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故事

来源:浙江档案局

寻找张静梅（东南日报1949.2.12）

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2月12日《东南日报》的第二版上，一则寻人启事耐人深味。

所附的照片上，是位长相端庄，眉目清秀的女子，头发挽髻，身着当时时髦的“枪驳领”格纹呢子大衣。她叫张静梅， “年三十六岁杭州人自太平轮失事后至今情况不明倘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请即通知或电告上海南京西路377号东南日报社刘子润……”。

刘子润时任东南日报社经理，张静梅是他妻子。1949年1月27日，张静梅带着养女梅子，与丈夫的同事们，还有当时的富甲政要们，一起坐上了像推磨一样在黑夜里潜行的“太平轮”。

与一般的寻人启事不一样，这则寻人启事写的是“寻招”二字，我想，“招”字，也许饱含着亲人的召唤吧——刘子润还盼望着与妻子重逢，希望像平时自己回家，听到妻子 “你回来了啊”的招呼吧。

太平轮：过于沉重的负载

太平轮

下午2点：等待

张静梅坐的是头等舱。

此次去台湾，是丈夫的安排，让她带养女先过去安顿，他随后就会到。

他的上司、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注1）想把报社迁往台湾，派他把上海分社的印刷机器设备等先都运走。

因为刘子润有事无法脱身，而派指派下属随同前往，一路上也好对妻女做个照应。下属们把印刷机、白报纸、资料什么的装了几大箱共有100多吨，统统搬上了太平轮。

张静梅身边的养女梅子很兴奋，她却有些焦虑，太平轮一再推迟开船，恐怕这顿团圆饭要吃不上了。

太平轮最初拟定的开航时间是26日。当时，往基隆跑一趟，大致需要两天三夜60个小时左右，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台。但非常时期，人算不如天算，太平轮突然改口，把开船时间推延到了27日上午10点。

可是，过了中午，船还是一点起航的意思也没有。

这是1949年1月27日下午2点。再过10个小时，就是除夕了。

插播：1949年

太平轮是艘改装船。

二战期间，它是美军的军备运输船，载重2050吨。1948年7月14日，由上海中联企业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代价租赁而来，第二天就启航，开始承担起上海到台湾基隆的往返交通。

中联公司的幕后老板是几个宁波人，在此之前“中联”已拥有澳大利亚制造的华联轮、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两艘商船。

这其实是宁波老板们的精明，想捞最后的“国难财”。

但始于1920年下水的太平轮，在美军使用期间，船身已经被改装得轻巧单薄，中联接手后将其作为客轮使用，它的单层舱底越发显得很不安全，因为通常客船都是双层底。

1948年9月，国民党也开始征用像太平轮这样的商旅船也被调拨为军方使用，为辽沈战役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输送补给和撤离伤兵使用。

1948年年底，随着国共内战战火纷飞，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打算“南迁”。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取得胜利的解放军，挟淮海战役之势，一路南下，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

1月5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着手准备转移。

上海黄浦江码头成了临时的“避风港”，商船上挤满了准备“南迁”的商贾、名流、政要等，前者是觉得这是个商机，后者则是“逃难”，谋求发展。

当时，包括太平轮在内，基隆到上海这条航线上跑的客轮加起来有55艘，每周都有往返航班，但每条船都是一票难求。

吃紧的船票每天一个价到后来每班次一个价，李敖的《回忆录》里说，他与父亲为坐船去台湾，当时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圆券(注2)，共换得4亿多”，“购二等票2张，三等票全票3张、半票3张，共用去4.3亿元。”

能坐得起这种船的都是富人或者政要，另一方面，几乎这条航线上的每条船都有超载，因为多出来卖的位置就是船员的外快了。

太平轮一共设有一二三等船舱，分设在船体的三层，实际座位只有508个，但据后来起诉中联公司的起诉书上称“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1月27日，这一年的春节前，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航班，只剩下太平轮一艘了，这也是太平轮第35个航班。

作为末班船，船票越加吃紧，即便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手里揣着金条，也不见得买得到票，还得要门路粗，在别人挤破头的时候，他们拿着公司高层的名片就轻松上了船。

