何制造火器，而是中国的政府制度严重限制了先进武器的生产和发挥。这才是中国在纯军事领域落后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部分，在具体战争过程中，清政府为什么在战略上摇摆不定，甚至错误百出。
熟悉鸦片战争的人都知道，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清朝的战略指挥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比如说，三番四次地临阵换将，从林则徐到琦善，到杨芳，再到奕山。战争态度，也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出现了，琦善私自和英国签订合约的情况。以至于，清政府既错过了最佳战机，也错过了最佳的求和时机，最终只能被迫签订条件苛刻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更荒唐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光皇帝都以为我们在战场上是占优势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具体的敌人，清政府的整个国家机器都出了问题。打一个比方来说，在体量上，清朝就是个巨人，这个巨人太大了，已经大到行动迟缓，手脚严重不协调的程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具体过程。
1840年的7月5号，英军已经放弃了广东，直接北上打下了浙江的定海。可是12天后，道光皇帝收到的奏报还是6月中旬林则徐在广东给他写的。林则徐在奏报里说，皇上你放心，我们这儿准备得万无一失。一直到八月初，道光皇帝才模模糊糊知道，浙江出事了。你看，清政府对战局信息的统筹，最快也要一个月时间，你说，这场战争怎么打。
当然，这件事表面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技术问题，快马加鞭当然反应慢，如果我们和英国人一样有了电报、铁路，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也不是！当时清政府的真正缺陷在于整个官僚制度，它有一个解决不了的内在矛盾，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统之间的那种永远也化解不了的恩仇。
你想，皇帝高坐在金銮殿的顶端，他对他自己亲手构建起来的这个官僚组织永远是不信任的，因为他能看到的只有紫禁城，只有官员们呈上来的奏报。皇帝不是傻子，他知道全天下还有很多事他不知道，说白了皇帝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官员蒙骗。甚至他还会疑心，是不是有人要夺他的位置。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为什么总是宠信太监？因为太监是他的家奴，太监所有权力都只能依附于皇帝，本身不可以篡位。
在鸦片战争中，道光一开始派过去的是林则徐，后来林则徐倒台，又派过去一个能臣叫琦善。琦善去了之后，就开始推动和平协定，但因为他私下把香港许给英国人，后来又撤职。撤职之后，道光皇帝就严重不信任琦善，居然直接把他的家给抄了，但理由不是他没把事办好，而是怀疑他贪污受贿。
不信任是互相的，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也不信任皇帝。虽然他们表面上都说臣肝脑涂地。但实际上，臣子的本能就是推卸责任，这任务交给我了，我想的不是怎么干好，而是怎样不出错。
所以后来在1841年的时候，皇帝又新派奕山去和英国人作战。按理来说，救兵如救火，应该火速进军。但奕山却一路磨磨蹭蹭，走了将近两个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奕山不愿意承担责任，想静以待变，如果前方有利，就日夜兼程往前线赶。如果前方出点问题，那就能拖就拖，反正我没到前线，责任就不在我。
就连林则徐也是这么干的，他总是跟道光皇帝说我这儿没问题，英国人只会打水战，一上岸膝盖不能打弯。要知道他虽然是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但也是文官系统的一员，免不了因为追求安稳而糊弄皇帝。再比如说琦善，他就跟道光讲，英国人之所以会北上，是因为在广州受了林则徐的气，没办法只好跑到北京来伸冤。皇帝一听，他们既然是受了林则徐的气，那把林则徐给办了不久行了吗？结果林则徐就被发配新疆了。
官僚系统的这种残酷性就在这里，虽然你没犯什么错，可是一旦出现外部性危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直接被当作替罪羊，这种事情在鸦片战争当中发生了很多。那官员们怎么办呢？很简单，骗！你看，当时在广州前线，没好下场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琦善，因为两个人相对比较实在，还不敢跟皇上瞪眼说白话。
可是第三任主帅奕山就聪明了。他到了广州之后，知道打不过英军，就一方面和英国人求和，许给英国人600万两赔款，一方面有换一套说辞蒙骗道光，说英国人已经恭顺天朝，干脆赏他们600万银子吧。结果皇帝一高兴，不仅让奕山加官晋爵，连带着五百多个人都升官。
所以，鸦片战争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败得那么惨，可是真正因为战败，而被处斩的只有一个人。剩下的什么林则徐、琦善、奕山、耆英、奕经，没有一个是被处斩的。琦善虽然被抄了家，判了斩监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甚至官复原职。
也就是说，国家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但却几乎没有人为这个事儿负责。不但没人负责，从皇帝到百官，大家还喜气洋洋各得其所。所以，对清廷君臣而言，他们对自己面对的这种体系冲突一无所知。在皇帝和官员们眼中，1840年的战争只是一场被放大了的局部争斗。他们无法得知，西方文明体系的威胁将在此后不断延续、扩大，并且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才又有了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内容，清朝皇帝和官员的互相不信任，这种内在矛盾造成了整个鸦片战争的战略混乱。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部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真相是什么？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英国就逼着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一说到《南京条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比方说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还有割让香港，再比如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大面上看当然是这样，但是一旦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有意思了。
刚才说的那四点，其实是两份条约的内容：割地和赔款是《南京条约》，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虎门条约》。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条约呢？严格意义上讲，《南京条约》其实不能算是不平等条约。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先生就说过，自古以来战败国都是这个待遇，从罗马帝国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的一方要割地和赔款，这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如果严格地按国际法来说，《南京条约》其实是一个平等条约，虽然我割地赔款，但我们的关系还是对等的。开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让你来贸易而已，而且规定你只有这五个地方可以，别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真正让中国和英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是后来补充签订的《虎门条约》。有意思的事来了，主动推进《虎门条约》签订的，不是英国，而是清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既然得了赔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开了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目的基本上达成了，比较满意。但清政府这边的小心思就多了，简单来说，就觉得英国人是强盗，《南京条约》满足不了他们，他们一定会得寸进尺。其实，按照西方的国际规则，两国签订条约后，都必须遵照执行，该赔款的赔款，该撤军的撤军，谁违反了就是单方面毁约。不但条约作废，而且要受到国际谴责。
