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亲历太平轮的生命故事

来源:新民周刊

口述｜张典婉　采访整理｜张　英

      “《太平轮》幕后的许多真实故事，远比吴宇森的电影故事要精彩。”

　　电影《太平轮1949》的上映，让台湾作家张典婉很尴尬。一方面，电影的上映带动了张典婉同名图书的热销；另一方面，她经常面对记者的问题是：“吴宇森电影是不是根据你的书改编的？”

　　在吴宇森的商业电影大片《太平轮1949》里，太平轮的沉没变成了故事背景，讲述了一段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爱情故事。但这个乱世的爱情故事，对于张典婉而言过于轻松了。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1948年12月从上海出发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一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凌晨，太平轮在浙江舟山海域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船上一千多人遇难，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事件。

　　这起灾难被1949年中国的历史洪流所吞没，它的伤痕一直留存在当年遇难者的家属心底，沉默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2004年底，张典婉和朋友洪慧真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历史记忆才重新被打开。

　　2009年，张典婉的新书《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2011年6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在大陆发行，当时开新闻发布会时，吴宇森的剧组来了十几位，但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直到2013年初，吴宇森到台北，请工作人员约张典婉见面聊天，同行的有胡幼凤与谭端。“他要跟我亲自见面谈一下，谢谢我提供这些素材，他说电影《太平轮》不是要拍太平轮，是要拍一个1949年离散的爱情故事，电影里有一艘太平轮，他的剧本作者当时找了王惠玲，后来再也没有找我。我把历史碎片跟场景还原了，好像替人家搭了一个舞台。”张典婉对记者回忆说。

　　张典婉给吴宇森讲述了几个没有写进《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爱情故事。吴宇森当时听完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因为王惠玲的电影剧本当时已经完成了。

　　“但我有点话想说，这起灾难当然是历史，可如果没有这个不幸为承载，你怎么去叙说一个离散的爱情故事，怎么去找这些资料来做历史的拼图？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是要有诚意的，他甚至连太平轮的受难者家属都没有见过。如果你要这样撇清电影和我的书的关系，我觉得对不起那些太平轮的遇难者和接受采访的家属，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张典婉接触到了更多太平轮当年遇难者家属，也听到了更多的故事。至今为止，她的采访和写作仍在继续当中，历史的打捞使得那段历史不断被丰富和刷新。

　　我写关于太平轮的念头，是在我妈去世后。

　　在整理她遗物时，我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桃江路一号老屋的地契，还有一个记满了上海电话的小本子。

　　我当时抱着妈妈的遗物，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那些号码，她再也不可能拨通了，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那一刻，我决定要写她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太平轮。

　　她活着的时候，常说如果没有太平轮，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延续的。沉船前一个月，我妈带了一只皮箱，两只小狗，从上海搭乘太平轮，到了台湾。

　　我妈是跟我外婆、舅妈、姨妈一起来台湾的，当时男眷就全部留在上海，他们觉得仗打一打应该就结束了，所以先把女眷送走了，男眷留在上海处理生意。我爸爸那时候在民国的外交部工作，后来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他回到老家台湾，帮我外祖父做生意，在台北的北门邮局那边的博爱路，开了个贸易公司，专门卖糖，负责台湾跟上海的来往生意。

　　我妈坐太平轮到台湾，一个月后，太平轮就沉没了。再过几个月，新中国建立，上海解放了，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

　　小时候，有时候吃饭，我妈摆下刀叉，就会嘀咕：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也经常会提到太平轮，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好多人。最后，她常常会以“还好我没坐那班船”的话结束。很多年后，我才得知，不到半年时间，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就有3万多人。

　　我父亲跟母亲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就回到了台湾乡下。因为在大陆念过书，然后娶了外省太太，他一直是警察的监视对象，后来干脆就跑到苗栗乡下，当农夫，写写书，写写字。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都还有所谓的警察，监视我们家的举动。

　　我的英文是我小时候在乡下妈妈教的，我妈妈说他们当年在上海读书，每学期要演莎士比亚英文剧的，我妈妈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英文发音，她说台湾乡下的英文老师不能学，完全就是台湾口音。

　　童年时，我听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梅兰芳都会到家里来，跟我外公吃饭聊天，梅兰芳是很西式的人，也喜欢吃西餐。这些故事我都听我妈妈说，可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来往的那个过程便是民国史。

　　我妈妈好伟大，一个上海大都市长大的小姐，可以陪我爸爸在苗栗乡下过了一辈子。种种田，种种花，种种水果，很辛苦的农耕日子。我妈妈一直在变卖从上海带到台湾去的家底，什么古董、玉镯、金银首饰。最后她去世的时候，就剩下外婆留给我的一套小碎钻的首饰，还有三根金条，绝大部分财产都卖完了。

