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节·奥斯维辛·自由女神

文:金雁

无论就近代史上的历次民族灾难，还是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浩劫而言，波兰都堪称为世界之最。近代史上的四次被瓜分（我们过去的史书上只说是三次，最血腥的一次瓜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约，是在1939年由德、苏两强对波兰的瓜分）和百年亡国痛史姑且不论，仅就二战浩劫而言，波兰人又岂止“切肤”之痛？随着德、苏军队1939年9月18日在布格河畔的会师，波兰的土地上揭开了人类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在西边，上百万波兰人惨死在奥斯威辛等纳粹“死亡营”中；在东边，数万波军战俘被贝利亚手下的苏联内务部队在卡廷森林集体枪杀、在谢里格尔湖被沉船致死。在那六年中（1939-1945），2800万人口的波兰就牺牲了600多万人，人口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约10%）、中国（7%）都高得多，是二战中牺牲最为惨重的国家。这段血写的历史，对波兰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我旅波的那两年不像1995年恰值50周年的“二战热”，但战争的影子仍然无处不在，以致给我留下的印象之强烈，不亚于那两年的“休克疗法”。值此二战大祭，谨录数则以志所感。

特殊的圣诞礼物

我认识的波兰老人中，有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格莱里赫。这位82岁的老太太是华沙一家医院的退休护士，是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出身于世居华沙的老家庭，战前是个十分富有的大家族。战争中一家人带了少量金银弃家出逃，但终于未能躲过劫难，家人都惨死在奥斯威辛，只有她一个活了下来。她说着伸出胳膊给我看：至今那上面刺的集中营囚犯号码还赫然在目。

1992年圣诞节我从乌克兰赶回来看她，老人十分高兴，把圣诞节采购的礼品、食品都搬出来让我看，还穿上新买的大衣走了几步让我瞧瞧是否合身。最后，她又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从里面取出了一大堆物品：老人的软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小巧玲珑的圣诞树，以及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小饰物等，几乎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品都有了。

“谁想得这么周到?”我好奇地问。老太太递给我一封用德、波两种文字打印的慰问信。原来，这些都是德国政府寄来的。我这才得知，为了表示对法西斯集中营幸存者的歉意，德国政府（以前是西德政府）每年都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所在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几乎都是孤寡老人）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小箱老人圣诞用品。这真使我感到震动：没想到时隔近半个世纪，德国政府还会以如此姿态为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杆悔和道歉！人们都知道勃兰特70年代访诚时在大屠杀纪念地下跪的事，然而人们或许会说：那是做给传媒看的，而且，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勃兰特的这种姿态能否代表德国各主要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同，也还可以怀疑（众所周知，社会民主派在反法西斯方面一向比自由派更激烈些，这在意、日等国也是如此）。然而我此刻见到的这种道歉方式，却是跨越政党的，是向那些默默无闻、毫无“宣传”功能的孤寡老人们进行的。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日常”行为，比任何轰动传媒的仪式更令人感到德国人（少数光头党除外）及其不同党派的历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真诚。联想起某些日本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傲慢不逊，真是判若霄壤。我不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否与所谓“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别有关，假如有的话，我可真要成为“西化”的拥护者了！

亡灵节：心灵的震撼

11月1日，是波兰的亡灵节，这是我到达波兰罗兹市（90万人口的全国第二大城）后遇到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亡灵节是追悼、缅怀死者的节日，类似我国的清明，这一天波兰全国放假。亡灵节起源于波兰中世纪，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自1945年以来它就主要令人联想到二战，几乎成了纪念二战死难者的专门节日。

早在前一天晚上，波兰各公墓已是灯烛布满，鲜花遍地。尤其是“二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墓前，包括卡延森林和新近发现的“第二卡延”殉难者墓前，更是举国哀思所寄，非同寻常。11月1日清早我走上街头，真是大开眼界：几乎全罗兹的人倾城而出，涌向公墓。望不到头的小轿车堵塞了市区到墓地的各条公路。穿过警卫进人墓园，但见人群涌动而不闻鸦雀之声。最感人的仪式中心，是墓区中央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下与“二战”无名烈士墓前，那里鲜花簇拥，油灯万盏，不少儿童与波军战士在墓前守灵。这些引人注目的小天使们都来自人群，其中不少还是蹒跚学步的婴幼儿，但仿佛也受周围情绪的感染，竟无一嬉闹者。他们先由父母把着手点燃一盏油灯，再独自走到守灵战士旁，肃立片刻，然后才返回父母怀抱。看到这许多年轻父母在把着手教他们那尚未懂事的孩子做这一切，我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此情此景，仿佛战争就在昨天，而今天人们正在为牺牲的烈士们进行国葬一般！