但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事，觉得所谓条约就是暂时的停战协议，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撕毁重来。所以，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有一位大臣就写了一个《十可虑》，就是有十件必须要考虑的善后大事，或者说十件值得忧虑的事。
说是大事，实际上不过是两国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在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国曾经以占领天津为目标，很明显，英国人对天津有兴趣啊。可是在《南京条约》里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又没有天津，那英国打的是什么主意？再比如，战争之后，中国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筑海防工事，万一引起英国的猜疑，进而阻挠怎么办？
你看，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体，但实际上都是杞人忧天，说白了就是没有契约意识。问题是，在当时不止这位大臣这么想，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到最后，道光皇帝干脆给耆英——也就是负责《南京条约》签订的满族大臣——下了一道圣旨，让他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继续谈“一切要紧事件”。
但究竟什么是要紧事件，道光皇帝也没说，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动去找英国人交涉。于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要求要给《南京条约》做“添注”，也就是补充条约。 结果，就是这个补充条约奠定了中英关系不平等的基础。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见一共有十二条，比较复杂，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两点，就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先说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无权审判，必须将罪犯带回英国才能定罪。也就是说，无论英国人在中国犯了什么罪，都有正当的理由逃避中国的司法审判。至于英国怎么判，跟中国就没有关系了，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关系吗？
而最开始提出这种想法的，不是英国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审判权送人，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麻烦。万一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之后，英国政府要庇护怎么办，没准又成了英国人挑衅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就算不成为借口，但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是个很麻烦的事，至少要向上批示吧，还有得跟英国交代清楚吧。所以，干脆就不要这个麻烦，你英国人在中国人犯了罪，你们自己带回去处理。如果其中有中国人参与，就由中国司法来审判。
说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别那么麻烦了，干脆“你的归你，我的归我”，但实际却是把中国的独立司法权拱手想让，最后落在条约中，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治外法权”。
另外一件事，协定关税问题，则是在《南京条约》中有过讨论的。英国人本来的意思是，你们清朝的关税制度太混乱了，每个省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也不一样，现在开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个省，所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把关税统一就行了。你看，英国人只是要求统一关税，至于定多少你们自己说了算，别太高就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在耆英商谈补充条约的时候，自己把这一条否决了。初衷也可能是觉得，由我们自己定关税太麻烦，万一英国人觉得不合适又节外生枝，所以还是按照以前广东的办法，咱们商量着来。
这个心思一经提出，英国人当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余种货物的关税定了下来。然后英国人再在文本上偷梁换柱，关税由《南京条约》的“自主统一”变成了“关税的变更，中国需和英国商量。” 别看“商量”这个词好像很和气，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单方面变更关税的权利。
这些事情经过重新协商之后，就变成了《虎门条约》，这才是在国家关系上让中国和英国不平等的根源。表面看，是英国人在玩把戏，利用耆英对西方国际规则的无知，哄骗出许多额外权利，让中国逐渐丧失主权。这种说法当然也不错，但是细看当时的具体过程，未尝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结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们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情况下，要尽量免除后患。茅海建先生就在书中评价，这些人的初衷是争取一点利益，占一点便宜，但最终的结果却更严重了。这才是，鸦片战争中“不平等条约”签订的真相。
到这里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给你讲的差不多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那几段非常动荡的时期，比如楚汉、三国、两宋等等，其中近现代中国史有算是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但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在不了解和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的情况下，只对结果进行评价，也就是容易陷入“事后诸葛亮”的模式。
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四种一般印象，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其中都有“如果……那么”的假设，如果林则徐不被罢免，如果清朝不腐败，如果中国技术先进，如果英国人不那么混蛋，也许结果就不一样。而茅海建先生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不是他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发现，也不是提出什么新奇的历史观，而就是把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摊开来给我们看，让我们能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
当这些细节被摊开来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鸦片战争，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的挫折，其实都是国家体系，甚至是文明体系的所造成的。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三个部分，军事技术、官僚体制和外交认识，其实都不是清政府所独有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就说，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理由和今天说的一样，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的现象，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至于外交认识，早在几百年前，宋、辽、金三朝之间，就频繁地签订和撕毁条约，只不过延续到清朝而已。所以，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国家体系和文明体系的危机。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茅海建先生无不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中，无论如何，清朝都会成为失败者，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是越早与英国缔结和约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