　　她觉得她很幸运，没有坐沉没的那一班船，来到台湾，人生从此改变。可这个改变也变成她一辈子也回不来上海。她在台湾，想了一辈子上海。等到大陆台湾签署协议，可以回上海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只好叫我回来看看。

　　198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候还坐绿皮火车，虹桥机场厕所没有门，就一条粪沟。我去找我妈妈以前的家看，他们家的房子，都不见了。他们去台湾以后，房屋和土地都被政府没收了。他们家的房子，经过重新分配，住满了人。

　　我妈妈家族当时的财产，用一张A4纸写不完的，那份地契我还留着，756亩土地，标准大地主。现在来看，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当时走访我妈妈的学校，还有老家桃江路一号，也去看上海新村那些我外公遗产上的房子，到一个地方，就拍一张照片。

　　我到上海档案馆，找我们家族的当年的资料。我舅舅和我外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冠上汉奸的罪名，因为我外婆是日本人，又跟日本人做生意，所以1949年后的日子，大部分都不是好过的。我一个舅舅，“文革”中熬不住，后来就上吊过世了。

　　回到台湾，我妈妈看了照片，嚎啕大哭，她说不要回上海来了，她很难过。后来台湾很多老一辈的大陆人，一直没有回大陆，因为伤心了，家产都不在了，回来干嘛，祖坟也不在了。

　　八岁坐太平轮到台湾的冯老师，他杭州老家拆迁，要把拆迁费给他，然后叫他回杭州。他到杭州一看，老家全部拆光光，除了拆迁费，他就抱着两个门框回台湾了。那种感觉经历过的人才能了解。我妈妈的沉痛，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没有办法体会。

　　后来我从报馆离职，本来是要写一部家族的小说，小说里会有一个太平轮的悲欢离合。可是我发觉太难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祖父、外祖父做过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亲当年的上海生活，因为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我母亲跟我讲，她的童年在日本度过，然后回到上海来念书，念完高中。康有为孙子在台湾，八十几岁的时候跟我聊，我爸爸跟康有为最小的女儿康同环还有一段恋情。我父亲是康有为的关门弟子，住在愚园路。他当时年纪和康有为最小的女儿康同环差不多，男学生喜欢老师的女儿，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当时康同环没看上他，选了一个银行工作的经理。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康同环从国外回台湾，还和他一起去苗栗乡下看我爸爸。我当时做记者，康同环有次到台湾，康有为孙子还叫我去和她一起吃饭。当时老太太已经七十几岁了。虽然两个人没能在一起，但心里还是有些情意，不然也不会到台湾乡下去看我爸爸。

　　我没有先写我父母亲的故事。因为写《太平轮》，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跟他们家族的生命故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上海的一些朋友，帮我找到了我外祖父的一些资料，原来他是爱国商人，还跟孙中山先生在神户有合影照片，捐款给他们。

　　外祖父是镇江人，1949年后，全家人都离开上海，我妈妈、阿姨、舅舅都过世了，我不知道他们祖坟在哪里，后来就有人告诉我，我外祖父家镇江祖坟还在，特地有人去拍照片发给我。我在孔夫子网买到我爸爸在大陆出版的书，繁体版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的朋友还帮我找到外公早年写的一些诗。我替我父亲出了两本书，算是对我父亲的纪念。我舅舅的儿子，不到七十岁，他在日本看到我写的书很兴奋，后来从我这里找到他爸爸当年在上海翻译的书，他自己都吓一跳：这是我爸爸？他还会翻译书？司马家族就剩下我跟他两个人，他也蛮兴奋的。后来他回上海的时候，特意去镇江祭祖坟，当时墓地到处都是落叶，非常荒凉，一个修得很好的坟，但根本没人去祭拜。

　　这么多点点滴滴的碎片，我本来以为是拼太平轮的碎片，可是最后还拼出我的家族史。

　　我离开新闻界以后，获得了一个拍纪录片的机会，当时我就想，应该把太平轮的故事拍出来。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和国民党相互斗得很厉害，政治内耗严重。我一个朋友，找到凤凰卫视，希望能够拍一部1949年大陆人到台湾的故事，委托我做这个事。

　　我当时和电视拍摄小组一起工作，我帮助他们做一些采访，提供些历史资料，他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这样一起拍，我们当时访问了很多历史见证人，他们都是太平轮船上遇难者的家属，再接着采访少量那次灾难的生还者。

　　当时在上海拍纪录片，十六铺码头还没有拆，我们坐船到对面拍，那时候董家渡还有卖布的。我到上海档案馆找资料，当时资料还没有胶卷化，一捞出来上面一层灰，用麻绳捆着，上面写着“中华民国38年上海最高档案卷”。