张静梅所坐的头等舱，当时登记在册的人有44人，其中有前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留学时的好友俞季虞等政要，虽然身为家庭主妇的张静梅不认识他们，但也可以看出，张静梅的丈夫刘子润在社会上很吃得开。

头等舱的人熬不住漫长的等待，纷纷跑到甲板上看个究竟。

下午4点：还在等待

此时甲板上，已被人拥挤得密不透风，船舱里实在太臭了，酸腐味阵阵袭击着人的胃，再加上漫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等待，更让人焦躁起来。

27岁的东北张汉（有资料说，张汉就是电视《潜伏》余则成的原型）站在甲板上，紧紧衣服，双手插在口袋，手里的船票被捏得已经汗津津了：二等舱47号，太平轮。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组织安排他去台湾，上船前，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淑贤，无论生男生女，你都要好好地把他养大成人……

上海富商李浩民踌躇满怀，虽然时局吃紧，但年还是要过，在桃园，他10岁的儿子李昌钰（后来成为国际刑侦专家）正在等着自己，当然他还不知道，在桃园的家里，小孩子们在院子用石头搭出了“父来公园”，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吴伯超的心刚经历过一次从失望到高兴的跌沓，如果不是那个太平轮的三副，他还真是赶不上这班船了，他不认识三副，三副却认识这个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几个月前，他送妻女上的也是这趟船……

另一边的角落里，一个中年男人望着黄浦江浑浊的江水发呆，他抽了口烟，压低了帽檐，他不想被人认出来。

他叫王毅，他是国民党在海南岛的最高将领，海南岛发行的国民党货币，就叫做“王毅币”，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想让他去组建海陆空三军联部，以在西沙一线阻止解放军从海上向台湾发起进攻。但这位昔日抗日名将不想插手内战，所以他叫“姻亲”王定胜买了太平轮的票，他想从台湾再转回海南。

这些被记入史册的人，不管当时何种身份，此刻他们的心情和家庭主妇张静梅一样，他们是别人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丈夫和妻子，不管时局如何紧张，年总是要过的，他们都盼着早点到台湾和家人团聚。

然而，危险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

下午6点18分：开船

台湾基隆港。

建立于光绪年间的基隆港是台湾的第二大港口，彼时，从台湾往返上海的船舶都在这停靠。

建元轮上，热气腾腾的景象，卷扬机来来回回倒腾着，工人们正往船上装煤炭和木材。已经是隆冬了，上海乃至江浙一带的冬天向来是阴冷潮湿，眼下战局吃紧，物价倍涨，这些物资也可以卖上好价钱。

据资料记载，建元轮是艘货船，属于益祥轮船公司，这是中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买来用来做运输生意，一直往返基隆上海运输物资。

天色渐暗，建元轮的货都装备停当，有资料记载当时建元轮装了近2700吨货，和当时所有在这条航线上的商旅船一样，也有超载现象。

一切准备停当，72个船员（另一个说法是120人）弯腰纷纷进入船舱，船长检查核对完船舱和货舱，打开驾驶室的门，检查了下发动机和各种仪器设备。

汽笛响起，船锚启开，建元轮也要抓紧时间开到上海去。

此时的黄浦江码头，距离预定的开船时间过去两个多小时了，可太平轮还没一点要起锚的意思，它晃晃悠悠的，似乎还在等着什么。

据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东南日报》1949年2月1日《生还旅客历尽惊险》里报道记载，“太平轮原定于26日离开上海的，可是结果延到了27日，先说上午就可以开，可是一方面为了装东西，另一方面是船员要求过了阴历年再开，怠工了几个小时……”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内，陆陆续续的，太平轮等来了它的任务——中联公司与人签订的运输合同上记录的东西：除了东南日报的100多吨货外，还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等1317箱，甚至还包括一辆陈果夫的别克轿车……一捆捆的钢筋也被搬了上来，据资料记载，这批钢材大约重600多吨。

而那些跟客人随行的货，已经早早搬上了船，比如有往来商行为台北迪化街商铺准备的南北货、中药材，有铁丝、洋钉、小五金，北京荣宝斋的玉器、古董……

彼时，太平轮的水位线已经吃紧。曾经给侄儿送吃的前后两次去过太平轮的卢超后来说，“只见船上甲板已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时须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举足即可踏上。”

