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的影响

来源:选自《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林著

希腊形而上学的这种注重背后的东西、注重思想的对象的思维倾向，到了柏拉图哪里，进一步被发扬光大。柏拉图明确提出了理念与感性事物之间的直接对立。理念（idea）就是概念，而具体事务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和分有，先有概念然后才有具体事务。列宁曾经把这种观点叫做野蛮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是柏拉图也有他的理由，要想了解这个理由，我们需要先来看看柏拉图之前出现的诡辩论。

在巴门尼德之后出现了芝诺等诡辩家，他们用一种诡辩的技巧来说明眼睛看到的东西是靠不住的，比如芝诺提出的阿喀琉斯追乌龟的著名诡辩。阿喀琉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大英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的赛跑锦标获得者，而乌龟是爬的很慢的。芝诺论证说，阿喀琉斯要想追上乌龟，前提就是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开始爬的那个地点，而当他到达这个地点时，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于是阿喀琉斯又必须先到达这个新的起跑点，而这一段时间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以此类推，阿喀琉斯只能无限地接近乌龟，但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大家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极限问题，所以芝诺就得出结论，我们眼睛看到阿喀琉斯追上了乌龟，这只是一种假象，眼见为虚，而思维推论出来的结论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如果思维推论出来的结论与感官见到的结果是相反的，那么我们宁愿相信思想而不相信感官，因为感官的对象是靠不住的。芝诺的推论无疑是一种诡辩，但是这种诡辩在古希腊时代是很难破解的。今天我们可以从数学上来谈极限理论，从哲学上来谈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问题，但是古希腊人却不懂这些道理。他们会认为芝诺的论证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会导致一种对感官的不信任。逐渐培养了一种重理论而轻感觉、重逻辑而轻事实的思想倾向。我们总是喜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希腊的哲学家们却更加强调逻辑真理，逻辑真理比感性实践更重要。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柏拉图那里，他就坚信，理念是比感性之物更靠得住的东西。

柏拉图的理念论可能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对完满性的追求。就完满性来说，一匹奔驰的骏马和一个“马”的概念，哪一个更完满？那匹骏马四蹄踏雪，正在奔驰，姿态非常优美；但是“马”这个概念呢，它把所有的感性特征都去掉了。所以如果从感性意义上来说，当然是那匹奔驰的骏马更加完美啦。但是任何具体的马都有缺陷，或者身体臃肿了一点，或者毛发色泽不太亮丽，或者品种不够纯正，等等。世界上没有一匹马是没有缺陷的，但是“马”的概念却是毫无瑕疵的，所以它从理性意义上说是最完满的。尽管从感性角度说，抽象的概念却无所不包，它把该概念所指称的一切具体对象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所以它才是最完满的。对于更加注重理论和逻辑推理的希腊哲学家来说，当然会觉得抽象的概念才是更完满的。由于概念是最完满的，所以它当然就是原本；具体事务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所以他们只能是摹本。不完满的东西总是对完满的东西的模仿和分有，而不可能相反，否则就是违背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都必定是在先的。“桌子”的理念要先于一张张具体的桌子，那些具体的桌子都是对“桌子”理念这个共同的原本的模仿和分有。这样一来，具体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就被完全颠倒了，所以列宁说柏拉图的理念是野蛮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列宁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看问题的，但是柏拉图的这种颠倒却是从完满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完满的东西肯定是在先的、原生的，不完满的东西才是在后的和派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是首先有了理念。然后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模仿，才有了感性事物。先有“人”的概念才有了在座的各位，先有了“桌子”的概念才有了你们面前的这些桌子、后者都是对前者的模仿和分有。至于如何模仿和分有。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说明（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模仿说”称为一种“诗意的比喻”）。但是从逻辑关系上来说，柏拉图的理念论颠倒了具体事务与概念的关系，确立了一种“本质决定（具体事物）存在”的基本观点，这种认为本质在先、本质决定存在的观点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流行两千多年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