　　然后我们在上海档案馆，一个一个抄，一个一个影印，一个一个看，从资料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再去找当时的人。这部纪录片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许多台湾作家写下了逃离大陆的文字。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记下了太平轮遇难后，她和丈夫在港口苦等友人、《时与潮》总编邓莲溪在基隆登岸的情形：“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9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我俩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林海音在未完稿的《基隆登岸》中写到他们乘船来台的情形：“基隆登岸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半的事。听说基隆到了，乘客都跑到甲板上来观看。远远地只见岛上一片绿树，基隆是个好天儿。五妹燕玢说：这就是台湾呀! ”

　　1949年5月10日，作家李敖一家人从上海坐船到了台湾：“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近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书，终于挤上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逃难了。”

　　从1948年7月14日开始，太平轮往来于上海和基隆，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共行驶了35个航班。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间，太平轮还临时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在辽沈战役中负责运送国民党伤兵和当作补给船。

　　在太平轮运行初期，国共内战已呈白热化，通过太平轮往来上海与基隆的乘客，主要是上海的商人、游客、眷属和去台湾的公务人员。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淮海战役的失败，作为商务船的太平轮开始成为逃难船。

　　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

　　我们当时还专门开了博客，很多人发信息给我们，开始一个一个采访。遇难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也陆续主动联系我。每一次采访，都很残忍，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又不肯接受采访，有人不愿重提往事，讲到死去的太太就痛哭流涕。

　　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的后代现身，罹难者吴禄生的孙女吴素萍通过网络找到了，在香港铜锣湾见到了生还者叶伦明老先生……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十年后才得知他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是运营太平轮的中联公司股东。蔡康永回忆说：“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英国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例外，因为当时爸爸一位相识在上海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捧人场，就把手上这艘刚要开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航行的太平轮，给这家上海人自营的保险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被人民政府接收。”

　　我采访的人，大部分是遇难者的后代，另外一部分是坐过太平轮的旅客。他们早一点到台湾，等爸爸或者等妈妈从上海来。

　　作家龙应台的母亲当年就是坐着太平轮，一路流亡到台湾后，生下龙应台。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当时还是婴儿，因为吐奶严重，母亲担心他受不了海上航行这么长时间，刚好托付的朋友帮他们买到了飞机票，于是没上太平轮，改乘飞机到了台湾。

　　我写书的时候，只有一位生还者，他当年还可以背着背包，跟我们从福州坐火车到上海，现在老先生已经瘫痪了，人都不认识了，九十几岁，住在香港的养老院里。后来太平轮海祭后，又找到第二位生还者，书出版以后，我又找了北大一个生还者，后来凤凰卫视和上海电视台也跟着采访过。

　　一直到现在，我发现太平轮的采访，已经超过了记录一个灾难事件，变成一个两岸离散的记忆，甚至是大时代的一个见证。太平轮是小人物的故事，由他们的记忆去拼贴对那个大时代的想象。

　　前两天我去杭州，一个冯老先生就来了现场，他八岁那年，坐太平轮从台湾回到上海，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局工作，1984年又到了台湾，和电影导演胡金铨一起工作，因为缴税太多，他干脆把台湾身份证拿到了。杭州现在有三个坐过太平轮的长者，他们都是当年很小的时候就来回两地。

　　68岁的蒋先生，当年只有两岁，跟着妈妈全家从台北回到上海，前几年台湾实行自由行以后，又回到他们台北住过的老家去拍照，去看当年的邻居。他们都住在杭州，在一个城里，可他们都不知道原来他们都坐过太平轮。

　　还有一批人提供了资料，一个是北大的周老师，和台湾找的王妈妈一样，他们都是太平轮的生还者，他们的名单在上海档案馆里的资料上。当时他们只有十几岁，身体不错，也会游泳，所以坚持到最后被救起。

　　北大周老师的弟弟讲，海难发生后，他爸爸是太平轮的五个股东之一，破产理赔，他们家被砸，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他爸爸后来为了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还去卖血为生。

　　周老师讲，上海一个女中学生，跟着表哥在一等舱里，船下沉的时候，会游泳的表哥跟表妹手拉手，同时被救起，可表妹年纪太小，在海里泡了很久，又湿又冷，过了几个礼拜就在上海过世了。

　　拍完纪录片《太平轮》后，还不断有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浮现，我决定接着写太平轮的书，把采访故事集结起来。

　　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困难，很多故事都处在等待的过程。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妈妈拿着船票，不肯上船，因为船上的人实在太多了，甲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后来就决定不上船了，然后保住了命。

　　平时坐太平轮，要用爬梯才能上甲板，沉没的那班船超载，四点钟的船延迟到了晚上开，人超载近两倍，东西越带越多，吃水量就上涨。一个长者的侄子在船上，他形容那艘船吃水量重，他不用爬梯，一脚就跨过去了，你想那班船超载多少。