可见太平轮超载的程度，据资料记载，“当这批钢条装了150吨时，船长即声明已足额，但因公司当局已收了600吨的运费，故只得照装。”

当晚6点18分，天完全暗下来，太平轮终于启航了，甲板上的人们舒了口气，纷纷转回舱里，船舱里飘来酒香，一场饕餮之宴拉开序曲。

此时的太平轮累计约载重有2700多吨，足足超载了650多吨。

上海码头

晚上8点：狂欢

时值戒严期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1月5日新发布的水上宵禁令，规定每天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不准在海面航行，所以太平轮关了灯，也不鸣笛，默默地加大马力，抄小路，以最快速度驶出吴淞港口。

此时的船舱内，饭菜酒香杂陈，出发前，考虑到可能要在船上过年，太平轮管事早早地就准备好了美食，琳琅满目，玛琪琳、鲨鱼、海参、海蜇皮、干贝、猪牛羊肉、火腿、大头青蟹……还有各种酒饮、汽水卷烟瓜子……

太平轮设有高级西餐厅、酒吧和歌舞厅等，欢歌笑语，杯酎交错,船员们也加入了岁末狂欢的队伍。

这一晚，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这一晚，距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已过去37年了。1912年4月15日，在撞到冰山之前，泰坦尼克号上，也是一片狂欢声，而海上一样的风平浪静。

驾驶舱内，船长不知踪影。太平轮上的厨师张顺来曾指证说，当天晚上他看到大副和二副喝酒赌钱。另一个乘客徐志浩说，大副喝酒后把掌舵大任交给三副。

三副是大副的小舅子，也是他好心，把自己的床位让给吴伯超，但吊诡的是，事发时，他却没在驾驶室里，有说是他睡着了忘记调舵才导致了后来的相撞。

晚上11点45分：撞船

1949年1月27日晚上11点45分左右，太平轮像推磨一样在海上摸黑潜行近6小时了，

船到了舟山群岛海域内的白节山附近。

狂欢的人们大多回舱睡觉了，远处的渔火星星点点。

白节山，是座仅有0.5平方公里的小岛，最高海拔120.7米，岛上盛产白术，故也叫白术山，是海上交通要冲，100多年前，小岛就建有灯塔，1946年灯塔再次修建。

有人听到了砰砰的声音，跑到甲板上看，被告知是和一艘船相撞了，“没关系！”船员们把惊醒的乘客挡了回去。

事实上，点着微弱信号灯的建元轮也在赶时间所以也抄了小道，但“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点燃，以致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

建元轮的船头笔直地切入太平轮的货舱，有的船员反应机智，跳上了太平轮，闻声跑出来的太平轮乘客也拉上来不少挣扎的船员。

5分钟后，建元轮沉没。

太平轮上的船员安慰大家说：只是和建元轮撞了下， “我们的船大，没关系”。

据记载，当时有艘盛京轮曾收到建元轮发出的求救信号，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救援，但太平轮的回复是：一切都好。

几分钟后，乘客发现下舱进水。惊醒的船长这才觉出危险，指令向右方的白节山灯塔行驶。灯塔西面有一简易码头，水深较浅，潮流较急。

乘客们已经被巨大的嘈杂声惊醒了，大家往甲板上逃，但超载的太平轮，前舱迅速倾斜，船身开始一边倒……

慌乱中，张静梅带着养女跟着大家，纷纷往船顶上跑去，因为救生艇就在船顶。

或许大家还有机会。

28日凌晨15分：逃生

有20艘救生艇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之前，根据通行惯例，救生艇的数量基于船的吨位，救生艇其实起的是一个转移作用，把沉船乘客转移到救援船上，所以救生艇数量远远不足需要。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后，这一救生策略被改写。

从泰坦尼克的事故以后，国际海事组织(IMO，1948年3月6日在日内瓦制定了公约)，对海上航行船舶(包括货船和客船)采用了强制性规定,要求船舶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救生设备。

太平轮上有十多艘救生艇，但诡异的是，太平轮上的救生艇直到船沉没，竟没有一艘被船员放下。据生还者说，前舱沉没后10分钟，船的左侧也开始沉没，救生艇上挤满了人，但没人想到割掉绳子。