这个本质在先的思想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就太密切了，基督教的创造论就表现了这种本质在先的思想。大家看看《圣经》中的第一篇《创世纪》，里面讲述了上帝是如何创造万事万物的故事。上帝根据什么来创世？就是根据头脑中的概念。《创世纪》一开头就写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就是概念在先吗？上帝先说出了作为概念的“光”，然后才有了具体的光。同样，上帝说要有空气和各种事物，于是世界上就有了空气和各种事物。世界上的万物，最初都是作为概念从上帝嘴里说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就是“本质决定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在基督教神学中，一切具体事物都是由本质决定的。“原罪”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罪”的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罪”。正是由于在亚当那里已经打上了“罪”的烙印，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作为亚当的子孙都“模仿”和“分有”了罪，因为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了一种形而上学意义的“原罪”烙印。同样，基督教的“救赎”理论也是概念在先的，也是本质决定存在的。正如亚当一个人的堕落就致使他的子孙们都成为有罪之身一样，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就救赎了所有人的罪。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形而上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耶稣受难记》剧照

希腊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把本质或概念看作是先于和高于具体事物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只有思想才能把握，具体事物却是感官的对象，这样就造成了思想与感觉、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对立。灵魂所认识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而感官所认识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这种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就很容易演变成为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论和唯灵主义。这二者在逻辑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因为人们把灵魂的东西看得更高，唯有灵魂才能把握真理，所以灵魂的处所才是人们应该向往的地方；而感官的对象都是虚假的，感性生活本身也是虚假的，因此不值得留恋。所以从柏拉图的理念与感性事物相对立的哲学二元论，就必然推导出灵魂与肉体相对立的神学二元论，必然会导致一种灵魂超越肉体的唯灵主义理想。而这种理想恰恰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质精神。

希腊哲学家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表现出一种形而上学意味的追求，为后来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论做出了表率。在这里，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在晚年为了探索纯粹的知识和追求一种灵性的生活而被雅典人判处了死刑。苏格拉底之死的重要意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就在于它体现了一种为了追求纯粹的灵性理想而不惜牺牲肉体生命的精神。苏格拉底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和四百年以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迹如出一辙，它可以被看做是耶稣殉道的一次预演。耶稣的事迹毕竟多少带有一些信仰的色彩，而苏格拉底之死却是历史中一个真实事件。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超然态度，他认为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的价值倡导，认为灵魂在肉体死后可以自由地与先贤们讨论各种哲学问题的信念，所有这些思想都表现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生活就是一场苦难，死亡恰恰是一种解脱，是新生的开始，只有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才能达到一个纯净的场所，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苏格拉底身体力行的这些思想后来在柏拉图那里进一步提升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然后再通过柏拉图主义的中介而转化为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

受到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和鼓舞，柏拉图明确表示肉体就是灵魂的一个囚牢、一个陷阱，这种思想与毕达哥拉斯之前的奥尔弗斯宗教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认为，灵魂在进入肉体以前曾经居住在理想世界里，在那里获得了真知灼见，但是当灵魂进入肉体后就开始堕落。肉体具有双重罪过，它一方面阻碍灵魂认知真理，另一方面用各种欲望来引诱灵魂堕落。因此无论在知识论上还是在伦理学上，肉体都是阻碍灵魂达到纯净的真理状态的巨大障碍，灵魂只有在彻底摆脱肉体的束缚之后才能重归纯洁。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本来只是一种哲学理论，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希腊人仍然是热爱生活的，他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柏拉图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一种禁欲主义的倾向，所以在柏拉图之后，受其影响的斯多葛主义者们就开始身体力行的推行禁欲主义。他们认为肉体既然是妨碍我们灵魂达到真理的囚牢和泥沼，那么我们既应该尽可能地克制和摒弃肉体的要求，为了灵魂的纯洁主动放弃肉体的享乐。他们主张通过对肉体的折磨来实现灵魂的升华，认为只有彻底摆脱了肉体的诱惑，灵魂才能重归纯洁。这种思想与基督教信仰是完全吻合的。

总而言之，希腊形而上学尤其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与基督教唯灵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前者构成了后者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我们说，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一种灵肉二元论观点和为灵主义理想，以及一种灵魂超越肉体、唾弃肉体的禁欲主义生活态度。这些思想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内涵，尤其是对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建构，柏拉图主义功不可没。当然，柏拉图的哲学是通过罗马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汇入基督教神学体系之中的，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希腊文化的范围。