　　舟山的文化局长小时候，外婆外公给他讲了一些故事，终身难忘。海难发生以后，遇难者的尸体飘在海面上，当地渔民把尸体收起来，一起埋葬。遇难者里，有的人身上还有一大笔钞票，他们就用这笔钱去镇上买棺木安葬他们。

　　我在一个老渔夫的家里，还发现了太平轮遇难者用过的箱子。当地人买卖过太平轮上的电话、箱子，还有打捞上来的当时民国中央银行的债券，还蛮完好的。

　　前些年，舟山文化局请潜水员下去看过，太平轮半截在沙里，半截在水里面，很多的潜水员非法打捞，去炸船，寻找财物，有些尸体尸骨还存在那里。

　　我跟吴宇森说，很多爱情故事，我没有写进书里。北京的作家梅娘，她的先生是柳伦光，中共地下党员，他就是太平轮的受难者。当年她带着女儿柳青，还有肚子里的一个孩子，先坐太平轮到了台湾。到了台北，她住在北头的山坡温泉那边，一直没有等到老公。

　　梅娘带了孩子在台北，举目无亲，生活无以为计，过完了农历新年谁都不认识，他们就又坐船回到了上海，流落街头，又要生小孩，船难发生以后，他们跟中联公司去要钱，后来辗转回到了北京。

　　因为太平轮，梅娘的人世被全部改写，梅娘后来在北京坐牢坐了那么久，生活过得很苦，冬天在北京火车站背白菜劳动。出狱以后，帮人家做保姆，赚取家用打发生活。当时主人家小学三年级学生问梅娘，梅娘两个字怎么写。梅娘冷冷地说我不识字。

　　2011年的12月冬至，刚好是梅娘的生日，我买了个蛋糕给她做生日，她笑得很开心。2012年春天，我还去她家吃饭，坐了很久，那时梅娘93岁了，还能走，我本来邀她2013年到台湾去玩，可是她5月就走了。

　　一个朋友的公公，他是一个地主的独生子，当时16岁，那时候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他爸爸换了很多的金条，绑在独生子的身上，让他坐太平轮到台湾去。他当时跟两个表哥，一个17岁，一个18岁，打算挤太平轮到台湾。到了十六铺码头，一看船要开了，两个表哥跳上了船，这个地主的独生子，身体上绑的金条太重，没办法跳上船。他一看，船跟码头中间的水域上，一堆人头飘在上面，为什么，他们身上绑着黄金太沉了，跳不过去，就落到了水里，棉袄沾水很沉，人头都露在水面上求救。这个16岁的男孩，干脆就把一身的金条扔到岸边，冲刺跳上了船，后来到了台湾了。

　　当时一家报纸的副刊主任张鸿基，把女儿张祖华托付给天津的亲戚看管，在坐太平轮去台湾看望怀孕的妻子张鲁琳时，遇难身亡。张鲁琳后来得了奖学金去美国读书，把小女儿张祖芳交付隔壁的法国家庭领养，结果法国人带着孩子回了法国。张鲁琳后来嫁了一个老美又生了一个混血儿，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她写信给美国大使馆，要求找到她天津失散多年的女儿张祖华。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张祖华没有念大学，下乡就被发配到新疆农场里面去，嫁了一个日本人后裔，改革开放后回到天津，在一个广播电台里当播音员。这时，美国大使馆的人找到了他，母亲出现了，再接着被法国人带走的张祖芳也出现了，当年把她带去法国的那一对老夫妻过世了，张祖芳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嫁了一个法国人。

　　张祖芳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就写信到台湾的有关部门，辗转找到了美国的妈妈。一家人就这样神奇地相遇了。后来张祖芳给天津的姐姐张祖华写了一封信，寄了一套衣服，帮全家人办了到香港的签证，在希尔顿饭店，一家人多年后第一次相见。后来，妈妈就把天津的女儿一家人带到了美国，妹妹至今仍然住在法国。

　　吴宇森当时听完，傻了。人生里面这么多真实的故事，比剧本还要精彩。我的书里有个上校，电影里金城武演的是一个上校，人物的原形出自哪里？吴宇森的剧组在台湾阳明山拍片，他的助理到我家来跟我聊天，坐了一下午，说：奇怪了，吴导演为什么没有找你。

　　他们在台湾拍电影，外景地不是很顺利，为什么不来问我，我做电视纪录片出身，台湾其他山，小山坡都是莽草，也可以搭景。而且太平轮的海难发生地，浙江舟山也跟吴宇森联络，然后希望他们到那边拍片，他也没有搭理人家。台中地方的文化机构，也希望吴宇森电影里的外景地，可以到台中去拍，那里有片场的规模，李安在那里拍过电影。但吴宇森也不同意。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拍电影，我希望很多的场景是在基隆和舟山、上海拍，这是电影最重要场景，一个电影里还原现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