回想在国内，人们已是几乎完全用谈论历史的口吻提到抗日战争，无论文学作品描述得多么壮烈，它与现实似乎已相当隔膜了。而在波兰，战争仿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你处处能感到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痕，感到它在一直陶冶着波兰民族的悲剧精神。

波兰全国各地的“二战”纪念地不可胜数，从著名的奥斯威辛、索比堡等集中营遗址到华沙前犹太区、华沙大起义旧地，大大小小的纪念设施都投资不菲，但无一处是卖门票的。奥斯威辛遗址包括一、二、三号营地，规模之大几乎相当一个小城市，内设大小陈列馆室几十处，一律免费开放。整个奥斯威辛只有一处收费服务项目，就是奥城火车站前的自行车出租点。由于集中营距车站有十几分钟路程，营地面积也很大，又无公交车辆（可能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肃穆)，因此便产生了这项出租自行车的服务，但收费极廉，显然并无盈利动机。这就是据说已“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波兰！这就是以令人“休克”之势投入市场经济的波兰！相比之下，我国不仅像卢沟桥那样的抗战纪念地票价高昂、商贩云集，一派“繁荣”景象已屡遭物议，甚至就连南京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那样的场所，门票也售价不菲。我想，就是采取设立募捐箱的形式，也比堂而皇之地“付钱请进”更合适这种场所应有的气氛吧。

旅波两年，各种二战纪念设施看了不少。虽然见多了之后也产生了一种模式化的感觉，但每次去看仍能感受到如同初度亡灵节时一般的心灵震撼。那种深切的悲剧情怀与巨大的正义冲动令人难忘。然而在国内参观一些抗战纪念地（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除了悲愤之外，老实说，也感到十分窝囊……而这种感觉在波兰人中是没有的。这里当然有历史原因：弱小的波兰在1939年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德苏两国的两面夹攻，它的失败是悲壮的，但并不耻辱。而我们这个昔日的老大帝国被“岛夷”、自己文化上的学生小日本欺侮至此，这种耻辱感波兰人自然难以理解。然而，更叫人感到窝囊的还是在现实中，中、波国人在认识那段历史时表现的差异吧。

奥斯威辛感怀

奥斯威辛（全称为奥斯威辛一比克瑙集中营）不仅是波兰境内，而且也是二战中全部法西斯占领区内规模最大的纳粹“死亡营”。1940-1945年间，在这里遇难的犹太人、政治犯和苦役人员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个谜。最少的估计为100万，最多的估计在400万之众。通过各种文献与传媒，这里的毒气室、焚尸炉和灭绝犹太人的整个“操作过程”，对中国公众而言已不陌生。但我两次来参观时，仍有强烈的感受。

规模庞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内部结构比我原来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它实际上分为三个不同“功能”的营区，最早设立的一号营（扎索莱营区）主要关押与屠杀波兰和德国的政治犯；1941年设立的二号营（布热津卡营区）主要用于灭绝犹太人，毒气室与焚尸炉等一整套杀人的“流水线”就设在这里；1942年建立的三号营（德沃累营区）则是一个庞大的苦役“企业”，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在这里设立大规模的化学与合成橡胶工厂，利用因犯的奴隶劳动进行生产。包括犹太人、政治犯与战俘在内的各类因徒，用闷罐车运到奥斯威辛后就被分类。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被送入三号营服苦役，慢慢被折磨死。而年老体弱者和妇孺则直接送入二号营的杀人流水线中惨遭屠戮。

三个营区中，二号营的杀人设施最“先进”而生活设施最简陋。进入营区大门，一条长长的马路贯穿营区，两边全是工棚式的大房子。每间大房两端开门，不开窗户，里边一条通道贯通两门，两边排列着一溜三层的木架子床。路北的工棚是土坯建筑，用作男牢，每间大房子要关140多人；路南的则是砖房，用作女牢，每间关押的人数要少些。我粗略数过，全营有大房子200座左右，也就是说一次性关押人数为2.5万一3万之间。这里关押的犹太人很快被送入“杀人流水线”，因而在押时间一般很短。

而一、三号营地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清一色的红砖楼房，外观整齐、划一，很像国内常见的50年代建筑。如果不是楼外的门口竖立着绞架，几乎就像是一个干净的军营。我们随便走进一幢楼里，发现楼内的布局就与我们学校的教工单身楼差不多。