随着再一次响起巨大的爆炸声，锅炉爆炸，气浪飞溅，喷向逃生的人群，黑暗的海水像一个巨大漩涡，不断地把人吸走，张静梅和养女被抛到甲板一边，木箱木板什么的在空中抛起落到海里，张汉、徐箴、俞季虞、丈夫的同事……一个个被抛起来，从张静梅眼前坠向冰冷的海里，船长站到浮桶上，一跃而下……

船体轰然倒下，卷走了求生的人们最后一丝希望，他们连同张静梅一起很快被黑暗无边的海水裹住了……

“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儿工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生还者葛克和其他获救者一样，求生的本能点燃了他，而老天也眷顾了他。

此时，恐惧已经击溃了人的意志，而寒冷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求生的勇气，“天气冷冻之严酷，直可使活人冻僵，身穿衣裤，全部湿透，加以酷冻，身如贴冰，浑身发抖，牙齿互撞不已”。

15分钟后，太平轮船身全部沉没，海面一片宁静。

这一刻是1949年1月28日零点15分。

29日清早：获救

看过电影《泰坦尼克》的人恐怕还记得，逃生时，人性的善美无畏、自私阴冷交杂，事实上，任何灾难面前，人性的丑恶都会暴露无遗。

一生还者回忆说，当时有的人拿着枪，逼人让出跌出货舱漂浮在海面上的木板和箱子，救生艇随着船掉入海里，有的人只管自己爬上去，往前冲去，挣扎的旅客们想抓住，但被推了下来……

甚至还有幸存者回忆当时，他们看到右前方有两艘大船，红灯闪照，他们拼命呼救，却无人应答。

据记载，因为很多是孩子和家属都没有登记在册，太平轮上的实际乘客超千人，但最后生还的官方记录是36人，年龄最小的是16岁的王兆兰。建元轮72个船员仅有两个船员生还，是一个“三管车”和一个伙夫。

但这些生还者均不是救生艇所救。

第二天清早7点，驶过的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搭救了他们。其中一个女性乘客救上后不久就死去，被扔进了大海。

当时正直春节放假，大陆很多报社都休息，老百姓是在三天后，才坐实了太平轮遇难的传闻。

事实上，在太平轮出事前，已有艘江亚轮出事。1948年12月3日下午，由上海开往宁波。有旅客2285人（无票者和儿童都不计算在内），当驶出吴淞口后，船身突然爆炸，船头下沉，近三四千个乘客遇难。两起船难距离不过一个多月。

即便如此悲惨，这些事件夹杂在当时动荡的时局新闻里，都上不了头条。

惨案没有善终

动荡的时局中，这桩惨案却并没有得到善终。

中联公司的幕后老板是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和周庆云5个宁波老乡，其中一个叫蔡天铎的，他是《康熙来了》主持人蔡康永的爸爸。

二战结束后，长期被外国列强霸占的中国航运市场，在日本人败了、英国人一时回不来的当口豁然敞开，成了政界和商界疯抢的肥肉。

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性质是国有企业）从1946年从美国打包购买了19艘大湖轮，每艘17万美金，还附带送货上门，大举杀进航运业。一夜之间，上海滩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航运企业好几十家，就连汤恩伯、杜月笙等高官名流也插上一脚。

“中联公司”是靠着与陈仪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之侄）的浙江同乡情谊，得到了太平轮、华联轮等三条船，做起了航海生意。

出事后，家属们兵分两路，在上海地方法院起诉中联，到台湾要求赔偿，愤怒的家属们冲进中联公司找人算账。

台湾方将中联下面的华联轮和安联轮扣下向银行抵押作为赔偿金，但时局艰难，所获赔偿金并不多，对遇难船员则是以每人八十石米作为抚恤。

东南日报报道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东南日报》，从2月1日开始刊登关于太平轮的新闻，可以看出事件进展情况：

“太平轮沉没前后，搜索结果地点或在白节门，善后问题现尚未获得解决”（1949年2月4日）

“太平轮上旅客海空搜索均无发现，家属要求每名抚恤食米百石”（1949年2月5日）

“太平轮善后问题，在台家属呼吁解决，发表启事谓中联应负沉船责任”（1949年2月18日）

“台北地方法院开审太平轮案，管辖权问题尚待裁定，中联分公司经理图逃被截获”（1949年4月5日） ……

与此同时，中联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华泰和鸿福，事发后，都宣布倒闭。事实上，签约华泰，还是蔡天铎想捧朋友的场。