在参观时，一位老波侨（他们一家人在一起交谈时不用波语，估计是旅外已久的波兰侨民)热情地撇下家人一路为我们做讲解。他那连珠炮式的波语我并不能完全听懂，但临别时的一句话我倒是听清楚了：“法西斯惨无人道，希特勒是杀人魔王，但斯大林比他们更坏——苏联的古拉格可比这里要可怕多了。”应当说，这句话是有些偏见，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中并没有这样为成百万的灭绝犹太人而设立的“杀人流水线”。不过就我几次去前苏联时的所见所闻而言，“古拉格群岛”中的生活设施就是与奥斯威辛二号营相比也更恶劣得多，与眼前这奥斯威辛一号和三号营更是没法相比了。然而就人生的意义来说，失去自由、任人宰割的人们处境是一样的，无论是在设有白瓷马桶的楼房中还是在寒风彻骨的木棚内。

人性对兽性的控诉

在奥斯威辛，我的另一个强烈感受是它的纪念陈列国际色彩十分突出。在这里进行的不是“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控诉，而是人性与人类良知对食人野兽的控诉。在奥斯威辛一号营那一幢幢红砖楼里，20多个国家分别设立了陈列馆，介绍本国同胞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遭遇，其中也有德国馆！我从参观中得知，与随到随杀的二号营不同，一号与三号营由于“犯人”关押时间长，档案保留得较为完整，从而为这些国家的陈列馆提供了丰富的图片、文献资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馆。昏暗的灯光、大屠杀场面的大幅全景照片和身穿因服、不分男女一律剃了光头的一个个遇难者遗照，配上疹人的音乐，真使人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看了这些陈列，你会在痛恨法西斯的同时，感受到波兰土地上“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一种深切的人类精神。

的确，波兰人的民族性格之刚烈，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了。在国土论陷的六年中，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和持有不同政见与信仰的波兰人都为祖国的解放慷慨赴义，近1/4的国民死难，仅1944年8-10月间的华沙大起义，牺性者就超过了被广为宣传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整个战争期间的死难人数，成为欧洲纳粹占领区最为惨烈的一次反抗事件。许多被占领国家的天主教会曾与占领者合作，如斯洛伐克的季索神父还出面组织愧偶政府，而波兰教会却因坚持爱国、抵抗的立场，有多达1/3的神职人员被法西斯杀害，其牺牲者的比率超过了全民族平均值。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因举校一致坚持抵抗，竟至于全体教师都被纳粹屠杀，这在整个二战中大概也是仅此一例。在二战期间，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法西斯扶植的愧偶政权与伪军：挪威有吉斯林、法国有维希政权、捷克斯洛伐克有季索、南斯拉夫有“乌斯塔莎”军队，就连苏联也出现过弗拉索夫上将手下的二三十万法西斯仆从“俄罗斯解放军”，我国的汪伪政权和伪军更为人所熟知。唯独波兰，虽然沦陷时间在全欧最久，法西斯却从未能在波兰人的任何一个所属与党派中扶植起傀儡势力、伪政府或伪军，甚至连统治波兰的德军总督府中都很少有波籍雇员。“我们没有波奸”，这是波兰朋友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足以引为自豪的一句话。

然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却绝少沙文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味道。也许是近代长期被列强瓜分的历史，使波兰人把自己的解放与宗主国、全欧洲和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吧，波兰人的“爱管闲事”也是历来有名的。波兰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几乎都以支持外国被压迫者的自由事业而著称。如科希丘什科（1746-1817）、贝姆将军（1794-1850）、梅洛斯拉夫斯基(1814-1878）等等。此外，巴黎公社的两名著名波兰将领东布罗夫斯基与符卢勃列夫斯基、投身德国革命的卢森堡与投身俄国革命的拉狄克等人也代表了这种传统。今天的波兰国歌《波兰不会亡》原来是投身法国大革命的波兰军团的军歌，这个军团军装上印着一句标语：“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这句话，堪称是波兰民族自由精神的写照。正是这种精神，使波兰人在法西斯的暴虐镇压下全民反抗，宁死不屈；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波兰人在40多年后又率先冲出“铁幕”，并且像在1848年时那样，再一次在整个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引发了连锁反应。

离开奥斯威辛，在返程的列车上我又听到扬声器中传来波兰国歌的激越旋律：“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不屈的民族精神，深切的人类情怀，这也正是浩劫50周年时人们的心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