2月4日，上海《大公报》在《轮船失事原因》指出，造成此次灾难的原因首先是抗战胜利后，轮船大量增加，船员素质低下，仅持准考证就可驾船；其次船运公司不注重救生设备，称中联公司的华联轮十条救生艇9条漏水。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2月6日《东南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社论《太平轮事件的社会因素》，做了更深刻的剖析：

“第一不负责，无纪律。在现今社会上早已成了风气，一般心理上说人命如儿戏是一个

基本原因……社会的缺乏进步与没有秩序皆由于此，于是贪污，昏聩、敷衍、草率、凌乱、暴戾之气，搅成了一团，太平、建元二轮的驾驶人员只要有一方面能够兢兢业业，就不致造成如此巨祸，现在不幸碰到了一对糊涂虫……真可说是荒谬绝伦了。

第二，概自通货膨胀，后加政治腐败以来，狡黠之徒，无不以事业为工具，以欺诈为手段，以投机为目的，只要结纳官场，负缘金融之门,便可有业皆企,无机不投……他们只具有一种目的,便是怎样才能赚的更多的钱。就说历来肇祸的轮船公司吧，那一家不是由于乘客逐额，超载过多，设备简陋，人员泛滥，管理腐败所致？……华泰、鸿福两家公司这两家保险公司也正和所有投资的企业公司一样，他们原是准备在太平无事时日进斗金，一有风吹草动便可溜之大吉的，这种下流相,当然比了能够买几只轮船挂挂航运招牌的还不如……”

后记：不是黄金船

太平轮海难4天后，历时3个月的平津战役结束，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

1月31日，北京解放。

4月6日，上海法院开审太平轮一案。

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3天后，解放军进入南京。

5月20日，台湾戒严。5月27日上海解放。太平轮惨案审理最后无疾而终，所有证词、文件多半留在上海，目前很多保存在上海档案馆，台湾保存着台湾方面诉讼文件和赔偿记录。

而那两艘“中联”用来抵押的轮船被铁链锁在港口，再也没出过海，成了一堆废铁。

台湾女作家张典婉曾为太平轮事件到浙江省档案馆查找资料，她从2004年介入寻找太平轮生还者，制作纪录片《寻找太平轮》，2009年出版了《太平轮：1949》，让人们对太平轮事件才有了真正了解。

这本书中，关于“太平轮是艘黄金船”的说法，根据走访调查，张典婉得出结论说，太平轮上装的只有银元、银砖，以及可以用来兑换黄金的债券，并没有传说中的黄金和故宫文物。

在大陆，因为资金和技术问题，一直无法对太平轮进行打捞，所有秘密也都埋藏在了白节山的海底。即将上映的吴宇森大片《太平轮》，也许会向你揭开当年那桩惨案的一角。

回到开头那张寻人启事，在登出寻人启事后，刘子润还在《东南日报》上连登了十几天的 讣告。

在这场灾难中，东南日报遇难的有员工和家眷9人，其他的员工并没因此得到额外补偿。也许刘子润不甘吧，他找到当时杭州分社分管领导就抚恤问题让他给社长胡健中写信，他拿着信连夜就去找胡健中。

随后，刘子润跟着胡健中去了台湾。胡健中到了台湾后，因为当时陈诚下令外来报纸不得在台湾开办，而适逢陈果夫地位下降，所以东南日报就此结束。

张典婉女士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资料

注1：胡健中：东南日报的创办者，东南日报原名为《杭州民国日报》，1934年改名为《东南日报》，成立了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东南新闻事业有限公司），陈果夫是董事长。当时，胡健中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时享誉报坛，人称“南北二胡，一时瑜亮”。

注2: 1948年8月9日，民国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民国政府又准人民持有金银与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比率高于三个月前府买进的五倍。但当时上海坊间，已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老百姓宁要黄金，不敢再领金圆券了。但在官方，还是要使用金圆券。李敖在回忆录里说，买船票必须要金圆券，只好拿银元去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